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之学等等学问中，其言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与西洋哲学中之形上学，其言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哲学。但西洋哲学中方法论之部分，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尚有与约略相当者，此后讲此方面者，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
—冯友兰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诸子的学术派别
古代尊称男子为“子”，各派学术著作也多称“子”，如《孟子》、《庄子》等，大概这样的著作，多是由弟子们记述为师的言论编辑而成。书中常用“子”来作为对其师的尊称，于是后人就用这个人名的“子”来做书名了。
刘歆、班固的群书分类中有“诸子略”一类，包含九流十家，大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能入“九流”的九家各有它的理论体系，九流之外的小说因没有什么特别理论，只能算是九流中作通俗化运动的或民间讨论学术的零星著作。比如《虞初周说》九三四篇，东汉学者应劭认为“其书以《周书》为本”。《周书》是一种史书。《虞初周说》大概就是集合民间传说而写成的一部“周书演义”。又如《宋子》一书，是宋牼所作。宋牼的为人“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他极力陈说见侮之并不足为辱，以消灭人们的斗争心，并宣传反战思想。其理论和行动与墨子很像，而宣传方式较为通俗，大概是用了很多民间故事做材料。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小说家书没有一部流传后世，其他九家著作，多少都还流传着一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儒、道、墨、名、法五家，这五家的哲学思想较为突出。杂家著作最重要的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集合几派学者编写的，包含多种思想，从中可以得到各派思想的补充说明。阴阳家的著作已经失传，别家的著作中会有零星介绍，特别是术数—关于自然现象的占验和卜筮、方技—医药这二“略”的书，还有部分兵家书，无不是依据阴阳家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是医家假借黄帝的名义写的病理书，就包含着阴阳家学说的应用方面。
阴阳家学说包含哲学上的宇宙论和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又发展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历史哲学。儒学也受了阴阳家的影响。儒家在孔子时代本来不谈宇宙，也没有天人合一的理论，到战国时采用阴阳家的学说才开始大谈宇宙万物。子思、孟子发扬五行旧说，多少也和阴阳家有相互的影响。汉朝的大儒董仲舒以及那些著述谶纬书的人，其观点更是完全融入了阴阳家的学说。
纵横家是春秋战国时代在国际间活动的策士和外交家，他们讲究纵横捭阖的手段和高超的语言技巧，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苏秦和张仪。孔子弟子子贡也相当著名。纵横家流传的著作有《鬼谷子》，但最能展现纵横家风采的首推《战国策》。
农家也是九流之一，除了讲求农业技术外，也有自己的理论总结。在经济上主张重农，政治上主张打破劳力、劳心的界限，废除统治、被治的分别。被孟子认为是神农代言人的许行，倡导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理念，反对“厉民而以自养”。许行的学说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
儒家，也称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
儒家开派大师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境鄹城）。他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公族，传到名叫孔防叔的这一代，才因避祸逃来鲁国定居。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晚年相识了一个颜姓女子（《礼记·檀弓》说孔子母名征在），才生下孔子，因之前曾到尼丘向神明祈祷，所以名丘。据说孔子刚生下时，头项中间是凹下的，因而字叫仲尼；家中排行第二，世人又称其“孔老二”。
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就死了，葬在鲁城东面的防山。母亲年少葬夫，按照当时礼俗不能亲自去送葬，所以也不知道孔子的父亲到底葬在哪里。孔子还未成年，母亲也去世了，只浅浅地埋在路旁。后来经人指点找到父亲的墓地，才把母亲迁去与父亲合葬。
无父无母的孔子，早年生活既穷苦又没有地位。成年后，曾做过仓库管理员，进出账目记得又清楚又准确；也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职务，场中的牲口养得肥硕壮实。为了生计，孔子做过很多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低贱的工作。他学无常师，曾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后来聚徒讲学，大约三十岁左右，有了最初的一批弟子。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广收门徒。当他做上鲁国的司寇时，已年近五十岁。
孔子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使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田地，但又因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离开鲁国，开始周游于各国间。他在齐国受到排斥，转到宋、卫两国，生活也奔波不定，又在陈、蔡两国间遭遇困厄。据说孔子身高有九尺六寸，人家管他叫“长人”，而且以奇异眼光看他。在外颠沛流离十四载，年近七十岁时的孔子，被大夫季康子派人接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到鲁哀公的任用。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第二年冬，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两年后爱徒颜回亡故。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回也。”又二年，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在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三年，子贡为孔子守坟六年。回首孔子的一生，苦难不止，奋斗不息。
孔子的伦理思想，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仁”是根本。仁是爱人、救世的热情，以孝悌为基础，推爱己之心以爱人，推爱父母兄弟之心以爱一切世人。实行的方法则有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积极方面，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这样推己及人的仁爱，可以使五种人伦关系相互调整以达和谐，社会由此能安宁发展。同时在政治上能够推己及人，即由“亲亲而仁民”，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便能施行仁政，以德化民。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国”，凡在统治地位的一定要有道德，这与希腊柏拉图以哲学家治国的理想相似。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应用于逻辑学，便成了“问一以知十”、“举一隅则以三隅反”的演绎法。同时孔子也有归纳法的思想，如“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即注重观察事实。
在著述方面，孔子有诸多建树，他整理了《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并删定《礼经》、《乐经》，为《周易》作序，还编修了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使其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相传孔子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贤人者七十二。现存的《论语》一书，便记载了他和这些弟子的对话问答，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史料。
自西汉以后，孔子的学说—儒学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世人认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赞誉其为“天纵之圣”、“千古圣人”，后世又尊称其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颜子
颜子，即颜回，字子渊，春秋末鲁国曲阜人。十四岁拜孔子为师，终生侍师。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
颜子素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故孔子常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他终生所向往的就是出现一个“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的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
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
曾子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他在十六岁时拜入孔子门下，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也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
