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以前，中国政治问题，表面上所争的只是一个“法”字。自所谓法统恢复后，那些坐在法统椅子上的先生们演出卖身的活剧，制成一部“遮羞的宪法”，从此没有人理会这个“法”字了。十三年一月（曹锟篡窃成功后的三个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不过在改组后最初的一二年间，中国国民党的真实力量，尚未十分表现出来；几个旧军阀的巨头，还是睥睨一切。从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政治上的重要事变：国民党第一步创造党军，扑灭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商团；北方的军阀，相继发生苏浙战争与第二次奉直战争（此皆为十三年秋冬间之事），接着冯玉祥倒戈，曹、吴倾倒，成立北洋军阀最后的执政政府。国民党看到执政政府的无希望，决计不与它合作，而尽力肃清两广的根据地。到十四年秋间，北方的各军阀又发生了大混战，战至十五年夏间执政政府消灭时，尚无结束的希望；而国民党内部整理的工作已告完竣，于是它将要和北洋军阀开始最后的决斗，表现它的真实力量出来了。所以，从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可以说是国民党养精蓄锐的时期，也便是北洋军阀末路已近的时期。本章所叙述的，就是这时期的经过情形。
一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
我们要懂得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的意义，须先懂得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因为国民党十三年改组最重要的所在，就是吸收了许多新成分，好比一个孱弱衰颓的躯体注射了一种强壮剂，培补了一些新血轮，就发生了“返老还少”的效果。但是这种新血轮，并不是顷刻之间可以制造出来的，须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培养。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变化，便是培养这些新血轮的渊源。所以我们在叙述国民党改组的经过以前，须将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略略观察一番。
中国社会的思潮，辛亥以前集中在满汉的问题上面，同盟会虽然标举三民主义，大多数会员的思想，都只集中在狭义的民族主义上面，恰与一般社会思潮的倾向相合，所以得到清皇位的颠覆结果。清皇位颠覆后，一般社会的心理，以为共和的黄金时代到了。多数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乐业的平和；政党所争的是政权；论坛所讨论的是总统制好呢，还是内阁制好？一院制好呢，还是两院制好？简单地说，就只是政制。此时候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未尝不厉害，然而大家尚没有积极反抗的勇气；民生的穷困未尝不显著，然而大家尚不觉得迫切；所感觉比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复活与否的问题。从民国元年到四五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在一种僵冻的状态中；所有的政论和政党的政治活动，都与一般社会不生多少关系。到帝制运动兴起时，才稍稍有人感觉到此；（黄远庸与《甲寅》杂志记者书云：“……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总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然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但是这种僵冻的状态，实在是不容易骤然变动的。
到帝制运动终了，护法运动开始时，中国的思想界，从国内、国外的两方面得了两个大刺激。国内方面的大刺激，为民国六七年间《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国外的大刺激，为俄国的社会革命。国内的文学革命，好像与国民党改组无任何关系；孙中山并且是主张保存旧文体，好像与文学革命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但我们对于文学革命的效果（关于文学本身的成绩如何，此处可以不论），最低限度不能不承认在文体解放上，给予了国民党一种改良的宣传工具。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再进一层，由文体解放进展到思想解放，于是所谓文学革命扩大到新文化运动，于是讨论问题，研究主义，言论思想界五花八门，表现一种很活泼的现象；大概自中学以上的学生团体，都要苦苦地撙节些钱出来，发行一种什么短命刊物。这种现象是文学革命以前没有的。俄国的社会革命，约与国内的文学革命同时掀起。以俄皇和他的贵族地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制政府，竟被布尔什维克党把它根本推翻，接着德国的大权皇帝威廉第二，也被社会党赶跑了；这种革命的大风浪，把全世界都震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僵冻状态，也自然不能不为之冲破，何况国内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运动呢！以前国内一般人士觉得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即西方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没有实现能力的空想，现在公然表现着这么大的威力。因此和中山一派表同情、抱着急进思想的青年，固然感觉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纯粹的空想，便是实际带有保守性质的进步党人，也想借社会主义做对抗军阀的武器。我们可以在进步党人的报纸上，看见署名“知非”的蓝某作提倡研究社会主义的文字；中国人所受俄国社会革命的影响何如，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团体内部发生了裂痕，一派趋向提倡社会主义，以为这是救中国的良药，一派以为中国尚没有具备需用社会主义的条件，新青年社因此渐渐分裂；于是我们在北京的《每周评论》和上海的《太平洋月刊》上面，看见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一个要提倡主义，一个说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就是中国社会思潮发生大变化的征兆。从民国八年到十一二年间，中国新出现的刊物与社会思潮变化有关系，可以令人注意的，略举几种如下：
一、《新潮月刊》（八年一月刊行于北京）；
二、《每周评论》（八年某月刊行于北京）；
三、《努力周刊》（十一年五月刊行于北京）；
上三种是与政党无关系的。
四、《解放与改造》（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以上一种是与进步党人有关系的。
五、《建设月刊》（八年八月刊行于上海）；
六、《星期评论》（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上二种是国民党的言论机关。
七、《向导周刊》（九年刊行于广州，是鼓吹共产主义的言论机关）；
八、《改造》（十一年刊行于上海，初为季刊，次年又创周刊，该社中有主张共产主义的，也有不主张的）。
我们在这些刊物中，可以看见这个时期内，社会思潮各方面的大变化。至于各方面变化的倾向，果否都是健全的，此处不暇讨论；不过由这些社会思潮的变化，要影响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上去，则为必然不可免的事实。我们再从实际的社会活动上观察，从民国八年到十二年，最惹人注意的事件：
第一，为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由北京学生团体数千人的外交示威运动，闹到全国学校罢课、商民罢市（南北和会也间接因此破裂）。它的直接效果，虽然不过是打倒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然而这个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反抗军阀的卖国外交（曹、陆、章不过是军阀的走狗），反抗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第一个暗示。从这一次的运动出发，于是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得完密，运用得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道所谓“五四运动”的关系了。
第二，为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与罢工风潮的陆续发生。中国在民国元年，虽然已有挂社会党招牌的政党，实在没有多少人理会它。真正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是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并不是说到了此时，中国已经有了若干的大资本家，需要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团体就应运而生了；实在是到了此时，受了俄国革命的刺激，思想上起了变化；一般人被国内的军阀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压迫得不堪；青年要读书，军阀要打仗，学生家庭的学费和政府的教育经费都被军阀榨取作军费去了，学校时常发生停课的风潮，书也读不成；青年要进工厂，没有工厂可进；国内纵有几个工厂，有许多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人的，进去更不容易；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急进分子，想把俄国的共产党作为导师，鼓动大多数尚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一齐联合起来，造成一个无产阶级和军阀的决斗、和帝国主义的决斗。（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民国九年，“劳工协会秘书部”的成立在民国九年，到民国十年，共产党才正式成立，在上海开第一次大会。）从民国十年起到民国十二年，我们在报上看见罢工的风潮不断地发生，例如：
十年一月一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三月二日，开平煤矿罢工；
六月十日，京绥铁路机工罢工；
十月十二日，粤汉铁路罢工；
十一月二十日，陇海铁路机师罢工；
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中华海员罢工；
七月二十二日，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
八月五日，上海丝厂工人罢工；
同日，招商局海员罢工；
八月三十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九月八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十月十九日，唐山京奉铁路工人罢工；
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矿局所属五矿区矿工罢工；
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罢工；
十一月某日，汉口英美烟公司工厂工人罢工；
十一月十八日，唐山大学因学生参加开滦矿工罢工风潮被解散；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罢工；
十二年一月十日，汉口花栈工人罢工；
二月四日，京绥铁路工人罢工；
二月七日，汉口军队干涉京汉路罢工，枪杀工人无数；
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因汉口枪杀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二月二十日，正太路工会因罢工风潮，被直晋两政府压迫解散。
以后的不必列举了。
这些罢工风潮，难道是中国的工人真正觉醒了吗？大概十之八九是共产主义的学生在里面作领导的。他们去领导工人的目的就是要促起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工人的反抗能力，训练成一个与军阀决斗、与帝国主义决斗的大团体。这便是罢工风潮所以陆续产生的内幕。
第三，是国内的知识阶级对于苏俄表示友谊的举动。在民国九年优林以远东共和国代表名义来到北京以前，苏俄政府曾由加拉罕署名向中国发表一通声明书，声明将俄国帝政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弃。此在苏俄当然是一种外交政策，想向远东求出路；但在中国一般人士，觉得苏俄的劳农政府到底是比帝政府时代要好，很愿意接受他们的好意，和他们携手作朋友。无奈中国的军阀政府被白色帝国主义的外交团胁住了，不敢接受苏俄这种声明，所以优林在北京住了几个月，外交上不曾得到一点成绩，但是他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们却发生了一点关系。到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苏俄的代表越飞到北京；二十一日，北京新潮社等十四个团体，便以国民的团体资格开宴会欢迎他。这是中国国民外交史上罕有的举动，这十四个团体里面虽然不包含有几个共产党员，但这种宴会的意义绝对不是共产党联俄意义，也不是国民党联俄意义（此时中山和越飞尚未晤面），实在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代表国民全体对苏俄表示友好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举动，就是当时的军阀政府也不敢说他们不对，不过那些白色帝国主义的外交团用一种嫉妒的眼光，在旁睨视，很含醋意罢了。越飞在正式的外交上，虽然也不曾得到成绩，但是中国国民愿意和苏俄接近的情形，却很明白了。
前面所举的三项事实，都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前表现的。第一项（由“五四运动”结成全国的学生联合会）是表现中国社会思潮有要求一种新的国民的结合的倾向；第二项和第三项便是后来国民党所谓“容共”、“联俄”的背景。这种倾向的精神，简单归纳起来，便只是希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十三年改组，便只是应这种希望而生的。下节再述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二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民国八年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个阶段；十二年预备“容共联俄”，始公开地向国民宣言，是第二个阶段；到十三年实行“容共联俄”，才到了改组完成的第三个阶段。依次叙述如下：
