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失败后，各地诸侯割据，经过长期混战，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二八〇年，西晋政权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是只维持了非常短暂的几十年，就被少数民族统治者推翻。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战乱几乎持续了近百年，在这段时期中，儒家经学拘泥于古今文字的辩论，不讲大义。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反思，一种新的崇尚老庄、调和儒道的哲学—玄学应运而生。其中道家占主导地位，融合了儒家学说，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新形式，所以也称新道家。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一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玄学以简约、精致的思辨哲学而著称，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改造了老庄哲学，可以说是儒家名教思想和道家自然思想的综合。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贯穿不变的核心议题。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魏代的“正始之音”，正始是曹芳的年号。这时期是玄学的开创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与王弼。这两人都是当时的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他们认为，整个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认为“无”是世界的本体，“有”是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并认为世界的本体“无”是绝对静止的，现象的“有”是千变万化的，运动着的“万有”最后必须反本，归于“虚静”。在政治上，崇尚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以儒家的名教为末。
在玄学思潮中，《老子》、《庄子》、《周易》被誉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注解《周易》。《周易》虽是儒家经典，但经老庄派学者的注解，也道家化了。当时注解老庄的极多，何晏的著作为《老子道德论》及《论语集解》，王弼的为《易注》及《老子注》。
王弼出身于官僚世家，他的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荆州牧刘表，继祖父则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优越的成长环境，再加上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就了一代少年奇才。
王弼小的时候非常勤奋好学，对于儒、道两家的学说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为《老子》作注。当时正值玄学的领袖何晏也为《老子》作注，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何晏便亲自去翻阅。看过之后，何晏自愧不如，将自己的著作改名为《道》、《德》二论。
当时的何晏已官居吏部尚书，年龄比王弼大将近四十岁，其学术、政治地位都非常显赫，但仍对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在学术上的见解赞叹不已，认为王弼是可以与自己探讨“天人之际”这样哲学难题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少年王弼在学术见解方面，已压倒了他的前辈。说他是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名副其实。
之后，何晏推荐王弼担任台郎一职。不过王弼高傲不群，为人有些刻薄，时常以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较，而且说话从来不给别人留余地，得罪了不少人。加之他也不善于打理政务，没多久便把官职丢了。
同年秋天，王弼身染重病，最终不治而亡，年仅二十四岁。
虽然王弼的人生很短暂，但其学术成就卓著，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他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以“无”为本—在有形有象的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象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们，这个无形无象的东西称为“无”。
“无”即自然，因此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将名教的产生也看成是自然而然的。既然名教出于自然，那么统治者就应该根据“自然”的原则来管理国家，即“无为而治”。
根据“以无为本”的原则，在王弼的哲学里还衍生出“得意忘象”的思考方式：只重视精神而忽视形式。这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第二阶段是竹林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阮籍与嵇康。何晏、王弼等的思想是继承庄子而不是继承老子的，以虚无寂灭、超脱现实为主。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阮籍、嵇康等“清谈派”。他们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同时他们又都对庄子隐世逍遥的思想非常欣赏，并以消极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人生观。当时有人冒列御寇之名作《列子》，内有《杨朱篇》，也提出只有快乐享受才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在。这些思想，表面上是乐观的，实际上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由清谈派再发展下去，便成葛洪一派的神仙修炼之术（《抱朴子》），这是逃避现实的最后归宿。
阮籍，字嗣宗，因曾做过步兵校尉，后世又称他为阮步兵。历史记载，他有一项稀奇本事，能为“青白眼”。遇到不喜欢的人，他就只瞪出白眼球；遇上尊敬赞赏的人，他才露出黑眼珠。