作为后入门的弟子，曾子的思想学说比孔门其他弟子的学说成熟得晚，但他沉稳的性情与不懈的坚持，又使得孔子的学说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比如“孝”与“礼”等思想就是在曾子时期发扬光大的。他说：“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除了主张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外，曾子还十分重视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认为个人的修养与学习是分不开的，提出了“修齐、治平、省身、慎独”和“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他说：“我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反省很多次，是否竭尽心力去帮助别人了？是否对朋友真诚相待了？对待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认真温习了？”
曾子也主张积极参与政治，但他的仕途和孔子一样，充满坎坷。于是，他退居故里，专心讲学，晚年仍坚持践行孔子的思想，做到老年著书、病中教徒、守礼至终三件颇具影响的事。他离世前对弟子说：“君子爱人，是要成全别人的美德，而小人爱人，则是没有原则的宽容，我能够合情合理地死去，还能有什么奢望呢？这就足够了。”
曾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中。
子思
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
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证，《易传》、《十翼》、《大学》和《中庸》一样，都是子思的思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中庸》中的名言。意思是不论做什么事，事先有准备，就能得到成功，不然就会失败。中庸的学说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于行动和不行动之间找到一种均衡。以上所说的两点都是儒学传统中大量保福避祸方案的哲学概括。
子思哲学是观念论，他发展了孔子的演绎逻辑，而以主观范畴的“诚”为宇宙本体，建立了天道与人性合一的体系。在政治上以正心诚意为基本，构成修齐治平的一系列程序。他在《易传》中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中庸》上盛称“鬼神之为德，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又赞美孔子为天下至圣，可以配天，这几处文字，颇有宗教化色彩。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出生的年代，恰逢周王朝的最后阶段：国家四分五裂，诸侯争霸。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孟母守节没有改嫁，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孟母三迁”的典故就是教子有方的典范。
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门下，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一直是孔子学说和理想的强大支持者。他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游历于宋、滕、魏等国，还曾在齐国为卿。
孟子继承子思，与杨朱、墨翟两派作理论争辩。孟子主张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只要秉承这种天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主张“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和子思一样，孟子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自命是尧、舜、禹等上古明君的代言者。他主张以德治天下，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观点。孟子理论上不讲功利，而标榜仁义，其实是以仁义为功利，如说“仁者无敌于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能一之即能统一天下）等话，处处都说明行仁义的“好处”。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就是所谓王道，王道是开明专制，故尊重民意，强调“民贵君轻”之说；王道又是保育政治，故说“保民而土”。对于人民生计，他主张实现井田制的理想，“薄税敛，深耕易褥”，使人民有“恒产”。以“野人”养“君子”。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的语言和政治观点，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其文章气势充沛，说理畅达，并长于论辩。孟子也终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因孔子是圣人，所以世人尊称孟子为“亚圣”，将两人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后世儒家将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并称“五大圣人”。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子，战国末期赵国人，自幼聪慧，学问很好，有“神童”的美誉。他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性善说”比较。此外，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的学说与子思、孟子不同，认为人性是恶的，要用人为的方法教育训练，才可以为善。因此他很注重礼乐，注重教育，荀子书中的《礼论》、《乐论》、《劝学》诸篇，为大、小戴《礼记》所采用，可以证明他在儒家中地位的重要，但自宋儒尊孟黜荀以来，一般人都不研究荀子。
荀子的无神思想比孔子更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在《天论》篇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都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晚年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书中。其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其中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对汉赋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所以，后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称为“辞赋之祖”。
道家
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无为自化，道生法”。
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原》、《称》、《十六经》四篇，及《淮南子》为代表。
老子
道家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世人又称老聃，楚国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图书管理员。著作有《老子》五千言，世称《道德经》。据考证，该书由战国时的环渊整理老聃的讲话而成。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或“天”，是自然的物质，又指出“反（矛盾）者道之动”，运动过程分成几个阶段，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物都有它相对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又因强弱、刚柔、动静而相互转变，所以，老子主张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他对于社会的评判，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政治上，主张君主以民为本。百姓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是达官贵族得以存在的根本；无民，则国家无政权可言，是以有“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观点。
谈到治事方法，老子主张“无为”，即认为人类做事必须遵守自然的规律，不可违犯自然规律，任意妄为，所以又说“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这些思想都是比较客观的，但同时他又主张静止，主张无中生有，主张复古，主张无知无欲，主张柔弱、不争，因而有着消极退让的人生观。他常劝人要知足，强调“不争”的好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水，泽被万物而不与之争夺名利，停留在众人不喜欢的地方，却更接近“道”。所以，上善的人要像水那样安于居下，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只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
有关老子思想的书，王弼注本及魏源《老子本义》本较好。杨树达辑诸子论老子的话而成的《老子古义》，也是比较好的参考书。
继承老子哲学的，主要是关尹、列子、杨朱和庄子，《吕氏春秋·不二》篇评论说“关尹贵清，列子贵虚，杨朱贵己”。
关尹
有学者认为，环渊就是关尹子—老子当年出函谷关时的守关人，也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关尹子，姓名已不可考，“关尹”是其官职，他的学说在《庄子·天下》篇中有所反映。关尹认为，人的认识必须像水或镜子一样，采取纯客观主义的态度。
列子
列子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人，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人，行事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所以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列子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
