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经学

“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

—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崇儒家古典著作,称为经书。“经”原意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在古代,有什么事情需要记下来,就刻写在竹简上。事情多了,积累的竹简也多了,就把这些竹简用线编连起来。这些线就称为“经”。可见,“经”最初不过是当时记载片数较多而又常翻阅的竹简书,并无深意。

人们首先在《庄子》中发现了“六经”的说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春秋》、《易经》这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这六类图书称为“六艺”。但因《乐经》失传,只留存一篇《乐记》,就把它并入《礼经》,成了“五经”。

到了唐朝,《春秋》被分成《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便有了“三传”、“三礼”的说法,加上《易经》、《书经》、《诗经》,称为“九经”。再到宋朝,又加上了《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就有了“十三经”的说法。

十三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宋时的儒学大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各刊印成单本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这四本书作了详细的注释,被奉为儒家古籍的菁华。科举考试就依据“四书”出题,同时这四书也就成为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了。

《诗经》

《诗经》是一部乐歌集,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大部分是民歌,分十五国,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叙事诗为主。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多为叙事诗和祀神歌,总计三百〇五篇。相传,诗原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删削才成今天流传的篇数。

汉代流传的《诗经》有四家:齐国的辕固、鲁国的申培、燕国的韩婴、赵国的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简称为齐、鲁、韩、毛四家。他们传授、解释的诗经称为齐、鲁、韩、毛四家诗。后来,其他三家都失传了,只有毛诗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脉,所谓大毛公传授的。《诗经》附有“诗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诗的前面,说明诗的大意,“大序”连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总论全书。序的作者没有定论。

这些诗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定期采集而来。在古代,有采诗的官职,每年八月周游各地,采录歌谣,上呈天子;天子巡狩各国时,命太师上奏当地歌谣,以了解当地民情。采集的区域以黄河为中心,十五国风主要反映的是今天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几省的风情,所以《诗经》可以算是北方文学,有个别的诗,如《周南》、《召南》,有着江汉一带的背景。

诗的修辞方法有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叙述,比是完全譬喻,兴是先说背景而后再叙述。

诗的风、雅、颂三种题材分类,加上赋、比、兴三种修辞方法,被称为诗的“六义”。

《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古书,不但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有史料价值,比如《商颂·玄鸟》篇,讲述了帝喾的次妃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契是商的始祖;《大雅·生民》篇,讲述了帝喾的正妃姜嫄踩到上帝的脚印后,怀孕生下后稷,后稷是周的始祖,反映了远古社会的情形。《豳风·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莆田》、《大田》诸篇,表现了周代农业的兴盛。到平王东迁以后,社会动荡,矛盾逐渐尖锐,则出现了抒写抑郁愤慨情感的诗篇,如《邶风·北门》、《王风·黍稷》、《秦风·黄鸟》,《小雅》的《节南山》、《正月繁霜》,《大雅》的《板》、《荡》、《桑柔》、《云汉》等篇,都是怨天尤人的口气。《小雅》中的《何草不黄》、《北山》、《出车》、《采薇》、《黄鸟》,《魏风》的《葛履》、《伐檀》、《硕鼠》等篇,揭露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与社会的不安。

《书经》

《书经》即《尚书》,“尚者,上也”,有人认为是“上古的书”的意思。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尚书》现代通行的版本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一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尧典》、《禹贡》、《盘庚》等三十三篇,称“今文尚书”,同时也是“古文尚书”。其余都是“伪古文”。

这个“今文”、“古文”有什么区别呢?

