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自皖直战争，南方自粤军回粤后，两方都失去了统一的中枢势力，从此入于南北各军阀的混战时期。此时期之内，护法的旗帜虽然尚未消灭，但“护法”二字已不为一般人所注意；所谓“联省自治”的运动，应时而兴。因为一般人士看到南北两方都没有一种可以统一全国的力量，不如采用联邦制（联省自治，以后简称联治，意思便是仿效欧美的联邦制），或者可以脱去军阀割据的混沌状态，达到统一的希望。但这个希望终未能达到，一面运动联治，一面依旧混战；因为对于联治制度，赞否的两方都没有真确的认识，没有为国家谋统一的诚心。反对联治的，挟着一种单纯的武力统一思想，固然不解联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联治的，也不过是假它为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所以“联治”二字的声浪，虽然震动得很远，终究遮盖不了南北军阀混战的炮弹轰击声。从十年到十一年，除了各地方的小战事不计外，于全局较有关系的，中部有援鄂的战争（十年夏秋间），北方有第一次奉直战争（十一年夏间），南方有孙陈战争（十一年夏间）。到十一年秋间，法统恢复，与联治运动合流并进，似有趋于统一的倾向，但至十二年南方重建大元帅府，北方复有曹锟篡窃大位的事件发生，去统一的期望又更远了。此时期内，还有一点与前此不同的：前此的政变，大都以各派具有政党形式的团体为动力，各政团虽然以运用军阀为能事，已入于退化的途径，尚具有政团的形式；自九年以后，除了从前的国民党左翼方在进化改组的酝酿中，余则悉行退化，变为猎官附权的个人小徒党，所有政变大都以军阀的野心为主动力，而以各派小徒党的政客逢迎军阀挑拨军阀的野心为助动力，这是极退化的现象。直到十三年春初，中国国民党改组完成，始复见新时期的曙光。本章述至十二年止，中国国民党改组留待后章再述。
一 联治思想的由来及其运动的进展
联治运动，虽然到民国九年以后才风行一时，但这种思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因为中国疆域的辽阔，各省情势的复杂，本有适用联邦制的基础，所以在晚清维新运动时代，无论立宪、革命两派的志士，都有将来须仿效联邦制度的观念。（梁启超在光绪辛丑年著《卢梭学案》，其结尾一段说：“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又为案语说：“……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这是立宪派仿效联邦制的观念。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第四号载有《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其中也说：“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非吾党日以为建设新中国无上之宗旨乎？使吾党之目的而达，则中国之政体将变为法国之共和，美国之联邦……”可见两党人士，都有采用联邦制的观念，而联邦制又并不是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到辛亥革命时，这种仿效联邦制的思想尤为显著：山东宣布独立时，咨议局向清廷提出八条，其最后四条说：“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五）；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六）；咨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定之（七）；本省有练兵保卫之自由（八）。”革命临时政府组织的发起，明明白白地说：“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代表的选派，以省区为单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省区代表制定通过；临时总统的选举投票，每省且以一票为限；可见联邦思想在革命时的势力。但自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求统一巩固的原故，中央集权的思想渐渐把联邦思想压倒了。直到袁世凯大权独揽，各省大概皆为北洋系的将军、巡按所宰制，国民党被摧毁，进步党也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从前反对联邦制主张中央集权的进步党人，忽然又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张东荪在《中华杂志》第七号发表《地方制度之终极观》一文，主张采联邦自治的精神，而不取联邦的名义；丁世峄接着又在《中华杂志》第九号发表一篇《民国国是论》，说中国的国基在于各省，犹美国的国基在于各州，主张在宪法上将中央与各省的权限划清。章士钊因张、丁两人之论，在《甲寅》杂志上作了一篇《联邦论的评论》，接着又发表一篇《学理上的联邦论》，于是引起潘力山的反驳，一时联邦论颇有“甚嚣尘上”之势。但此时鼓吹联邦论、鼓吹扩大省自治权的人，大概是感于袁氏专制淫威的滥用，使得各派新人士全无活动插足的处所；想假联邦自治之说，一方面挑动各省反抗袁氏独裁的情感，一方面为新派人士谋活动的机会。所以一到洪宪帝制推翻后，甚嚣尘上的联邦论，又反于消沉的状态了。民国五六年间，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在国会里面，为了一个地方制度插入宪法的问题，发生有名的斗殴案；其实当时的国民党人并不曾主张采用联邦制，不过想在宪法上确定省长民选罢了；进步党人非徒反对省长民选，并且反对以任何省制列入宪法，因为省制入宪，有类似联邦制的原故；后来督军团受进步党人的教唆，通电干宪，以“造成联邦，破坏统一”为国会罪案之一；可见当时一般人对于联邦制的反感。国会第二次解散后，护法战争继起，又加以冯、段的暗斗，武力中心主义失却信仰，因之对于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渐渐怀疑。熊希龄向来是和进步党人表同情、主张中央集权的，在护法战争的纷乱中，忽然通电主张采用联邦制，他的电文中有几句话说：“双方既以武力争法律，苟有一方，可以战胜攻取，屈服群雄，统一全国，未始不可以慰人民云霓之望；无如彼此均衡，各无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见他的忽然主张联邦制，是因为武力中心主义失了信仰的原故。熊电发出后，很惹起各方面的注意，或赞成，或反对，报上时有各派要人商榷的文电发见；李剑农因在《太平洋》杂志第八、九两期中，发表《民国统一问题》二篇，第一篇指陈中国已非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破坏并非由于联邦分权说，实由于中央集权之误……采用联邦制，并且是谋统一的最好方法；第二篇指陈军民分治所以不能办到，也由于中央集权之误。对于中国采用联邦制的利害有所陈说；从此一般人对于“联邦”两字，不若从前那么嫌恶了。但此还在南北和会以前；南北和会的当中，少有人注意及此；及至和会无结果，皖直战争爆裂，南方军政府瓦解后，联治运动才积极地进展。
前面所说，是联治思想的由来；以下再述联治运动的进行。
所谓联治运动，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种省宪（或各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在省宪范围以内，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与省之间也可免去侵略的纠纷，什么大云南主义、大广西主义都应该收拾起来。第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就是确定中国全部的组织为联邦制的组织；如此既可以解决南北护法的争议，又可以将国家事权划清界限，藉此把军事权收归中央，免去军阀割据之弊。这是联治运动两方面的意义。倘若全国朝野人士都抱着这两种意义进行，未尝不可成功。但是当时鼓吹联治和赞成联治的人虽多，真正认识此两种意义的人却不很多。就当时朝野人士的心理剖解，一、进步党一派的人因为武力失了中心，中央集权无望，已完全认识此两方面的意义，极力赞助此种运动。二、旧国民党派的一大部分也极力赞助。三、西南各省握有实权的要人，以湖南人的主张为最力，川、滇、黔、桂也很赞助，粤省则惟陈炯明一派表示赞助，中山一派极反对；不过这些握有实权的人的赞助，大抵只认识自治一方面的意义（因为便于割据之故），没有认识联治一方面的意义，所以中山极反对。四、北洋军阀势力下的各省，浙江的卢永祥因为皖派失势，想假自治之名以抵抗直系，所以也表示赞助，这种赞助当然也是图割据的、虚伪的赞助。五、奉系军阀，在第一次奉直战争以前，对于此种运动绝对不理，直到被吴佩孚打败后，才和卢永祥一样的宣言自治。六、吴佩孚对于“联治”两字，可以说是完全不懂（并且对于一切新式政治都不懂），他在由衡州撤兵以前，以倡导和平博得一般人的同情，自战胜皖派后，武力统一的野心还超过段祺瑞无数倍，以为他自己真是一个无敌将军；而此时为直系所宰制的省区又最多，凡直系所辖各省，当然和吴氏一致反对联治。在这种复杂心理的支配下面，所以联治运动的进展很不容易。从九年下期到十二三年间，“联治”两字的声浪虽然播散及于全国，结果只有省宪运动的一方面，在湖南算是实现了一下，统一的联治，徒托梦想。（国会第三次恢复后，贿选曹锟之外，也通过一种同于联邦制的宪法，但不为国人所承认。）现在就省宪运动的一面，约略叙述如次：
湖南是联治运动的急先锋，所以省宪运动首先起于湖南。因为护法战争，湖南当军事之冲，受祸最烈；张敬尧的贪婪及其部下军队的残暴，都足以促起湖南人民自治的要求，所以吴佩孚一撤兵，湖南人群起驱张；张去后，即树起自治的旗帜，主张将湖南超出于南北政争之外，南北两方均不许加兵于湘境。此时湖南由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名义，主持一切，谭于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发出所谓“祃电”，宣布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沪各处的湖南名流，对于谭氏的祃电群起响应，熊希龄等在北京并且请梁启超代行拟就一种“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寄回湖南，督促谭氏实行。到十一月，谭氏因内部军心不附去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省议会选举第十二区司令林支宇为省长，正式宣告自治，由军民两署协定一种“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即省宪法）筹备章程”，交省议会议决施行。依此章程所定的制宪程序：一、起草，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及经验者十三人组织起草委员会担任，对于草案内容如何，政府当局概不过问；二、审查，由湖南各县人民选举代表一百五十余人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已定之草案，并有修正权；三、复决，经审查委员会审查修正后，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复决后公布施行。这种制宪程序的形式算是很严重，并且很有民主的精神；但是因为一般人民的知识太幼稚，复决不过是一种形式；审查委员会对于草案既有修正权，所以宪草的适宜与否，全视审查委员会的组织适宜与否以为断。筹备章程公布后，依章程所定的程序进行，于十年三月二十日，起草委员会在岳麓书院正式开会；四月中，草案完成。四月二十二日，审查委员会开谈话会，制定审查规则，自此继续开预备审查会，开了三个多月，茫无头绪；（因为审查委员中有一大部分政客专为将来自己的活动打算，提出许多不合理的修正案来，把原草案零刀细割，弄得意见纷歧，莫衷一是；而湖南自前清时代熊希龄倡议分办三路师范学校以来，有所谓中、西、南三路路界之分，审查委员中的野心政客利用各委员的路界情感，谋取政权，因是关于省议员的分配问题闹到开不成会。）及至援鄂战争（后节再述），湘军的败耗传来，恐怕湖南再受北军的宰割，经自治筹备处主任向审查会百计疏通，始于八月后旬将草案糊涂修正，草草通过审查委员会。十一月，经过公民总投票的程序，于十一年一月一日公布施行。这是湖南制宪的经过。湖南省宪的内容有两点可以注意的：一、省权的列举。因为湖南的自治不单是谋一省的自治，还是希望联邦制的实现；联邦制的根本精神，在于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在宪法上划分；现在国宪尚未成立，只好在本省的省宪上将省之事权列举，一为省机关定一个活动的范围，一为将来制定国宪时设一分权的标准。二、民权的扩张。选举权普及于男女两性，省长的产出须经过全省公民决选的程序，公民或法团并享有创制权、复决权与直接罢免权；不过这些权，都不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所能举其实的。至关于省机关的组织，省议会权力极大，省长以下设七司，由七司司长组织省务院，并互选一人为省务院长，辅助省长执行省政务；七司司长须由省议会对于各司选出二人，由省长择一任之，对于省议会负责任。这是湖南省宪内容的大概。湖南省宪法公布后，于十一年十二月后旬，依省宪成立新政府。约半年后，便发生所谓护宪的战争，到十三年下期又将省宪修改一次。但湖南在施行省宪的两三年内，所谓省宪也仅仅具一种形式，于湖南政治的实际未曾发生若何良果。到十五年，北伐军进入湖南，省宪完全消灭。
