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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与骈文

诗、赋、词、曲都是韵文,相对而言的非韵文,分为散文和骈文。

散文的句法,长短不一,比较接近口语的形式。骈文的句法,讲究排比齐整,字义虚实相对。如“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一双四字句及六字句,两两相对,这就是骈文,其他形式的普通文章都是散文。这个散文和现代所说的散文定义是不同的。

六朝盛行的骈文,由赋蜕变而来。骈是对偶的意思,骈文以四字句、六字句相间成文,所以又叫四六文。骈文的定义,骈文家们各有判定,认为骈文包括“骈字”、“骈句”、“骈意”等形式,不仅四六文而已。“骈字”即两字重叠而成的语汇,例如“窈窕”、“参差”、“苗条”、“流离”、“夭夭”等,或双声相重,或叠韵相重,或同字相重。如果不重叠,音节就不明显,读起来不悦耳。所谓“骈句”,不仅包括四六句,只要是排句,都包括其中了,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这也算骈句。至于“骈意”,则凡文字有几层意思,分几段排列写出的,都是骈意。

这样算来,不但韩、柳、欧、苏那些散文大家的文章脱不了骈文的范围,便是白话文也有许多是骈文了。这一定义过于宽泛。骈文虽不限于四六,但句法整齐、字义虚实相对这两个原则,必须具备,才算是骈文,如八股文、对联,都合于这两个原则,因此都是骈文。至于其他的骈句,就不能叫骈文。骈字和骈意,更不能算是骈文独有的特点。

骈文是六朝才产生的。周、秦、汉代的文字,不过是散文中间有排比的句法,或韵语,或连续数节文字的结构偶然相类似,这与后世的骈文不同。古代文书流传困难,常常要凭口耳相传,所以有可能把句子弄整齐些或做成韵语,以便记忆及传诵,但这种构造并无一定格式,绝不能和四六文或八股文相提并论。

自唐朝以来,散文被很多文人称为“古文”,这个名词也容易让人误会,因为今人看来,过去的文章,无论骈文、散文,都是古文。

了解了唐朝散文家们的文体革新运动,就不会误会了。唐朝承继六朝之后,骈文盛行,初期文学家如王勃等,都是骈文大家,中唐以后,刘知几作《史通》,陆贽上奏本,都是用骈体,所以,韩愈等想要改革当时的文风,就不得不提倡汉魏以前司马迁时代的写作形式了。

所谓“古文”运动,并不是复古,而是有积极的创新性。散文这一名词,过去和现在也不尽相同。现在的散文,指的是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体裁,不包括小说,更不包括文学以外的议论文;而过去所谓散文,是包括这些文字以及非骈体的应酬文章。

周秦汉的散文

文学的产生从诗歌开始,因而汉以前的纯文学只有诗歌,至于散文,都是记事说理的实用文章,其中文辞优美的,算是杂文。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五经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根源,北齐的颜之推也赞同这一观点,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清时的曾国藩,都推五经为古文范本。用现在的文学观点来看,五经中只有《诗经》是文学,其他或是史书,或是占卜书,其中又包含了一些民谣谚语、故事或小品文,可视为杂文一类。

经书以外谈哲理的诸子百家的著作,也被视为文学,特别是《庄子》,包含了许多的寓言,为人们所推崇。《战国策》收录了很多纵横家们的生平事迹,这些辩才们的文章,以议论的形式加入许多故事来说理,抑扬顿挫,算是策士文学,也是后世论说文的初祖。

历史文学中,《尚书》时代最古老,文体古奥,后改为之乎者也的文体,即改用当时口语的白话形式,可视为古代的文学革命。《尚书》以后,《左传》、《国语》是历史文学中的早期佳作,汉朝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彪、班固、班昭接力完成的《汉书》。哲理文学除《庄子》外,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颇有文学意味,还有《荀子》、《老子》、《孟子》等,也被后世推崇,不过《孟子》文体近于策士文,《荀子》则语言平实,较少文学特征。汉朝时,西汉的董仲舒、扬雄,东汉的王充都创作了很多哲学散文,其中扬雄的文章最有文学意味。