汉朝初年,经学家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从孔子居所的墙壁中发现了一部用古体字写的《尚书》十六篇,称“古文尚书”,但没过多久又失传了。

东晋时,一个叫梅赜的人向皇帝献上了一部二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后附一篇《尚书传》,据说是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所作,大家都认为古书失而复得了。后来清代著名的学者阎若璩等人考证,断定这部书是伪造的。现在通行的尚书是今古文合编的,篇数也有分有合。

《尚书》讲了很多历史,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历史年代最为久远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等篇,以前的人认为是夏朝时代的人所写,近代学者已证实是儒家学派的人模仿古文所编写,创作时代大约在周代。虽然是伪作,但时代比较早,依据的传说真实性更强一些,比东晋人的伪作更有价值。

《尚书》的篇名,多用典、谟、训、诰等字,文章类似于现在的宣言、布告、演讲集、会议录等,所以被称为记言之史,其中有《洪范》一篇,反映了原始的哲学思想,以水、火、金、木、土这五行为世界万有的基本元素。

水是向下滋养万物,火是向上燃烧,木的性能可弯可直,金属的性质可以通过熔化来改变最初形状,土的作用是耕种庄稼。水向下滋润代表咸味,火向上燃烧代表苦味,木可弯可直代表酸味,金销熔变形代表辣味,土耕种五谷代表甜味。

另外文章中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关于政治的原理原则:

敬用五事:一曰貌,即态度恭谨,形貌就严肃;二曰言,说话要和顺,办事就顺利;三曰视,认识要清晰,就能辨别是非;四曰听,听事要聪敏,谋事就能成功;五曰思,思虑要通达,思虑通达就能圣明。

农用八政:管理民食、管理财货,管理祭祀,管理建筑,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

建用皇极:树立皇极的威信,并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

义用三德: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同时在必要时又要刚柔并用,或者以刚制胜,或者以柔制胜。

明用稽疑: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

飨用五福: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们向善。

威用六极: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六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

五行与这些原则通称“九畴”,颇为儒家所重视。

《礼经》

《礼经》在唐朝时被拆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现在五经中所说的礼经,指的是《礼记》。在古代,所谓“《礼经》十七篇”指的是《仪礼》,它是孔子门徒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

《仪礼》原来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代高堂生所传的今文仪礼,一种是从孔家宅壁中得到的古文仪礼。东汉的郑玄将它们合二为一,成为现在流传的《仪礼》。

《仪礼》简单说来就是各种各样仪式的礼仪,内容包括冠、婚、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之后能了解到古代贵族们的繁文缛节,可以想见古代宫室、舟车、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等。

《周礼》是汉朝初年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篇目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划分,缺冬官一篇,有人就找了一篇《考工记》来补上。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群书,将这部书编入经籍,称为“周官经”。从《周礼》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的人根据战国前的行政制度写成。

《周礼》是儒家推崇的理想官员制度,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的六官是:

天官冢宰掌邦治。冢宰即太宰、丞相,统领百官。相当于国务院的总理。

地方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相当于教育部兼财政部。

春官宗伯掌邦礼,洽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

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相当于陆军部。

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相当于司法部。

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相当于农工部。

《礼记》里的《王制》一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相同。我国历代官制,多半以此为依据。比如清朝政府的吏(民政)、户(财政)、礼(祭祀和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礼记》大部分内容还是规范风俗礼制方面,如《内则》篇专门规范妇女的行为,《少仪》篇规范青年人的行为。《礼记》中有一些精彩的文章,如讨论教育问题的《学记》,讨论音乐的《乐记》,讨论个人修养的《儒行》,讨论治国的《礼运》。

现在《礼记》也叫“戴记”、“小戴礼”,原本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受命典校古籍的经学家刘向又发现几种,合编起来共两百一十四篇,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德做了删节工作,整理成八十五篇,这就是《大戴记》。现存的《大戴记》只有残本,没有列入十三经。他的侄子戴圣又删为四十篇,这就是《小戴记》,在此基础上,东汉儒学家马融又增编了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都是《礼记》中的文章。

相传《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文辞简约,内涵深刻,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启迪意义。所谓“大学”,就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后人将《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和“八条目”。

“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的总纲,意思就是,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方法在于,提倡和发扬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为奋斗目标。

“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有关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是一步步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完善了,才能让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国家安定繁荣;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平定。