在湖南省宪运动的进行中，其他各省感受湖南的影响，也多以制定省宪相号召；所采的制宪程序和宪草内容，并且有许多与湖南相近似的；但都未能见诸实行。其中，浙江一省的制宪经过花样，出得最多：十年六月四日，卢永祥通电主张自行制宪，组织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同月十六日着手起草，旋由省宪法会议（由省议会选出五十五人及各县县议会选出一人组织之）议决，于九月九日公布，名曰“九九宪法”；同日又公布一种施行法，仿佛是要实行的样子；但二法公布后，卢氏终不愿实行。到十一年，浙江省议会因“九九宪法”未经全民投票复决，便议决再由省民自行提出宪法草案，将“九九宪法”作为草案之一；草案的审查，即由各草案提案人选举审查员，组织审查委员会行之。旋收受省民提出的草案一百种，选出审查员一百一十人，于十一月四日开审查会，归并审查的结果，议定草案三种，以红、黄、白三色识别，名曰“三色宪法草案”，预定于十二年八月一日将“三色草案”交由公民总投票，采决一种。但是此项总投票的程序，届时未能举行；所谓“三色宪法草案”与“九九宪法”同样地成为空文。十五年，又制定一种“浙江省自治法”，也未能见诸施行。浙江所以闹了许多制宪的花样，终于不曾实行的原故，并不是浙江人民不热心，只是卢永祥始终没有诚意，恐怕实行起来要受宪法的拘束，不能专擅自由；原来他的意思，不过借制宪自治，抵抗直系的压迫罢了。除了浙江以外，四川、广东也曾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成立了省宪草案；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北方的顺直省议会也曾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赴沪共同制定省自治法纲要：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但在军阀势力宰制的下面，所有的运动皆未发生实效；湖南的实行省宪两三年，算是例外。但这种例外的实行也只有形式，与其他各省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差罢了。
二 联治运动中的援鄂战争
湖南既是联治运动的先驱，最初倡导自治的动机，并且是要使湖南超出于南北政争之外，以免战祸。为何方在制宪的进行中，便惹起所谓援鄂的战争呢？其原因颇复杂，未能以简单的话句说明；并且它的影响不但及于湘鄂两省，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势力伸张也很有关系，因于本节特别提出来叙述一下。
湖北是长江上游的要区，自癸丑赣宁之役落入北洋军阀之手，湖北人不能抬头。王占元于赣宁之役奉命率第二师驻扎该省；洪宪时代升为湖北督军，一直到民国十年未尝摇动；皖直战争后，长江巡阅使裁撤，王占元又升任两湖巡阅使（实际并不能巡阅湖南）。但是王占元实是一个庸人，据武汉繁富之区既久，专事聚敛，除了用威力抑制反抗、维持表面的秩序外，一无所能；渐至对于所部军队的纪律和给养都不注意，只图自己的囊橐封盈，不想自己威力所凭的军队渐趋于腐败无用了。援鄂战争发动以前的几个月中，宜昌、钟祥、沙市、武昌等处发生兵变的事件无数次，几于连表面的秩序都不能维持了。因是湖北人对于王氏积怨极深。自省宪运动的潮流鼓煽以来，湖北人士想乘机把王氏去了，造成湖北人自治的湖北；但湖北的军队，大都是北洋系的国防军队，要想去了王氏，非借助邻省不可；而邻省比较有力量又可以借助的就只有湖南，因是有乞援于湖南的运动。这是援鄂战争发生于湖北内部的原因。
上面所述，还是表面很浅露的原因。再就湖南内部说：自张敬尧被逐后，制宪自治的招牌虽然挂出来了，但有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军队过多，各将领又彼此不相上下；省库的收入既不足以供军队的需求，要裁减又不能得各将领的同意；裁甲留乙甲不肯，裁乙留甲乙也不肯；彼此分据防地，把持税收，省库不名一钱；防区有肥瘠，瘠区的驻军还要向省库索军饷。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制宪自治只是粉饰外观之具，内部实有不能终日之势；因是那些穿短衣、佩指挥刀的倡言自治者，渐渐忘了自己所挂的招牌，想进一步地向外发展。不过“向外发展”四字，与“自治”两字实在不相容；假使湖北人不向湖南求援，向外发展的思想，万难实现；恰好湖北人也说要自治，求湖南援助他们自治，于是两湖成了自治的同志，“向外发展”四字，可以隐在援助邻省自治的旗帜下面进行。这是援鄂战争发生于湖南内部的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原因。湖北是直系军阀所辖的要区，王占元是直系的要人，吴佩孚由衡撤兵，与皖直战争，都得了王占元莫大的助力（吴光新在湖北被捕，张敬尧的军队被解散，都由王占元主持）；故皖系军阀对于王占元很怀恨，只要有机会，就要推倒他。陕督陈树藩，是皖系的羽翼；皖系失势后，陈为郭坚所逐，陕督地位为阎相文所得（阎旋自杀，以冯玉祥继任陕督）；因是陈树藩也积恨于直系。皖系的军阀政客，在汉口设立了一个银行（名曰中原银行），预备作政治活动的资金储藏所；陈树藩在陕西种植鸦片所搜括的钱，有一大部分放在此银行内；此银行适有湘人在内主持事务；湘政府财政穷乏，军饷不给；那些师长、旅长们虽有向外发展的野心，湘政府绝对没有供给军资的力量；因为这个皖系的银行中的湘人想向湘省投资，恰好遇着援鄂的运动正在酝酿中，与皖系摧毁直系的要求凑合在一处；于是这个银行就成了援鄂的军资供给者。军资有着，援鄂的运动就成熟了。这是发生于两湖以外的皖系促成援鄂战争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处，与援鄂战争有关系的便是四川。四川本是一个财赋丰裕的省份；自帝制战争以来，常为滇黔军阀侵略的目的物；护法战争中，与滇黔一时妥协；南方军政府瓦解，滇黔两省内部皆起变化，四川已为四川军阀的四川了；省宪运动中，也宣言自治。但是四川的军阀，也是“群龙无首”的集合体；不受滇黔的侵略，内部又有多头相争的变乱。其中有野心较大的，因此也抱着向外发展的思想。湖南的援鄂运动家与此派四川军人有关系的，因于事前入川联络，相约共向武汉进兵；想于攻下武汉后，在武汉造成一种中枢势力，这又是援鄂战争一种助动的小原因。但是湖南的军人，因为得了皖系银行所供给的军资，又知道王占元的军队不中用，以为武汉可以一攻而下，有些抑制不住了，不待四川发动，便首先举兵；谁知徒为吴佩孚造成一个两湖巡阅使的机会呢！
援鄂战争的开始，在民国十年七月中旬。湖北主持人物为李书城、蒋作宾、孔庚、夏斗寅等；他们在湘宣布一种“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举蒋作宾为省总监，孔庚领自治军，夏斗寅为自治军的先驱。湖南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一、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湘军连战皆捷，于八月初旬占领羊楼司、通山诸要隘，进拔嘉鱼、蒲圻至咸宁，已将迫近武昌了。王占元于八月七日电请辞职，旋即由武昌逃走。北政府于八月九日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吴佩孚自洛阳南下，以萧耀南领军为前驱，阴调军舰溯江而上，绕出湘军之后，于八月二十七日攻占岳州，湘军首尾不相应，遂以大败。九月一日，湘鄂停战议和。四川方面，不知道湘军已不能再起反攻了，于九月六日始进攻宜昌；吴佩孚于制服湘军之后，移兵西向，川军自然不能抵抗，于十月十一日退出鄂境。后由孙传芳与川军总司令刘湘订立和约，湖南方面也成立了一种和约，援鄂战争便如是闭幕。
援鄂战争的结果在哪里呢？就湖北方面说：去了一个贪婪庸懦的王占元，得到一个强悍专制的萧耀南；萧氏虽然是湖北人，但是吴佩孚的部将；去一直系军阀，得一直系军阀，所谓“鄂人治鄂”的梦想结果如是。四川无所得，亦无大损；供给军资的皖系得到一个中原银行倒闭的报酬。湖南的将领“向外发展”的梦想，归于水泡后，依旧回向本省，割据防地以自肥；不过，省宪审查委员会因此仓猝之间把宪草糊涂通过了，算是援鄂战争的收获。（当时湖南的笑谈中，造成四句新诗经：“经始宪法，经之营之，北兵攻之，不日成之。”）但是湖南因此得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驱逐张敬尧以后，湖南已无北洋军队的踪迹；因援鄂失败，与吴佩孚成立了一种屈辱的和约，岳州又变为直系军的驻防地；萧耀南常以闪灼的眼光监视湖南，后来湖南想和广东方面合作，又恐远水难救近火，因此只好抱定省宪自治的招牌，图免外来的兵祸。这是湖南说不出的痛苦。
吴佩孚本是打倒皖系的首功人物，因为资格太浅，所以在皖直战争后，仅得到一个直鲁豫巡阅副使的空衔，为张作霖所藐视；想取得一种较高的地位和实际的地盘，四面环顾，只有湖北最好；但王占元是以前援助吴氏的人，吴氏纵然对于湖北垂涎万丈，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机会。恰好有这次的援鄂战争，替他造出两湖巡阅使的地位来，从此京汉线的势力是曹、吴的势力了。俗语所谓“猫儿攀倒甑，狗子吃个饱”，恰好用作援鄂战争结果绝妙的比喻。张作霖从此不得藐视吴佩孚了。
三 联治运动中北方的奉直斗争
北方第一次的奉直战争，虽然到民国十一年夏间才爆发，但它的酝酿，实始于九年皖直战争时。皖直战争中，张作霖虽然助直，曾派大军入关，但实际上加入前线作战的，仅少数中的少数。吴佩孚是直军主脑人物；对于张氏，只要他不助段就够了，也并不希望他积极作战。但当段军颠覆时，所遗军械重炮辎重物品，尽被奉军囊括满载而出关外，直军将士以奉军坐享其成，愤懑不平，几欲动兵截击奉军，吴佩孚说：“这是强盗行为，吾辈不可效尤。”（张本出身胡匪，故以此语劝将士。）及战争了结，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入京会议所谓善后问题，吴以战胜首功，且为一时舆论所赞赏，未免有不可一世之概。张则目中只认有曹，以吴仅曹之部将，论名位，一师长而已，安得与己抗颜而行；因是在会议席上甚藐视吴，几有使吴下不去的情景。（相传在会议之先，张不许吴列席，谓师长无列席之资格，经曹氏婉解，张始未坚持。）这是张、吴暗斗最远的伏线。所谓奉直斗争，实际只有张、吴的斗争。曹锟因为段氏刚才打倒，不欲和奉方立时决裂，故与张氏联姻，想弥缝两方的裂痕。但是张、吴两人的雄心和恶感，决不是张、曹两姓的姻亲关系所能消灭的。
皖直战事既了，北方的问题，无过于奉、直两方势力分配的问题：第一是北方那个形式上中央政府的支配，第二是各区地盘的支配。关于中央政府的支配，靳云鹏的再起组阁，是由直、奉两方的抬举而来，因是对于两方，总以保持均衡为务，不敢偏于一方。关于各区地盘的支配，起初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张作霖在段祺瑞未打倒时已得了东三省巡阅使的位置，曹锟已得了直鲁豫巡阅使的位置，依然无所变更；吴佩孚只得了一个直鲁豫巡阅副使的空名，并无实际的地盘。但这种平衡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并且两方都想打破这种平衡。在中央方面，靳云鹏所最感苦痛的，就是财政的困难。此时东西帝国主义者已成立了一个新银行团，预备向中国作共同的财政侵略，但他们宣言，须中国有了南北统一的政府，方肯借款。靳云鹏未尝不想到南北形式上的统一，以便向新银行团进行借款；因商承徐世昌将安福国会废了，宣告仍据元年所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召集新国会，表示尊重南方所争的法统。但是南方不理，中山领导非常国会，仍守护法的旗帜，弃去护法旗帜的人便倡导联治，靳氏谋统一的计划完全无效，向新银行团借款的计划也不能进行。既不能取得外国借款，便只得向国内的银行谋小借款；而国内盘剥政府的银行，大都为交通系所操纵；此时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交通系的要人，却与靳云鹏不相能，随时与靳氏为难，因此对于国内借款也很困难。靳氏无法，想把周、叶二人排去；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便有问题发生了。在地盘支配的方面，张作霖的助直倒段，原来是因为徐树铮的宰制蒙疆，于他的大东三省主义有碍，皖系既倒，依然不曾得到蒙疆的地盘，心中总不能忘情；并且对于长江方面，也想乘机有所图谋，不过图谋的机会更不易得，因与王占元极力结托，谋以王制吴。曹、吴谋伸张地盘的心理，和张氏一样，但对于长江方面，本属同系（除了皖系尚有小问题），可着眼的就只有一个陕西。