民国元年、二年的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后，中山于民国三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把从前国民党的所谓温和分子淘汰出去。但“中华革命党”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因为在外国居留地政府立案的关系，有些支部仍旧沿用“国民党”三字的名称；在国内也不能公开地组党。到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的团体并不曾消灭；许多党员本来是从前国民党的党员，并且是国会议员，因为国会恢复，暗中以中华革命党的党团作用联络其他的旧国民党员，用别种名目在国会里面活动。所以表面上，“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两种名称，都不曾公开地揭举出来。而在海外，则一种团体有两种并存的名目，极不统一，因此在民国八年以前，曾经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但据缅甸支部八年三月十日的印刷通告，附记谓：“本支部自去年（七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惟历接上海本部来件印章，俱用‘中华国民党’，故本支部亦当从之，以昭划一。”可见在八年三月十日以前，本部所用的名称与支部所用的名称尚不统一，有以“中华”两字为冠词的，有以“中国”两字为冠词的。到八年十月十日，始由上海的本部公布一种改正的规约，通告各支部一律改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于是名称始确定。从七年到八年，中山因为军政府改组，被桂系军阀和政学会所排挤，离粤居沪，一面著书谋改造国民的心理，一面整理党务。《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两种著作，合称为《建国方略》的（前者为心理的建设，后者为物质的建设），都在此时期内草成发表。他在七年八月三十日通告海内外同志的书中说：“……文深信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是断不能以蹶踬而磨灭其壮志，犹之操舟逆流，须策群力以相支柱。文深有望诸君子之同喻斯旨也。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所以八年十月有改正的党章发布，把名称统一确定了。我们于此可知道民国七八年间是中山护法失败的时期，是南北军阀势力纷起蓬兴的时期，也便是中国国民党新生命胚胎时期，并且恰好是国内新文化运动勃兴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内，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虽然应时胚胎了，但与一般国民尚不曾发生若何关系，因为尚不曾公开地进行党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谓：“此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据，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不曾发表什么对国民的宣言和具体的政纲。到民国九年，因得了海外同志经济上的援助，令陈炯明的粤军回粤，取得了广东的地盘，党务略为注重，但也只把党章及海外总支部章程稍微修改了一下，仍不曾发表什么宣言和政策。及民国十一年夏间，陈炯明背叛，中山蒙难，一般国民都只认为孙、陈个人的争政权，并不觉得陈炯明是叛党；党内的机关报骂陈炯明叛逆，而党外的知识阶级里面竟有说他们是抬出旧道德的死尸来攻击陈炯明的；这就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在一种秘密结社的情态中，没有向一般国民公开的表示，一般国民并不认识孙、陈在党中的地位关系，所以并不觉得陈氏如何的不对。归结一句，从八年到十一年，中国国民党虽然存在了，还只是该党“老同志”的国民党，与一般国民无交涉。自中山蒙难到沪后，国民党便要开始发生第二阶段的变化了。中山本来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且认定党的组织需要严密，党员宜绝对服从党魁的指挥；所以他的革命方略，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划分及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党章的制定，更把这种一党专政、服从党魁的精神尽量发挥；及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用这种方法发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坚决了。但事实上，俄国的一党专政成了功，中山还是失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这不能不使中山对于自己的党的组织和革命方法加以反省，对于列宁所用的组织方法加以印证参考。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国际，苏俄因为被白色帝国主义压迫，也很想向东方求朋友；（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中山在民国七年由粤来沪时，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地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苏俄派到东方来的专使，有一个叫做马林。汪氏说：“马林在民国十年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桂林，马林去见他。总理当时曾去电到广州给廖仲恺……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联俄的起点了。可是马林来到广州以后，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去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相符合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断定香港政府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这是在中山未蒙难以前的事。）中山于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被难抵沪，苏俄的代表越飞也于中山抵沪的前一日到了北京。越飞一面在北京与北方的国民团体相酬应，一面即派人携函来沪与中山接洽，彼此的意见，渐趋接近。（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中，载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与蒋介石书云：“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则当早来筹备一切。……”可见越飞到北京后，即与中山通函通使。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山与蒋介石书云：“……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件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时福州方为许崇智等所下，蒋介石亦在福州。]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非恢复广东不可。……”此函中所谓情形复杂、事件麻烦，大约即指容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苏俄代表以此为条件。）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员，也已经有来加入国民党的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共产党员最先加入国民党的为李大钊，是由张继介绍来的，也在中山蒙难居沪时。）中山在与越飞接洽的当中，便决计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改进；于十一年九月四日，召集在沪各省同志张继等五十三人交换意见，一致赞同改组；九月六日，指定茅祖权等九人为改组案起草委员；到十一月十五日，又召集各省同志五十余人审查全案，推胡汉民、汪精卫为宣言起草委员；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同志将宣言稿审查修正，由中山采定，于十二年一月一日发表。这便是中国国民党十二年的改组（十二年改组的宣言及政纲见本节附录一）。这次改组可注意之点：一、从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至此方向全国国民公开地发表宣言，提出比较具体的政策。二、重新将三民主义为明白广义的解释。例如民族主义在同盟会时代是极狭义的，以推翻满族的特殊优越地位为目的，皇位颠覆后，以为民族主义不适用了，并且恐怕惹起国内五族间的裂痕来，所以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时，便把民族主义舍弃了；中华革命党时代也不要民族主义，专取民权、民生的二民主义（因为中华革命党是以推倒袁世凯为目的）；由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时正是欧战终了和议开始时，所谓“民族自决”的声浪复由西方播及东方，渐悟及民族主义尚有广义的解释，故仍恢复三民主义；但在民国十二年以前，并未将这种主义的解释明白表示出来，至此始在宣言里面表示，说：“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虽然尚未提出，“力谋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则已成为此次宣言上具体的政纲了。所谓民权主义，也由“建设共和”扩充到“直接民权”的意义；民生主义，由“平均地权”扩充到“节制资本”的意义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次改组，所以不曾达到完成的地步，有很明显的几点：一、党章和干部机关的组织虽然经过一番改变，但还不曾采用苏俄那种细密严切方法；二、干部人员的分配虽然有变更，新旧党员的吸收、淘汰尚未充分地进行；三、共产党员虽已有加入的，但尚不曾公开地容共；四、苏俄的政策虽在进行之中，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自一月一日发表宣言后，到同月二十六日，中山与越飞发表一篇联合宣言，不久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政府，越飞也往日本的热海养病去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越飞往日本时，中山命廖仲恺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作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坚决地去干……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十二年）夏间，总理更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蒋同志到莫斯科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茨基诸人，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携手，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因此才派鲍罗廷先生到广东来，其时正当陈炯明、林虎的军队陷了石龙，攻到广州近郊，用尽了滇、桂、粤、湘、鄂、豫诸军的力，才把他打退。鲍罗廷先生到粤后，与总理商量许久，才决定改组本党，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党改组之事”（上皆汪精卫在十五年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席上政治报告语）。改组的决定在十二年冬初，是年十一月，预先发表一篇改组宣言，由中山委任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清、谢英伯、杨庶湛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还有候补执行委员五人），请鲍罗廷为顾问；在广州开始党员的严重登记，着手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分头调查农工及中产阶级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并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党务的意见；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定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开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每省六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各省党员互推三人，海外总支部约十二人。）并定大会议事日程纲要。到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如期开会了。到会出席的共一百六十五人，由中山以总理的资格主席。中山的开会词中，有些很可注意的语句。例如：
……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国民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的小皇帝……故中国现在还不能像英美，以党治国……我们必要另作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
……我们十三年以来，在政治上得到了种种经验，发明了种种方法……此次召集各省同志来广州开这个大会，就是把这些方法公诸大家来采纳。……诸君得了这些新方法，要带回各地方去实行。至于这些新方法的来源，是本党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成功之后所得的种种革命方法，来参考比较，细心酌斟才定出来的。当中不完备的地方在所不免，所以还要这个大会，请大家来研究；以后便要请大家赞成，到各地去实行。……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便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所以这次国民党改组，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