此时的策士文渐变成了辞赋与疏表议论文。如邹阳《上梁王书》,贾山的《至言》,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晁错的《论政治书》,仍保留了一些周秦文章纵横捭阖的作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宏的《贤良策》,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文风变得平实了许多。除以上提到的人外,西汉的散文家还有淮南王刘安、东方朔、刘向、刘歆等,著《史记》的司马迁为第一。后世归结其作品有三大特色:第一,情感丰富。第二,人物描写生动。第三,语言采用俗语方言,文辞不古奥。东汉散文家还有蔡邕,以班固影响最大。散文发展到东汉,形式渐趋齐整,内容不及西汉的生动,已见六朝文的端倪。

唐宋八大家

唐朝文学革新运动中,产生了两个文学名词:骈文和古文。

明时学者选出了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即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

唐朝政治稳定以后,经济发展,社会事态趋于复杂,专讲形式之美而内容贫乏的骈文,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当时佛学思想经典的大量输入,引起儒家的哲学兴趣,而经义注疏之学因政府提倡而兴起,呆板浮华的骈文已不能满足这些说理或解释的文字的需要了。古文运动因此应时而生。

古文运动的主帅是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后世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东汉至唐初,文学日渐偏于形式美,最后完全成为风云月露的文字游戏,不能观照现实。韩愈提倡古文,以“文以载道”的口号反驳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以继承先秦、西汉的文学传统为号召。

韩愈的这一主张并不是复古。他所提出的“古文”,是从骈体解放出来的自由活泼的散体文字,这种形式的解放,北周时已有萌芽,如苏绰的《大诰》,文笔朴素。后来的隋文帝曾下诏禁止浮艳文字,提倡实录。唐初陈子昂、李华等也不满骈文,以散文形式创作。在这些前人的基础上,到了韩、柳所处的唐代,古文运动便成熟了。

韩愈的创作以议论文为主,纯文学作品不多。文风雄浑奔放,抒情散文《祭十二郎文》是代表作。柳宗元多作山水游记和寓言故事,如寓言《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三戒》等,都是很好的散文,精致隽永,大约受周秦时代《山海经》及《水经注》的一些影响。除他二人外,提倡古文的唐朝人物还有李翱、张籍、皇甫湜等。

宋朝第一散文作家是欧阳修,抒情代表作有《泷冈阡表》、《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江邻几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诗集序》、《岘山亭记》等。其他五大家,都是欧阳一手提拔的,但他们很少作文艺类的散文,其中苏轼的作品比较突出。“三苏”都擅长议论说理,有着策士文的风采。苏轼偏好研究《孟子》、《庄子》和《礼记·檀弓》,苏洵喜欢研究《战国策》和《韩非子》,著作当然受其影响。除这些人外,宋朝古文运动第一人是柳开,后有苏舜钦等。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还有司马光、范仲淹等人。宋朝还有程颐、朱熹等理家学的语录体,也是用白话写就,明朝王阳明的《传习录》就是仿的这种体裁。语录体原是佛家所创,古文家们觉得浅俗,不屑于应用。

明清古文家

宋明间的散文作者,只有金的元好问比较有名。明清时期的散文作者很多。明初有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稍后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所作文章称台阁体。台阁体过于平庸肤浅,因而有李东阳及李梦阳、何景明的两次复古运动,即所谓的“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李东阳主张复唐宋的古,李梦阳与何景明主张复秦汉的古。这种复古,实为拟古,缺乏创新精神。后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继承之。

唐顺之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根据此书加以圈点评论。归有光评点《史记》,提倡所谓古文义法,替清朝的桐城派开了一条路。归有光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不加赞同。另有徐渭所作的文章别具一格,理学家王阳明也自成一家。后来又出现了所谓“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安人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世称“三袁”,作风幽怪诡异,浅俗诙谐。竟陵人钟惺、谭元春认为公安体太浅俗,故意创造一种孤僻的文体,号竟陵体。民国时期的幽默派林语堂,以公安、竟陵的小品文为号召,形成一种文白夹杂的文体,插说俏皮话,受到时人的欢迎。

举世公认的明代散文代表人物是归有光,最擅长写家庭生活,代表作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记》、《项脊轩志》、《见村楼记》、《野鹤题壁记》。

清朝初年有几个作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因有明朝亡国的伤痛,写作的散文较为动人。魏、侯二人与汪琬,世称“清初三家”。其次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称“江左三大家”。此外还有彭士望、邵长蘅、施闰章、姜宸英、朱彝尊等,都有些文名。

