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史学

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

—蔡元培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正史

从古至今,学者对历史的研究都很重视,史的地位仅次于经。史部典籍很多,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正史。所谓正史,是政府出资组织编写的史书。每逢朝代更替,新一朝的政府就会派一批人编写上一王朝的全史,累积到清朝,这样的史书有二十四种,称“二十四史”,以下是这些史书的名称和作者:

二十四史截止到明代,共三千两百三十九卷。清朝至灭亡,官修的正史一直未完成。民国初年设有清史馆,由赵尔巽主持编修。到一九二八年编成一部未被审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录五卷,命名“清史稿”,草草付印后不久被禁。

开明书店将柯劭忞所编撰的《新元史》加入,印制发行“二十五史”。《新元史》于一九二〇年完稿,经当时的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内容比《元史》正确详细。

二十四史中最被重视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过去的历史爱好者们常有个说法:二十四史不必全读,但这四史却是必读之书,特别是《史记》、《汉书》,文笔优美,不仅可作为史书阅读,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正史的体例,由司马迁开创,班固继承其总体风格,略加改动,后续的作史者便完全模仿了。

正史的所记叙的内容不一定是真实准确的,但比较全面详细,是史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史书。在它之前的重要史籍,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作者司马迁大概都参考过,内容大致都相合,只有《竹书纪年》跟《史记》中的叙事多有不相符之处。《世本》内有《帝系》、《世家》、《传》等,可看作《史记》体例的蓝本。

《史记》以人物为历史的中心,作十二“纪”叙说帝王的历史,三十“世家”讲述公侯,七十“列传”为士庶事迹,共有一百二十篇,这些篇目是书的主要部分。其他还有《平准书》、《河渠书》、《封禅书》等八“书”记述政事,十个“年表”贯通岁月。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只是将“书”改名“志”,如《艺文志》、《食货志》等;将公侯们的事迹编入“列传”,取消了“世家”的名目。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史记》包含的年代,上自黄帝尧舜,下至汉武帝;《汉书》始于汉高祖,终于王莽新朝灭亡。自《汉书》以后,所有正史都是断代史,只有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除各代分开撰史外,也有通论各代的《南史》和《北史》。《五代史》因时间短促,没有再分。各书的内容体例,大都是仿照《汉书》形式。

读正史最好是选读。如果要看政治大事,可读“帝纪”,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部分。如果想知道上一代的典章文物,可读“志”或“书”;如果研究经济史,须读《艺文志》、《经籍志》等,补充些《儒林传》、《道学传》一类的传记。

编年史

编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与纪、传、表、志等形式不同。最早的编年史本应该算是《春秋·左传》,可因为它被称为经,所以第一部编年史也有说法是东汉荀悦所撰写的《汉纪》。

宋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是最著名的编年史。这部书从战国时期一直讲到五代,涵盖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这本书的选材主旨是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经验教训可资学习者”。鉴于它的政治参考价值,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其他的编年史书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九朝编年备要》、《西汉年纪》、《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续编》等。朱熹所编的《通鉴纲目》十分著名,与《资治通鉴》并称“两通鉴”。明清时候的学者依据它们所编的简单历代史,称为“纲鉴”,如袁了凡、王凤洲所编的《纲鉴》、《纲鉴易知录》等。清朝的乾隆皇帝敕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清时的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也很重要。

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也叫“类史”,始于宋代的袁枢所写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类书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事为中心,分类编排,每篇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前因后果,发生过程,样样详述,缺点是史实间缺少横向的联系。宋时类似的史书还有章冲的《左传事类始末》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与《通鉴纪事本末》合称“五纪事本末”。清代魏源专门记述清代军事的《圣武记》、马骕记述上古至周末史实的《绎史》,也很重要。

别史

别史是私人著述的一类史书,体例和正史相类似,如宋代郑樵的《通志》,有本纪、世家、列传等,和正史差不多,所以史部分类将其列入别史。

《通志》主要是叙述历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属于过去史部分目中的“政书”,和《通典》、《通考》有关联,现代将其列入文化史或制度史一类。

清代蒋良骐写的《东华录》,讲述的是清朝天命至雍正六朝的历史,也是别史中较为著名的,后来王先谦把它的内容扩大,续编了以后乾隆至同治等五朝的历史,称为“十一朝东华录”。

《通志》一书,纪传的内容从上古讲到隋朝,礼乐政刑的内容,则讲到唐代。其中列传,全仿《史记》、《汉书》的分类形式,不以个人为标题。其分类有后妃、宗室、外戚、忠义、孝友、义行、独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隐逸、宦者、游侠、刺客、滑稽、货殖、艺术、佞幸、列女、载记、四夷等。