这些话的意思，便是要把民国十几年来的历史截断，采用新的革命方法，从新造党以建国，要“把党放在国上”（“把党放在国上”，也是中山在会议席上所说的话）。开会后，即日由中山指定主席团五人（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守常），提出国民党宣言案付审查。会议日期的经过共十天，至三十日午后闭会。在会议的进行中，苏俄代表加拉罕来电致贺，由大会表决复电致谢，忽接到列宁逝世消息，由大会表决去电致哀，并延会三日：这是“联俄”政策公开的表现。在会议进行中，又有提议“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意思是想限制共产党员，李大钊即出面声明，说：“第三国际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系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绝对非想将国民党化为共产党，其加入本党，系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非以党团作用加入本党。”这是容共政策的明白解释。十天当中，议决了许多重要议案（最重要的为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新定之国民党章程），选定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中央监察委员五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监察委员五人。于是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完竣，到了第三个阶段。
改组后的主义精神，可于大会宣言的全文中窥见，全文共分三大段，第一段述中国之现状，第二段说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第三段分别列举依主义而采定对内对外的政纲（参见附录二）。改组后的组织系统，依新定的党章，略如下图：
依前图，全国代表大会为全党的最高机关；区分部为全党组织最下层的基础。省以下的各级也皆有代表大会（惟区分部则为党员全体大会），皆有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为各级的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时则由执行委员会行使，这是改组后组织的大概（详细组织可参看国民党章程）。
第一次代表大会闭会后，立即依据新章组织各级机关，向民众作宣传的工作。以前的宣传不过是领袖个人的文章或讲演的宣传，此后的宣传乃为大规模、有系统、有组织的宣传。中国国民党从此渐渐地与国民发生关系了。
（附录一）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一月一日）
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抟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以愈广。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四千余年残贼之独夫，鲜能逃民众之斧钺。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求治者以摧抑豪强为能事，以杜绝兼并为顺德，贫富之隔，未甚悬殊。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然民族无平等之结合，民权无确立之制度，民生无均衡之组织；故革命战争，循环不已，盛衰起伏，视为固然，而未由睹长治久安之效。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
本党总理孙先生文，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
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且以跻于有进而无退，一治而不复乱之域焉。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瘏口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努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本此宗旨，爰有兴中会之组织。事出非常，顿遭挫折，继以时势之推移，人心之感动，志于革命者，乃如水之随地而涌，于是更扩而为同盟会。党员遍于各省，而弥漫于海外。主义之宣传与实行，前仆后继，枕藉相望；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足以涤尽赤县之腥膻矣！清廷既覆，民国肇兴，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故国民党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变，痛邦基未固，国难方殷，复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集合同志，努力与卖国称帝者为敌，及帝制既踣，革命之进行，于以停止。既而武人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连兵数载，未获宁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彻，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国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盖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溯自兴中会以至于今，垂三十年，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顾所成就者，为主义之成就；而所挫折者，则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然颠踬而已。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前此数年，为民国与非民国之争；最近数年，为法与非法之争。反对者挟持之力非不甚强，然卒于一蹶而不能复振，盖其所施为者，违反国情，悖逆时势，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对者之梗阻，与中立者之观望，遂致国民之建设事业，进行迟滞，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在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所谓成功者，亦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本党同人，爰据斯旨，依三民、五权之原则，对国家建设计划，及现所采用之政策，谨依次陈述于国民之前：
一、前清专制，持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
甲 厉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
乙 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欲践民权之真义，爰有下列之主张：
甲 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乙 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
丙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三、欧美经济之患在不均，不均则争；中国之患在贫，贫则宜开发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其纲领如左：
甲 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价税法；在一定时期以后，私人之土地所有权，不得超过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报价值于国家，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乙 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
丙 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丁 改良币制，以实货为交易之中准，并订定税法。整理国债，以保全国经济之安宁。
戊 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
已 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
庚 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计划，尚有不止于是者，右所陈述，特其涯略。其余国家重大事项，将依本党规程，就专任委员研究之结果，继续就商于邦人君子，谨此宣言。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本部
（附录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一 中国之现状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方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颠覆满洲之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获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是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试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流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困，租税日以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为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彷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谓生路者如何乎？国内务党派以至于个人，暨外国人，多有拟议及此者，试简单归纳各种拟议，以一评骘其当否，而分述如下。
一曰立宪派 此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无法，苟能藉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迩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藉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之先决问题，首先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求末，无有是处。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知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真为宪法而奋斗。宪法之成立，惟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二曰联省自治派 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于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者？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会议派 国内苦战争久矣，和平会议之说，应之而生，提倡而赞和者，中国人有然，外国人亦有然。果循此道而得和平，宁非国人之所望，然知不可能也，何则？构成中国之战祸，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立之军阀，各愿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过各军阀间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此仅军阀之联合，尚不得谓国家之统一也，民众果何需于此乎？此等和平会议之结果，必无以异于欧战议和所得之结果。列强利益相冲突，使欧洲各小国不得和平统一。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至于知调和之不可能，而欲冀各派之势力保持均衡，使不相冲突，以苟安于一时者，则更为梦想。何则？盖事实上不能禁各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出于争战，出于掠夺，盖掠夺于邻省，较之掠夺于本省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 为此说者，盖鉴于今日之祸，由军阀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资本家起而代之也。虽然军阀官僚所以为民众厌恶者，以其不能代表民众也，商人独能代表民众利益乎？此当知者一也。军阀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恶益著，民众之恶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则亦一丘之貉而已。此所当知者二也。故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且其政府必为独立的，不求助于人，而维恃全体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种拟议，虽或出于救国之诚意，然终为空议；其甚者则本无诚意，而徒出于恶意的讥评而已。
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二 国民党之主义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及纪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贯彻。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之演说，及此次大会孙先生对于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合之，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明了于此主义之真释，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救济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民族主义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能事实上证明之者。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毁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结，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二、民权主义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也。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属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种自由及权利。