如果说《大学》是指导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启蒙书,那么《中庸》便是指导人实现完美修养的启蒙书。其主旨在于通过自我教育,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庸”和“诚”这两个范畴上。

何谓“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执中、中和”的意思,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诚”是充分表达个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发展天性的诚,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

宋朝以后,《中庸》逐渐成为儒家学者的研读重点,很多儒学、理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出自《中庸》。许多思想家也都坚持“中庸”的信条,开始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问题。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

《易经》

《易经》,也称“易”或“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代帝王之学,人们常用它来预测未来、反映当前、决策国家大事。一直以来,各朝各代都有人研究《易经》,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商人更将其奉为一生必读之书。

关于“周易”的说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认为,“周”就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大学士孔颖达则认为“周”只是一个地名,是周朝的代称。

对“易”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易”是因蜥蜴而得名,只是一个象形字,是蜥蜴的俗称“变色龙”的引申义。

而现代哲学家胡适则认为,“易”是变易、变化的意思,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孔子在江边看到滚滚不绝的江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者”便是“过去种种”。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含义。

以上种种说法,一直未有定论。但《易经》中涉及的诸多占卜知识,以及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描述,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自然哲学的依据。八卦,就是从《易经》而来。

《易经》中说:“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两仪,即阴阳;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传说八卦是上古时期伏羲所画,象征自然世界的八种物象,后来周文王将八个单卦两两相叠,又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因此《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

《易经》以六十四卦的次序编排,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书后附有《系词》、《说卦》、《序卦》、《杂卦》几种总的说明文字。每一卦都有符号表示,阳爻“—”与阴爻“— —”是卦的基本符号,如同电脑的1和0这两种信号,通过各种排列组合,就能构成世界上我们所要表达的一切信息。

阳爻与阴爻的配合方法,第一步是三爻为一组,生成乾、坎、艮、震、巽、离、兑这八卦。第二步,是将这八卦,每两卦为一组,生成乾、讼等六十四卦。每一卦有个总的解说,称为“卦辞”,每一爻有个解说,称为“爻辞”。另外,每一卦还附有“彖辞”、“象辞”两种解说文字,乾、坤两卦多出一种解说,称为“文言”。《卦辞》、《爻辞》属于“经”,其余文字都属于“传”的范畴。传本意是指比经短一些的书本。现在“传”通常是指对经义作解读的补充文字。《易传》共有七种,包括《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简单来说,《易经》中包含的哲学道理,就是“简易”、“变易”、“不易”这三种意义。

《易经》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个规律,不外乎始、中、终三种状态的相互转换,因而能够以简驭繁,这就是“简易”。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流转中,正如它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表示着各种吉凶消长的复杂关系,这就是“变易”。而从另一面来看,一切的变化又都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中循环往复,所以它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未有什么进化,这就是“不易”。

《易经》的文字和思想结构都相当的完整,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做了修改,在记载的文字中暗寓褒贬,就像现在编报纸的新闻标题一样。孟子非常肯定和赞赏它的宣传作用,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的编写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年表,按年月顺序做记载,因此它也成为后世编年史的开端。

《春秋》记载的史实,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其间经过十二位君主,共两百四十二年。为《春秋》作传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三个比较起来,《左传》记载的史事更详细,《公羊传》、《穀梁传》专注于解释经文文字暗含的微言大义。现在常见的五经中的《春秋》,只附有《左传》。左丘明还著有《国语》一书,也是记述当时的历史事件,人称“春秋外传”。

《论语》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是孔子日常语录及日常生活的记录,他与弟子的谈话也掺杂其中。内容涉及道德修养、政治学术等方面,言简而义深远。据说当时弟子们各有各的记录,孔子去世后,弟子们相互讨论编辑而成,所以命名为“论语”。《论语》分三种:古论语,从孔家宅壁内找出,有二十一篇。《齐论语》,齐国人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语》,鲁国人所传,也是现在通行的《论语》所依据的本子,有二十篇。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核心,不仅有关于他个性气质的传神描写,对于他身边的弟子也有形象的刻画。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