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有所谓天津会议，与会者为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巡阅使，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会议的目的，表面上说是磋商南北的大局问题，因于二十七日发出一道反对广州非常国会另组政府选举孙文为总统的通电（列名通电者除三巡阅使外，尚有北方督军多人），但实际的目的还不在此。天津会议毕后，曹、张、王等于五月二日又同行入京；到五月十四日，靳云鹏内阁改组了，改组的方法，以全体阁员总辞职的形式出之，总辞职后，再由靳氏组阁，将周自齐、叶恭绰两人排去，改任李士伟长财政（李因为亲日派，被人反对未到任，由次长潘复代，后改任高凌蔚），张志潭长交通，这是靳氏求助于曹、张等所得的结果。五月二十五日，特任阎相文（直系）署陕督；三十日，又特任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特区都统皆归经略使节制：这是中央对于奉直两方平衡的酬报。（王占元除了与曹、张成为三角并重的形势外，却别无所得。）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目的已达，各方面依旧保持平衡，尚能满足而去。但是天津会议闭幕后，王占元回到武昌，所部军队发生几处的兵变；七月后，援鄂战争爆发，王氏站不住脚，两湖巡阅使的地位让给吴佩孚去了。于是曹、张、王的三角形势打破，不惟张氏联王制吴的计划受了打击，吴氏声势反越加扩大了。地盘势力的支配从此失了平衡。中央方面，靳氏于改组内阁后，财政依然无办法；周自齐、叶恭绰因被靳氏排挤去职，交通系当然怀恨靳氏，想乘机报复他；因群集于张氏的门下，谋倚张氏的势力，拥梁士诒组阁以代靳氏。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张作霖入京，十四日靳云鹏辞职，十九日曹锟因府院邀请入京，二十四日梁士诒的内阁成立了。（叶恭绰的交通总长恢复，盖此次改组，叶为内幕中运动最力的人。）此次内阁的改组，表面上说是得了曹锟的同意，实际上完全是由张作霖主持，而内幕中的活动人物则为交通系的巨头。中央势力的支配，也从此失了平衡。于是吴、张的战争要开幕了。
吴佩孚的取得两湖巡阅使，为张作霖所最愤妒，故交通系的联张政策易于成功；还有一个皖派的安福系也附在里面活动。当时相传交通系、安福系与奉系暗中联结，拟在军饷上抑制吴氏，使吴部军队无饷维持，因以制他的死命。梁阁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后，十一年元旦，即下令特赦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洵、魏宗瀚等（此辈皆于皖直战争失败后被通缉者），都是吴佩孚的敌人；梁组阁时，曾允为吴筹足军饷三百万元，上台后也翻弃前议，不肯交足；于是吴知所传三系联合与己为敌之说不虚。恰好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争执，正在吃紧的当中，梁士诒想取得日本的金钱，电令中国代表退让，为国人所愤怒，于是吴氏捉住这个大题目，于一月五日通电反对梁氏。（电文如下：害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一错铸成，万劫不复。自鲁案问题发生，辗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我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于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偿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种种束缚。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者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昆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凡我同胞同泽，偕作后援。披沥直陈，贮候明教。吴佩孚歌。此即所谓“歌”电也。）梁氏知道惹起问题来了，想掩饰弥缝，于七日发出一通倒填日期之“微”电，吴氏于八日再电痛斥其奸。（电文如下：梁士诒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曾于歌日通电揭其罪状。乃梁氏作贼心虚，恐怕全国声讨，竟有“虞”日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故作未接歌电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伪。电首既标明七日一点五十分发电，而电末则注微日，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稍有阅电常识者，当早如见其肺肝。彼开宗明义，首曰内阁成立，一秉前次方针，是欲以卖国之罪，加之前内阁也。如前内阁有借日款赎路、用日人之举动，何以未闻前阁磋商，何以未见今阁声明。既曰筹款办法或债票，或库券，何以又曰不论国内外筹借。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政府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为施其盗卖伎俩也。吾中国何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而兼有之。全国不乏明眼之人，当必群起义愤，共讨奸慝。……此即所谓“庚”电也。）于是附和吴氏攻击梁阁的，有陕督冯玉祥（阎相文自杀后，继任陕督）、赣督陈光远的“阳”电，苏督齐燮元的“庚”电，鄂督萧耀南、鲁督田中玉的“佳”电，晋督阎锡山的“蒸”电，豫之赵倜、皖之马联甲也有电赞同吴氏。张作霖不能望着他所手造的内阁被吴氏攻倒，乃致电中央，替梁氏辩护。（电文如下：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是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俾竟全功。……）但梁氏电令华会专使让步，确为事实，吴氏已捉得证据，故他又有十日的通电，把证据揭举出来；（电文说：庚日通电，谅邀鉴察，据华会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员，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藉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徒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查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凿，适余、蒋自华府来电，更证明梁致专使之电，公然承认借日款与铁路共管两事，则梁氏倒填日期之微电，又焉有置喙之余地。观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助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国神明华胄……而容此獠长此盗卖，宁谓有人。人心不死，即国土不亡……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电尾的几句话并且影射张作霖，表示不惜与他作战的意思。（吴氏还有一通致梁士诒的私电，肆口痛骂，电尾仿韩愈《祭鳄鱼文》的声口，说：“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位也。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复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十九日，苏、赣、鄂、鲁、豫、陕六督及省长由吴领衔联电请罢梁氏，并谓万不得已时，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二十日，北京有所谓外交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四十余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这是替吴氏打边鼓助兴的。梁士治因于二十五日托病请假出京。张作霖则宣言“为维持体面计，亦万不能使己所拥护之人被斥去位”。两方争持，梁氏再三续假，战机渐渐地迫切了。
上面所述吴、张两方面关于梁阁的电报战，都在十一年一月；到四五月之交，始以炮火相见，中间经过两三个月的酝酿。起初奉方最强硬，直方较为镇静；吴佩孚在三月十日且通电辟谣，说奉直无以兵戎相见之事，己之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非反对其组阁。及战端将开之前，直方始转强硬；此中原因，有关系奉直两方以外的情势，不可不一叙述。原来张氏是采用远交近攻的政策。第一，对于广东方面，联络中山。他在二月内曾派遣李梦庚及温某为代表赴粤，向中山表示好意，并请中山派重要人往奉一行，为实际上的接洽；中山于三月初也曾派遣伍朝枢往奉；当时各报上并且揭载两方所订种种的条款，（各报所传条款不同，无论其多属传闻之词，真相难明，即属尽真，亦不过彼此互相利用之条件，无关要旨。）无论内幕真相何如，关于两方联合推倒直系势力的一点，确实是一致的。第二，对于长江方面，张氏想把复辟派的张勋重新抬举出来，作苏皖赣巡阅使，令他沿津浦线南下，纠合皖省的旧部，由皖窥豫。（原来起用张勋为梁士诒登台条件之一，因各方反对，又被直系看破机谋，仅与以林垦督办的闲职。）第三，对于浙鲁，张氏认定是皖系的势力。既与皖系联络，可以用浙制苏，用鲁控津浦、陇海两线之冲。第四，对于豫省方面，豫督赵倜及其弟赵杰，因为吴佩孚逼处洛阳，颐指气使，十分的难受，早与张作霖暗中联络，假若吴氏一动，赵氏兄弟乘机而起，洛阳的根本地便生动摇。因此，张氏以为吴佩孚及其关系各省有全被包围的形势；加以曹锟的兄弟们很不愿意和亲家打仗，对于吴、张之争竟表示中立调和的态度，所以奉方最强硬。吴佩孚因冯玉祥督陕、萧耀南督鄂、张福来驻防岳州，兵力分散；曹氏兄弟又有别树一帜之势，原驻直境各军能否为己所用也不能定；广东方面虽和陈炯明有联络，对于中山的北伐不必深忧，但非把近处的纠葛弄清，把兵力集中起来，作战是很危险的：所以起初很镇静。但是张氏远交近攻，对于吴氏四处包围的计划不成功，不久就明白现出来了：一、广东方面，因陈炯明与中山暗斗，北伐的进展很难；二、张勋抬不出来，皖督张文生表示保境安民；三、皖派首领段祺瑞态度消极，因之浙鲁亦无动意；四、豫省方面，赵杰想发难，为吴佩孚的优势直军所压服，已将赵杰解决，内部心腹之患已除；广东北伐既难成事实，吴因得抽调湘鄂军队集中豫省要地，又令冯玉祥放弃陕西，率所部东出潼关以巩固郑、洛方面的后防：自此吴氏态度渐趋强硬。惟曹锟因为两位兄弟曹锐、曹锳恐怕战端一启，曹家的私产将受损害，很想和张亲家妥协了事。奉军入关，节节进逼，曹令所部节节退让；曹锐两次出关商洽和平，将于张氏所要求的条件几于全行承诺。张氏以为可以用曹氏压服吴氏，因于四月十日电曹，大意说：解决时局，端赖尔我二人提倡，兹拟就电稿二通，请会衔恳元首颁令施行：一、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二、请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听梁士诒、叶恭绰、张弧（梁阁的财政部长）销假。并说，以上各节，曹省长（即曹锐）来奉时已大致商妥，请即断行。曹锟得电，立召在保军官会议，军官皆愤慨异常，便是主张和平的王承斌也责问曹锐，说他不应该接受这种丧失颜面的条款；因大众一致决计抗奉，将所有军队听吴指挥，曹锟也决计不认亲家了。（相传曹锟自写一电稿促吴佩孚来保，电语说：“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秘书请改为文言，曹说：“不必，速电发。”）从四月中旬起，两方调兵遣将。张氏于十九日通电，奉军入关，期以武力为统一后盾；冯玉祥也在这一天通电反对奉军入关（并声明陕事由刘镇华代理，亲率十一师及胡景翼、张锡元军入洛阳）；曹锟于二十二日通电反对张氏武力统一之说；二十五日，吴佩孚又率领直系各督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此时徐世昌还央请那班元老、名流王士珍、赵尔巽等向两方调解，但至二十九日，两军在京畿附近以炮火相见了。结果奉军大败，徐世昌于五月五日明令奉军撤出关外，梁士诒、叶恭绰、张弧为挑拨酿乱之人，褫夺勋位，交法庭讯办。十日，又明令张作霖免职查办，东三省巡阅使及蒙疆经略使一并裁撤。奉直斗争，至此告一段落。张作霖失了巡阅使、经略使的头衔，和支配中央政权的势力，但是山海关以外还是在他的实力宰制之下，从此要在东三省讲联省自治了。（五月十一日，张氏用东三省省议会及商教农工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否认中央的免职令；旋又用省议会的名义，通电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宣言自治。）