《通志》二十略的名称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法、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诸略,是郑樵独创的门类。

清朝乾隆年间,官方仿照《通志》编撰了《续通志》和《皇朝通志》。《续通志》纪传从唐代开始,诸略从五代开始,列传中增加了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等传,去掉了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门类,二十略的内容则多有增补。《皇朝通志》的二十略名称依旧,但内容有增减。

政书

记述制度文物沿革的史书,在过去的史部分类中称为政书。创作这种史书的是唐朝的杜佑。杜佑搜集上古至唐孝宗、代宗时代的材料,参考刘秩《政典》及《开元新礼》等书,分八类编纂,完成了《通典》一书。这八类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杜佑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说是见识独到。

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旨命人撰写《续通典》,从唐肃宗至德元年开始,到明崇祯末年,近一千年间的典章制度,编纂得简明扼要。又编撰了一部记录清朝制度的《皇朝通典》。两书都仿照《通典》的篇目,只是在刑典中分出了兵典。

比《通典》更加详备的同类著作,首推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作者在自序中说:“门分类别:曰天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劳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的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马端临的书,乾隆时也有续编。一个是《续文献通考》,叙述宋、辽、金、元、明五代事迹,于马书郊社、宗庙内分出群祀、群庙,扩充到二十六门,内容有比马书详密处。一个是《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颇详,卷帙颇详,卷帙与马书差不多。

以上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通考》,郑樵的《通志》合称“三通”,再加上乾隆皇帝敕撰的六种续编,称为“九通”。以前有句老话说“秀才不读九通,还只算不通”,可知这几部书的重要性。三通在内容上虽有重复的地方,但也各有特点。《通典》简明扼要,《通考》详明周密,《通志》精于考订,注重细节。因而三种书同时流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史等专史,它们都是必备资料。

稗官野史

所谓稗官野史一类,大概是指私人笔记、记述掌故轶闻,可以作为官书的一部分补充或另一种视角。比如太平天国的历史。太平天国自身的记载完全被清政府清除,民间散落有零星笔记,保存了部分真相。前代的野史,如宋末郑思肖的《心史》、明末的《扬州十日记》、《风倒梧桐记》等,对民众的民族意识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杂史是不以中央政权为纲领的史书,体裁和正史不相类似,内容很有体系,可与正史相参证。例如《国语》叙春秋时事,是分国叙述的;《战国策》讲战国时纵横捭阖的活动,也是分国叙述的。这两书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传记是指《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名臣言行录》那一类的书。清代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的主要人物都有,是清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他史书,有所谓“载记”者,如《吴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史抄”者,如《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职官”者,如《历代职官表》、《百官箴》等;“时令”者,如《岁时广记》等;“诏令奏议”者,如《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以上所列都是次要的史料,可为研究专门史的学者提供参考。

学术史

学术史是四库史部中没有的类别,但有些著作体系完备,内容专一,可作为学术史来研读,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

清朝初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算是一部良好的学术史。书中对明代各学派源流、代表人物和学说内容、观点做了系统的介绍说明,对王阳明学派的讲述尤其精彩。作者对各家的不同或相反的观点,都会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说。

此书完成以后,黄宗羲又打算写《宋元学案》,书未完成便去世了,后经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编完成。相较而言,《宋元学案》的体例更为合理一些。每一个学案之前做了列表,详细说明词派师友弟子的关系。其次是各代表人物的小传,后面就是学术观点要义的摘编。

清朝是学术发达时期。记录前半期学术史的著作,有江藩的《清朝汉学师承记》和《清朝宋学渊源记》。记录整个学术发展历史的,有梁启超及现代学者钱穆各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还编了一本《清代学术概论》,可算作简读本。钱穆的学术史偏重宋学一派,叙述详细。梁启超的学术史相对比较全面,他对汉学家的考证工作万分钦佩,对自己所属的今文派叙述得尤其精彩。

史评

史评包括三类著作:史学方法论、史论、史的考证。

史学方法论,即评论作史方法的,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史论,即借史实的讨论来表现作者对时事的意见,如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

史的考证学,即以考证史书间记载的异同,论述各时代史实的特点,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

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是关于史的本身的讨论,是我国固有的学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史论,可以了解那些评论对象的内容,也可把它当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资料。史的考证学对了解史实及选择阅读的史书都有很大的帮助。