清中期的文坛,为桐城派所独占。桐城派确立于姚鼐,源于方苞。方苞是安徽桐城人,讲求古文义法,散文平正温雅有条理,后来他的同乡刘大櫆、姚鼐将他的文风发扬光大,于是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声誉。姚鼐是桐城派大师,文章以韩愈为初祖,认归有光和方苞为近世楷模。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都是姚鼐在钟山书院讲学时的弟子,这些人都学习他的文章,并将所学传授给门徒或朋友,因而桐城派文人势力很盛。清末的曾国藩也学习桐城派文章,但略有变化,后来还有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译著家严复、林纾等继承之。同一时期与桐城派相对抗的有“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为首,还有张惠言、李兆洛等,不过势力不如桐城派。这派也是受桐城派的影响而产生的,和桐城的主张没有差别,文章也大同小异。自清中期至民国初年,大部分散文作者都跟风桐城派,后期则受曾国藩的影响更多。

古文义法

所谓义法,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作文的写法。桐城派讲古文义法,实际是受到唐宋人的理论,特别是明朝人评点古文的影响。方苞曾说:语录中之语,汉赋中板重字法,魏晋六朝人之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皆不宜入古文。这是消极方面的义法。

姚鼐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文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而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刘大櫆说:“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姚、刘所说,是积极方面的义法。

曾国藩更说得清楚,他认为作文以“行气”为第一条件,其次为“造句”,再次为“选字”,至于这三件事的标准则有两个,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个条件的连贯性,说“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

古文评点家们总结了几种古文笔法。在篇章结构或修辞上,有所谓起、承、转、合,有所谓起、伏、照应;有所谓抑、扬、顿挫;并且定出了许多公式。章太炎看不起唐宋古文及桐城派,提倡魏晋文,但他写字必依《说文解字》,曾说作古文方法,是将可以省略的字尽量删削或改用最简单的字,最后必得高古的句法。

这种种义法,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不能自由发挥。古文在唐朝,原本是一种新鲜活泼的文体,但发展到桐城派,又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打破古文义法的重重限制,采用活泼自由的文体,才能适应现实人们的需要。

六朝文

三国时的吴,晋时的东晋,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都建都金陵,偏安一隅,称为六朝。六朝在江南景色秀丽、风物富饶之地,士大夫生活浮华奢靡,在文学创作上逐渐形成了唯美主义的骈文形式,以六朝最盛,因而也称六朝文。在骈文初起的三国两晋时代,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都是可注意的文章。

南北朝时期也有几个散文家,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及《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著名的骈文作家有: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沈约、任昉、徐陵,北朝的温子升、邢邵、庚信、王褒等,徐陵和庾信开创了六朝文的最高峰。

在骈文时代,所有文章一律都用骈语完成,无论是书信词赋,还是论说公文。汉代的赋,到这时变成了骈语的小品文,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鲍照的《芜城赋》,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骈文成就最高的徐、庾二人,以庚信地位更高。

庾信本是南朝人,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庾信一方面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一方面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所作《哀江南赋》等作品,哀感动人。

六朝文在唐朝初年还是文坛主流,代表作家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唐初四杰”。王以《滕王阁序》著名,骆以《讨武曌檄》著名。王侯中的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也是骈文作家,文章号称“燕许大手笔”。

骈文时代走唯美路线,艺术至上。沈约提倡“为文必协宫商”,主张音调之美。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言中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才可算“文”。当时骈文、诗都是“文”,散文则为“笔”,由此可见散文在当时不受重视。

骈文唯美主义的产生,是由于魏晋玄学清谈派颓废思想的流行,超现实的佛教思想的输入,汉魏辞赋传统作风的发展……各种因素汇合而成,而胡骑南侵,政治上苟安一隅,也是这种思潮形成的诱因。

四六文

六朝时的骈文,因形式在变化发展中,未曾固定,因而有些雅丽自然的趣味。唐朝时,政府以诗赋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骈体,于是骈文定了型,声律、对仗都有一定规则,用典很多,所以唐以后的骈文不如六朝文活泼。

唐朝的陆宣公李贽,他所写的奏议用骈偶的旧形式,写政事的新内容,能够流畅表达而无刻意骈偶的痕迹。如他代德宗写的《罪己诏》,有“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民怨于下,而朕不知”等句,颇真挚感人,行文如流水。