奉直战争，以梁士诒的组阁为导火线，张作霖败而梁阁毙命是当然的事；于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好像不至于有问题。况且徐世昌是善于用操纵之术的，以前操纵直皖，皖败而己之地位无恙，又操纵奉直，奉败似亦可以无恙。不料奉直战争刚刚结局，孙传芳忽于五月十五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召集六年解散的旧国会，以谋南北的统一。统一的目的虽未能达到，而法统的恢复公然于六月内成为事实。徐世昌于六月二日通电去职，他的操纵之术也不能再使用了。关于法统恢复的经过，待至再下节叙述。
四 联治运动中南方的陈炯明的叛孙
南方陈炯明的叛孙，约与北方第一次奉直战争同时；但它的酝酿，也是很久了的，我们应该从粤军回粤时说起。
九月十日，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那个七总裁的军政府已经瓦解，莫荣新并且通电取消广东自主；不久，广西也取消自主。但自陈炯明的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相继回到广州，重新挂起军政府的招牌，于十二月一日通电宣告重开政务会议，并宣言北方如能以诚相见，仍可继续和会，谋正当之解决。那个流离转徙的非常国会也仍旧集会于广东，此时的议员合计尚有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坚分子为旧国民党系的最左派，所谓照霞楼派是也，合计不过数十人。余则以民国八年用候补当选人补足法定人数之新补议员为多。政学系及吴景濂系之中间派议员大都皆已散去。）不过，此时军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仅有广东一省，（广西尚在桂系手中，已投降直系。湖南已别树自治的旗帜。四川熊克武失位，刘湘当政，也宣告自治。贵州卢涛逐去刘显世，虽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但所谓一致者，一致不服从北政府而已，对于广东军政府也无关系。云南的唐继尧表示与中山合作，但在十年二月七日即被顾品珍所逐。）实际只能算是广东的军政府；前此的七总裁，此时本只有四人了，唐继尧被逐后，又只剩了三人（唐绍仪与中山意见不合，未常任职，实际只有二人）。外交团从前对于关税余款，本已划出一部分交南方军政府支用，现在看见军政府这种情形，允交南方的关余也不肯交付了。中山因此提议，慨然将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取消，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以谋对外的活动。非常国会对于中山的提议，多数赞成。他们的理论是：北方的政府本不合法，现在徐世昌已经自己承认，因为去年十月彼曾通令重新选举国会，不依新选举法而依旧选举法；新选举法，是徐氏地位的根据所在，旧选举法实与徐氏地位不相容；徐既弃新从旧，便是承认自己的名分不正了；但法统不可中断，所以有由旧国会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的必要。这种理论，仍是护法的理论。但此时陈炯明的意见已倾向联治，与中山的意见不一致了；陈的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及议员中的褚辅成派，与陈意见相同，不以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为然。他们以为，西南各省现多树立自治的旗帜，“护法”二字已不足以号召，并且旧国会议员在粤者不过二百余人，距通常开会法定人数尚且甚远，何况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呢？（依总统选举法，须有两院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计五百八十人，方能开总统选举会。）假若勉强行下去，仍不能算是合法的政府；不若赞成联治的主张，首先巩固广东的省自治，进而再图联治；如此，至少可以得西南各省的同情，或者可以仍旧将西南各省团结起来，与直系军阀对抗；若直系也赞成联治，则大局便可解决了。中山不以陈派的意见为然，以为他们的主张仅属空想。（中山蒙难后报告国民党同志的书中，叙述自己与陈氏发生异同的经过，前面一段说：“溯自民国九年之前，我海内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达到粤军回粤之目的者，良以频年祸乱，不但民国建设尚未完成，即护法责任亦未终了。故欲得粤为根据地，群策群力，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乃陈炯明自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军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且既欲保境，必须养兵，养兵以保境，无异扫境内以养兵，民疲负担，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负担军费，犹尚不给，则一切建设，无从开始，所谓模范省者，徒托空言。[当时陈炯明有将广东造成模范省之志。]一省如此，已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为各省之害，所谓联省自治，徒托空言。谋国不以诚意，未有不乱者。况各省军阀利害安能相同，而伪中央政府操纵挑拨于其间，祸在俄顷何可不顾。保境息民，亦为幻想。凡此所言，陈炯明未能相难，而终未肯信。……”观此可见孙、陈意见分歧的由来。）陈派的人拗不过中山，卒于十年四月七日，由那二百二十几个非常国会议员开会，议决一种《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中山以二百一十三票当选。十日，由非常国会通告全国，中山于五月五日在广州就大总统任，发出对内对外的两道宣言。对内的宣言中间一段说：
……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观此宣言，可见中山对于当时的联治运动，也未尝不想敷衍，表示容纳。不过中山平素对于自治的理论，是要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不赞成以省为军阀割据的范围，故于“中央分权于各省”之下又加以“各省分权于各县”的一句，在敷衍联治运动之中仍不肯放弃平素的理论。中山就任总统后，即行组织政府，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唐绍仪因不赞成中山的主张，此时已未参与）。陈炯明虽然接受了中山的任命，心中却不赞成中山的行动；若要公然立异，除非辞不受职，但又舍不得现在的地位和政权；因此只有阳奉阴违的一个办法。此时桂系军阀仍想乘机恢复广东的地盘，北政府也想利用桂系消灭中山的政府，因此互相勾结，谋向广东进攻。孙、陈意见虽不一致，因为尚有广西的外寇逼处，也不能不共同努力对外。十年六月，粤桂战端复启，桂军刘震寰通款于粤，六月二一日袭取梧州；桂省门户既失，粤军节节进逼，直达南宁，到七月后旬，陆荣廷、陈炳焜相继逃走。于是广西的外寇消灭，陈的自由行动，将要发端了。
中山于平定广西后，便决计由桂林取道湘省进兵北伐。陈炯明此时率领所部粤军，尚在南宁。中山知道他是不愿意北伐的，因于出发桂林之前，先往南宁和他接洽，中山说：“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陈炯明不赞成中山的主张，但没有方法挽回他的意思。于是中山往桂林组织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此外尚有许崇智及李福林所部的粤军，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准备于十一年春间入湘。陈炯明由南宁返粤后，则进行他整理两广的计划；时陈以陆军总长兼为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省政府的财政支配权全在其掌握；省议会也站在陈氏的一方面，进行起草省宪法，对于北伐都很冷淡。中山所恃北伐的经费，仅于临行时，令廖仲恺在广东省银行提取纸币二百万元，以后所需，则令粤军参谋长邓铿在粤筹措。到十一年春间，北伐的声浪传播全国，北伐军且有到了全州进入湖南边境的，于是湘人大恐。但入湘计划，终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据中山后来向同党的报告，全由于陈炯明的阻碍，报告书上说：“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而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碍，使不得前，其函电多为文所得；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众，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火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这种情形，当然是事实。不过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当局固然也不愿意，曾与陈炯明通声气，但湖南人民的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因为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所以在那年三月内，湖南许多公团曾组织哀吁团，一面派代表赴桂，哀请北伐军勿入湘境，一面电请吴佩孚、萧耀南，撤退驻守岳州的北军。故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氏的诱惑；而所以真正不能前进的重要原因，还是在后方没有接济的一事。）中山所恃筹画后方接济的邓铿，于三月二一日由香港回省，在广州车站被刺死，后方的接济更无希望；中山因于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营会议，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此时陈部主要的军队，尚多在南宁，知不能与中山抗，便电请辞职。四月十六日，中山到梧州电召陈氏往梧面商，陈不敢往，中山因于十九日下令准陈辞去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职，着其专任陆军总长；另任伍廷芳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粤军悉归大本营直辖。二十日，中山率军至三水，陈于是晚离广州，赴石龙，转往惠州，所部亲信军队尽行退去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等处。蒋中正此时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主张即时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再行回师消灭在桂的叶举等各部陈军，然后北伐。中山因为陈氏尚未彰明昭著地反抗，又以在桂的粤军为年来共同行动的军队，想保存他们；并且奉直战争已经开始，前已与奉方协定南北共同进兵，假使要等到消灭陈部后再行北伐，恐怕失了时机；只要陈氏放弃广东政权，不为北伐军后方的阻碍，就让他去罢了；所以不用蒋言。这是中山削夺陈炯明职权的经过，便是孙、陈破裂的发端。
中山于处分陈炯明后，以为陈氏不过是不与己合作而已，决不敢别有何种举动，故仍决计继续北伐，改道入赣，命诸军集中韶州，在韶设置大本营。但因此迁延，北方的奉直战争已经要完事了；奉军于五月五日败退军粮城，中山于五月六日才到韶州誓师，北伐制胜的机会已经失去了，何况更有人在后面牵制呢！中山当进行北伐时，仍与陈炯明电报信使往来不绝；中山反复向陈说明：只要对于北伐大计不生异同，必当倚任如前；陈氏在惠州也表明仍愿留陆军部长之职，稍事休息后当再效力行间；两方并且商定委任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令率所部分驻肇、阳、罗、高、雷、廉、钦，梧州、郁林一带。但至北伐军已入江西发生战事后，叶举等忽率所部五十余营回到广州，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无力制止。中山在韶闻耗，因令叶等加入北伐军；叶等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之任，并免胡汉民职。中山以粤军总司令已经撤销，不能恢复，但因前方战事正在吃紧的时候，对于叶等仍想敷衍，于五月二十七日，命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氏复电，也说“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并谓“已催叶举等部迅速回防”，又说“叶等必无不轨行动，愿以生命人格担保”。但叶等所部以索饷为名仍留广州，人心恐慌异常。中山因于六月一日，令胡汉民留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回驻广州总统府，一则镇摄广州，一则示前敌将士以后方并无变故，可以安心前进。北伐军于六月十三日占领赣州，北政府所派援赣的大军未能即到，陈光远已经很恐慌。但北伐军占领赣州城时，在北军遗弃的文电中查出一道密电，发见陈炯明有与陈光远密通声气妨害北伐军的痕迹；当时以为北伐军若打败仗，陈炯明必落井下石，既打胜仗，陈必不敢轻举；因于十五日仍决计前进。谁知叶举、洪兆麟等也在此日，决计围攻广州总统府，中山因于十六日蒙难，由总统府避居军舰。从六月十六日起，中山仅仅据有几艘军舰，在珠江与陈部相持，共历五十余日；初欲待北伐军回师，共同戡定陈部，直至八月初旬，得悉北伐军被陈部所阻，不能回到广州，才于八月九日离粤。这是中山蒙难的经过，便是陈炯明叛孙的结果。