孔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主要特征有:第一,不信神怪,不谈宇宙本体,专讲人事;第二,政治上放弃上古的天道思想,主张人治;第三,以伦理思想为中心,而延伸到其他方面;第四,主张温和的改革方式,偏向于折中主义。

《孝经》

《孝经》分《开宗明义》等十八章,古代时认为是孔子所作,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是曾子就孝的问题请教孔子,回去说给众弟子听,由弟子们的笔记整理而成。

《孝经》也有今文、古文的分别。秦朝时焚书坑儒,河间有个叫颜芝的人偷偷把《孝经》藏起来,到了汉代提倡搜集书本时,他的儿子颜贞把书献了出来,有十八篇。这是今文《孝经》。从孔家墙壁内找出的是古文《孝经》,有二十二篇,到南朝梁时就失传了。现在《十三经注疏》里收录的《孝经》是今文,为唐玄宗所注。市面上流通的单行本《孝经》,多是宋代的朱熹所编定的,将玄宗所定的本子颠倒排列而成。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同时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

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尔雅》

《尔雅》是解释字义的书,是一本独立的词典,在中国语言学史和词书史上都占有显著地位。它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人们借助于这部词典的帮助,可以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因而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

《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注明作者。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原有二十篇,现存十九篇。其内容可以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专门解释字词的意义:《释诂》、《释言》、《释训》;

第二类,解释人事和生活用器的名称:《释亲》、《释宫》、《释器》、《释乐》;

第三类,解释有关天文的知识:《释天》;

第四类,解释有关地理的知识:《释地》、《释丘》、《释山》、《释水》;

第五类,解释有关动物的知识:《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

第六类,解释有关植物的知识:《释草》、《释木》。

《尔雅》按意义分类编排的体例和多种释词方法,对后代词书、类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模仿《尔雅》,写作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而研究雅书又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为“雅学”。

从汉唐到清代,为《尔雅》作注的人很多。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郭璞历时十八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采用的是郭璞的《尔雅注》和北宋邢昺的《尔雅疏》。清人研究《尔雅》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今人注有徐朝华的《尔雅今注》。

《孟子》

《孟子》是战国时邹人孟轲和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的作品,有七篇。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他提出的性善论、仁义说、养气说、先天良心说等,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依据之一。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他的性善论主要发挥了孔子“仁”的观念,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这“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必须依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经的传授

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为保存和传习诗书,设置博士官一职,禁止民间私自讲学,后来因博士淳于越因议论政事触犯了皇帝,丞相李斯主张烧毁百家书,得到秦始皇的支持,次年坑杀了四百多儒生。皇帝的暴政最终导致民间起义。

为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鲁国的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参加。汉高祖刘邦起兵时还看不起儒生,用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等平定天下后方才意识到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展开盛大的仪式祭祀孔子,用秦时的博士叔孙通、张苍厘定法制。汉惠帝延续了他的作风,废除民间不准藏书的禁令。文景二帝时,效仿秦朝设置了博士。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推崇六经。设置了完备的五经博士,以博学经文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于是学习经典成为做官的捷径。汉朝看到秦的统治因严酷法治而失败,就一反秦的制度,推崇儒家的德治来拉拢人心,这就是以利禄来提倡经学的开端。

西汉官学中,今文学派占主导地位,有所谓十四博士:《易经》有施雠、孟喜、梁邱贺、京房;《尚书》有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诗经》有申公培、辕固生、韩婴;《礼》有戴德、戴胜;《春秋·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

西汉末年,古文经传陆续出现,古文学派因而产生。刘歆子承父业勘校藏书,将费直的《易》、孔安国的《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详加研究整理,古文经学由此获得发展的基础。古文经学没有像今文经学那样成为官学,仅在民间流行,但在服虔、马融、许慎、郑玄等大师的努力下,势力逐渐强盛起来。这些大师兼通今古文经,像郑玄作《毛诗笺》,注《周礼》、《仪礼》、《礼记》,可以说集经学之大成。除郑玄的著作外,流传到今天的古文派著作,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五经异义》。