三、民生主义 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为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本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而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俾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三 国民党之政纲
吾人于党纲固悉力以求贯澈，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的要求，作为政纲，凡中国以内，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明办而公行之。
甲 对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窃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对内政策
一、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宪法不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各县之天然富源、各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实行普通选举，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整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九、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查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一、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二、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文化之发展。
十三、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四、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十五、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路航道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三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真是最艰难困苦的一年。因为环境的险恶，在事实上不能表现如何的大成绩，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在这一年已经立定了。兹就当时的环境，和主要的设施及所遇事变，分别略述如次：
一、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中国国民党，虽有中山所主持的大元帅政府设在广东，但实际上大元帅政府的势力几乎不能出广州一步；广州以外，几乎无处不是敌人。东江一带，为陈炯明、林虎、洪兆麟辈所盘踞，军队共约三万人；粤南为邓本殷、申保藩等所盘踞，军队也有三万人上下：这是大元帅政府彰明昭著的敌人。站在大元帅旗帜下面的，有杨希闵所统的滇军，刘震寰所统的桂军，谭延闿所统的湘军，朱培德所统的滇军，许崇智所统的粤军，李福林所统的福军，樊钟秀所统的豫军，以外还有些零星部队，人数、实力仿佛也不弱。假使这些军队都能听大元帅的指挥，不难把东南两路的敌人立即扑灭。但是这些站在大元帅旗下的军队，实际上也有许多是大元帅政府的敌人，不过一时尚不能辨别得十分清白；其中最有势力的军队，要算是杨希闵、刘震寰的两部——因为驱逐陈炯明、拥护中山回粤的，是得此两部之力——但最不听命令、不受指挥的，也要算这两部。所以在国民党改组的前后，那个大元帅政府实在没有一点力量。中山很明白这种情形，所以在国民党改组、选定中央执行委员时，就把重要的军队首领也选定几个纳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如谭延不闿、杨希闵，都是第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山以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把他们加入在里面，庶几可以真正行使党的最高权力，实现各种整理政务并发展党势的计划。谁知事实上却大不然。因为杨希闵、刘震寰之徒，都是借拥护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名到广东来发财的，心目中并没有党；所有党的议决，都置之不理。当时广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在杨、刘部下的手中，不肯放松一点；谭延闿所部的湘军被杨希闵压迫，几有不能生存之势，当时湘军中有四句很可怜的话：“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埋。”而杨、刘两部的滇桂军，则一手遮天，横行无忌。中山实在痛心不过了，有一次在军事会议席上，当着杨、刘等一班军官，作很沉痛的演说。他说：
……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到广州，只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
当时杨、刘等听了中山这番话，也装着很感动的样子，都答复中山说：“大元帅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此后都服从你就是了。”中山于是提出一件统一财政的议案来，当场一致通过了。但是散会以后，依旧一点不能实行，各军依旧分割防区，把持税收，肥区的军队饱欲死，瘠区的饥欲死，到底没有办法。到九月里，中山委廖仲恺做财政总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又兼军需总监，把所有财政全权交他一人，希望他把财政统一起来。廖仲恺当时发出一道通电，说明财政不统一之害与统一之利，大意说：如果各军都肯捐除私见，则把现在的收入分配各军是很够的；如果各军仍旧是任由所部的骄兵悍将、贪官污吏随意剥削人民，则必至军队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穷苦。他的意思是想各军将财权交还。各军接到他的通电，也发出许多响应的电来，答复得很漂亮，但都是空口说空话，没有一个人肯交出一个钱来。廖仲恺因此向中山辞职，说：“使我做这样的财政当局，不过是替大元帅多担一个恶名；不如准我辞职，或者可以使人民知道是不法军队把持的罪过。”于是他把一切财政权交还大元帅，专在中央党部办理党务，并任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的工作。这是当时大元帅政府内部的军队财政情形，可以说是与国民党改组前无丝毫分别。
再说当时广东的商民，对于大元帅政府的情感。原来广东自洪宪帝制战争以来，几乎没有一年不是在客军蹂躏宰割之下。广东在中国各省中，虽然是比较财力丰盛的省份，经过这样长期间的搜刮，一般商民实在也是疲敝不堪了。陈炯明假粤人治粤的名目，排挤客军；中山却依滇桂等客军的力量，来树立大元帅府作革命的事业；中山虽然说“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一般商民，哪里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他们只觉得中山是要利用客军争政权报陈炯明的仇，连累他们受苦；不知中山自己对于那些“戴着他的帽子，蹂躏他的家乡”的豺狼，也是痛恨极了。所以自大元帅政府成立以来，一般商民已经不十分热心拥护；及到国民党改组，把“容共联俄”的政策明白表现出来，大家以为这就是赤祸来了。虽然国民党改组后对于经济方面的主张，并不曾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一面扶植农工，一面仍保护商民，但是改组后的宣传工作偏重农工方面（中央党部初仅设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后来虽然添设了实业部和商人部，但宣传工作的进行，实偏重农工）。因此一般商民，对于大元帅政府的感情，更加恶化了。
还有一个大敌人，就是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该政府对广东的革命政府向来不怀好感，加以英帝国与苏俄，已成为“赤白”的劲敌；鲍罗廷一到广东，香港政府就寝不安席了，知道国民党与苏俄合作，要打倒帝国主义，首当其冲的便是香港——英帝国的殖民地。因此挑拨广东的商民，援助陈炯明等一班军阀，刻刻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府为务。当时的香港，几成为各种反革命势力的策源地。
概括起来：当时广东的大元帅政府，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敌人；内部的骄兵悍将，东南两路的军阀，短视的商民，帝国主义的金钱、武器和阴谋，四方八面压迫着，使得广州的革命势力，不容易生存。这便是当时的环境。
二、国民党的设施 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年内最重要的设施，总要算黄埔军官学校的创立。中山革了几十年的命，办了几十年的革命党，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革命的方法，只是用革命党去运动固有的军队，或插入固有的军队，使为革命党所用，从来不曾自己创造一种真有革命性的军队。所以革来革去，只革出无数的小军阀来。例如陈炯明所部粤军的全部，说是曾经宣誓入党的，并且是中山用全力培植起来的，总可以算是党军了（朱执信说它是党的遗腹子，因为民国七年中山去粤仅留此军在闽南，为后来驱逐桂系的基础），然而围攻观音山总统府的就是这种党军；我们考察这种粤军的来历，原来就是从前朱庆澜所部二十营的老军队，由中山在桂系手中争来，给与陈炯明的。中山自经过这一次的挫折后，知道一般拥戴他的旧军队都是不可倚靠的；要想革命事业发展，非自己创造一种党军不可；而创造党军的基础，就在首先养成一班彻底了解主义而有革命精神的军官。十二年夏间，派遣蒋中正往苏俄，考察赤卫军的训练组织，是他最重要任务之一。到国民党改组时，蒋中正由莫斯科回国，中山就命他筹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黄埔旧海军学校为校址（因此后来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于十三年五月开学，即以蒋为校长。开学的那天，中山到校演说中有一段如下：
……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黄埔军官学校的目的，既是如此，所以在招收学生时，就加了一番很严密的选择工夫，必定要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主义精神，有相当的了解，年富力强、意气旺盛的人，然后才被收录。入校后的训练，精神方面与技术方面同时并重。内部的组织，就是后来党军组织的模范；校中设党代表，按部组织党部党团；党代表权力之大，与校长并行。这种组织后来扩充到军队中的各级（由军党代表到连党代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党军校及党军队之训令中，有下列二则：
甲、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该管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此秩序。
乙、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反之不副署者则无效）。
这种组织，就是要使这种军校和军队，真正成为党的工具，不使变为私人的工具，颇与中国从前的监军制相似，但实际是由苏俄赤卫军的组织模仿而来的。
黄埔军校初次开学时，据蒋中正的报告（十五年国民党全国代表会议席上报告）说：“其时只有学生四百六十几人，军械既少，经费又没有着落；因为广东所有的财政收入，都由滇桂军把持去了。因之什么事都不能做；不但学生求学不成，学校全部都几乎不能支持，当然这里面有许多曲折，更有许多障碍：因为反革命的军队，知道了军官学校的目的，就深怕我们成功；他们知道我们成立之后，一定要反对他们，他们就不能再搜刮人民了；所以千方百计来破坏。”看他这段报告，我们可以知道黄埔军校初成立时艰难困苦的情形。但是革命军的基础终于由此立定了，那些反革命的滇桂军生命纵能延长，也不十分久了。
三、北伐进行中的商团事变 黄埔军校在十三年五月才成立；三数月内，决不能有党军的产生；然则在短期间内也决不能有北伐的力量，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十三年九月中旬，中山又出师韶关，进行北伐的事宜了。我们须知道，此次的北伐，也是由内外的环境逼迫而来的。第一次北方军阀的战争已经开始，苏浙战争于九月一日爆发，第二次奉直战争也在积极准备中。原来自曹锟篡窃总统的位置以来，国内各方面已形成一种反直的大联合。皖派的段祺瑞、卢永祥，奉天的张作霖等都与中山有联络；国民党虽与这些军阀都不相容，但对于打倒曹锟、吴佩孚这一点，目前总是一致的。苏浙军事行动既起，中山不能坐视，让机会失去：这是进行北伐的一个动机。第二，广州的环境十分恶劣，颇有借此另辟新天地、别求新生路的意思。我们试看中山将行出师北伐前，向广东人民发表的宣言可知。（宣言的后段如下：“……文率诸军四围冲击，转输供亿，苦我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敝，此尤足令人民叹息痛恨，此革命政府所由旁皇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主义无与。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服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故为广东人民计，为商民计，莫若拥护革命政府，实行革命主义，同时与革命政府协商改善革命之进行方法。盖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问国事之习，不与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民，政府与人民间遂生隔阂。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特郑重明白宣言如左：一、在最短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东市政府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决心实行。广东人民当知关于革命进行之方法，革命政府不惜徇人民意旨从事改善；惟我广东人民，对于革命之主义当以热诚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实现。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当大敌……中华民国实嘉赖之。”）他知道广东一般的商民，因为受了各种骄兵悍将的剥削蹂躏，对于革命政府很有恶感，想假北伐的机会，把那些军队调遣出去，再由革命政府把广东内部的财政来整理，希望人民体谅政府这种意思，与政府合作（所以在出师北伐时，委廖仲恺为财政总长、军需总监兼广东财政厅长，见前段）。