南方的陈的叛孙，与北方的奉直斗争，表面上本是两件事，但是骨子里面却是相联的。陈炯明与直系有联络，孙中山与奉系有联络；奉系既被直系打倒，中山北伐成功的希望，已经是很少了。因为此时一般国人的心理都深恶奉系，左袒直系；中山联奉倒直，实与一般国人的心理相反。在中山以为直系是当时各军阀中最强横的一个，“擒贼先擒王”，要打倒军阀，便应该先从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暂时与他合作。但是一般国人不能了解此种意思，觉得吴秀才总比张胡子好，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况且当时北伐军的兵力由杂凑而成，很难打倒直系，既无打倒直系的把握，不如与直系妥协，和平解决的为好；所以直系一提出恢复法统的计划，大家便欣然赞成，希望中山从此可把护法的旗子卷起来，将广州的总统府取消，免去南北的战争。这种心理，是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统一的心理。陈炯明一派的武夫，便揣摩一般人的此种心理行事。当中山削夺陈炯明的职权时，便有人替陈表同情，以为陈氏不赞成北伐，是志在保境息民，整理两广内部，无可厚非。中山削夺他的职权，未免操之过激；及至徐世昌退位，法统恢复，见诸事实，叶举等围攻广州总统府，也便藉口护法的任务已了，通电请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之宣言；国内各方面也纷纷通电，赞成统一，劝中山下野；就是学者名流如蔡元培等，都表示同样的意见；可见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统一的心理。中山离粤到沪后，报告国民党同志书，结尾的一段说：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出生入死，胜败之数不可屈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吾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其实陈炯明是利用一般人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行，虽说是失败于陈炯明，还是失败于一般人不能了解中山的意思。不过就陈炯明和中山的关系上说，陈氏的行动实在是不应该：原来陈氏是向中山宣过誓、捺过指印的同党党员，有服从党魁之义务；他所部粤军的基本，完全是中山从桂系手中抢出来给他的；若说时势上绝对不宜于北伐，不妨向中山力争，争而不得，则飘然引去亦可，否则正正堂堂地宣言脱党后，再与中山为对抗的行动亦无不可；既舍不得目前的地位和政权，又不敢宣言脱党，一面使部下向中山开战，一面还写信向中山称总统，求调和；（孙中山在蒙难中，尚接陈炯明一函如下：“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也。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和平。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手段未免太恶辣，人格未免太卑劣；中山骂他“阴毒凶狠”，说是“人心世道之忧”，实在不是过当的话。
五 所谓“法统”的恢复与联治运动的合流
所谓“法统”，本来与旧史学上所谓正统、理学家的所谓道统，同一无意识；从光明的方面说，是革命派的人士借此作反抗北洋军阀的招牌的；从黑暗的方面说，竟是百十个议员借此维持他们的铁饭碗的招牌。民国二年选出的国会议员，法定的任期分明只有三年（参议员任期六年），到了民国十一年还要恢复集会，又不是全国的选民死尽了，无可再行选举；袁世凯的总统任期，黎元洪补充未了，已经冯国璋的补充，冯氏满任去职又经过了三年，还要黎氏再来复任；这种“法统”的理论，若把它所蒙政治上的外衣剥去，真不知从何说起。然当时一般舞文弄法的政客，和一般舞枪玩法的武夫竟说得“像煞有介事”。一般急求和平的国民也以为南北的纷争真是为法统，法统一恢复，统一便无问题，天下便太平了。哪里晓得招牌只是招牌，纷争的问题还是问题呢？
法统恢复的提议，表面上是出于孙传芳，但内幕的酝酿已经很久。吴佩孚向来不喜欢徐世昌；当他驻在衡州时，屡次通电称徐为菊人先生而不称总统，便是与南方表同情；但他对于旧国会又实在没有好感，所以在九年秋间打倒段祺瑞以后，他提倡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南北的纷争，不曾主张恢复法统。各方面的实力派，对于他所提倡的国民会议都不理会，他也就偃旗息鼓了。十年援鄂战争终了后，又令张绍曾出名通电主张在庐山开国是会议（十月十日），除了与吴通声气的几个直系督军联电赞成外，各方面的实力派也少有人理会；仅有“国是会议”的名称一时被人民团体采用了。（十月中旬，上海商教联合会通电主张在沪组织国是会议，后改为八团体联合会，议定一种宪法草案。）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旅居北京的旧国会议员忽然发表一道宣言，主张仍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这道宣言的由来，内幕中的情形如何，虽不能详，其为法统恢复运动的见端，并以应付联治运动的潮流，则甚显然；不过各方的实力派，对此也尚未十分动念。恰好此时梁士诒内阁成立，奉直的战争将要逼紧了。在奉直战争的酝酿期中，有两种关于时局进展的传闻：一、奉系方面，与孙中山及皖系联合倒吴，约定于倒吴之后，将广东的非常国会迁回北京，举中山或段祺瑞为总统，而收实权于本系势力宰制之下，这是奉系想利用旧法统的计划；二、直系方面则以其同系地盘的广阔，更与陈炯明通声气，已有统一宇内之势，所恨者东北有一张胡子逼处，西南有一中山死守护法的旗帜，陈炯明不便彰明昭著地与己一致行动，因此也想恢复旧国会，并且抬出黎元洪来，以便打倒中山护法的旗帜，用旧国会制宪，又可以遏制联治的潮流，这是直系想利用旧法统的计划。四月初旬，北京旧国会议员连日集议，继续行使职权，发表宣言。张绍曾附和通电，主张：（一）由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二）由各省共谋根本改造。并谓吴佩孚推重曹（锟）、张（作霖），对于时局亦无成见，但奉直两系当面的争执问题是梁士诒是否卖国的问题，未便将法统问题插入，并且两方非先拼个你死我活，前面的计划也未易实现，因此对于张绍曾的通电尚无人响应。奉直战败后，吴佩孚即于五月十四日通电各省，征求恢复旧国会的意见；十五日，孙传芳即率领部下联名通电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此时孙氏不过是一个长江上游总司令，驻军鄂西，地位、人望都不为人所重视，用他发出这种通电，正是曹锟、吴佩孚掩饰国人耳目的策略；所以曹、吴在十九日还与直系各督联电向各方征求意见，大意说：“近来国内人士有倡恢复六年国会者，有倡召集新国会者，有倡国民会议、协同制宪、联省自治者，究以何者为宜？”仿佛他们自己尚无成见。但至二十四日，民六旧国会议员已在天津开筹备成立会，议定进行方法，通电依法自行集会了；二十八日，孙传芳又发出劝告南北两总统同日退位的通电；曹、吴亦于是日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六月一日，旧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余人在天津开会，发表宣言，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次日，徐世昌退位，曹、吴即领衔联合十省区督军、省长，电请黎元洪复职。从孙传芳第一次建议之日到徐氏退位之日，仅仅半个月工夫，便发生如此的效力，倘非曹、吴早有成算，安能如此神速？原来曹锟早想作总统，（徐世昌当选总统时，曹锟即运动副总统的地位，因为徐世昌想以副座一席留给南方要人作为调和南北的条件，授意新国会参议院议长梁士诒从中作梗，副座的选举未成，曹锟不能达到目的，因此已积怨于徐世昌及梁士诒。）吴佩孚早想拔去中山护法的旗帜，吴景濂、王家襄等一派怀抱铁饭碗目的的议员，窥得曹、吴的意旨，曾与热河都统张绍曾等秘密商洽，以恢复法统的计划，向曹、吴建议，早已得曹、吴的同意，孙传芳的发动，不过是机械的发动罢了。这便是法统恢复的由来。
当时各方对于法统恢复的反响，约可分为下列各派。
一、被抬举的黎元洪 黎氏本人，是一个忠厚长者，当然不能窥破曹、吴的阴谋。章太炎在上海秘密致函黎氏，叫他“杜门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时之变”，意思就是叫他不要受曹、吴的玩弄。但是黎氏禁不得左右一班攀龙附凤的政客们的怂恿，他自己也未免有几分久蛰思起的热情，不过不便一口应承，因于六月六日发出一道几千字的所谓“鱼”电，提出“废督裁兵”的条件来。“废督裁兵”是当时内外舆情所渴望的，黎氏提出这种条件，自然博得一般人的同情，那种捧场喝彩的声浪真是直上云霄。曹、吴一派的督军此时只怕黎氏不肯出来，既肯出来，无论什么条件，口头上都是承认的，“废督裁兵”的一句空话，为什么不能立刻答应呢？他们既答应，黎氏就很高兴出来了；六月十一日便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于是黎氏重行堕入火坑。
二、被暗算的孙中山 中山不是黎元洪那种傻子，对于直系的阴谋，自然立即窥破。黎元洪发出“废督裁兵”的“鱼”电那天，中山也在广州发出一道宣言，其中重要的文词如下：
……六年以来，战争延长，是非莫定，直至今日，法之不可毁，始大白于天下，用兵数载，得此效果，国内问题，似可和平解决。惟现在北方拥有重兵，能操纵北京政权者，厥惟直军。若直军诚能护法，则从此兵不血刃，而国是可定。否则徐世昌虽已潜逃，而直军犹无悔祸诚意，则祸变之来不知伊于胡底。……夫约法之效力不坠，在使国会自由行使其职权，国会之能自由行使职权，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自由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乱，实以酿乱。故欲使今日以后，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不再受非法之蹂躏，第一当惩办祸国渠魁，第二当保障国会安全。……军兴以来，兵队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所驱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骤失所业，亦所未安，宜悉改为工兵，统率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以工具。……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将所部军队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作为停战条件；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直军诸将，如能履行此条件，本大总统当立饬全国罢兵，恢复和平，共谋建设。若进退失据，惟知假借名义，以涂饰耳目，则岂惟无悔祸之诚，且益长诪张为幻之习；本大总统念民国以前祸乱之由，在姑息养奸，决为国民一扫凶残，务使护法戡乱之主张，完全贯彻，责任始尽。惟我公忠体国之人民，深喻斯旨。
这便是中山“工兵计划”的宣言，意思是要直系武人先解除他们自己的武装一半，才承认他们的尊重法统就是出于诚意，否则仅属“诪张为幻”的阴谋，决不为他们所欺。这种条件，直系自然不能履行。无奈陈炯明已入直系的彀中，演出六月十六日的恶剧，不惟不要直系解除武装，反先将中山的武装解除，使曹、吴暗中称快。但是中山直到放弃广州来到上海后，仍旧不变他的主张，八月十五日在上海发出的宣言，仍旧坚持他的“工兵计划”，不过此时已经失去广州的根据地，直系不把他放在意中了。