列子与杨朱的学说，现在都只能从晋朝人托名编撰的《列子》一书中去寻找。列子指出天地之初是一混沌的实体—“太一”，太一变化而生万物，完全是机械的运动，是有必然性的，又提倡无欲无我的客观主义，即“贵虚”。
孟子批评列子是“为我”主义，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因为列子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
杨朱，战国时期魏国人，生平已不可考。在当时各家的著述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他的行踪多在鲁、宋、梁一带。据《庄子》记载，他曾经见过老子。其活动的年代，比墨子稍后，而又早于孟子。有的说他是老子弟子，或是道家的别支。杨朱的学说在当时相当著名，但早已散佚不存。
杨朱是一个无神论者，否认人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他认为“道”是活动的自然力，表现在人类中，就是嗜好情欲等，主张“全性保真”，满足人的自然欲望，这一观点与希腊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很相像。荀子及韩非子都有评判杨朱的话。
庄子
庄子，本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人。他一生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很多，但可以考证的很少。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
庄子与老子并称“老庄”，而思想不尽相同。两人都尊重自然力，这是道家的根本思想，但老子尊重自然，是主张随顺自然之理以行事，治国主张无为而治，对于抗敌，主张先以弱自处，都是入世的态度，所谓以无为有，以退为进。
庄子因尊重自然力而主张委心任运，随心自由，任凭命运的摆布，这发展了老子思想的消极面。庄子不能将有和无统一起来，因此把现象和本体分隔开来。他认为，现象世界所谓大小、贵贱、寿夭等的范畴，都因比较而产生，即相对而言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如此，现象世界虚幻不实，那么，个人所应把握的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既没有界限差别，也没有神主宰的“道枢”了。这样看来，庄子的世界观就成了唯心主义，它和佛教大乘所谓“空”的原理相似，所以清朝学者章太炎曾用佛学理论来解《庄子》，作《齐物论释》。
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想象瑰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寓言故事的形式富有幽默讽刺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影响很大。他和门人以及后来学者整编的《庄子》一书，被道教奉为《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都是不错的释本。
老子和庄子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祖述老庄”，融合了儒、道两家，很多名儒也从这时开始研究老庄思想。此外，道家哲学还深深影响到中国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道教奉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道教的宗教哲学。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
墨家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下层民众与商人中间的一个派别，带有宗教性质，他们的领袖称为巨子，巨子对其门徒执行严格的纪律。
墨学开派大师是墨翟，世称“墨子”，关于他的出生地，一直都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
出身平民的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墨子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
墨子站在新兴商人及大众的立场，所以主张短丧节葬，反对奢侈娱乐的贵族生活，反对那种容忍不良现状的命运观念，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主张打破家族观念而博爱人类，主张选用贤能而废除世袭贵族的统治，主张集中意志（尚同）而形成和平的大一统。这些观念多与儒家不同。
墨子主要在鲁国活动，又生活在孔门学说盛行的时期，所以他的思想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联。他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尚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他渐渐不满儒家“礼”的烦琐，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吗？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吗？”最终，他舍弃儒学，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
墨家与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两家的哲学方法和逻辑。儒家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墨子的方法却恰与此相反，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比如，造一所房子，墨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才能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会知道该怎样布置构造，使其能避风雨寒暑、分别男女内外。
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那么混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们不“兼爱”，一个是天下人没有正确统一的思想为指导。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墨子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不会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其中，“非攻”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百姓反对战争的意向。
墨子的弟子众多，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大多刻苦耐劳，热心救世，团结坚强，曾因反侵略而参加抗战，对于军事、兵工的专门学问很有研究。墨子书中的《备城门》等篇，都是谈军事的。
在春秋战国之际，墨学是唯一能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相抗衡的“世之显学”。但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竟渐渐淡出世人视野，几于消亡。墨学的消沉，大概是因为它偏于实用而缺乏形式工夫（如礼乐），即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的缘故。另外，墨家因为没有“天堂”、“来世”的想象，也不能形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宗教。
墨家有《墨子》一书流传，墨子的学生对他思想言论的记录，现存五十三篇。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是墨子思想的集中反映。清毕沉有校本，孙诒让的《墨子间诂》集清代研究墨学者的大成。
或许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墨子的思想总体而言，可以看成一种平民哲学。墨子在他的体系中，始终以下层的普通民众作为原点，进而衍生出其他。墨子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
在墨子看来，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为依据。对于学习得到的知识，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这种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方法，使得墨子的认识论在我国古代哲学领域里独树一帜。
别墨及名家
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是墨家中一派所谓“别墨”的著作，其中包括名学、数学及旁的科学知识，通常称为《墨经》。梁启超著有《墨经校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也有若干说明“别墨”是墨家中专门研究名学的，在这里，我们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一起介绍。
名学即现在所说的逻辑学，也称论理学，是各种学术用以论证自身正确性的工具，所以周秦诸子都讲正名之学。与墨家展开辩论的儒家代表荀子就精于名学。除《墨经》中所讲的论证方法，墨家还有“三表法”。《汉志》列于名家的《邓析子》及《尹文子》，其实是法家兼名家的思想。纯粹讲逻辑学的名家，首推惠施与公孙龙。
惠施
惠施，即惠子，战国中期哲学家、政治家、辩客，名辩思潮中“合同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主要学说散见于《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说苑》等书。此外，他的好朋友—庄子的一些著作里也有提到他的思想。
主要在魏国生活的惠施学识很渊博，魏惠王经常听他讲学，钦服于他的博学，拿他与管仲相比。惠施对魏惠王也很忠诚，作为合纵抗秦的倡导者，他在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常被魏惠王派到其他各国处理外交事务。
后来张仪来到魏国，为秦连横的策略，说服魏惠王一起进攻齐楚。惠施因与其政见不合被迫离开了魏国。他先到楚国，又回到家乡宋国，在那里结识了庄子，与之交游甚好。后来魏惠王离世，张仪失宠离开，他又得以重回魏国。
古书记载，惠施为魏国制定了很多法律，但其著作散失没能流传下来。《庄子·天下篇》用“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来形容惠施的知识渊博，藏书也很多。成语“学富五车”便是由此而来。
惠施十分善辩，常与庄子讨论问题，其中，濠上观鱼的故事，就是两人的著名辩论。