万一军队有不听他的调遣的，他也无可如何，就只好让一般人民知道这些军队的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不是出于革命政府的意思；一面率领那些受调遣的军队向外另辟新生路，韶关就是另辟新生路的根据地（中山想以韶关为训练党军的根据地，在中山与蒋介石各书中可以看出。参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迹》）。这大概是出师北伐的别一个动机。中山于九月十三日发表讨曹的宣言，以大元帅职务交胡汉民代行，己则偕谭延闿移驻韶关。结果，被调遣去的军队，就只有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樊钟秀所部的豫军，而杨希闵、刘震寰所部的滇桂军，依旧盘据广州附近各地，不受调遣，因此廖仲恺的财政统一计划依旧不能实现，不过杨、刘辈的反动情态，从此更为革命政府所明白认定了（所以蒋介石的军事报告说，十三年的北伐是革命政府辨别内部军队的“试金石”。凡不受调遣的，便知道是敌军，非把他解决不可）。至于北伐，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得不到效果的。在北伐进行的当中，革命政府遇着一件很重要的事变，就是所谓“商团事变”。这件事变，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一个重要的生死关头。原因就是起于广东商民，对革命政府不满。英帝国的香港政府暗中操纵，想打倒国民党的革命政府，树立一个商人政府来代替它；陈炯明和内部滇桂军，也有从中勾结的举动。事变的发端，在中山出师北伐前很久。在五月后旬，广东市政厅宣布一件“统一马路业权案”，依此案须抽收铺底捐。广东全市商界七十二行因开代表会议，决定总罢市，并召集商团及乡团以防政府之武力压迫；后来政府把“统一马路业权案”取消了，罢市风潮虽得解决，而商团、乡团却从此议定了一种联防章程，是为商团案发生之始。八月一日，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由粤汉路总理许崇浩介绍向军府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之后，不过四天，大批枪械（九千余杆）便已由一只丹麦船名“哈佛号”的运载入口。中山得到消息，知道陈廉伯与陈炯明有勾结，商团的作用是蓄意来反抗政府的；这批枪械是早已买定，并且已经运到，特候骗到执照，方行入口，否则入口没有这么快。中山因命将枪械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查悉军械数目与领发执照时所报数目亦不相符，政府认为私运，商团不服，便引起商团罢市的风潮来。英国总领事公然出来干涉，于八月二十七日，致一类似“哀的美敦书”的通牒于革命政府的外交部，说：听闻华军将要轰击商团，若果属实，英国海军司令官也将炮击华军。中山因向英帝国麦克唐纳内阁提出抗议。当时革命政府以所处环境太恶，很想向商团委曲求全。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本与商团有勾结，乃以第三者名义从中调停，与商团签约担保政府将枪械全数发还，而以商团报效政府军费五十万元为条件，因种种关系未能实行。后来中山允由各处乡团及商团，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枪，免致整批枪械落入商团少数野心家之手，而商团代表坚持须由代表全数领去转发。双方相持，不能解决。到十月初旬，政府酌定折衷办法，发还长短枪五千杆，交与商团代表转发，由商团缴足二十万元，并抽全市房租捐一个月，及各商店立即开市。商团允诺了。遂定于十月十日将长短枪五千杆由黄埔运赴西壕口，交商团领收。恰好这一天是双十节，有学生、工人、农民等集会庆祝游行，与那些领得枪支的商团发生冲突；商团开枪，把徒手游行的群众打死了许多人。到第二天商团联合会散发传单，称政府发还枪支不及半数，非俟全数发还，不可开市。故仍有半数商店，未曾开市。商团总部又发出布告说：本团派团兵巡街，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准予痛剿，同时并迫令开市的商店，继续罢市。一面宣传东江陈军不日来攻，一面煽动北江方面许多民团准备应援，截断广州韶关间的交通。此时广州局势的严重，我们从中山与蒋介石的书中可以看出。中山在十月十一日几天之内，由韶关连发数函，要蒋把所有军械即速运往韶关（由俄国接济的第一批军械，也在十月初旬到广州，存于黄埔军校，许多军队想把它瓜分），并劝蒋舍去广州，同往韶关，把韶关作练兵场所（参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迹》）。广州方面的领袖，也因为滇桂军不可靠，有主张退出广州，将一切机关及队伍移驻西江肇庆的；其形势的险恶可知。最后觉得广州根本之地不可轻易动摇，然后商同那些尚可调遣的军队，如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与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合拢一起，于十月十四晚开始行动，至十五日把那些商团包围，全体缴械。所谓“商团事变”至此全行解决，广州的革命政府才去了一个大威吓。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参与军事行动的小试其技。商团缴械后，黄埔军校便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那时候，滇军尚想设法破坏黄埔军校，取得这批枪械；蒋中正很强硬地向他们说：“你们如果有本领，就来打黄埔，否则你们不要讲话。”（见蒋介石军事报告）可见此时的黄埔军校，已不可侮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可以说在此时已经立定。
四 曹、吴的倾倒
广州发生商团事件时，正在苏浙战争和第二奉直战争相继演进时；十月十五日起，商团事件解决不到十天，北方便有冯玉祥等倒戈（十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曹锟、吴佩孚的政府因此颠覆。本节把它颠覆的始末，概括地叙述如下。
曹锟的势力全在吴佩孚，吴佩孚的潜势力全在他取得一部舆论的同情；自吴氏将顺驱黎、贿选以来，他所取得舆论的潜势力已经完全毁灭了。他必定失败已经很明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曹锟却也很明白他自己得志的由来，坐上总统的椅子后，向人家说：“非子玉无以至今日。”因此任吴为直鲁豫巡阅使，（任王承斌督直兼直鲁豫巡阅副使，任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事无大小，都要向洛阳取进止。吴佩孚以为他整个势力全在直系武力的团结，又从中山手里把法统的旗子抢了过来，现在已把曹锟扶在法统的椅子上作他的傀儡，还有谁能打倒他呢？他此时所注意的就只是乘机制服南方的中山、卢永祥和东北的张作霖。他对南方的计划，是用孙传芳图闽以制粤，而以陈炯明为内应，又用苏、皖、赣、闽以图浙；对东北则非自己再行大规模的秣马厉兵，打到关外去不可。但这种全部的计划，不是顷刻之间可以实现的，因此从十二年十月曹锟窃位成功后，到十三年夏秋间，表面上没有起什么大变化。不过贿选最出力的所谓津保派的人物，对于曹锟事事倚重洛吴，未免有点不满；还有那位“猪仔”首领吴景濂和一班抢钱的官僚，制造什么狐群狗党的政党，争内阁打架，闹出许多笑话；（吴景濂想作曹锟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曹不与，以高凌蔚代阁，而提孙宝琦组阁，吴因欲制高，乃通过孙宝琦，孙与王克敏不合，到十三年七月辞职，由顾维钧代，至九月战事发生时，始由颜惠庆组阁，这是曹锟时代的内阁更迭史。）都于大局无甚关系，吴佩孚也不把他们放在意中。
上面是专就曹、吴的方面说。至于反对曹、吴各方面的活动，在曹锟贿选成功时已有“满天风云”的样子：中山于十月九日便通电全国宣言讨曹，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举义；十日（即“双十节”），曹锟在北京就任，上海、杭州、芜湖等处的市民，也在这一天举行反曹大游行；卢永祥于曹锟就任的第三日（十月十二日）便通电宣告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公文往来，表示不认曹为总统；次日，复有由汪精卫、姜登选领衔以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的名义发布反曹的通电；一般未参与贿选的议员和黎元洪派的政客，麇集于杭州、上海两地，颇有在杭州另组政府、以卢永祥作反直运动中心的意思。但是这个运动未能实现，因为黎派的政客仍想拥黎；中国国民党系的人不愿再拥黎作傀儡；江浙两省的商民虽然表示反曹，恐怕江浙变为两广，陷入战争的漩涡，以和平相号召；卢永祥察看当时的形势——广东方面尚在孙、陈相持之中，未必能实行出兵；奉天方面也因为准备未完成，未必能实行发难，不敢独当战争之冲；因此满天反直的风云，一时无形消散。但是后来反直的大战争，仍由江浙发动。
江浙战争，在十二年冬，本已有不可避的形势，因为江浙两省间还有一个淞沪争议的问题。（淞沪本属江苏，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时，即以卢之部属何丰林继任，于是淞沪乃成为浙卢之势力范围，江苏督军之命令几有不能行乎淞沪之势。在李纯督苏时，曾欲收回，终以卢永祥强硬把持，未能如愿。及李纯因家庭暗昧事故被杀，齐燮元以李自杀告，乘机取得苏督；恒以淞沪成为浙省附庸为遗恨。加以两人在北洋军阀系统中一属皖，一属直，皖直之争既不能泯，则淞沪尤为必争之地。故淞沪问题，久成为江浙战争之导火线。）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死，何丰林委陆荣钱接任，齐燮元、韩国钧（江苏省长）委申振刚接任；两方面争持许久，申终被拒，齐氏此时便决计以武力对浙。不过此时福建的问题尚未解决，吴佩孚不赞成齐氏动兵，齐氏不得已，与浙卢成立一种和平公约，藉以见好于两省的绅民。但自和平公约签订后，两方面仍积极地备战。到十三年夏秋间，再以福建臧致平、杨化昭的问题为导火线，两省实行宣战了。
原来福建方面，自十二年三月任命孙传芳为军务督理后，因为该省内部情形复杂，孙氏经营年余，未能得志。孙氏起初欲诱臧致平以制王永泉，未能达到目的；后得周荫人之力，将王永泉从福州驱逐，又将臧致平、杨化昭从闽南逐出，福建始略定。但周荫人既立如此大功，不能不给他一个重要位置，因于十三年四月任周为福建军务督理帮办（此时王永泉虽已解决，臧致平尚未被制服）；到五月中，北政府更欲依赖孙传芳以图粤，乃任孙为闽粤边防督办，以福建军务督理授周荫人，似为“一举两得”的办法；但所谓闽粤边防督办，实际督不到粤省去，而周荫人又不愿两大并处，于是孙传芳的地位落了空，想向浙江发展，因与齐燮元合谋图浙，向曹锟、吴佩孚建议。曹、吴对于卢永祥的行动，久已怀恨；现在闽省既已底定，对于孙、齐二人的建议自然赞成，于是所谓四省（苏、皖、赣、闽）合力攻浙的计划以定。浙江方面，卢氏的戒备本来未尝稍懈，自孙传芳、周荫人在闽得势，知道自己已陷入两面夹攻的形势中，因极力与广东、奉天方面联络；对于广东，并尽力调解孙、陈，一面劝陈炯明向福建发展，不要死守惠州与中山为敌，一面托人劝中山宽恕陈氏（故当时有孙、陈和解之议，并由吴敬恒向中山哀求宽恕陈氏一次）。臧致平、杨化昭由闽南被逐，率领部属由赣边转入浙江，卢永祥便把他们收容改编，以厚兵力。因此对方便以卢氏收容叛军为口实，向他责问，卢氏不为稍屈。吴佩孚曾命河南省长李济臣代向浙卢电劝，要他把臧、杨的军队遣散；卢氏答他说：“臧、杨在闽，分属国军，闽赣以十万之众，未能剪除，浙为自身安全计，为大局和平计，更无遗散之必要。”他的强硬态度于此可见。在八月后旬，江浙两方面调兵遣将，形势日趋紧迫；孙传芳于八月二十五日由福州率兵出发，向浙边进行。到九月初，江浙军队在沪宁路安亭附近接触，是为江浙战争的开始。
卢永祥在苏、皖、赣、闽三面包围的形势中，为何如此强硬？原因就是所谓粤、奉、浙的三角同盟已经成立，江浙一动兵，广东、奉天方面也必定出兵；广东方面的所谓孙、陈调和虽未能成事实，中山出兵北伐的计划已经确定，最低限度的效力可以牵制对方江西的兵力；奉天一出兵，可以把曹、吴援助苏省的力量打消；所谓苏、皖、赣、闽四省的攻浙，实际上主要的敌人不过是苏齐与闽孙，所以卢永祥敢于动兵抵抗。
江浙战端既开，粤奉两方果然同时发动。中山于九月五日发表宣言，克日移师北指；十三日，亲往韶关准备攻赣。（其不能有所发展的原因，前节已言之，此处不再备述。）奉天方面，新旧两派的意见初不一致，（旧派张作相、吴俊陞主张镇静，俟江浙战事解决，再定行止，可进可退；新派张学良、杨宇霆辈则谓直系有事东南，不暇兼顾，急宜乘虚直入，响应浙虚以为声援，此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后来张作霖还是听从新派的计划，决计进兵入关。当江浙战端将启时，张作霖屡电曹锟，劝他不要过信吴佩孚，轻起战端。到九月四日（时江浙军队已开火），又发出一道响应卢永祥、责备曹吴的通电。九月十五日，一面实行动兵（分六路出发，自任总司令），一面向曹锟发一类似“哀的美敦书”的电文，说：“……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沈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武力讨伐之不可能，征诸苏军之连败而可明。弟本拟再行遣使来前，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此时曹、吴亦已积极备战，吴佩孚于九月十二日由洛阳到北京，曹任吴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筹备后方，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为一、二、三三军总司令，十八日发布讨伐张作霖的命令。于是第二次奉直大战正式开始。
江浙方面的战事，起初卢永祥颇占胜利（故张作霖电曹，有“苏军连战连败”语），但因孙传芳的军队由闽入浙，于九月中旬占领衢州，卢氏受了后方的威吓，又疑浙省内部的军队有与孙传芳妥协的情事，便以赴沪督师为名，率所部离去杭州，准备将浙省放弃，集中兵力于淞沪，与苏军作“背城借一”之决斗。北政府因于九月二十日下令任命孙传芳督浙兼闽浙巡阅使，任夏超为浙省长。到十月初旬，卢永祥军事完全失败，于十月十二日通电下野，与何丰林、臧致平同走日本，江浙战争至此告一段落，算是反直派受了一大挫折。但是北方的奉直大战正在剧烈的当中，尚未知鹿死谁手。到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等倒戈的活剧出现了。