三、所谓护法的“民八”议员 旧国会本身，对于法统恢复，仿佛不至有反对的，但自民国六年以来，国会已经不是整个的了。在广州自由集会的旧国会，所以称为“非常国会”，就是因为只有旧国会的半边；民国八年，用非常手段补完，到九年军政府瓦解后，又只剩得小半边了；并且所剩的小半边的成分，以民国八年新补的成分为多，所以称作“民八”的国会。此次恢复旧国会的发动，是由于未赴广州的王家襄一派，及由广州退出的吴景濂一派，与直系军阀弄的勾当，以恢复六年国会解散时的原状为目的，所以称作“民六”国会。“民六”国会的恢复，就是要拆“民八”国会的台。“民八”的议员望着铁饭碗要打破了，因此大起恐慌，六月三日，在广州通电主张继续“民八”国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筹备的“民六”国会。但是他们的否认不生效力，“民六”国会渐渐地凑足了法定人数，到八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了。“民八”的议员因在上海组织一个“法统维持会”，北京也有一部分的“民八”议员组织一个“法统学会”，互相呼应，高唱“民八”为正统之说，于是法统中更有令人肉麻的正统论。他们的理由是：“民六”国会的解散法律上本来无效；广州的自由集会本为法律所许；一部分议员放弃职权，不往广州集会，除名另补，乃当然的程序；既经除名之议员，岂尚有职权可复；且有曾充安福国会议员者，有曾任伪政府官吏者，安得颜再言法统；要说法统，只有继续“民八”国会，断无恢复“民六”国会之可言。“民六”的议员认定这种铁饭碗原来是他们的，于是反唇相讥，说：广东的除名乃非常会议所为，不合院法，补缺手续亦不完备；此次开会乃由总统明颁撤销“民六”解放之令，在法律上毫无遗恨。于是“民六”、“民八”之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双包案”。“民八”议员，得中山的鼓励和孙洪伊的怂恿，纷纷北上，于八月三十日闯入众议院议场，索打议长，竟演出“双包案”的活剧来了。彼此相持约两旬之久，弄得开不成会，“民六”的国会乃于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届常会闭会式，以为无抗抵之抵抗。后来政府设置一个什么政府讨论会以谋安插“民八”的失业可怜者，“民八”分子的大部分渐渐软化了，始得到一个不解决的解决。
四、奉系与皖系 张作霖此时是一个战败者，对于所谓法统恢复的问题，自然无过问的余地。但东三省还是在他的宰割之下，无论谁作总统，国会或新或旧，他都不理，他在六月三日通电宣布东三省自治。六月二十日，虽有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通电赞成统一，但一面却举张作霖为三省保安总司令；张氏于七月三日召集吴俊陞、孙烈臣开三省军事会议，对于中央，决计持中立态度，不受调和，一面积极训练军队，预备二次的战争。皖系自九年段祺瑞颠覆以后，残余的地盘只剩有浙江一省和上海一隔的淞沪护军使了。浙督卢永祥于徐世昌宣布退位的次日，即通电反对恢复法统之说，谓徐之去职，以政权付诸现内阁摄行，内阁复以还诸国会，（徐去职时，曾命令国务院暂时摄行大总统职务，国务院则电致天津国会两院议长，声称谨举此权奉还国会，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无法律根据；黎元洪的任期，曾由冯国璋补满，黎则已无职可复。五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即响应卢氏的通电，也表示反对。及黎元洪入京，卢、何二人电黎，都只承认他为“事实上之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因为黎元洪主张“废督裁兵”，卢氏便于六月十六日自动的废去浙江督军，由所部在浙军官推举卢氏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其实就是变相的宣告浙江独立；卢氏发出的“号”电说：“自废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自此浙江制宪自治的空气越发浓厚了。
五、西南自治的各省 西南各省最重要的本要算两广，陈炯明正在和中山捣乱，已为事实上的表示。其他如湘，如川，如滇、黔，都已树立自治的旗帜，忽闻恢复法统之说，立刻不便作何表示；要承认，恐于割据的自治有碍；要反对，又不知要如何措词才好，所以起初都守静默的态度，不加赞否，及法统恢复，渐次成为事实，始相率表示，一面尊重法统，一面促成联治。唐继尧（唐氏自十年二月被顾品珍逐出云南后，于十一年三月复乘机回滇，战胜顾品珍，恢复原有的地位）于六月二十九日电黎表示拥戴，后又连发两电：其一，说“恢复国会及总统复职，固为护法各省所主张，惟根本解决之方，则在速集南北各省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解决以前纠纷”；其二，说“以经验所得及国民心理所向，集权主义既不适于国情，民治潮流复运输于宇内，此时仍惟实行联省自治，为救国不二法门”。湖南的赵恒惕于七月一日通电，也不否认国会的恢复和黎元洪的复职，但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说：“国会自由集会，应时势之要求，树百年之大计，首在完成国宪，并予各省以自由制宪之权，或纳省宪大纲于国宪之中。”四川的刘湘，表示大概相同。曹锟、吴佩孚对于唐、赵的主张不予赞成，说统一事件应由国会解决，反对另开联席会议，并说各省军人不宜取轨外行动。赵恒惕后又发表一篇《与曹吴论国是书》，洋洋数千言，反复解释联邦制的精神和作用，主张于国会制宪之外，有另开各省联合会议的必要。无奈曹、吴以为自己有了旧国会的工具在手里，已经占了上风，不肯容纳他人合理的建议。赵恒惕的洋洋大文终归空费纸墨；不过国内联治的空气，已经很浓厚了。
六、其他的国民团体 除了上面所述五个方面以外，其他的国民团体，对于所谓法统本无所容心；自九年秋间以来，大都趋向于联治运动；不过因为连年的兵乱，所争者表面上都是为一个“法”字，要替护法的人求得一个偃旗息鼓的下场，用恢复法统来敷衍一下也未尝不可，若要真正解决国内的争端，还是非用联治的方法不可：这是其他国民团体一般心理。当时可以代表此种心理的团体，在上海有一个八团体联合会的国是会议，（所谓“八团体联合会”，是起于十年十月五日在上海开会的商会联合会，继于十七日加入教育会联合会，称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沪开国是会议，至十一年三月，又加入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的六种团体，扩大为八团体，于三月十五日在沪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这要算是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事的团体。）主张由各省自制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中华民国的国宪；他们并且组织了一个“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在法统恢复进行的当中，曾用国宪草拟委员会的名义通电，表示他们的主张，并且在七月中旬发布他们所拟定的国宪大纲，内容完全采用联邦分权的办法。在北京方面，还出现了一个学者所组织的言论团体——《努力周报》。他们虽主张恢复旧国会制宪，却不附和什么法统之说；他们认定由旧国会制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办法；他们劝告黎元洪，叫他自认为事实上的总统；劝告旧国会，叫他们自认为事实上的国会，努力制宪，不要再闹什么无意识的纠纷，作政治的买卖；他们主张采用联邦制，以免军阀割据之祸，很恭维八团体的国宪草案；他们屡次劝告当局，主张召集一个各省联合会议，公开地讨论一切重要问题，解决一切纠纷，若要避免联省之名，不拘叫什么会议都可以。（他们因为孙中山、吴佩孚反对联治，在该报第十八期的短评里面忠告孙、吴，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局面；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久必失败的武力统一。”）这一些主张，很可以代表当时一般国民最纯正的心理。到国会开会后，北京又出现了一个“修正宪法草案请愿团”，主张将《天坛宪法草案》重加修正，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划分成为一种联邦制的宪法。故就一般的国民心理说，法统恢复的时候，便是联治运动达于最高潮的时候，所以此时可称为护法运动与联治运动的合流。
在此两种运动合流并进时，那个被恢复的黎总统和旧国会，仿佛也觉悟到此点。黎氏于七月一日发表一道命令，说：
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现在国会业已定期开议，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俾得至中至当之归，允符相维相系之义，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这道命令，便是应付联治的要求的。国会开会后，于八月十九日的宪法审议会，以大多数通过“省之事权应取概括主义，中央取列举主义”。于八月二十六日的宪法审议会，又通过了两案：一、各省于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得自制省宪；二、“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关于省宪各原则；这也是应付联治的要求的。如此，对于民国统一的前途，仿佛多少有一点点希望；但是曹锟只梦想作总统，吴佩孚只梦想单纯的武力统一，黎元洪和旧国会，都不过是他俩暂时所玩弄的工具，因此各方的实力派也依旧钩心斗角，和曹、吴对演他们袖子里面的秘戏；一般国民最纯正的心理所要求的，都成空想。不久，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曹锟实行窃位，国会最后的自杀，又转入别一幕的怪剧。
六 中山重回广州建立大元帅府
法统恢复后，曹锟、吴佩孚十分满意；尤其是曹锟，以为护法的旗帜打倒了，现在惟我独尊了，大总统的椅子，立刻就可以坐上去了。谁知他的大总统椅子还不曾坐上去，广州的大元帅府又已建设起来了。
孙中山于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到上海。陈炯明于八月十五日回广州，不久便自任粤军总司令，准备重作广东王。但是他的广东王也作不得几时，不久又要去作惠州王。原来中山的北伐军从赣南回师，被陈炯明部击败时并未消灭，分两方面退却：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部退闽边，朱培德等部的滇军由湘边退桂林。许崇智与闽有历史上的关系，与当时驻军延平的王永泉早有联络。王永泉与闽督李厚基本来都是北洋系段派的爪牙，自段祺瑞一蹶不振后，曹、吴声势日隆，李为保全地位计，颇有转附曹、吴的倾向；王永泉则想夺取闽督的地位，因与许通声气，谋共同逐李。中山在沪也日谋恢复广东的地盘，和奉皖两系依然保持向来关系，就是吴佩孚表面上也向他表示好意；皖系尤想规闽以益浙，而进图江苏。因是许崇智等由闽边与王永泉密谋结合的时候，徐树铮也由上海经过浙江潜往延平，促王永泉与许等共同发动。九月末十月初，王、许等分途向福州进攻，徐树铮于十月二日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尊奉中山及段祺瑞为领导，俟拥戴二老践尊位后，即奉身以退”。此时福州还未攻下，徐等限李厚基于二十四小时内退去福州。至十二日，福州被李福林、黄大伟军所占领，李厚基逃去；十七日，许崇智偕徐树铮、王永泉同入福州。许等践约，以闽省军政交王永泉主持，王旋任总司令，民政则推国民党的林森主持。这算是国民党和皖系合作公开之始。此时奉系曾派人向中山献策，主张放弃广东的恢复计划，令福建许崇智等部会同驻桂的滇军分向江西、湖南，进窥武汉，奉方则担任由北部进攻。中山因为痛恨陈炯明，并且有了前次失败的经验，因答复奉方的使者说：“孔明欲图中原，先定南中；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不可；盖必得广东，乃能有力图长江，否则腹背受敌矣。”乃命以入闽各军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旋由许崇智任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襄办部队的整理改编事宜。陈炯明听到许等在福建活动的消息，如芒刺在背，一刻不能安居；因为从前他自己也是由闽南回粤的，恐怕许等将蹈袭他从前的旧路而行，故于十月六日派洪兆麟为援闽总司令，向闽边戒备。谁知福建方面尚未生问题时，广西方面已发生问题了。中山于许、王等取得福建后，即派邹鲁等南下香港，秘密纠合广西的滇桂各军，由梧州东下，声讨陈炯明。此时在桂的滇军秘密受指挥的，除了前此北伐挫败的朱培德部以外，还有前此由顾品珍派来随从北伐的杨希闵、范石生等部；桂军除了驻扎梧州的刘震寰已与中山的使者通声气以外，还有由赣南再回桂林的沈鸿英（沈本陆荣廷的部下，陆挫败后，转徙于湘赣之间），也表示拥戴中山（实则为夺取广东的一种阴谋）；驻在梧州、肇庆一带的粤军陈济棠、莫雄等部，也允许于滇桂军东下时一致响应。于是在十二月中旬发动，首先取得梧州，各军陆续分途东下，势如破竹，于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陈炯明势穷力蹙，率所部退往惠州，通电下野，滇桂各军蜂拥入广州。洪兆麟在汕头看见大势不好，也假意地宣告离陈独立，欢迎中山及在闽的许崇智军回粤。于是陈炯明据粤的幻梦复破。