庄子与惠施交游于濠水的桥上，看见水中鱼儿悠然戏水，便说道：“你看鱼儿在水中多么快乐呀！”
惠施反驳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
庄子回答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不快乐？”
惠施很机敏，立刻利用庄子的逻辑反驳庄子：“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我们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
辩论到这里，庄子本已无话可说，因为惠施用的正是庄子的论据。然而，庄子突然话锋一转道：“那我们就再回到刚才的对话，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既然你这样问了，你便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是快乐的了，否则怎么会这样问呢？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在这濠水桥上知道的！”
这则故事被记载在《庄子·秋水篇》里。惠施死后，庄子曾感慨世上再无可言之人……
惠施主张广泛地分析世界上的事物，认为在广袤无垠的宇宙里，任何时间、空间上的差异都是微不足道的，万物的相同和相异都是相对的，是在不断变化的，看似相异的对立之中有着同一性，这便是“合同异”。
为此，惠施提出了“历物十事”等命题来进行论证。《庄子·天下篇》记载了这十个论题，后世称之为“惠施十事”。比较著名的有：“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惠施说的“万物毕同毕异”，是指万物各有一个“自相”，例如一胎里生不出两个完全一样的兄弟；一棵树上开不出两朵完全一样的花；一朵花上找不出两片完全一样的花瓣……这便是万物的“自相”。
有自相，所以“万物毕异”，但万物却又都有一些“共相”。例如男女有别，却同是人；人与禽兽有别，却同是动物；动物与植物虽有别，却同是生物……这便是万物的“共相”。有共相，所以“万物毕同”。
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惠施的这一思想与庄子“齐万物为一”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整个名辩思潮的发展来看，惠施与一般只着眼于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研究和只停留于思维形式研究的诸家不同，他是先秦时期注重研究自然，具有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他注重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来看待事物的差异，发现差异的相对性，这对当时以静止观点看待事物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不小的冲击，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了事物的同一性，忽视了个体的差别和相对稳定性，因而又走向了哲学的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的错误。
公孙龙
与“合同异”相对，“离坚白”是战国末期名家另一派的观点。“离坚白”就是将“坚”与“白”两者相分离。公孙龙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
公孙龙，赵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辩者、逻辑学家，与惠施齐名。他曾在平原君赵胜家当门客，与同时期的邹衍辩论过，后被“邹衍不辩”弄得很尴尬。公孙龙还曾到过魏国，与公子牟论学。
公孙龙本人不仅善于辩论，还善于“劝人”，据《吕氏春秋·应言》记载，他曾劝说过燕昭王偃兵。这或许是受到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影响。
“离坚白”来自公孙龙的一篇文章《坚白论》。说有一块坚硬的白石头，用眼睛看不到石头是坚硬的，只能看到石头是白色的，即“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所以“无坚”；用手去摸石头，摸不到石头是白色的，只能感受到石头是坚硬的，即“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所以“无白”。
进而他指出，看到白时感觉不到坚，感觉到坚时看不到白。坚在未与石物结合时，必定独立的，是“坚”并自藏着的；白在未与石物结合时，也必定独立的，是“白”并自藏着的。由此推论，“石”中之“坚”、“白”两种属性不可并存，是两个相分离而独立自藏着的概念，不能同时联系在一个具体事物之中。
其实，“离坚白”与“合同异”，都是当时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只是“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公孙龙得以著名于世，是因为他力倡“白马非马”之说，并与儒家的孔穿﹑阴阳家的邹衍等人进行过辩论。
白马非马，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命题，但公孙龙却巧妙地论证了这个命题的正确。他认为，事物和概念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概念与概念之间是绝对没有联系的。“马”是指马的形状，“白”则是指马的颜色，颜色当然不能说等同于形状了，所以“白马”也就不能等同于“马”。如果一个人要买马，当然买什么马都行，而如果一个人要买白马，那就不是任何马都行，必须是白色的马了。由此可见，白马非马。
这一论证的合理性在于，公孙龙看到了“白马”和“马”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存在着特殊和一般的差别，但由于他过分夸大这种差别性，而看不见概念反映事物的同一性，这一命题也就成了形而上学诡辩论的代表。
在庄子看来，公孙龙花言巧语、能言善辩，但“白马非马”这样的辩论，没有实际的意义，不仅自身存有很大的逻辑问题，还把语言本身遮蔽掉了，最后只能越辩越糊涂。
客观地说，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和这些诡辩故事，是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他能看到作为事物属性的一般，是某一类事物所共有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其得出的结论是：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这等于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成了客观唯心主义。
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仅流传下来六篇论文，首篇为《迹府》，是后人对公孙龙事迹的集录，其他五篇为《白马论》、《指物论》、《变通论》、《坚白论》、《名实论》，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别墨派也讨论坚白同异的问题，主张“离同异”，“合坚白”，与惠施、公孙龙的观点正好相反。当时名家具有辩证法的观点，如《庄子·天下》有所谓“南方有穷而无穷”及“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墨经》上也有此类论说，都说明了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性。
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其思想源头可上溯至春秋时代的管仲、子产，在尹文、申不害、商鞅、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形成了一个学派。
管仲
管仲是早期法家思想的先驱。他在齐国任相四十年，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帮助齐国实行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从治民的立场出发，既强调法制的重要，主张“严刑罚”、“信庆赏”，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他还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大意是说，只有满足了一个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这个人才会学习并遵守法律和法规，受道德的约束。用现代哲学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从这一点来看，管仲的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
管仲的这些言论主要被辑录在《国语·齐语》一书中，另有一部《管子》传世。
韩非
韩非，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后世又称其韩非子。
当时的韩国是一个小国，在秦国强大势力摧残下，近乎亡国。韩非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图存，但均未被韩王采纳。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退而开始专心著书。
韩非虽然口吃不善言语，但是文采却异常出众，作有《孤愤》、《五蠹》、《说难》等一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阅尽天下。这些作品流传到秦国，得到秦王嬴政的赞赏。
秦国派兵攻打韩国，迫使韩王派韩非做使臣来说服秦国。
韩非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得到秦王的再次赏识。两人相谈甚欢，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起设计陷害韩非。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关入监狱。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来时，韩非已被迫服毒自杀，秦王后悔不迭。
一生怀才不遇的韩非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实践。
韩非赞同“人性本恶”的观点，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并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他以法治思想为中心，对战国后期复杂多变的现实作了哲学概括，从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思想基础。