曹、吴对于冯玉祥，向来视为心腹。冯、吴两人且同以北洋系的模范军人自命，相与结为同志。当第一次奉直战争时，冯玉祥甘愿牺牲陕督的地位，替吴巩固豫省的后防；曹锟谋篡时，冯又为逼宫驱黎的导演员；此次忽然倒戈，在吴佩孚以为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情；他以为他的直系军阀势力还是整个的，不知道早由他自己造成了一些裂痕。第一次奉直战后，冯玉祥取得河南督军的地位，吴氏驻洛阳，以部属视冯，冯则不能事事承吴意旨，吴因夺其豫督之席，受诸部属张福来；初尚许冯氏以热察绥三特区巡阅使，后乃仅以陆军检阅使的空衔给他。冯氏有兵而无地盘，坐困北京，乃不能不听吴的摆布；在吴氏以为这是驾驭雄才的妙策，不知道这就是他内部势力发生裂痕的起点。曹锟篡位成功后，吴氏升任直鲁豫巡阅使，冯为吴氏所扼，一无所得，徒得逼宫的恶名，至此冯氏对于曹、吴的恶感更深，不能再为曹、吴的心腹了。这种情形，在反直派的人士已经看出一点痕迹，于是当江浙战争发生时，便有人向冯游说，冯在此时与国民党人已经发生了关系（此时虽未加入国民党，然与党中的要人已经很接近）；不过冯氏为人很深沉，不易被外人看出罢了。冯氏于江浙战事发动时，闻有请命援苏之事，意在向东南谋得地盘；吴则欲为孙传芳留地位，不许其请，而以不可必得的未来东三省巡阅使为饵，要他助攻关外，于是更促起冯氏的愤恨心。这是冯、吴间预伏的裂痕。吴氏的直属诸将中，因为吴氏平昔颐指气使，凡事独断独行，也有很不满于吴氏的，王承斌便是第一个；其他如胡景翼、孙岳都是与革命党有历史关系的，吴氏把他们当作心腹的将领，实际都是不满于他的人，暗中倾向于冯氏。在吴氏布置关外军事的进行中，反直派“联冯倒吴”的布置，也暗中进行；冯氏的方针也早已决定了。及讨伐令下，冯氏被任为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热河方面军事，榆关一路由吴氏自任；对于饷械的分配，吴氏一手把持，集中于榆关一路，分配给冯氏的异常刻啬，冯氏及所属将领更加愤恨。动员令下后，冯部迟迟不进，吴颇怀疑，然亦无可如何，最后曾命王承斌赴热河代冯行使总司令职权，谁知王氏也与冯氏结为同气。冯至前敌，电京索饷，便有许多愤激的话；十月九日榆关战事最剧烈时，冯又向曹锟及直系诸将领（并有段祺瑞、卢永祥诸人，独不及吴佩孚）发一通电骂曹锳、李彦青、王毓芝、王克敏，说他们“朋比为奸，致兵革遍于全国，人民沦于水火，欲靖国事，非将此辈小人一律驱逐不可”；曹颇骇怪，吴氏闻知，心中很不安然，但是大敌在前，别无办法。到十三日，冯部在热河前线已与奉军将近妥协；十九日，便秘密开拔，兼程回京；孙岳此时任北京警备司令，事前既与冯一致，故冯军入京一无阻碍；二十三日晨二时许，冯军已将北京各要地占领，总统府已在冯军的包围中了。是日，即由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米振标（热河都统）及其所属师旅长等联名通电，主张停战。曹锟、吴佩孚好比听到一个晴天霹雳。次日，曹氏被迫发下四令：一、前敌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职；三、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四、特派吴佩孚督办青海屯垦事宜。吴佩孚一面分兵防御关外的敌人，一面反兵向冯作战；冯与胡景翼、孙岳等组织国民军分为三军，推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长，胡、孙为副司令，分任第二、三军长，准备对吴。吴前后受敌，自然必败；到十一月三日，吴氏率领残部由大沽浮海南下，战事暂告一段落。当吴氏向冯作战时，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颇想援助吴氏，一面通电讨冯，一面预备派兵北上；但京汉线方面，阎锡山派兵驻守石家庄，把路线阻断；山东方面，郑士琦（山东督军）宣布中立，也把津浦线阻断了（阎、郑皆与段祺瑞接近，与吴佩孚不合），所以救援不及。曹锟起初尚希望吴氏能够打败冯军，回到北京来，对于那把总统椅子尚恋恋不舍，但是冯氏不许他再坐了。十月二十五日，冯等进行改组内阁摄政，初拟由王正廷组阁，王不敢任，乃任黄郛。三十一日，以曹锟的名义下令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为内阁总理，曹氏于十一月二日宣告退职，由黄氏摄政。贿选总统的命运至此告终。
五 临时执政政府的成立及其设施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
黄郛的摄政内阁，本来是把它作过渡的；因为当时对于将来的新政府应该如何组织，尚不能立刻决定，暂时总不免要几个人看守那些中央机关，所以令黄郛组织一个摄政内阁（外交由黄自兼，财政王正廷，陆军李书城，海军杜锡珪，司法张耀曾，内务王永江，农商王迺斌，教育易培基，交通王正廷兼任。阁员多未到任）。黄氏摄阁的期间约二十余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谓“临时执政政府”成立了。（在执政政府成立以前，冯玉祥还做了一件果断的事，就是令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事在十一月五日，旋由摄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
关于执政政府成立的经过，颇含有各派妥协的意味。赶走曹锟后，大家主张废弃法统，重新创造，关于这一点，大概无多异议（除了直系各省督军）。不过重新创造的方法形式如何，一时甚不一致。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人士，主张不要总统，采用合议的委员制，冯玉祥起初也是赞同的。并且有人假定这种委员制的政府，当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几个名流，联合组织；因为此次打倒曹、吴，是由于他们的结合而来。但这不过是一种空气。段祺瑞不赞成委员制，却不便明白表示，张作霖也无所表示（颇有利用段氏的倾向）；故一时采用委员制的空气，颇觉浓厚。安福系的政客和军人想恢复他们的势力，很希望段祺瑞取得政府最高的权位（段氏自己也想，不过不便即时露出真面目来），对于委员制暗中极力反对。因为国民党联俄的事实已经很明白，冯玉祥和北京俄使馆的人员也已经发生了关系，而苏俄政府的形式也是一种委员制，于是反对委员制的政客利用一般人恐惧赤化的心理，说主张委员制的人有倾向于赤化的意味；帝国主义的外交团，蒙着一具嫉视苏俄的有色眼镜，也如是观察，吓得冯玉祥再不敢提委员制了。于是委员制的主张受了一大打击，无实现的可能。
当时长江流域直系各督军的态度，与新政府的组织也有很重要的关系。曹、吴虽然倒了，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虽然破毁了，长江流域还是在直系党羽的手中，冯、段、张都尚不敢忽视他们。当冯氏初发难时，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都表示极端拥护曹、吴；及吴氏一败涂地，曹锟宣告退位，齐、孙、萧等才到了左右为难的歧路上——要想与对方硬抗，恐怕实力不能抵敌，失了现有的地盘，并且地方一般的舆论都反对；想要与对方妥协，恐怕对方不相容，并且对于吴佩孚的情面上也有点过不去。曹锟退位后的二十日间，长江流域各督的态度，可以说是在一种半软半硬的情形中。他们知道对方的段祺瑞虽没有充分的实力，论资格却是老前辈，从前又本是同系首领；现在向他投降，尚不为耻辱，吴佩孚也不便反对。段氏既无实力，也乐得接受他们的降服，或者可以借他斡旋的力量，缓和冯、张的压迫；因此一面推重段祺瑞，一面向新成立的摄政内阁表示不屈。十一月十日，由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蔡成勋、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杜锡珪等联名通电，拥戴段氏；十三日，齐燮元在南京召集苏、浙、皖、赣、闽、鄂、豫、陕八省及海军联防会议，结果再由齐、萧等八人联名通电，声言中央政府中断，对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认。张作霖和冯玉祥于十一月十一日到天津，与段祺瑞会晤；冯、张自然是劝段出山，收拾时局；不过用什么名义出山，尚无成议。及接到齐燮元等十三日不承认北京所发命令的通电，冯、张等为对付长江方面计，觉得有即行抬出段氏来的必要；因于十五日由张作霖、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推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执政”两字的采用，一方面表示废除了崇高大总统，一方面表示不是委员制。这便是“执政政府”名称的由来。
段氏对于张、冯等的推戴，尚未立刻正式表示接受。吴佩孚由大沽浮海南下后，起初想在山东登岸，被郑士琦派兵阻止，于十五日由吴淞口溯江抵南京下关，与齐燮元会晤后，即向汉口上驶，十七日抵汉，便用齐燮元的名字领衔，由汉口发出十省及海陆军将领二十余人联名的通电，提议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齐燮元等对于此电实不同意，又不便否认，因于十九日一面由苏省长韩国钧出名发出反对设立护宪军政府的通电，一面再由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八九人，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段氏至此，知道出山的时机到了，乃于二一日通电宣告准于二十四日就临时执政职，组织执政政府；次日入京；二十四日就职，即日公布一种很简单的临时政府条例（共计六条），并发布执政政府的人员如次：
外交 唐绍仪（未到任，由次长沈瑞麟代）
内务 龚心湛
陆军 吴光新
海军 林建章
财政 李思浩
司法 章士钊
教育 王九龄（未到任，初由次长代，后由章士钊兼）
农商 杨庶堪
交通 叶恭绰
于是执政政府成立。依临时政府条例，“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置国务员，分长各部，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别无所谓国务总理。所以临时执政的实权，就是把从前的总统与国务总理合而为一。在表面上执政不是总统，实际上执政的职权绝无限制，比起从前的总统来要自由得多了。不过段祺瑞现在已经失去运用这种职权的能力，一方面被各派的武力所宰制玩弄，一方面中国国民党人不信任他。关于他与各武力派的交涉，待至下节再说，现在且把国民党对于他的态度约略叙述如下：
国民党此时在北方，除了在青年学生和教授团体中蓄有一种潜势力，表面上似尚无何种能力；所以那些军阀巨头，除了冯玉祥眼光比较的锐敏，极力和党中的领袖接近外，大都不十分注意国民党；其有注意及于它的，或者只把它看作一种思想简单的学生，附和雷同，无意识的胡闹，原则把它看作一种赤化过激的恶魔；对于孙中山依然以发空议论的“大炮”相看，没有真正与他合作的意思。但因联合反直的历史关系，未便骤然置之不理，当冯玉祥等电请中山北上，段祺瑞、张作霖辈也表示欢迎。在国民党的内部，对于中山的行动，起初却有两派意见：极左派的共产党系，恐怕中山和北方军阀妥协，反对他北上；极右派的人士，急谋接近政权，很希望中山和北方军阀妥协，惟恐他不肯北上。究竟两派都未能了解中山的意思；中山于十一月三日决定离粤北上，他决定北上的主要目的，就是谋与北方的民众接近，以便宣传他对时局的主张。十一月十日，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一篇对时局的宣言，前面申述国民革命的目的：对内在扫除军阀，使军阀永不复起，对外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后面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在召集国民会议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宣言发表后，中山于十三日由广州起程，十七日抵沪；在沪召集全埠新闻记者谈话，说：“我这次北上，是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又说：“我负着这种责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原来自国民党改组以后，由党员用一种党团操纵的方法，在国内各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北京、上海各处都有所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组织，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厚。中山向新闻记者这种谈话，自然惹起帝国主义领事团十二分地恐怖嫉视，想干涉他的居住行动。（《字林西报》谓：“负政治上任务之大元帅果否适宜居于商务性质之上海，颇为疑问。”其意欲悚动租界当局干涉其居住，中山告新闻记者某日本人谓：“现在上海虽然是租界，但是中国的领土，我是中国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领土之内，要什么行动，当然可以做什么行动，他们客人决不能干涉。”）他于二十二日离沪赴日本，再由日本到天津（十二月四日），法领事竟不许他通过法租界，并且不许他在法租界住，可见帝国主义者对于他的愤恨嫉视了。段祺瑞看见十日中山对时局的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他在二一日宣告入京就职时，也在通电里面主张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表示与中山主张一致；但实际上，他的善后会议和国民代表会议不过是一种敷衍中山、涂饰国人耳目的工具，他的主旨和中山全然不相容。中山于二十二日离沪，段氏于二十二日入京；中山到天津时，段氏的执政政府已经成立，并且已经拟定一种《善后会议条例》（于十二月二日已通过国务会议），待征求中山的意见后，便将公布施行（所谓征求中山的意见，也不过是敷衍的形式，实则不问中山赞成与否，已决计施行）。帝国主义的外交团，对于中山既怀恶感，对于执政政府则用一种诱饵要挟的手段。（在黄郛摄阁时，黄因急欲得外国人的援助，曾于就任后宴请公使团，公使团表示拒绝，黄复临时自动取消宴会。这是十一月十四日的事。段祺瑞就临时执政后，因得日本公使之斡旋，各国公使曾分班晋贺，对于临时政府为非正式承认之表示。十二月九日，由领袖荷使，以美、比、英、法、意、日、荷公使署名之照会，向外交部声明承认临时政府，惟要求尊重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执政政府生恐外交团不承认，当中山病卧天津时（中山到天津后，因感冒风寒触动肝病，即在津调养），正在和外交团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作取得承认的交换品；他们说中山在外交上感情不好，想用和中山相反的方法，买得外交上的感情。（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张作霖在天津与中山相晤后，转告汪精卫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否请孙先生放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要和孙先生要好的。”因为他们此时正在和外交团商量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作承认临时执政政府的交换品。）十二月十四日，段祺瑞派许世英、叶恭绰到天津欢迎中山，中山问他们：“听说临时执政已经接受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的通牒，是不是？”许、叶答说：“是的。”中山当时便很生气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呢？”中山对于他们所拟定的《善后会议条例》也不赞成。中山固然也主张在召集国民会议之前须召集一个预备会议，但他的预备会议，须用下列团体的代表来组织：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以上各团体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人数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执政政府所拟定的善后会议，则用下列各员组织：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的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前第一至第三款会员不能列席时，得派全权代表与议。