中山在上海得到这种消息，当然很高兴，但这方是他与大小各军阀恶战苦斗的再行开始。因为广东内部的情形从此更复杂了，中山一面要对付北方的大军阀，一面对于广东内部无数的小军阀，应付尤不容易。除了陈炯明不计外，就是所谓拥戴中山回粤的滇桂各军，有许多都是蒙着一种假面具，想到广东来分割防地、刮削地皮的，例如此次出力很大的杨希闵、刘震寰，后来都成为广东内部统一的障碍物。不过目前的问题，还不是杨、刘，而是被直系利用的沈鸿英。当沈自赣南回至桂林时，北政府便任命沈为桂林镇守使以诱之。及沈附随其他滇桂各军共入广东时，吴佩孚更认沈为收服广东最好的工具，一面迫政府下令任命沈为广东军务督理，（不过张绍曾以和平统一为标榜，起初不肯下此命令，延至三月二十日始任沈为粤省军务督理。）一面令沈相机行事。沈虽阴受曹、吴的运动，但因自己的兵力有限，不能制服许多滇粤桂的军队，故初到广州时未即发难。此时陈炯明散布“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流言，想以此离间拥戴中山各派的军队，沈鸿英便利用此种流言，煽动滇军说“魏邦平（时任海陆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主任）将联合广东各军，解决滇桂各军，非先把他制服不可”。杨希闵一时果然相信，乃用杨希闵、刘震寰的名义，约胡汉民（时受中山命，任粤省长）、邹鲁、魏邦平、陈策等到江防司令部滇军杨如轩的旅部开善后会议。届时杨希闵不到，沈鸿英预先布置，想乘开会时将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并刘震寰而除之。乃临事时未能如愿，仅仅拘捕了一个魏邦平，其余诸人皆脱险。滇桂各军都看破了沈氏的阴谋，从此严为戒备，沈氏暂时更不敢动了。这是一月后旬内的事。中山在一月后旬内本已预备回粤，及闻此变，暂时中止回粤；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出一道和平统一的宣言，大旨说：现在陈逆既已逐去，粤局戡定，自当力求和平统一的进行；不过北京政府托言恢复法统，实则国会的纠纷至今未解，各省尚多独立；人民所渴望的“废督裁兵”不惟不见诸实行，反有增兵备战的趋向；可见执政柄兵的人，尚无尊重法律的诚心。假使各方的实力派果能开诚布公，很愿意和他们商量和平统一的方法；所谓和平统一的方法，便是以实行裁兵、化兵为工为唯一下手处；假使办得到，则统一可期，否则“民言可畏，不戢自焚，文爱国若命，将不忍坐视沦胥，弗图拯救。诸君之明，当不复令至此……”二月初，许崇智部粤军也离闽返粤，沈鸿英一时计无所出，于二月六日移驻广州郊外，也通电欢迎中山回粤，主持善后。中山于二月十五日由沪启程南下，二一日由香港重入广州，又发表一道主张裁兵的宣言，大略说：
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舆诸公，先后复电，均荷赞同。文亦以叛陈既讨，统一可期，虽滇桂粤海军诸将及人民代表属电吁请还粤主持，文仍迟回，思以其时为谋和平统一良好机会；又以沪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又最适宜；故陈去已弥月，而文之返粤，固尚未有期也。不图以统筹全国之殷，致小失抚宁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哄动一时，黠者妄思从而利用，间文心膂，飞短流长，以蔽惑国入耳目……文之谋国，岂或以一隅胜负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诸将，据有国内武力之一，乃独于文裁兵主张，久付暗默，怀疑之端，亦无表示。报纸所传，竟谓洛吴对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还，推之当世诸贤，不容独有此迷梦。贤者固不可测，文于今日犹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终之一悟也。抑文诚信尚未孚于国人，致令此唯一救国之谟，或反疑为相对责难之举，藉非然者，何推之奉张浙卢而准，而于举国人心厌乱之时，复有一二军阀逆此潮流而趋，以邻于悍然不顾一切也。以文与西南护法诸将讨贼伐恶之初志，何难重整义师，相与周旋；顾国入苦兵久矣，频频牺牲，已为至巨，而代价复渺然不可少得，文诚思之心悸。万不获已，惟有先行裁兵，以为国内倡，古人有言，“请自隗始”，以是之故，断然回粤，决裁粤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于今月二十一日，重莅广州矣，抚辑将士，绥靖地方外，首期践文裁兵之言，同时复从事建设，以与吾民更始。……亦冀拥节诸公，翻然景晤，知今日而言图治，舍裁兵实无二途。……若必恃武力以压国人，横决之来，殊可危惧。诸公之明，当不出此。……
这道宣言，分明是警告曹锟、吴佩孚的；其实广东那些小军阀的兵，哪里容他去裁呢！并且陈炯明方盘据惠州，图谋反攻；沈鸿英尤好比“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故中山一面宣言裁兵，一面组织大本营自任大元帅，说各军在未裁以前，不能不有一个统率的机关，大元帅的名义，就是用以统率这些复杂的军队的。随于二十四日，以大元帅名义指令：“……桂军司令沈鸿英，着将所率全部，移驻肇庆并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择要防守，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着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迅即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龙、东莞、虎门各处；东路讨贼军第四师长吕春荣所部，着移驻罗定各地方。……自经规定以后，各部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致滋纷扰。……”三月二日，大元帅的大本营组织告成，分四部、二局、一库及参谋处、秘书处，任职人员如下：
内政部谭延闿
外交部伍朝枢
财政部廖仲恺
建设部邓泽如
法制局古应芬
审计局刘纪文
金库林云陔
参谋处长朱培德
秘书处长杨庶堪
读者须知道：这个大元帅的大本营，便是后来国民政府的远祖。曹锟、吴佩孚，听得南方又有大元帅出现了，天天逼迫北政府明令孙传芳督闽，（李厚基被逐后，北政府即令孙传芳率兵由赣援闽，此时孙偕周荫人军已由闽赣边境，进入福建的延平矣。）沈鸿英督粤，以谋抑制中山；张绍曾原以和平解决相标榜，至率国务员全体辞职，以抗曹、吴；但终拗不过曹、吴，到三月二十日，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与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的命令，终由张绍曾的内阁发出来了。沈在三月二十五日犹通电辞却北政府的任命，二十八日并表示遵照大元帅命令移防西江，设司令部于肇庆；但至四月十日沈以移防西江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韶关等处开秘密军事会议，到十六日，在新街就任北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通电请中山离去粤境了。幸而中山早有戒备，立即命令各军一致讨沈，沈军不支，约至五月中，沈军全失势，沈鸿英退往南雄，讨沈的战事暂告一段落；大元帅的大本营，算是站稳了。不过在讨沈的战事尚未结束时，东江方面的陈炯明部又发动了；这一个中山的死对头，便不是一霎时光可以打倒的。东江尚未肃清，曹锟已在北京实行篡位了。
七 曹锟实行篡位的演进
曹锟的势力，本来是全在吴佩孚。因为吴氏不曾传染北洋军阀贪黩的毛病，成了一个硬汉，在当时博得一般国人的同情，所以发生一种力量；而曹为吴所拥戴，所以曹也有势力了。假使吴氏不赞成曹氏作总统，曹氏的总统梦未必果能实现。但曹氏谋作总统，是吴所同意的；不过吴的意思，是要利用法统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统一了，才拥曹氏登台；而曹则以取得总统为唯一的目标，南方的统一与否尚在其次；彼此意见之间未免有缓急之别，左右捧场的人也随之分为二派；天津、保定方面的徒党都是拥曹的急进派，与洛阳方面不同，因此在同一直系之中，老早就有津保派与洛派的区别。张绍曾组阁以前，洛吴方面的势力比较强一点；张阁成立以后，便成了津保派横行的世界了。边守靖等和吴景濂勾结作买卖的阴谋，起于黎元洪入京复位之先（《努力周报》第六号曾揭载他们阴谋的电报），但当时吴佩孚的声威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津保派的小人还不敢撄他的逆鳞，所以不能直切了当的进行。（黎元洪尚未入京，边守靖、吴景濂等即以某某组阁的问题来运动吴佩孚。吴于六月四日致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一电，指斥不留余地，电语有云：“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骛私利，真可痛也。幼山、莲伯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刻日还京，以巩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黎初复位，暂命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组织内阁，到八月初国会开会后，乃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改组内阁。唐氏知道此时的中央，为直系为中央，无论津保派、洛派，都是不容易对付的，因仅令其亲信人卢信入阁（卢任农商部总长）以敷衍黎氏，己则不就，于是以教育总长王宠惠兼代总理，吴佩孚表面说是不容军人政客干涉组阁，心中却很想宰制内阁，并且想拉几个有名望的人摆在内阁里作面子，于是到九月十九日由王宠惠正式组阁了：
国务总理王宠惠
财政罗文干
教育汤尔和
交通高恩洪
内务孙丹林
陆军张绍曾
外交顾维钧
海军李鼎新
农商高凌蔚
司法徐谦
这个阁员的名单，前面王、罗、汤三人，是在《努力周报》上和蔡元培、胡适等同署名于《我们的政治主张》那篇文章的末尾，主张“好政府”的，所以一般人称之为“好人内阁”；而孙丹林、高恩洪则为吴佩孚的心腹，因是洛吴方面对于这个王内阁很满意，很有意拥护；王宠惠也想暗中将吴佩孚和孙中山二人拉拢；（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说：“王宠惠与谢持、邹鲁磋商，欲使吴佩孚信服总理主义。”）但是津保方面，未免有点吃醋了。王内阁的成立，以署理为名（此时国会因抵制“民八”议员闭会，故未提交国会求同意，十月十日，国会复开会，仍未提交国会）；国会方面，要作政治买卖的人，也很嫉视这个“好人内阁”，蓄意捣乱。到十月初旬，王宠惠等便已不安于位了。（十月五日，王、罗、汤、顾辞职未准；十三日，又上总辞职书，亦未准。）十一月十八日，吴景濂、张伯烈（时为众议院正、副议长）藉口财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私用众议院的院印，办了一封公函，亲自携带，往总统府告密，迫黎元洪立下手谕，令步军统领将罗文干拘捕，送交地方检察厅；次日，府院开联席会议，各阁员皆谓总统违法，即拟令交法院办理，令稿拟就，吴景濂、张伯烈率议员多人入府阻止黎氏盖印，发不出来，这便是有名的“罗案”的掀起。二十日，吴佩孚致电黎元洪责以捕罗之违法；二十三日，曹锟通电攻击罗文干，请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曹派的督军多附和曹氏。洛吴厌恶国会议员的无聊，要维持这个“好人内阁”；曹氏要见好国会议员，打倒他所不要的“好人内阁”以求他的“大欲”，于是津保派与洛派旗鼓相当，现出裂痕来了。到底吴佩孚不中用，一见附和曹氏的人多，恐怕津保派和他分家，整个直系军阀的势力从此破裂，因此便软化了，随即于二十四日发电声明：“拥护黎总统，服从曹使，对‘罗案’不再置喙。”王内阁于二十五日全体辞职，二十九日提出汪大燮署阁；汪氏不为津保派所喜，旋即辞去。到十二月中，提出张绍曾组阁，得了津保派和国会的同意，洛吴不再过问了。这便是洛派软化、津保派势力伸张的关头，也便是曹氏篡夺阴谋间接发展的见端。