刘知几是唐朝的史官,根据他的专门研究及工作经验,著有《史通》,详论作史的方法,分内外篇四十余篇,有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批评。内篇开始的两篇《六家》、《二体》,分析了唐以前史书的六种体例,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其中《左传》和《汉书》可以为作史的标准。他认为,这六家正代表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古纪传、断代纪传的六体。他所选择的就是编年与断代纪传两体。

刘知几认为,《春秋》虽然是按年月次序,但内容过于简单,如同大事年表一样。《史记》和《汉书》虽然同是纪传体,但《史记》是通史,对秦以前的历史记述不详,同时它所依据的经、子、史的古书多流传于世,所以《史记》不太完备,条理性不强,又和其他的书多有重复,不如断代史的《汉书》完善。

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这是他站在史官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历朝官修史书,都觉得断代史更为方便,内容详细完备又不至于重复。刘知几主张要记载事实的真相,不赞同因个人褒贬而歪曲事实的春秋笔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对《论语》、《孟子》等诸子书都认为不甚可靠。

章学诚曾过着游幕生活,修过地方志。他的《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兼论文史及一般的学术,外篇专论方志。他的论史观点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六经皆史。第二,史家分记注和撰述两种。记注是搜集并保存史料的,撰述是史书的著作。第三,通史一体,足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史记》及郑樵的《通志》。第四,史学须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国史书自《春秋》起,就有以史为鉴的立意。朱熹的《通鉴纲目》把三国时的刘备作正统,也是一样的道理。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王鸣盛等都主张照事直书,不加褒贬,这可说是科学的治史态度。

历史哲学

汉朝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是历史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极经世》。董仲舒是用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整个宇宙的,他把阴阳五行的理论应用到历史的变化上,就创立了三统循环的学说。

董仲舒认为,世运有黑统、白统、赤统,循环交递,周而复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统的象征,继周的统治者应该为黑统。历代帝王创建新朝,都须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变,这和三统论有关联。

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天地之终始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这样算来,一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终,天地坏灭,此后就是一番新天地,重新开辟。这样的推算,结合六十四卦,就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的数目推算出来的。他又说现在的世界,正如已开的花朵,虽然正盛放,却已显出衰机。所以他认为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此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末的康有为根据《公羊传》春秋三世之说而提倡进化观,认为世界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

新史学

新史学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强烈地冲击了传统历史观念。

著作中,新史家认为,过去史书是写给帝王或贵族等少数人看的。现在应以全民为读者对象。过去史书是为死人而作的,如帝王纪传、私家墓志家传等都是颂扬死人功德,现在应为生人而作。过去为警戒后世,往往记录失真,现在应以客观记述为主。

同时,史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张。过去史外无学,天文、历法、官制、刑法……史书里无所不包,后来专门研究发展,渐渐成为独立学科,因而历史范围应当缩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从《汉书》一直到《明史》,总不厌其烦地记载那些星座运行,这些都属于天文学的范畴,史书不应容纳。史书所应记载的是天文学史,比如何时发现中星,何时发明岁差,关于恒星、行星的辨别,盖天、浑天的争论都有哪些观点发展,等等,这是天文史应该记载的。如此,历史书既可以把各科学术还给那些学术本身,同时又记载了每种学术及一切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因而这收缩也是扩张。

新史家们还认为,过去史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大体都是片断性地记录,或缺乏同一时间发生事件的联系,或没有前因后续的发展联系。史家缺乏创新意识,现在应大胆进步突破。过去注重人名、地名的记载,偏重政治或影响格局的大事变,现在应关注一般人物、事物的变迁历史。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作为新史学的代表。他的史观有些方面虽不免旧俗,但治史方法确是科学的,可说是新史学的开路者。

在新史学者们的努力下,在清末民初,史学的工作获得了初步的业绩。

史料方面。删除过去帝王起居注一类的史料,另外发现许多新的史料。

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发掘。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有研究报告。如王国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实了《世本》和《史记》中殷商帝王谱系的真实性。

西域考古的发现。罗振玉曾据此编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古续编》。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首先是罗振玉在京城的市场中发现。一批档案已当成废纸卖掉,将运往造纸厂化作纸浆。罗振玉重金收买,编《史料丛刊》十册。另一批还没卖掉的被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整理,编成三集《明清史料》。

各民族文字的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文字已经泯灭,现在的人已经不能通晓。如辽、金、西夏文,随着北方各处石刻及地下发掘,逐渐被发现,还有西北各地的佉卢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的文字,有丁文江整理编辑的《爨文考释》一书。

研究工具的丰富。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解剖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科学,都为史料的鉴别提供了便利。

史学著作的突破。五四运动以后,以疑古精神为中心的国故整理运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尽了一种开辟道路的职责。

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顾颉刚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部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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