我们把前面两表对照，便知道彼此不能相容的原故了：前者以各种公民团体为主要成分，后者以军阀实力派为主要成分，这是表面形式上的不相容；骨子里面，中山是代表当时有严密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潜势力已经钻入各公民团体中，若依中山的组织，国民党用党团操纵的方法，这个会议便可由国民党宰制；执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实力派的军阀，对于各公民团体无深切的关系，岂能容纳中山的主张。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执政政府不管中山的赞成与否，便把所拟定的《善后会议条例》公布了。三十日，便依照条例所定通电各方，召集会员，定于十四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国民党自然表示反对。中山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入京，受盛大的欢迎。段祺瑞对于中山，表面仍极推崇；国民党的极右派，生怕孙、段决裂了，也极力从中弥缝敷衍，希望中山让步。中山为委曲求全计，于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提出关于参加善后会议的两个条件：一、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二、该会讨论军事、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还诸国民会议。二十一日，执政政府开特别会议，决定对于中山提议的态度，因于二十九日答复中山，允聘任各省省议会、各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处总商会各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有特设专门委员的条文，但须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专门委员又仅有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之权。）中山此时病势已很重了，国民党对于执政政府这种敷衍的手段，知道已无合作的可能，便于三十日议决不参加善后会议。（但是有几个极右派的党员急欲接近政权，还是加入了善后会议，并且扬言说，反对加入善后会议的人是有过激的思想，利用中山病重，破坏孙、段合作。）二月一日，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典礼；二日，国民党通电全国各公团：“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组织法》，声明善后会议构成分，非以人民团体为主要，决不可由此产生国民会议。自此，国民党对于执政政府一切行动，皆取反对态度。中山于三月十二日逝世，在北京举行极盛大隆重的丧仪，北京民众以国民党员的领导，群起参加；中山所抱的主张，虽未实现，但在此种丧仪中，主义的宣传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执政政府的善后会议，于二月十三日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四月二一日闭幕，议定了三种条例：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二、《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三、《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于四月二十四日由执政政府公布。这些条例，本来不过是一些涂饰耳目的具文，无论国民党人反对，不能发生效力，便是那些军阀巨头，也没有人注意它。但执政政府仍不能不假它作维持场面的工具。五月一日，又由执政政府公布一种《国民代表会议筹备处条例》；三日又公布一种《国宪起草委员会规则》；（依《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宪法须由国宪起草委员会起草，提交国民代表会议议决。起草委员会委员由各省区各推一人，临时执政选聘二十人，均由临时执政召集。其规则由政府另定之。）七月一日，又公布一种《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日期令》，定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为初选期，九月一日至二十日为复选期；八月三日，国宪起草委员会竟在北京举行开会式，选出林长民为委员长。到十二月十二日，国宪起草委员会并且通过了一种宪法草案，咨交政府；不过那种宪法草案，永远得不到国民代表会议来议它罢了。因为在执政政府所定国民代表会议议员选举日期的前后，各军阀间的妥协局面已经无法维持，战事已将爆发，没有人顾及这种无意义的选举。十月初旬，由奉军引起第二次江浙战争；到十一月，奉军内部又发生郭松龄倒戈的活剧，那位国宪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林长民已在郭松龄的幕中，而那个委员会还在那里议宪，岂不是极滑稽的事。执政政府的生命至此，虽无国民党反对，也不能久延下去了。
六 北方各军阀的大混战与执政政府的消灭
国民党与执政政府既不能合作，执政政府的命脉便完全操在各派军阀的手中。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对于段祺瑞的拥戴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段氏也知道，故他所依靠的又完全在张作霖的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两派。国民军是新起的势力，羽毛尚未丰满，根基尚未稳固；奉军有东三省的丰厚地盘，根深蒂固，其势自比国民军为优；而段氏旧部的军人如卢永祥、吴光新辈，且早已奔赴张作霖的旗下，安福系的政客也是从前奔走于张氏之前，与张氏有旧关系的；所以段氏对于奉军与国民军的倚靠，又有侧重奉军一方的自然趋势。奉军与国民军的暗斗，在执政政府未成立时已露痕迹；（黄郛的摄阁组织，由冯氏指使，奉系的阁员王永江等多未到任，张氏对于摄阁甚为不满。国民军在天津附近败吴佩孚时，奉军尚未到，国民军乘势于十一月三日占领天津；吴光新率领奉军于四日占领塘沽。天津各公团恐奉军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央求段祺瑞电吴，请其停止前进，奉军不理，直向天津前进，并进趋津浦路线。直督王承斌时在天津，收编吴佩孚残部，成立第二十三师；王于冯玉祥倒戈时已与冯一致，不过冯等通电停战，王未列名而已，故王之收编吴部，乃冯氏欲收王为己用之计；奉军李景林到津，王被迫于十一月十一日辞去直督之职，李景林于十二日将王所收编之二十三师全部缴械，王避英租界，冯玉祥所收编吴佩孚之残部亦被吴光新所部之奉军缴械改编。李景林假天津各团体之推戴为名，自任直隶保安司令，冯氏在天津之势力乃被奉军夺去。是为冯、张暗斗之开始。冯氏在摄阁期中之所布势力，仅于十一月七日由摄阁令免豫督张福来及豫省长李济臣职，任命冯之同志胡景翼继任豫督，孙岳继任豫省长，得在京汉路线上立定一点根据。）不过段氏尚未登台，未便左袒何方。十一月二十二日，段氏入京，冯玉祥和他同行，向他提议辞职，声言将出洋游历；段氏就职的那天，冯氏便通电下野，并约吴佩孚共同出洋；这就是因为受了奉军压迫的原故，以退让不争为讽。段氏很明白他的意思，极力敷衍他，表示决不偏袒一方。但奉军势力非由津浦线伸展到长江流域不止，卢永祥也急欲向齐燮元图报复，就是段氏自己也未尝不想替本系可靠的人恢复一部分地盘，藉以拱卫自身；因此段氏就职后，顺着已成的形势，以津浦线区域为奉军的势力范围，而以京汉线的豫省及西北区域敷衍国民军。（张作霖于十二月二日离京赴津，其军队一部已由鲁境进展；七日，在津召集卢永祥[时卢已被任为直督]及奉军将领并中央代表吴光新讨论解决长江各省办法，决定请段下令免齐燮元，并令奉军南下。十一日，执政政府即令苏督齐燮元免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卢所遗直督一缺，则令李景林继任。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又特派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司令，张所率之奉军已早随卢永祥南下深入苏境，是为奉军占有津浦线为势力范围之事实。国民军之占有京汉线北段亦早成事实，孙岳于十一月五日攻入保定，胡景翼十一月十二日由京汉线开抵豫境，段执政于十二月六日正式任命胡景翼督豫，胡于十一日在郑州就职；十四年一月四日，执政政府令冯玉祥仍督办西北边防事宜，李鸣钟署绥远督统，十四日又派孙岳为豫陕甘剿匪司令，是为以豫省及西北区域，划为国民军势力范围之事实。）十四年的上半期，为奉军与国民军两派各就所定势力范围分途发展的时期，在东南有齐（燮元）、卢（永祥）的斗争，在豫省有胡（景翼）、憨（玉琨）的斗争，奉、国两派尚未发生直接冲突；到十四年的下半期，由东南的奉浙斗争演为东北的奉国斗争，再由东北的奉国斗争演为奉直结合共同对抗国民军的斗争：是为各军阀的大混战。执政政府的生命，便消灭于此混战场中。其演变的经过，大略如次：
一、齐、卢的斗争 卢永祥要报仇，奉军要扩张势力，因有十二月十一日齐燮元免职、卢永祥宣抚苏皖的命令。此令发布后，江苏人民便恐惹起战祸，于十三日纷纷通电，反对卢氏南下，谓卢、齐二人同为前此东南战事祸首，卢无宣抚之资格，若果南来，必引起第二次战祸。此种反对，完全无效。齐燮元表示服从（因为部下苏军陈调元、宫邦铎等已与对方通款，齐氏难于指挥），十四日便依照执政政府命令，以苏督职权移交苏省长韩国均兼理，自行去沪。卢永祥于十二年一月七日南下抵蚌埠，张宗昌所部奉军第一军已进驻浦口，卢氏旧部第十师也由江北开赴南京；十日，卢氏偕张宗昌同入南京。卢氏的目的不专在逐齐，还有谋浙的意思；其旧部第四师师长陈乐山前此战败后，秘伏上海，其军队已归孙传芳；及执政政府成立，卢永祥暗中援助陈氏，勾引旧部，谋由淞沪攻浙，但在卢氏未到南京以前，已为孙传芳所败。陈乐山谋浙的计划虽未成功，齐氏既去，奉军南下，孙传芳当然有唇亡齿寒之忧，对于淞沪方面的戒备不能放松。及卢永祥既到南京，齐燮元于次日密令驻沪苏军旧部逐去师长宫邦铎，并联合孙传芳军，将淞沪护军使张允明（为摄阁所任命者）军队缴械；齐氏自称为浙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称第二路总司令，联衔宣言反对奉军南下，于是浙江有牵入战争的形势。卢永祥得到上海事变的消息，便在南京组织所谓宣抚军，以奉军军长张宗昌为总司令，准备向上海东进。上海总商会恐怕上海将成为奉浙两军的战场，运动上海不驻军，不设军职，将该地兵工厂移设他处。孙传芳态度虽强硬，但以军备尚未充实，恐怕敌不过奉军，便表示赞成总商会的意见；段祺瑞恐怕浙省牵入战事，不易了结，也赞成总商会的意见，于一月十四日即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废止兵工厂，交总商会接收保管，此后上海永不驻兵及设任何军职。段氏欲安孙氏之心，又于十六日任命卢永祥兼苏督，同时任命孙传芳为浙督，周荫人为闽督，表示虽免齐燮元职，对于浙闽并无侵害之意。十七日，又派陆军总长吴光新南下，表面为查办齐氏，并与卢协同处理上海事变，实则为调和孙氏，使勿助齐。孙因此暂取观望态度，张宗昌挟多数奉军沿沪宁路节节进逼。齐燮元军势孤，一败涂地，至一月二十八日由苏州溃退上海，齐氏逃往日本；二十九日，张宗昌率奉军万余人抵上海，将齐军缴械：齐、卢的斗争至此结束。二月三日，吴光新所主持的江浙二次和平条约成功，孙传芳赴沪，与张宗昌会面，同签名于和约，并即联名电告前敌各将领准备退兵；次日，上海兵工厂由吴光新介绍实行交总商会接收保管。浙奉两方面军，皆陆续由上海撤退（但仍分驻太湖流域江浙毗连各处）。到三月十九日，张宗昌回抵南京，将所部移调徐州，东南的战争风云渐形稀薄；但由稀薄再变为浓厚的日子仍将不远，因为奉军对于段祺瑞和吴光新处置上海的方法，心中很不满足，蓄有乘机再发的秘谋。
二、胡、憨的斗争 胡景翼率领国民军第二军进入豫境时，豫省尚有吴佩孚的残部（由张福来统率，谋抵抗国民军），吴佩孚并已由汉口回到洛阳；段祺瑞恐怕吴氏死灰复燃，国民军不能独力消灭他，因密令陕督刘镇华派军由潼关东迫洛阳，刘即派憨玉琨师东下，吴佩孚乃于十二月一日由洛奔郑，再由郑南下（后在鸡公山略住，不久被迫赴鄂，由鄂走岳州）。吴氏在豫中势力，始完全消灭。但是胡、憨两人却成了“连鸡”之势。段氏令陕军入豫，未尝不含有防范国民军、利用陕军以分其势的意思；但豫督的地位势不能不授诸胡，因于十二月六日正式任命胡景翼为豫督，胡于十一日在郑州就职。憨玉琨恃有驱吴之功，以不得豫督地位为恨，决不肯退回陕西。段执政至此无可如何，乃于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任憨为豫陕甘剿匪副司令（前此已任孙岳为豫陕甘剿匪司令）。憨既不满，胡景翼对于段氏这种敷衍政策也甚愤恨，到二月中胡、憨两军的冲突渐趋激烈。冯玉祥曾出任调停，憨以冯氏的调停不利于己，不肯听从，二月二十一日段执政派孙岳以检查驻豫军为名，入豫调解，孙岳于二十三日率兵赴豫。孙为国民军第三军军长，与胡为同系，调解不过是名义，其实是来助胡制憨的；陕督刘镇华此时也为陕西镇守使吴新田所逼，于二十五日也以调解胡、憨的战斗为名离陕入洛（陕督职务交由吴新田暂代），其实也是来助憨制胡的。因此一面调解，一面战斗，到三月初，两方调解的人也变为有力的战斗员了。结果刘镇华、憨玉琨战败，刘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山西运城，辞陕督职保吴新田继任（憨自杀），胡、憨的战斗告终。胡景翼于四月十日患病死，遗嘱以师长岳维峻代行职务；二十四日，执政政府正式任命岳维俊继任豫督，豫省始确定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
以上所述两方面的斗争，是奉军和国民军各自发展的活动，两方面尚无冲突关系，此后渐渐地要发生关系了。
三、东南的奉浙斗争 东南的奉浙斗争，虽到十月中才爆发，但它的线索，实由春间的齐、卢争蝉联而来。张宗昌因为在长江下游未曾达到目的，将所部调驻徐州后，便想取得山东的地盘；张作霖也知道要经营长江下游，非将鲁境收为己有，津浦线恒有中断的危险，因向执政政府要求将鲁督郑士琦他调，而以张宗昌继任鲁督；段执政不敢违背，于四月二十四日特任张宗昌督鲁，而调郑士琦为皖督，于是奉系得了经营长江下游第一个基础。张作霖又以直、鲁两督不为奉系所得，而京师附近各要地尚为冯系的国民军所占领，段氏尚不能完全受他的指挥，心中很不满足，于五月中旬复派大部奉军入关分布近畿，逼令国民军将所驻通州、北苑、南苑各地让出，国民军以势力不敌，只得容忍退让。段执政因为在两种势力夹迫之中，仍未能事事适合张作霖的希望。到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工部局枪杀徒手民众的大惨案（因日本人的纱厂枪杀工人，惹起学生、工人团体的义愤，罢工、罢课、游行、讲演，工部局捕去学生多人，群众向工部局要求释放，工部局命警局开枪，遂惹起“五卅惨案”），惹起大罢工的骚乱，张学良奉张作霖命令，于六月十三日乘机率奉军二千人进驻上海，以维持秩序为名（租界当局并要求其派兵入租界驻守），作废弃“江浙和平条约中上海永不驻兵的条件”第一步的试探。“五卅惨案”的问题许久未得正当的解决，张学良于六月二一日率队北回，另由姜登选、邢士廉率大部奉军来沪驻扎；次日，郑谦以苏省长名义宣告淞沪戒严，委邢士廉为戒严司令；于是淞沪复成为奉军的势力范围。孙传芳因此大起恐慌，急修战备。到七月中，江浙战争的风云，又日趋浓厚了。此时段祺瑞与张作霖之间，因为张氏迫挟太甚，关系甚不圆满；卢永祥于七月十三日北上，调停段、张，未能有效，即辞去苏督之任；八月二十九日，段执政容纳张作霖的要求，任命杨宇霆接任苏督，姜登选为皖督（同时任命冯玉祥以西北边防督办兼任甘肃督军，孙岳为陕西督办，以敷衍国民军）。杨、姜皆奉系健将，于是奉系在东南的势力大张，浙省愈受威吓，战争的形势愈迫愈紧了。杨宇霆、姜登选于九月中分赴苏、皖接任。杨氏接任后，竭力表示和平，孙传芳也把淞江方面所增的援军撤退，一时仿佛无事了。但杨氏的和平表示，是因为兵方的布置一时尚未完备；孙传芳知道他的秘密，便决定用“先发制人”的方法，以“双十节”的那天假检阅为名，调集大军，秘密出动；十五日，自称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进发（任陈仪为第一军司令，谢鸿勋为第二军司令，向上海进，卢香亭为第四军司令，周凤岐为第五军司令，向宜兴进，自兼第三军司令）。杨宇霆知不能抗，为保全兵力计，十四日，已令邢士廉所部驻沪奉军撤退。十六日，孙军占领上海，通电指斥奉军，谓既违上海永不驻兵之约，又复妨害地方安宁和平，申明讨奉的宗旨。十七、十八两日，旧苏军师旅长白宝山、马玉仁、郑彦俊，和鄂、皖、赣三省军人，皆纷纷通电响应孙传芳，声讨奉军，并电请吴佩孚出山与孙传芳共同主持大计。原来在杨宇霆、姜登选被任为苏皖督军时，长江流域的直系军人为保持地盘计，已暗中联络，共同讨奉，故孙传芳一发动，群起响应。杨、姜初履客境布置既未周到，又恐防御线太长，北方的接应难恃，因皆不战而退，杨氏于十八日即偕苏省长郑谦离去南京北上。姜氏也在二十三日离去蚌埠，所有奉军皆迅速向徐州集合，与张宗昌派来的奉军相联接。吴佩孚于二一日到汉口，通电自称受十四省的推戴，就讨贼联军总司令职，在汉口设司令部，想派兵假道河南，与孙军会攻徐州，但是河南不容他假道；孙传芳也不愿再作他的部属，一面表示推崇，藉张声势，一面暗中却谢他的援助。到十一月七日，奉军由徐州退去，徐州即为孙传芳所占领；孙氏至此，已心满意足，决计以徐州为止境，于十一月二十日通电返宁回杭，（孙于返宁前，曾在徐州开一军事会议，国民军系的豫督岳维峻亦到会，孙表示与国民军合作，令豫军进攻鲁西，孙军担任津浦线正面的军事，实则欲令豫鲁构难以缓苏敌也。）东南的奉浙斗争，至此告一段落。此后苏、皖、赣、闽、浙五省全为孙传芳所宰制，孙氏成为直系军阀最有势力的首领，吴佩孚远不及他了。