上面所说，是就直系内部两派的形势，观察曹氏篡夺阴谋的进展。国会方面的丑态，也在“罗案”发生、张阁成立的前后，完全暴露了。当国会初恢复时，有一派人提议，主张此次国会应专事制宪，暂时停止行使其他一切职权，他们的理由是：“民国成立十一年，无宪法；前此责任或可诿为外力干涉……此次开会，若不专力制宪，或因政争阻碍制宪进行，则国会咎无旁贷。”这是良心发现了的话，为一般人所赞许的。但是同时便另有一派，主张：“先解决现总统是否合法的问题：若合法，他的任期应如何计算；若不合法，国会是否承认现政府为临时政府，而另举大总统。”这便是预备要作政治买卖的话。到十月中旬，果有议员提出一种质问：事实总统的任期，应以何时届满？但此时尚未暴露其他的何种大丑态。到“罗案”发生时，国会和津保派的奸人“瀣沆一气”，已经完全表现了；到张阁成立时，议员公然在“红罗厂卖身”了。（十二年一月《努力周报》第三十八期，揭载高凌蔚的谈话如下：“某问：外间谓此次阁下包办最高问题，确否？高答：最高问题，现在时机未至，更无所谓包办。某问：此次二百元之津贴，非由尊处经手乎？所谓包办者即指此也。高答：此事从前系由刘君〔疑即刘梦庚〕与政团接洽，余事前一无所闻。迨本月五日以后某军需官来京借住敝宅，所有各党名册均送至红罗厂，至发生此种误会。至曹巡阅使此举，系仿从前送冰敬炭敬之意，不过联络感情，更无所谓津贴。某问：外间传言阁下与张亚农〔即张伯烈〕之新民社独厚，确否？高答：余对各党向无歧视，亚农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经手银钱谢绝，几为亚农所恼，何厚之有。”后来高凌蔚虽登报否认有此谈话，但议员在红罗厂领津贴，实属事实。）当时曹锟运动作总统的风说，已经传遍南北；直系有几个督军如萧耀南、张福来等，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恐于直系不利，曾于十二年一月八日致电曹氏，劝他慎重。（此电恐怕还是吴佩孚暗中所主动的。）但国会议员既已预备作“猪仔”，时机的成熟与否，便全由他们自己去制造罢了。前此推倒王内阁，已把洛吴的威风放下；现在要制造贿选的时机，仍从推倒内阁下手。
张绍曾内阁的阁员，除了教育部的彭允彝、农商部的李根源以外，如内务高凌蔚、交通吴毓麟都是曹锟的奴隶，其他的几个人也大都附曹；张氏自己是一个好虚名而贪恋权势的人，当组阁时，一面巴结津保派的奸人和无耻的国会议员，一面敷衍当时的舆论，宣言以和平统一为标帜，主张召集各省代表会议，共同商定统一、裁兵、理财及各种重要的善后问题。但是各省代表会议，是曹、吴二人所绝对不许可的，（吴佩孚恐怕一开各省代表会议，便酿成联省自治的形势；曹锟恐怕一开各省代表会议，总统问题将要变成代表会议席上的议题，总统的位置将被中山得了去。）因此就职后，对于前此宣言所主张的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无形取消了；不久广东的陈炯明被滇桂军所逐，沈鸿英入粤，孙传芳也进入闽境，于是曹、吴二人一致想借孙、沈二人的武力收服东南，再三迫令张阁正式任命二人为闽粤督理；及孙中山返粤，他们恐怕中山又要在广东作总统，逼迫张氏尤力；张氏以此项任命，无异与东南宣战，未免太与和平统一的宣言相反，于是提出阁员全体的总辞职，此时张阁仿佛已经要倒了，但这虽是那些作买卖的议员所希望的，张氏自身尚有不愿，辞职书提出（三月七日）不到几天，依然赧颜地继续任职，把曹、吴二人所要挟的命令发表（三月二十日）。但倒阁的风浪，已四方八面掀起来了。津保方面的倒阁计划，是在二月后旬已经进行的了。他们的方法是把张去了之后，使黎元洪组阁不成，中枢无主，令军警发生混乱，迫黎去位，但这种秘密计划，多数的“猪仔”议员初尚不知道；他们只要作政治买卖，故他们的倒阁心理，初尚见不到此处；吴景濂曾要求张氏以币制局长的位置，报效摘发“罗文干案”的徐世一，以盐务署长报效王观铭，张氏未允，因此与张反目，鼓励倒阁；津保派很欢喜，暗中助张其势。张氏也勾结一部“猪仔”，结为拥阁的团体。倒阁、拥阁两方相持约一个月之久，未见分晓。到五月后旬，因为制宪经费的问题，倒阁计划，由张阁的内部实现了。
黎元洪复职时，对于自己的地位问题，本通电听候国会解决。国会开会后，对于黎氏的任期问题，意见极不一致；热心制宪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拉长，候宪法公布后，再选总统；附曹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缩短，以便早作大选的买卖；（张耀曾曾有一种解释，谓冯国璋的补任期间在法理上无效，黎氏任期尚有一年三个多月；反对派则谓黎氏任期只能补足洪宪改元及袁氏死亡期间，只有一百六十余日。究之各种解释的法理论，都是一些方便的投机论。）因为各有各的打算，竟把它搁起来了。到四五月之交，有一班伴着黎元洪吃饭的人，想把黎氏的任期更延长一点，声言黎氏的任期须由袁世凯修改约法、旧约法失效之日算起，要到民国十四年九月始满。于是附曹派的人，忍不住了，五月初旬，由范樵、吴莲炬等提出解释任期案，说：“黎氏的补任期只有一百六十余日，现已超过任期许久，应该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任，另选总统。”接着提案的达二十余起。黎氏自知不能久干，也咨催两院预备改选。热心制宪派的人，恐怕宪法又制不成功，由国会中所谓省宪同志会联合两院同志，发表宣言，主张制宪、选总同时并进，定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宪法，九月三十日以前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日行之。但那些“猪仔”都只热心作买卖，宪法会议屡次开会，不能得到法定人数，宪法完成的希望已经很少；于是热心制宪的人，于五月中提议修改宪法会议规则，一面将法定人数减少，一面规定一种出席费，每次二十元，缺席者则扣岁费二十元，想用金钱买“猪仔”的方法去买宪法。但是这种出席费的总额却不小，财政如是困难，将从何处去搜刮呢？议定后，两院议长率同议员数人去见黎元洪，请设法筹措此项经费，黎氏慨然允诺，立召国务总理张绍曾及阁员吴毓麟、财政次长杨寿柟（财长时不在京）、税务督办孙宝琦等入府，商议筹款方法，当面决定由海关建筑费项下拨借一百二十万元，分四月提拨，每月拨制宪经费十七万元（驻外使馆经费十三万元）；议定后即由黎谕知税务处转总税务司照办。曹锟及津保派的徒党得此消息，认定这是黎元洪看好议员、谋继续当选总统的阴谋，乃令吴毓麟发难，掀起所谓府院的冲突，借口黎总统未将制宪经费案交国务院主办，有背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迫阁员全体于六月六日辞职，于是张内阁倒了。（张绍曾本不愿辞职，津保派诳以驱黎后，仍请曾复职，曾始允辞。发动之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是日，国务会议例案毕后，吴毓麟盛气言曰：“府方自定国会制宪经费，不经国务会议议决，实有违背责任内阁制精神，予等应如何设法打销。”高凌蔚继言：“此中定有黑幕，予等应向黄陂质问究竟。”程克附和其说。张绍曾云：“事前我与文泉曾预其事，但一切均由府方规划。”时李根源请假回苏州，未在席间。是日为星期六，例往公府会餐，各阁员就席后，即与黎元洪论难此事，黎以事前曾邀国务总理及财政次长、交通总长等当面商定，不为侵权，吴、高等则谓应交内阁办理，不欢而散。到六月六日开特别国务会议，吴毓麟、高凌蔚、程克主张全体辞职。张绍曾尚未表示，高复言：“如总理不愿辞，我辈当单独提出辞呈。”张始答谓：“我辈应取同一步骤，要辞大家辞。”彭允彝、李根源默未发言，高即出先行拟好之辞呈电稿二纸，依次签名。发出后，张绍曾等即日赴津。）张阁倒后，接着便由王怀庆、冯玉祥等在北京演“逼宫”的一幕；王承斌在天津新站接演劫车索印的一幕。
六月六日，张绍曾等辞职赴津后，黎即一面派人赴津挽留劝解，一面通电宣示借拨制宪经费经过实情。七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所部军警官佐，集合五百余人到总统府，藉口内阁无人负责，军饷无着，要求直见总统，索问军饷的着落；黎亲出见，答以阴历端午节前二日当可筹发（时距端午节尚有十二天），军警官佐等退出。八日，天安门外的流氓乞丐公民团又出现了；他们也学得学生团体的办法，手执驱黎的各种旗帜，集合开会后，游行至黎元洪的私宅，包围喧闹，黎氏派人召聂宪藩、薛之珩等设法弹压，皆置之不理，夜深始各散去。九日，北京的警察藉口索饷无着，不能枵腹从公，全体罢岗了。自此驱黎的公民团和索饷的军警连日合演双簧剧，向黎氏私宅滋扰，至于将黎宅的电话和自来水管都阻断了。闹到十二日，王怀庆、冯玉祥见黎尚不出走，便向黎呈请辞职，表示不负维持秩序之责任；黎将二人的辞呈退回，二人拒不收受。黎于张氏辞职后，因张无复任希望，曾商请顾维钧、颜惠庆等组阁，顾、颜二人皆知道曹锟的阴谋所在，不敢犯其威稜，辞不肯任。黎又致电曹锟、吴佩孚，向之哀吁，曹当然是不理的。吴是前此表示“拥护总统，服从曹使”的，现在也置之不理了。此时只有一个农商总长李根源愤恨直系恶毒太甚，想扶助黎氏硬抗。十三日，黎氏决计赴津，于出京前拟就几道命令：（一）准张绍曾免职；（二）任命李根源为国务总理；（三）准张阁诸阁员（除李根源以外）全体免职；（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五）裁撤所有巡阅使、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还有其他两命令），皆由李根源副署盖印后交印铸局发布。这是预备和直系捣乱的。但此时印铸局也为首党所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而黎氏已于十三日午后二时出京。于是“逼宫”的一幕完结。黎出京前，将所有总统的大小印信，交其眷属带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收藏；高凌蔚等查印信所在不得，立即发电话至天津，命直隶省长王承斌设法截留，王即率同警务处长杨以德并军警多人，乘车到杨村等候黎氏车到，便登车向黎氏查问总统印信的下落；黎初不以实告，王百端威吓，不许黎氏出车站一步，相持至十四日午前四时，黎告以实情；俟北京方面将印信索出，王又出电稿三通，迫黎签名（电稿一致参众两院，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各界，谓因故出京，向国会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声言若不签名，将永不放行；黎签名后始得出站。这便是“劫车索印”的一幕。
我们看到曹派这种举动，很有一点不可解的：他们既已如此的不要面孔，尽可直切了当地把曹锟抬到总统的椅子上坐了就是，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是他们到底不惮烦琐。十四日，高凌蔚几个人，排去张绍曾，自己宣告复职，摄行大总统职务；十六日，又促令吴景濂联络两院的“猪仔”，议决十三日以后黎元洪在津所发命令无效（黎到津后还与李根源故意发命令、发通电，和直系捣乱）；王怀庆、冯玉祥也自己宣告复职了；曹锟也在保定电令王、冯保持秩序，并且说“国会为国家法律根本所在，务望极力尊崇保护”。两院议员有一部分廉耻还未丧尽的，纷纷离京赴津，或即南下，想在南方另谋救济的方法，此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地痛骂曹锟及其走狗；反直派的政客，也奔走联络各方，与曹派决斗；但因彼此同床各梦，终归无效。曹派因为议员走了一部分，恐怕选举总统得不到法定人数；又因为走了的议员，大都是比较热心制宪的人，便用回京制宪的话来挽留他们。骨头比较硬一点的议员，终于不为所动。那些假装的硬汉，由天津跑到上海，再由上海跑到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他们把自己的骨头和五千元的银行支票用天秤较量较量，觉得那五千元的支票还要重一点；他们跑来跑去的时候，就是较量他们自己的骨头和支票的轻重的时候。到十月五日，五百几十个“猪仔”，把他们的骨头和五千元的支票正式交换了；曹锟篡夺的计划，完全成功了。
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氏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原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地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氏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氏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因为一般国人，已认定他也不过是曹锟个人的走狗，从前对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于希望和平统一太过的大错误；所以曹锟篡夺的计划成功时，便是吴佩孚的势力毁灭时。
选的前后几天，那五百几十个卖身的议员，觉得彰明昭著的卖身，万目所视，也有点难过，想得一件物品来遮一遮羞，于是把争持十余年以来制不成功的宪法，在两三天工夫以内通过二读、三读；十月十日，曹锟就任总统，吴景濂等也在那一天举行公布宪法的仪式了；并且就那部宪法的内容而论，公然成了一部联邦分权的宪法。但这种“遮羞的宪法”，国民哪个理它呢！国会既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便是联治的运动也到了日落西山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