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因势利导，人人都有私心，即“畏诛而利庆赏”，仅靠道德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即“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前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只有凭借强大的法律去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将“恶”限制住，而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和“德”，让人们避恶从善，立公弃私。
他还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君主没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样，必须具备特殊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并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来统治百姓。君主只要将赏罚大权紧握在手中，找适当的人帮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别忠奸就可以了。只有牢牢掌握权力，执法严明，君主才能将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识人，才会赢得群臣的忠心，收服众人，让百姓遵纪守法。
韩非还是先秦哲学倡导“矛盾之说”的第一人，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为例，说明：“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便是“矛盾”一词的由来。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礼义”的衰微，大的诸侯国通过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试图组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用以维持统治和扩充地盘。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韩非提出必须统一国民的思想。
此外，韩非还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反对藏书，主张焚书。他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间接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但法家学说的出现，“富国强兵”、“法不阿贵”等观点的提出，还是给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纵观法家思想，实际是建立在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因为自然界有一定的规律，所以人类行为也应有一定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法。有了法，人们的行动就有了可供遵循的标准，统治者以法驭众，不必多费心思，而可以无为而治。这也符合道家的旨趣。所以，《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等篇，讲老子哲学。《管子》因有一部分讲道家哲学，《汉志》因此把它列入道家。同时他们与儒家、墨家也有渊源的关系。
儒家的礼治，据荀子的解释，是给人们欲望以统制：按照智愚等情况分级，以分配物质。这和法治的思想有几分相近。荀子又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法后王”，即以当下的政制为基础，这些理论都是法家所采取的。
墨家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思想上同于天子，也是法家所采取的。法家有“术治”、“势治”、“法治”等派，而以法治派为正统。
申不害主张术治，术治是人君用权术来驾驭臣子，术是不公开的。慎到主张势治，势治是用威权来统治，势是自然演成的，不是人类意志所能任意创造的。
商鞅和韩非子都主张法治，法是公开的，可由人的意志创造。实际上，法家是法术并用，法是官吏治理民众的工具，术是人君统御官吏的方法。
法家反对人治主义。儒家的以德化民，墨家的尚贤，都是法家所不赞同的。法家以为人治是主观的，不如法治的客观无私，人治以得贤人为条件，但贤君贤相的出现只是偶然的，不如法治有规则可循。人治使君主烦劳，不如法治的无为而治。
法家论国家的起源，比墨家、儒家正确，儒家主张家族起源说，墨家主张民约说，法家主张权力起源说。法家认为“令尊于君”—法令高于君主的意欲，是强调法的尊严性。法家虽然主张中央集权，但不主张专制，因为君主也要守法，可同时又主张立法权由君王掌控，君王既可以立法，也可以废法，自然可以任意胡为。所以荀子批评他们“民不议法”说的毛病，而提出“纂论（即继续的议论）公察则民不疑”的论点。
法家的著述以《韩非子》为精要。其次是《管子》。此外有《商君书》、《尹文子》、《慎子》等。法家对后世政治颇有影响，汉朝的萧何、曹参、贾谊、晁错，三国的诸葛亮，都是服膺法家的。
兵家
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被称为兵家。《汉书·艺文志》未将兵家列入“九流”，后世目录学家则列为诸子之一。兵家学说重点在于“用兵”，即战略战术问题。春秋战国之后，那些通晓军事的用兵者，也往往被归入或称为兵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的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并杂以鬼神助战的说法；“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
兵家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吕尚，即史上著名的姜太公。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各家学说各有异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是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其中，孙子是世界公认的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
孙子即孙武，字长卿，人称孙武子、吴孙子，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人。据《史记》记载，孙武原是齐国人，辗转来到吴国，当时适逢公子光政变。他在被吴国聘为将军以前，曾经蛰伏二十年之久。后来姬光即位，即吴王阖闾。吴国大臣伍子胥听说了孙子的才干，便向吴王推荐。孙子以兵法进见吴王。他以惊世骇俗之宏论，卓越远见之谋略，使吴王为之动心，得到重用。此后，他和伍子胥共同辅助吴王，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被后世誉为“兵圣”。其著作《孙子兵法》于古今中外都影响深远。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研习者辈出。后人陆续注释的很多，如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后人集各家注释编辑有《孙子十家注》。
孙子在兵法开篇即言明：战争关系到士兵的生命，国家的存亡，所以是国家大事，是必须谨慎对待和认真研究的。严格说来，孙子是一个“反战者”。战场上的军事行为和战斗都涉及资源的消耗，即使能够击溃敌军，己方的损失也不可避免。因此，孙子说“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最佳的胜利就是不战而胜，也就是不通过正面战斗，而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对敌军进行消耗，从而击溃敌人。《孙子兵法》的要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全胜争于天下，不拘一时的得失。这是一种全局意识，一切行动以此为目的。在此指导下，有舍有取，有法有度。总之，要造成己方的不可战胜之势，一击中的，务求全局胜利。
第二，取胜之道分为几个层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也就是说，最好是在战争的策划上形成一种不可战胜之势，从心理上、气势上造成一种汪洋大海，使敌屈服，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就是外交手段，削减敌人盟友和瓦解敌人，从而使敌屈服或战胜之；武力交战的办法是最后的不得已的解决手段。
第三，战争的手段是灵活的，和敌人没有信誉可言。凡是能制胜的办法就是对的。兵者诡道也。一切阴谋或者阳谋都可以采用，只要能迷惑敌人，战胜敌人就是好办法。用兵要“以正合，用奇胜”。“正”可视之为按牌理出牌，“奇”可视为不按牌理出牌，这两者没有一定规则。奇可变正，正可变奇。奇正相生，机动灵活，随时而变，办法随战机而变。情况瞬息万变，只有带兵的将领可及时了解到，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败兵的处置也是一种策略，他认为“网开一面”可全面瓦解敌方士气。所以说“穷寇勿迫”、“围师遗阙”。
第四，要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不轻易交战，战则必胜。粮食、武器、装备、时机等各个方面都要准备好，否则失败的是自己。
《孙子兵法》因其博大精深的内容，精邃富赡的思想，缜密严谨的逻辑，受到历代兵家所重视。汉初名将韩信曾以此书对部将教导谆谆，指挥其军队“举之不断、行而不迷、进退有据”，使他的军队攻无不克、风靡南北。唐太宗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子兵法》流传出中国后，对东亚及东南亚均有或轻或重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改变日本权力格局的三位大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精通《孙子兵法》。而译成西方语言后，《孙子兵法》在欧洲也大受欢迎。相传法国皇帝拿破仑更对此书爱不释手。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感称：“在《孙子兵法》中，把我二十多部著作所涉及的战略和战术原则几乎包罗无遗。”
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的杂家应时而生。《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
《尸子》