阮籍才华横溢，但身处政治黑暗的年代，抱负难以实现，内心异常苦闷。在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阮籍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巧妙地和司马氏周旋，不敢明显地顶撞，另一方面又用嬉笑怒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
在思想上，阮籍是推崇道家的学说的，他反对统治者利用儒家的礼教来压迫下层民众。这些哲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达庄论》、《通老论》和《大人先生传》等作品中。
《达庄论》是阮籍对庄子思想的阐发。他虚构了一个故事，假托一群信奉儒家的青年人和一位领悟宇宙人间大道的“先生”之间的一场辩论，阐明“万物一体”的学说。他在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困境的同时，吸收老庄的理论，构筑自己理想的精神境界。
在《通老论》中，阮籍总结了老子的哲学观点，他说：“《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阮籍认为，道家的“道”是要胜过儒家的“仁”、“义”的，而且今人不如古人。
《大人先生传》创作了一个生于远古、长生不老、四海为家、天地等寿、独求大道的人物，宣扬了老庄的超脱，攻击“君子之礼法”。
阮籍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追求。在他的理想中，只有内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精神才能得到彻底的解脱，拥有绝对的自由。
嵇康，字叔夜，因曾在朝中担任中散大夫的官职，后人又称他为“嵇中散”。嵇康与阮籍齐名，同为“竹林七贤”中著名人物。他博览群书，无师自通。爱好音律，演奏古琴的技巧非常娴熟，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高手。此外，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也很高。但是个性骄纵，超然不群，这种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
在哲学方面，嵇康崇尚自然，认为“自然”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一个人心神安宁，内心就不会充满欲望；一个人思想豁达，情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约束。内心不求名利，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牵绊而处于自然的状态中；情感不受欲望束缚，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事物。
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魏政权，利用儒家礼教作为实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嵇康对当权派这种作为非常反感。他所反对的名教是司马氏集团提倡的虚伪名教，并不反对维护封建纲常的名教，所以他又强调儒家礼乐的作用，认为真正的礼乐教化可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这些主张为嵇康招来了祸端，他最终遭到陷害，被当权者判处死刑。在临刑的时候，三千太学生前来拜嵇康为师，并向当权者请愿，希望能够赦免嵇康，但被拒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嵇康为前来送行的人们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之后便从容不迫地引颈就刑了，时年三十九岁。
第三阶段是西晋元康时期，为玄学的综合期和完成期，代表人物是郭象。郭象的玄学，是在魏晋之际向秀《庄子注》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象的玄学，以庄学为主，反对何晏、王弼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玄学崇有论思想。他主张名教即自然的儒道合一说，认为逍遥世外与从事名教世务本是一回事，因此逍遥游并不要遁世。
就玄学时代的著作讲，以郭象的《庄子注》最有价值，对庄子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都有充分的发挥。郭象认为，无不能生有，天地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即所谓“独化”之理。又说天地万物，“彼我相与为唇齿”，“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又说“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耳”。“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这就是说，一件事的产生，乃整个客观环境所造成，不是一两个特殊人物所能创作的。又说万物彼我“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似乎就是说明对立的统一，又说“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讲到社会制度，则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讲到人性，则说“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这些见解都很透彻。至于神秘主义，就是所谓“至人“或“圣人”人格的解释，那就是忘彼我，统小大，齐死生，同是非，泯除一切差别的观念，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代表人物是僧肇，核心思想是“万物是亦有亦无，有无双遣而并存的”。自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从永嘉之乱到东晋政权建立，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中，这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实际作用，转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并且与佛教结合，呈现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玄佛合流”。
僧肇俗家姓张，陕西西安人，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靠佣书为生。他经常帮别人誊写、编录典籍，因此得以博览群书。
