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及批评，可说是从魏文帝曹丕开始的。他的《典论·论文》篇，是著名的文评，世称的“建安七子”就是从这篇评论中而来。晋朝陆机著《文赋》，是用辞赋来写文艺评论。又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分析各种文体。比较有系统的文艺评论书，要算从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开始。

《文心雕龙》用四六文写成，有些晦涩芜杂的毛病，不过瑕不掩瑜，全书分五十篇，内容涉及文学原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论及的文体近六十种，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涉及面广，见解卓著。

在文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刘勰提倡文质并重。在《风骨》篇中，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要“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

刘勰还从创作环节上给作者们忠告。他指出，作家在创作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因作者先天的才情、气质和后天的学识、习染的差别，而造就了不同的文风。针对当时厚古薄今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性，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与“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

在文学史观上，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是要受时代政治民生影响的。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结合上古至两晋历代政治民生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

例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诗泛滥，是因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他还注意到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因此他反对当时厚今薄古的不良倾向。

文学批评方面，刘勰在《知音》篇里批评“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气，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为宝贵的遗产。

除《文心雕龙》外，同时代的文艺理论著作还有钟嵘的《诗品》，品评汉魏以来的诗。任昉的《文章缘起》，说明各种文体的起源。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篇》，也是文评之作。后来唐朝人司空图作《诗品》，评论诗歌的各种风格；释皎然作《诗式》，讨论诗的形式和作诗方法；孟启作《本事诗》，收录了诗人们的趣味逸事。

宋朝人欧阳修作《诗话》，此后出了一批跟风“诗话”的书，只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有条理。明朝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杨慎的《丹铅录》，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其中都有文学批评和文学考证的内容，但都不精深。

清朝人出了不少文学评论集，如王士祯的《渔洋诗话》，施闰章的《蠖斋诗话》，徐釚编的《词苑丛谈》，都值得一读。袁枚的《随园诗话》内容比较博杂。吕璜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及刘熙载的《文概》，都是专论文学作品。

清朝初年，最可注意的文学批评家是金圣叹，他原姓张，改名金人瑞，字圣叹。他把《水浒》、《西厢记》和《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称六大才子书，见解独到，不同于一般古文家。清中期著有《文史通义》的章学诚，也是值得注意的文艺理论家。他注重内容而不强调形式，例如分析诗文，着重于诗的情感而不大注意声韵。他认为，如果去掉诗文的辞藻声韵翻成俗语，仍有其不可磨灭的内容在，便可算是佳作了。这一观点可算高明。清末的文艺批评家当属王国维，他著的《人间词话》结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作了全新的剖析评论。在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