尸子即尸佼，战国时期杂家的代表人物。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老师。而刘向《别录》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的门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一书。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也遭禁毁。唐代又重被辑成。书中提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迄今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与现代“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
尸佼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提出用德义来修养心神。这与孟子的“正己”、“修身”等思想很接近。
在《尸子·广泽》一篇中，尸佼概括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议是没有必要的。如：墨子主张“兼”（兼爱），孔子主张“公”（公正），皇子主张“衷”（中和），田子主张“均”（均平），列子主张“虚”（清虚），料子主张“别囿”（破除成见），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即“公”、“去私”。由此可见，各家都有可以相互融通、认同的层面，因而主张综合各家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尸佼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国家统一的想法。
《吕氏春秋》
吕不韦，卫国濮阳人，著名的大商人。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夺得储君地位，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吕不韦被立为丞相。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集体编纂，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在秦国即将统一六国前夕完成。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不韦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春秋”。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除提升自身地位外，吕不韦编书的目的还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秦国的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
《吕氏春秋》以“法天地”而行人事为理论基础，在修身适欲、民本思想、君臣关系及施政法则等方面都有所发挥，包含了较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其历史影响也比较深远。
该书虽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理论著作，且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其中一些文章短小精练，文风平实畅达，说理生动，可称得上是优秀的散文之作。另外，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也是其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据初步统计，全书共有两百多则寓言。这些故事大都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现今人们常用的成语，如刻舟求剑、盗亦有道、循表夜涉等都源自该书中的寓言故事。
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该书的重视。东汉的高诱为其作注，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客观地说，《吕氏春秋》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所体现出的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书中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苏飞、伍被、左吴、田由等人仿照秦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后世刘向校定该书时命名为“淮南”。
该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军事、思想的重要典籍，也是探寻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物候、养生乃至文学、神话、民俗的宝藏，同时也是考察汉地语言极珍贵的资料。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淮南子》分为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其中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然而，历经岁月战火的洗礼，能留传到今日的只有《内篇》。其中最后一篇《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
在政治上，《淮南子》提倡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书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
书中还主张循理而举事，反对离道而妄为，提出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淮南子》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书中“塞翁失马”蕴含的哲学思想闻名古今。
相较于《淮南子》在学术界的辉煌地位，该书作者刘安的生平则令人唏嘘。
刘安是西汉皇族，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他自幼好读书，善文辞，才思敏捷，喜欢鼓琴。他的父亲刘长因谋反罪被废除王位，不久便绝食而死。所以，十六岁的他便被册封为淮南王，从此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
汉初，文帝、景帝等都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也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
刘安深受他们的影响，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悖，以“无为而治”为主要治国思想，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产、轻刑薄赋的政策。他礼贤下士，体恤百姓，善用人才，使淮南地区呈现国泰民安的景象，日渐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
然而，刘安与他的父亲一样，“心在天下”。为了能在发生动乱时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刘安一面广置门客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一面集聚钱粮，制作军事装备，不断积蓄力量。然而事情败露，在朝廷追查的时候，刘安直接起兵反叛。汉武帝派兵攻入淮南，叛乱很快被平定了。刘安被迫自杀。
阴阳家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阴阳”最早见于《易经》一书，“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阴阳最初源自古人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总结，即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又引申到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等，皆分阴阳。古代哲学家们认为，阴和阳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作用，由此才会有此消彼长的现象，这也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史记·天官书》中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古人认为，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而五行则是构成一切事物必不可少的要素。五行，即木、火、水、金、土，这五种元素充盈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维系着自然的平衡。
在传统文化中，阴阳与五行影响深远，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经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秉承这一思想并用它来解释社会人事的学派，就被称为阴阳家，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阴阳家出于方士。方士即方术士，类似于古代的科学研究者。《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掌管占卜的巫师，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规则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中的卦辞、爻辞即源于此。
第五种是杂占：卜筮之外的占卜术。
第六种是形法：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称为“风水”的方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相协调。
由上可知，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同时也是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等发展的基础。
正式将阴阳与五行相结合在一起的，是战国时期的邹衍。他是阴阳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