少年时代，僧肇非常喜爱玄理，对于老子和庄子的文章爱不释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维摩经》，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思考，僧肇确定了自己毕生的追求和目标，因此出家为僧。
僧肇出家之后，对佛经进行了深入辟理的研究，二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当时，天竺高僧鸠摩罗什接受姚兴的邀请，在甘肃地区传播佛法，僧肇便慕名前往，两人由此结缘。之后，他跟随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开始参与佛经的繁杂翻译工作。
在追随鸠摩罗什的十多年里，僧肇是其门下最年轻的、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弟子。由他参与并编订的经论，千百年来成为佛教徒众公认的权威版本。另外，他本人还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
他的这四部著作，以佛教的思想为宗旨，并结合了老庄的哲理，阐述了一系列哲学命题。不仅如此，僧肇还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僧肇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偏颇的理论，“合有无为一”才是真谛。他说，客观世界从其本体的角度来看，是虚幻不实的，因此是“空”便是“无”，但这虚幻不实的客观世界又是可以用各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所以从现象的角度来看，又是“有”，只是这种“有”是虚假的，是“假有”。这样，“有”和“无”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现象和本体应当结合起来看，不能偏执于一方。
可惜的是，他只有三十一年的生命。如果僧肇能享有高寿，对佛教思想理论上的贡献更为广大。
子学的兴起与消沉
中国学术的精华尽在周秦诸子。章太炎说宋明理学不如佛学的精微，周秦诸子则包含了精微的哲理。冯友兰说理学是哲学之哲学，古代只有公孙龙子追求这样纯理的学问。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不得不说周秦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发达的时期。不但哲学思想高深微妙，远过于后世的儒家，而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都在此时萌芽，如法家的政治学，名、墨、儒、法各家的逻辑学，墨家、阴阳家的天文学，兵家、墨家的军事学等。诸子时代的学风，最可注意的是：有创作性，绝无学术腐败问题；专家之学，易于求精；后学阐扬前哲，不为旧说所限，易于进步；各派相互辩驳，思想日益精进。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学风呢？
社会的剧烈变化是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铁质农器普遍被使用，农业、手工业空前发达，商业开始兴起。大商人如弦高、计然、范蠡、吕不韦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控政治。而旧时的贵族反而日渐没落，由此新兴豪强希望出现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束纷争格局，以利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旧贵族希望恢复封建初期大小诸侯和平共处的局面，所以形成了新旧思想的对立。同时各封建诸侯国，因地利的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如齐国有鱼盐之利，用国营的方法而致富；秦国用商鞅变法，开荒垦殖，施行军事训练……从而加紧了兼并弱小的趋势，后来七雄并立，斗争规模扩大也更为激烈，各国都想吸收人才来相助自己，所以大力提倡讲学，奖赏人才成为各国通行的政策。当时的文化中心，如齐国的稷下等地，成为人才交流中心，对学术的奖赏力度相当大。
其次，知识得到普及。过去能受到教育的只有王宫贵族子弟，知识全由封建贵族垄断。由于贵族的没落，将知识传播到了民众中，比如孔子就在民间讲学，因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知识分子；再加上社会交通的频繁，通商与外交的往来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对迁徙居住的限制，使文人策士能游走于各国，达到了相互观摩、相互促进的作用。
诸子学说，无不为“救时之弊”，因其地位不同，见解各异，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方案。如墨家、法家及儒家的荀子等，都主张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如老子，主张恢复旧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如孔子，主张霸主们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来恢复和巩固封建旧秩序……总而言之，他们对现状都不满意，主张改良和变革。当然，如果仅仅是纷争的局面，而没有新兴进步阶层的出现，那百家争鸣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了。因而从诸子学兴盛的原因，也可以推知诸子学衰微的原因了。
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帝王尊重儒术，以利禄来提倡经学，造成诸子百家的沉寂，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三国六朝时代，儒学本身也很消沉，却没有形成学术兴旺的气候。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社会阶层没有新的发展的缘故。秦汉之间，商业有一定发展，但生产方法没有进步，政府又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上没有大的发展。六朝以后，社会经济虽略有进步，生产方式大体仍停留在两千年前的模样，直到近代与西方各国交通以前，学术思想未有重振的迹象。
周秦时代过去后，只有东汉的王充一枝独秀，魏晋玄学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未有大的成就。到了清朝，才有人研究诸子学，不过这都只限于训诂考订校勘，没有义理方面的深入发展。对于诸子学，应有正确的认识。首先，诸子学不能成为一种科目，应当归于中国哲学史，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古代思想。其次，要注意义理的探讨和时代背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