宋朝开始,骈文有“四六”的讲究。北宋有欧阳修和苏轼两个古文家,南宋有骈文作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礼、洪迈父子等,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真德秀,也会作骈文。汪藻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诏》,有“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

一般人认为,宋四六的特点是散文化,议论多,长联多,典故多。因为当时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四六,有考生“以一联之工,擅终身之官爵”,所以十分受重视。明朝不大盛行普通的骈文,而考试用的“八股文”却是骈文的一种。清朝除八股之外,擅长一般骈文的人有很多。清中期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这三大家,此外有陈维嵩、毛奇龄、袁枚、吴锡麒、孔广森、纪昀、阮元、刘开、王闿运、张之洞等。民国以来,官绅应酬还是用骈文。如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常作四六电报。清嘉庆时,陈球用骈文写小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多字,是古今最长的骈文。

凡作骈文,必研究《昭明文选》,这种研究称为“选学”。作骈文必多用辞藻,多记典故,那些专家,平日读书,必搜集许多材料。如胡天游去世后,家人发现他床下有十竹篓的资料。这表明骈文和“灯谜”、“酒令”一样,成了一种文字游戏。清人热衷于各种文字游戏,如“诗钟”及“对联”,都与骈文相关。

八股文

八股文也称制义,又叫时文(相对于古文而言)、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总共包括八股,所以称八股文。“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际,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王安石创的“制义”并不“八股”,只是用经书上的话来命题作一篇论文,不一定对仗整齐,引证譬喻也不必废除,牵涉到题目下文,也不犯忌。但有的考生不自觉地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八股文的格式,是明宪宗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才确定,并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戊戌变法之后,才随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的形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记载得比较详细。这里只说说它的三个基本特点。

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

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

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

这就要求应试者有过硬的基本功,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还要经过由破题到大结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依据各种题目作文。作文时,要在一定字数、结构、句法、句数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文,且又要有新意,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因而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即在于应付科举。

除八股文外,科举还得考“试帖诗”和“律赋”。试帖诗是五言排律的体裁,篇末必须“颂圣”,说几句恭维当时皇帝的话。律赋是一篇有韵的四六文,所用的韵,由出题人限定。这几种作品,虽是国家明令提倡的,却向来不被文坛重视,无论古文家还是骈文家的集子,绝不收录。

客观而言,八股文为朝廷选拔人才确立了一定标准,但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务,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对联

对联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楹联等,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对联是从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在中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如先秦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等。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汉赋的创作。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古代时,人们在门上悬挂两块画着神荼、郁垒二神的桃木板,以为能压邪去灾。相传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寝室门板的桃符上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蜀梼杌》),这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

对联文字长短不一,短的仅一个字,长的可达几百字。如:

一字联:墨(对)泉

这是最经典的一字联。‘墨’字上部为‘黑’字;而‘泉’字上半部分为‘白’字。各属于颜色的一种,且词义相反。两个字的下半部分别为‘土’和‘水’又都属于五行之一。

二字联:春花(对)秋月

多字联:书童磨墨墨抹书童一脉墨(对)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眉煤

对联形式多样,有正对、反对、流水对、联球对、集句对等。但不管何类对联,使用何种形式,都必须符合一定规则:

字数相等,断句一致。除有意空出某字的位置以达到某种效果外,上下联字数必须相同,不多不少。

平仄相合,音调和谐。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即上联末句尾字用仄声,下联末句尾字用平声。

词性相对,位置相同。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数量词对数量词,副词对副词,而且相对的词必须在相同的位置上。

内容相关,上下衔接。上下联的含义必须相互衔接,但又不能重复。

与对联紧密相关的横批,可以说是对联的题目,也是对联的中心。好的横批在对联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相互补充的作用。

宋、元、明各代,对联稍稍流行,到了清代则十分盛行。道光年间,梁章矩著有一部《楹联丛话》,收录了许多联语。郑燮、纪昀、曾国藩都是联语的名家。曾国藩作的挽联尤为著名,如他为弟弟曾国华作挽联:“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与曾同时的彭玉麟,集唐人诗句题泰山云:“我本楚狂人,五岳寻山不辞远;地犹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对得何等工整,而又显得自然,文字游艺的巧妙,可见一斑。

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的人也作白话文对联,清华大学曾以对对子考试学生,可见对对子已成了中国文人的积习,其实这也是骈文遗留下来的纤巧作风,这种中文语言的独特艺术形式,现今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〇〇五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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