邹衍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他思想宏大，学识渊博，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又喜欢谈天说地，内容无所不包，因此后世人称其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当时的邹衍在各国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行至各国都享受到了上等的礼待，这与孔孟二贤周游列国时的境遇大不相同。
邹衍行至梁国，梁惠王亲自出城迎接，并对他行宾主之礼；行至燕国，燕昭王为他扫路，并为他造了一座宫殿，希望做他的弟子，亲自去听他讲课；行至赵国，平原君赵胜走在路旁，在他入座前为他擦拭座位上的灰尘……
邹衍路过赵国时，公孙龙也在平原君赵胜处，被尊为座上宾。平原君想让他们来辩论辩论，看看谁更厉害。谁知邹衍并不买账。
邹衍直接对平原君说：“所谓的辩论，就是区别不同的类型，不相损害；排列不同的概念，不相混淆；阐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越辩越迷惘。像这样的辩论是可以参与的，辩论中胜出的一方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挫败的一方也可继续追求真理。
“但用花言巧语来偷换概念，用繁文缛节来做论据，甚至用互相诋毁来吸引别人的辩论，只求咄咄逼人、纠缠不休，让别人不认输不罢休，这不仅妨碍了治学的根本道理，还有伤君子风度，我邹衍是绝不会参与的。”
在座的人听了邹衍的这番话，不禁拍手称道。从此，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就受到了冷落，最终离开了赵国。
邹衍这种“不辩”的态度，很受后人称道和学习。
邹衍之前的五行学说，只是用阴阳来解释已见的现象，用卜筮来探求未知的现象，而邹衍在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还将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五行生胜”的理论，并据此提出“五德终始说”，开创了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学派。
邹衍认为，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其相配合，每一德都有德运盛衰，德运便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朝代的更迭也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进行的。他说，自黄帝（土德）以来，已经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三代，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
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邹衍还将季节划分为五季，认为天子要在相对应的方位穿着相应颜色的衣服。而且，天子应住在一间特别的大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西北方向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统称为“明堂”。
天子每个月应换一个正厅居住，天子的衣服、食材、音乐、所祭的神等都需要遵照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安排，十二个月为一个轮回。
这个大院子中间还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之月时居住。“东、南、中、西、北”的方位与“春、夏、季夏、秋、冬”的时令相配，天子则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事情，这便是明堂制度。
这种以五行相克说解释王朝政权的兴废，以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季节的转移的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在当时深受民众的认可和统治者的重视，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由此，邹衍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也是不难理解的。
“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很大，被历代新王朝的统治者视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结论，将秦文公猎获黑龙当作水德兴起的符瑞，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机械论，毫无发展的观点可言。
邹衍对宇宙空间有着广阔性的联想，遂提出了“大九州”说，他以“先验后推”法推论世界有九大州，中国所在为其中之一，名赤县神州。
这种对世界地理的推论性假说，在当时及后世有扩大人们地理视野的意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不过均已失传。
纵横家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不听周天子的号令，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抢掠别国的土地和人口，富国强兵，以武力为后盾，树立自己的政治地位。经过五百年的恃强凌弱，杀伐兼并，到战国末期，上千个诸侯国仅剩下十余个，其中较强大的诸侯国有七个，即齐、楚、燕、赵、魏、韩、秦，史称“战国七雄”。这时的七国，已不满足于做天下的霸主，他们均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要取周天子而代之。一批从事政治活动的谋士或策士，以审察时势、陈明利害的方法，以“合纵”、“连横”的主张，游说列国君主。从战国至秦汉，他们一直是各国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并且举足轻重，“翻手为云，覆手变雨”，操纵着国家斗争的局势。
这些顺应大势，纵横天下，游说各国君王或合纵或连横的活动家们，即为九流之一的纵横家一派。《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有著作“十二家，百七篇”，现仅存《鬼谷子》十二篇、《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战国策》三十三篇。《战国策》一书是游说辞总集，几乎所有纵横家谋士的言行都在此书中。
“合纵”、“连横”是纵横家最重要的两个思想。“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韩非子》解释说：“纵者，合众弱以攻强者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合纵”即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连横”即一强连一弱以破获众弱，如六国分别与强秦结盟的外交策略。前者主要以连为主，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这可视为战略思想，是行辩术成大事的基础。
纵横家们须做到：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全智勇，长谋略，能决断。首先要对现实有最明确的认识，确定连横的对象，然后知其诸侯为人而定说辞，及游说之法，或抑或扬，或抑扬相合，或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诸法只要对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游说过程中，当先观其反应，见机行事，察其对己之关系，是同是非，若同则继续，若非则当补遗误，而后以飞箝之术或以利诱，或以害说，探其实情，此为游说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后再以揣摩之术深察其内心，看其同异，而后快速正确以权谋之术决断。
鬼谷子
纵横家的鼻祖是鬼谷子，又名王禅，战国时代卫国人。传说他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的鬼谷，所以自称鬼谷先生。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精通兵法、武术、奇门八卦，著有《鬼谷子》一书。民间称其为王禅老祖。曾授苏秦、张仪两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其后习鬼谷纵横术者甚多，著名者如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孙膑、庞涓、郦食其、蒯通等。在战国末期，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
苏秦
苏秦，战国时期韩国人，出身农家，素有大志，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捭阖之术多年。苏秦连横说秦惠王，其主张未被采纳。凭着坚强的毅力终于在燕国打动燕文侯而一举成名，进而促成六国之王结盟于洹水，成为六国联盟的纵约长，兼任六国国相。他联合成功，向北回赵国复命时，车马随从成群，犹如一个君王的气势。后来，苏秦与赵秦阳君共谋，发动韩、赵、燕、魏、齐诸国合纵，迫使秦国废帝退地。
张仪
张仪，魏国贵族后裔，早年和苏秦一起在鬼谷子门下求学。完成学业后游说各诸侯国，希望得到重用。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秦国，得到秦惠王的赏识，被任命为相国。当时，六国正在组织“合纵”，秦国面临危机。六国中，齐国和楚国的实力最强大。张仪认为，如果要破坏六国的“合纵”，必须拆散齐国和楚国的联盟。张仪运用纵横之术，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或为秦国拉拢，使其归附于秦；或拆散其联盟，使其力量削弱。但总的来说，他是以秦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整个秦惠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张仪作为杰出的纵横家出现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对列国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诸子九流中，纵横家是最讲实务的一派，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的技巧，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计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以取得成功为目标。这样的行事主张与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大相径庭，所以历来不被学者看重，对《鬼谷子》推崇的极少。其实外交战术得益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的统一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这也是纵横一派学说的精髓所在。