古、今文学派之争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从西汉末年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两百余年间,发生过四次大的斗争,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官学的地位,或者是为了争书籍的真伪。清朝后半期也发生了同样的斗争。比较两派的争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今文学派尊孔子为受天命的素王(实至名归而未得其位的王),古文学派尊孔子为先师。

今文学派认为孔子的贡献是为托古改制,古文学派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学家。

今文学派认为六经是孔子的著作,古文学派认为六经是古代的史料。

今文学派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依据,古文学派以《周礼》为主要凭证。

今文学派认为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的东西,古文学派说今文经传是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非全貌。

今文学派相信纬书,认为是孔子著作更深层次的解读,古文学派认为纬书都是扯淡。

由上述几点的比较可见,两派不但所依据的经传版本不同,而且治学态度也相反。今文学派虽认为古文经是伪书,但其本身所根据的经也未必是真,特别是对经的解读,倾向于主观臆断和迷信。古文学派的态度相对比较客观,重视历史的根据。

今文经学与谶纬

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他研究《春秋·公羊传》,应用阴阳五行谶纬的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宗教化,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他在著作《春秋繁露》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宇宙到社会到个人,一切以阴阳五行为基础。阴阳变化而形成四时,五行则是变化所依据的时空构架,这种变化是循环运转,因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同时天象与人事相通,发生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人类历史也如同天运循环,有所谓黑、白、赤三统的互相交替。又因为“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而阴卑,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今文学家应用的谶纬之说是什么呢?

谶是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编造的所谓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的隐语。秦末年,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就是利用谶语制造了“大楚兴,陈胜王”等天赐的预言。后来民间发展成在庙宇或道观里求神问卜,渐渐简化为求签。

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的一类书。因为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把儒学神学化,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把它们说成神的启示。如托名孔子假造的纬书,有《易纬》、《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同时又有谶书,如《河图》、《洛书》一类的东西,有图有文字。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特别做了些装饰,如王莽的《金匮书》和刘秀的《赤伏符》;或染成特殊的颜色,如《河图》、《洛书》被染成绿色,所以又称符命或符箓。

汉朝是谶纬之学最兴盛的时期,特别是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王莽称帝就是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之后汉光武帝也利用《赤伏符》即位,此后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之合法化。汉章帝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大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记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提升至与正统经书同等地位。

谶纬之学依托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流行一时,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

谶纬之学的内容很庞杂,诸如:天人感应—星象可以预测吉凶;报应说—人行善或行恶会影响到寿命的长短;神仙—昆仑山上有神仙存在,西王母是指引修行的神仙;黄帝是北斗之神;孔子是“黑龙”之种……在这类书中,大学者孔子竟变成了天神。后来的古文运动就是为反对这一形势而起的。

由于谶纬本是人为制作的,容易被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加之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于是宣扬宿命论的谶纬之书渐遭毁禁;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至宋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后,谶纬学说更是式微,其书籍文献多散失不传。

谶纬充斥着神学迷信色彩,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长期并行,但其中并非全是荒诞的东西,也包含有许多天文、历数、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此外,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两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伦理规范,其最初的确切表达就是《白虎通义》从礼纬《含文嘉》中引来的。

汉以后的经学

自汉至清,支配我国思想界的主流,是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两汉经学在这期间等于中断,这时期比较可注意的有几点:今文经学的首先衰落;南北学的分化;隋唐义疏之学的兴起;宋明理学的影响。

汉魏时期,郑玄、王肃表面上综合了今古文经,采两家之长,实际上支持古文经学,晋朝发生永嘉之乱,今文经传大部分散失,今文经学就此衰落下来,古文经学地位日渐上升。在魏晋崇尚玄学清谈的氛围中,王弼注《易经》,何晏注《论语》,虽然受了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总体上还是汉学的基础。