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这一派学者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男女都亲自劳动，那么不用刑罚政令也可成治世了。农家要求人人劳动的主张，体现了当时劳动者反对剥削的朴素愿望。
许行，战国时期楚国人，约与孟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先秦农家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载录《神农》二十篇，但因没有流传于世，详细思想内容与其他事迹皆不可考，仅在同期其他著作中有零星的记录。
《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许行率门徒自楚国抵达滕国。滕文公根据许行的要求，给他划定了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大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赶来，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学派的忠实信徒。同年，孟子游滕，遇到陈相，于是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农”、“儒”论。
许行和门徒以农事为主业，同时也从事手工业生产，还认识到市场货物交换的重要作用，以粟易帽、锅、炊具、铁制农具等需要品。他的思想主要是君民并耕之说和“市贾不二”的价格论。
他提倡“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贤德的国君应该与百姓一同耕种获得自己的粮食，自己做饭并处理国事；反对国君设米仓储粮谷、置府库积财货，认为这是伤害人民来供养自己，并否定国君拥有仓库、府库的物权。他还主张依据产品的长短、大小等数量、质量来定价格，不赞成商人从中剥削，反对抬高物价等欺诈行为。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和共同劳动的愿望，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思想与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但这种主张只能是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许行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的情况，表达了调整物价、解除现实压迫的强烈愿望。
王充之学
王充是东汉时期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历史上以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为后代书籍所记载，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处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关键环节。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其先祖曾因军功而受封，级别虽然不高，但可以坐食其税，算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一次突发事变，祖上失去了爵位和地位，家产被没收。家族无爵可继，且有家难归，于是，王充一家人在封地附近安置下来，以经商为业。后因王充的父亲王诵好勇任气，得罪了地方豪强，又举家迁走，从此，家族走向衰落。
到王充出世时，家里已经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王充一家被称为“孤门细族”。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
家穷无书可读，王充就经常逛书肆阅读。他游学洛阳，在班彪门下学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很多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加之读的书又比较杂，很快便精通了百家之言。
当时的洛阳是东汉的帝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王充在此地“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的经历，使其大开眼界，增进了不少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可是，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做过几任郡县僚属，终因与上级争论不合而离职，回到乡里教书。
王充是儒家学者中的特出之士，他信奉儒学，但又不囿于一般的“俗儒”之学。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哲学有着道家的思想，他的《论衡》一书，即根据道家自然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当时一般人的迷信。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认为人死后没有灵魂，祸福是人自己所造成，不是鬼神主使。
他驳斥阴阳家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关于天和天人关系的问题，王充认为，天是物质的天，没有情感，也没有知觉。天地之气能感动人物，人物却不能感动天地之气。所以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既然人事不能感动天，天也无从干预人事，所谓“天谴”、“天怒”、“天罚”等说法，自然是无稽之谈。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
王充的方法论颇符合科学，他立论必根据事实证据，再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诠释，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论衡·说日》篇说：“日之长短，不以阴阳……夏时日在东井，冬时日在牵牛。牵牛去极远，故日道短；东井近极，故日道长。”又说：“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可见王充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严格的科学精神。
王充提出了“元气”一元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气”和“气化”可以说明万物、人及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认为，物之生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于元气，犹如水凝而为冰，冰释而复为水一样。
关于万物之间的关系，王充认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即不同性质的东西才能互相作用、革化。他把这作为普遍规律，用它来解释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王充还试图用这种“斗争”观点来分析某些社会矛盾现象。他举例说：“一堂之上，必有论者；一乡之中，必有讼者。讼必有曲直，论必有是非；非而曲者为负，是而直者为胜。”
关于人性，王充著有《本性篇》作专门讨论，认为“人性有善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形成人性善恶的原因是气禀的不同：“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也。”人性善恶可随环境而变迁，所以要注重教育。他将人性分三品：上智为善性，下愚为恶性，两者不可改变；中智善恶混，可习而改：“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世间大量存在的是善恶混的“中人”，中人之性可以改变，创造良好的环境加以教育改造，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是今优于古的进化观，反对一般贵古贱今的观念，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所以，没有必要“颂古非今”。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他在《非韩》篇，非难韩非，在《问孔》及《刺孟》篇，说明孔子、孟子的学说里也有矛盾，在《说天》和《说日》篇，非难邹衍及天文家的学说。他对于《论语》里面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宁可失去粮食而饿死，也要坚持信义，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有成？……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自孔子成为偶像以来，数千年来，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孔子的议论，只除了王充和明朝的李卓吾两人。李卓吾的书曾被焚烧，王充的书幸获保存，可见汉朝虽尊崇六经为官学，但并未禁止民间的学术思想。宋明以来，儒家的思想专制变本加厉，清朝研究诸子百家的风气渐开，不过是在“参证经义”的大前提下进行，不敢直接阐扬诸家学问与儒家对抗。所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王充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但同时，他又认为 个人的贵贱福祸，国家盛衰治乱，都由命中注定，人力不可改变。他在《命禄》中说：“命不可免，时不可力。”“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命运不可逆转，富贵不可强求，人在天命面前无能为力，最多不怨天不尤人而已。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宿命论。这或许是他一生坎坷，仕途屡遭贬黜的境遇所造成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