南北朝时,经学有了分歧点,最显著的就是南方尊崇郑玄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北方尊崇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传注。

南北朝至隋唐时,产生了义疏学。义疏就是在汉儒经注的基础上再加以解读,所谓注解的注解。两者合在一起叫注疏。注一类的解读包括传、记、笺、注、诂训、解诂、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类的解读包括义疏和正义。它们的体例原则是:注不破经,经不破注。如果注过于晦涩难理解,疏要引出原文再加以说明。不过后来清人有些疏也纠正注的谬误。

义疏之学盛于唐,唐初孔颖达、贾公彦作五经注疏,成为当时政府规定的标准经学教材。唐以科举取士,违反孔、贾义疏的就不录取。孔颖达所采纳的经注以南学为主,将北学合并到南学里面,于是王弼、服虔著作的散失,而唐的义疏开始盛行于世。

宋儒讲经,不重视古注,各自发明义理学,依据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分成了三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一派,主要使用归纳法;以陆九渊、杨简为代表的一派用演绎法;另一派是以叶适、陈傅良为代表的批评派,号称浙学,不空谈性理,非常注重实务,其中又分为金华派(吕东莱为代表)、永嘉派(陈傅良为代表)和永康派(陈同甫为代表)。宋儒理学虽依据经书来确立各自的学说,实际都自成一派。

在元明时期,因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青睐,取得正统地位,陆九渊的学说得到王阳明的发扬光大,也为当时的学者所信仰。他们两派都借着经学讲理学,并不以经典为主,专门空谈,经学因而衰落。到了清代,儒家学者为矫时弊而反对理学,提倡朴学,学术风气由此大变。

清代的经学

清代经学的思潮可分为三个时段:启蒙期、全盛期、没落期。

启蒙期的特点是针对明末理学尚空谈的弊端,主张匡救时艰的实学,但仍未能摆脱理学的窠臼,特别是认为只有博学经典才能救时弊。顾炎武是清学的开创者,他研究当时郡国的利弊,对解决实际问题做出了贡献,同时为考证学打下了基础。其他考证学的名家还有胡渭、阎若璩。重苦行实践的有颜元、李塨。以史学为依据注重时事研究的,有黄宗羲、万斯同。

全盛期的特点是不再攻击理学,也不再继承它,放弃通经致用的观点,完全脱离实际只做书本文字的考证,单纯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号称汉学正统派,其中戴震的观念较为突出。

没落期的特点是正统派日渐没落,仅有俞樾、孙诒让等几位学者坚守阵地。今文学派的康有为等人,因晚清时局动荡,想借用经学作为改良时政的武器,于是著《新学伪经考》,企图抹杀古文经传,以《公羊传》的内容为凭据创“孔子托古改制”说,又著《大同书》表明自己的理想。虽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治学态度太过主观,对经学的发展未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在这三个时期中所涌现出来的学派主要有四个:浙东学派—黄宗羲创立,万斯同、毛奇龄等继承;东吴学派—源自吴江惠氏祖孙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继承者有余萧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皖南学派—创自婺源的江永,其弟子戴震将其发扬光大,继成者有胡培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常州学派—始于武进的庄存与,继承者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

东吴学派和皖南学派,是全盛时期的考证学派。东吴学派完全据守汉人的学说,没有创新。皖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治学方法立足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谓朴学,应是以皖南学派为中坚力量。

清代的朴学在东汉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极盛时期,种种专门学术如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都有着专门的研究。而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勘,伪书的辨明,佚书的辨明和搜集以及古书的校勘,都有着他们的贡献。

常州学派比较注意今文学的研究,为晚清今文学的先导者。继承者除康有为外,还有王闿运、廖平、皮锡瑞等人。朴学正统,到最后还有章炳麟,新派有王国维、罗振玉。

综上所述,清代经学经历了三次变化,开始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东汉的古学全盛,晚清则西汉今文学再起。在这些变化中,汉学与宋学的争论、今古文的争论是较为突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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