四、东北的奉国战争 在东南的奉浙战争爆发以前，国民军时时受奉军的压迫。岳维峻虽然据有河南，并不能完全宰制京汉线，因为京汉线的北段在直隶，而直省为奉系李景林的辖境；孙岳虽曾据有保定、大名两道，后因胡、憨战争时南下助胡，将保、大放弃，京汉线的北段遂全入奉系之手。驻在京畿附近的国民军第一军，几次受奉军的逼迫，冯玉祥只有忍受的一法。及孙传芳崛起讨奉，张作霖知道国民军将乘机思逞，一面派人向冯玉祥疏通，一面严兵防备；（张作霖知道长江下游不能守，因令抛弃苏皖，以鲁省张宗昌防守徐蚌方面，李景林防保、大，姜登选驻天津沧州间，郭松龄驻滦州山海关一带，以大部精锐之兵，防制京畿附近之国民军。）冯玉祥也派人赴奉报聘，一面表示希望和平，一面暗中布置，及奉军失守徐州，河南的国民军一面向鲁西发动，一面向大名、保定进兵；京畿附近的奉军，则向北京取三面包围的形势（时北京为国民军所驻守）：奉、国两系的战机已十分成熟了。段祺瑞极力调和，冯、张两人也各有所企图，不欲即时破裂，故在十一月中旬尚互派代表，在天津会商谋和条件。冯方要求奉方将直境京汉线让出，故段执政在十一月十三日所下的和平令中有“京汉铁路沿线应责成冯玉祥、岳维峻极力维持，津浦铁路线仍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的话句。李景林因为地盘的关系，很不满意，但迫于目前形势无可如何，只得将保定放弃。十一月十八日，国民军第二军北路邓宝珊部进据保定（时李景林军正在撤退，曾与邓军发生冲突）。段执政以为冯、张的战争或可幸免了，谁知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复有郭松龄倒戈的活剧出现。
郭松龄为奉军第三军团副军长，在奉系军阀中为新派，虽为张学良所赏识，而为同侪所忌，与杨宇霆、姜登选尤不相能，（奉系军阀分新旧两派：领新派者为杨宇霆，总旧派者为张作相。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与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领袖，互相倾轧，由来已久。当第一次奉直战争时，旧派势力最大；失败后，新党渐见信用，一切编制训练方法皆出新派之手，故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皆居要职。郭松龄最为张学良所佩服，张学良为其父所倚重，故奉军精锐虽在张学良手中，而事实上则为郭所把握，郭以是益见忌于同侪。第二次奉直战争时，郭与姜登选因事冲突，郭欲率军回奉，张学良力劝乃止，郭、姜感情益恶。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皆得地盘，独郭一无所得，欲求一热河都统，亦为杨宇霆所阻，因是益愤慨。）惟与李景林较为投合。冯玉祥自知势力不能敌奉，因以秘密离间奉军部下为制奉的方策，郭松龄便成了冯氏的同志，（冯、郭的勾结，闻系由冯氏之妻与郭氏妻相为缘引而来，其详不可得知，一说国民党员亦与有联络的关系。）冯、郭之间首先成了一种密约：一、由郭松龄追请张作霖下野，拥张学良为偶像；二、郭反戈与张作霖作战时，由国民军监视李景林行动，使郭无后顾之忧；三、李景林若能与郭共同行动或中立，事定后调李为热河都统。因为冯氏想得天津的海口，又知道李景林不愿意放弃天津的地盘，故想借郭的力量以倒张而制李。密约成后，冯、郭方商诸李，求李合作。李问事定后直省地盘如何处置，冯答词含糊，李知冯将不利于己。但郭已与冯一致，又握有重兵，李无可如何，不敢反对。及郭松龄发动后，李景林宣布保境安民，拥护中央，脱离奉天关系。郭氏电请张作霖下野，李氏也电劝张下野，表示不与郭为敌，但对于直省地盘，则决计不肯放弃。
郭松龄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电请张作霖下野，二十三、二十四日等日，即由滦州发兵向关外出动，并将关内反对派之奉军将领姜登选及其他师旅多人一齐诱捕拘禁（数日后将姜登选枪毙）。张作霖父子闻变失措，虽极力抵御，因郭军进攻极猛，所向无前；热河都统阚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即乘机占领热河；郭得宋军为声援，势益猛烈，到十二月中旬，郭军右翼达营口，沈阳震动。但因日本出兵干涉的原故，郭军受了日军的妨碍，奉张得了日军的援助。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巨流河的激战，郭松龄终于完全失败，郭夫妇皆被擒，次日即被枪决，张氏父子方转危为安。
关内方面，李景林既表示不肯放弃直省的地盘，国民军也就不客气了；从十二月初旬起，郭军与张作霖父子在关外拼命的时期，国民军也用全力与李景林决斗。二十三日，郭军在巨流河失败；次日，李景林也在天津失败（李氏逃匿租界，其所部军队，除被冯玉祥军缴械者外，大部转逃山东），天津便为国民军所占领。国民军借郭松龄打倒张作霖的目的虽未达到，取得了直省的完全地盘，也算是得了一个小小胜利；不过这种胜利，只是顷刻间的胜利罢了。
五、奉直结合与国民军对抗的斗争 东北的奉国斗争，本是由东南的奉浙斗争演出来的；浙江的孙传芳又本是直系军阀的领袖，但孙自攻下徐州后便置身事外，回去经营苏、浙、闽、皖、赣五省的大地盘去了，把直系原来的首领吴佩孚冷清清地放在汉口不理；吴氏欲往北进，冲不过河南，欲往东行，孙传芳不欢迎，便是自己的嫡系旧部萧耀南对于他都不十分恭顺，真有“进退维谷”的景象，不料东北忽有郭松龄倒戈的事件出来，国民军大部分的兵力都注重直鲁方面与奉系军阀作战去了，河南方面有机可乘，吴佩孚便有跃跃欲动之势。吴氏此次出山，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他所要讨的“贼”本是张作霖，但自郭松龄倒戈的事件发生，他忽然想与“贼”联络，打电报给张作霖，大意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因为冯玉祥是他眼中的“贼”，现在郭松龄作了与冯同样的“贼”，于是张作霖不是“贼”了，非与他联络不可。这是奉直结合对抗国民军的最初发动。河南的国民军向东路出动的李纪才于十一月中（郭松龄倒戈前）已进入鲁境，占领泰安，预备进攻济南；但他所部号称国民军的军队极复杂，有一大部分是由旧直系的豫军改编的（如王为蔚、王维城等军是）；吴佩孚因令靳云鹗入鲁，秘密勾引旧直系的豫军收为己用，王为蔚、王维城、田维勤等果投入靳氏的旗下，李纪才袭攻济南的计划因而失败，继更由泰安败退。靳初入鲁时，表面上也是去攻鲁的，仿佛与国民军为同志，但既取得旧豫军的统率权后，便与李纪才彰明昭著地冲突起来，并且秘密与张宗昌联络（这是十二月中旬的事）。张宗昌此时正在急难的时候，自然很愿意与他联络，及到十二月后旬李景林失败，鲁省更有唇亡齿寒之感；靳氏既是奉吴佩孚的命令而来鲁境的，张宗昌因极力将张作霖、吴佩孚拉拢；到十五年一月五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于是奉直结合对抗国民军的形势以成。李景林被国民军打败后，他的军队大部分由天津退入鲁境；李氏自己也在十五年一月四日由海道南下到济南，将退入鲁境的残部改编，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谋向直省进攻。东北方面，郭松龄留在山海关的残部由魏益三统率，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通电继郭助冯；张作霖于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以讨伐魏益三为名，通电出兵向关内进攻。吴佩孚于一月十九日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也决定向河南进攻；靳云鹗于二十三日在泰安与张宗昌、李景林会晤，签订联合条约，由张助靳军饷，由鲁境向河南进攻。于是国民军所取得的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已在奉直两系三面的大包围中。冯玉祥于取得天津后，令执政政府委孙岳为直督，国民军内部略有不满的；又因郭松龄失败，知道张作霖必向己图报复，知道吴佩孚、张宗昌等也必向河南进攻；于十五年一月一日电段执政请开去本兼各职，并通电各方，解职后将出洋游历，此后对于关系政治之宾客文电一律谢绝，又听明“国民军”名义早经取消，不再沿用：这是他想把敌人所攻击的目标掩蔽的一种方法。他于一日通电后，四日便以职权交张之江，实行去职，赴平地泉，准备由库伦过俄往欧洲游历；所占西北地盘，与部属议决划分五区：一、京畿附近，二、口北及察区，三、绥远，四、热河，五、甘肃，以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总司令，向政府推荐分别任命。此时段执政完全在冯氏的掌中，自然听他的吩咐，一月九日，正式发表派冯玉祥前往欧美考察实业，任命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督察区；以外各区的委任也大都如他所期。这是冯玉祥防御敌方的布置。但是他这种防敌的布置只能保持西北区；对于京畿区及直、豫两省，是没有方法可以保持的。吴佩孚于一月后旬命寇英杰率五混成旅入河南，虽在信阳被阻（国民军由蒋世杰坚守信阳，经月不能下），靳云鹗由鲁攻豫的军队于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已经占领开封；寇英杰因攻信阳未下，乃绕出信阳后方，于三月一日进占郾城、许昌，信阳的接济既断，岳维峻部在郑州方面又东南两面受敌，岳氏便与李虎城于三月二日西退洛阳，一小部图北退直境，在石家庄被变化多端的阎锡山的军队截阻（阎电冯谓为防止樊钟秀侵晋，电吴佩孚则称与他合作）；于是河南方面的国民军全失败（岳维峻、李虎城在洛阳为红枪会所困溃散，岳、李只身西逃，刘镇华奉吴佩孚命，乘势进攻潼关）。东北方面，奉军于一月十九日已占领山海关，因为中东路与俄国发生纠纷，不敢积极地向关内进攻，不能与河南方面的直军同时活动，但张宗昌与李景林的直奉联军已与靳云鹗同时出动。靳军占领开封时，李景林军已突过马厂，天津南面的形势便形紧急；鹿钟麟即统率大军出京（北京由李鸣钟代鹿坐镇）防御。吴佩孚军占领郑州后，令靳云鹗分三路前进，三月十八日，前锋已抵石家庄。北京大起恐慌，便有王士珍等一班名流元老倡导和平；国民军见形势日非，三面受敌，便于三月二十日通电赞成王士珍等和平主张，将津浦京奉前线军队一律向北京撤退，把天津放弃；李景林军于二十三日占领天津，张学良、张宗昌等亦随即到津。鹿钟麟、张之江等尚想固守北京，谋与吴佩孚妥协，无奈吴氏已不信任他们。段祺瑞的左右则想勾结奉系，作奉军内应，为鹿钟麟所发觉；四月九日，国民军将执政政府包围，宣布段祺瑞罪状（段氏逃匿东交民巷），一面恢复曹锟自由，亦请吴佩孚即日入京主持一切，但吴不为所动，而北京已在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军因于四月十五日全部向西北退却，扼守南口，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后来奉直合攻南口，数月始下。
六、执政政府的消灭 执政政府在十四年上期，为冯、张两方面所胁制，尤以奉张的逼迫为难堪。但段祺瑞却舍不得那块“鸡肋”，一唯奉系之命是听。他在十四年春间曾经宣言：若到本年“双十节”时，国民代表会议开不成功，即行引退让贤；到了“双十节”将近的时候（九月十九日），召集左右商议去留问题，还是决计干下去；及至奉军由东南败退，接着郭松龄倒戈，奉系的压迫去了，段祺瑞的靠背山也去了一大半了；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制造学潮，千方百计想把执政政府打倒，但是段祺瑞对于徒手的党人全不在意，他只希望有武器的冯玉祥仍旧保护他。在郭松龄倒戈后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段氏的亲信曾毓雋等为警卫司令所捕，接近奉张的安福系要人多逃匿使馆界。段又召集特别会议解决去留问题，结果派黄郛、许世英等赴张家口去迎接冯玉祥，试探冯氏的意旨；及许世英由张家口回报冯氏表示拥护，段即准备修改政府的组织，加设责任内阁，以敷衍国民党人；十二月三十日发表所谓责任内阁，以许世英为总理，阁员中还位置了几个国民党人（于右任、易培基、马君武等），但是国民党系的人不受他的愚弄，许世英也不敢就，结果，贾德耀以陆军总长代任（对于冯氏则奉命惟谨）。及至十五年四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完全失败了，吴佩孚是段氏的老仇敌，张作霖也得罪了，段已一无所靠，非下台不可了；但他的左右安福系人，在那里作死中求生的梦，一面向奉系疏通，求张作霖的谅解，一面勾引唐之遒作奉军的内应，以攻国民军，不料为国民军所窥破，因有四月九日鹿钟麟围缴执政政府卫队军械之变。段氏此时逃匿东交民巷内，听信安福系政客的话，还以为奉系要运用他作傀儡，不即宣告退职，但通电报告政变；及国民军退去北京，他又出来回到执政的椅子上坐起来，四月十九日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张学良，张学良不理，才知道执政的椅子坐不成了；四月二十日，得吴光新的疏通，直鲁联军准其通过防线，乃由北京退居天津；贾德耀也在这天辞去国务总理之职，特任胡惟德代任总理，摄行临时执政；实际上执政政府至此已消灭了。
执政政府消灭后，张作霖、吴佩孚两人对于后继政府发生了争议，许久不能解决；吴佩孚要恢复贿选的曹氏总统，曹锟纵可以不复任，须要曹氏颠覆时的国务总理颜惠庆再出摄政；张作霖对于此点绝对不肯承认。相持许久，到了六月后旬，卒准颜惠庆摄阁作一度形式的成立，即行去职，由颜氏任命杜锡珪以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摄政，问题才得解决。自此，北京就只有一个形式上的摄政内阁，守着那座古式宫殿的政府机关，等到十六年，张作霖再来演一回大元帅的过场，然后由南京的国民政府派人去接收。
七 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前内部整理的工作
在北方各军阀的混战期中，国民党努力进行内部整理的工作；及至执政政府消灭时，整理的工作已告完成了。兹将其经过情形分别略述如下：
一、两广根据地的肃清 自从中山离粤北上，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想回复广东的全地盘；及闻中山病重，更加暗喜，一面联络广州近郊的滇桂军作内应，一面派人到北京，勾结曾毓雋一班人要求段祺瑞援助他消灭赤化的广州政府；因此在民国十四年十二月间，便有陈军反攻广州的事件。此时广州形势颇觉严重，但自黄埔教导团成立，第一期毕业及第二期在学的已有一千一百人，入伍生已有一团，原来的粤军也整顿一番；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便分兵三路东征：黄埔教导团及粤军任右路攻淡水，桂军任中路攻惠州，滇军任左路攻河源。黄埔教导团于二月一日出发，以次克复东莞、石龙、淡水等地，一直向前，到三月十九日，占领了五华、兴宁，粤军也把梅县、大埔占领，达到蕉岭了；但是中、左两路的滇桂军始终作壁上观，未曾发动，原来他们早与陈炯明私通；幸喜右路的军队行动迅速，不满两个月，便把陈军驱逐于潮汕以外，这是第一次东征的成功。东征军克复兴宁时，在林虎军司令部内，发现滇军杨希闵等与林虎等陈军私通的密电；此外又发觉了刘震寰亲往云南，约唐继尧派军队由广西来进攻广东；杨希闵驻在香港，一面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一面唆使商民电请段执政派他做广东督理。因此驻在潮汕的军事领袖和广州方面的领袖，都决意铲除滇桂军。湘军谭延闿、滇军朱培德都派代表到汕头去和蒋中正、许崇智会议，廖仲恺、汪精卫也到会，大家一致决定讨伐杨、刘。于五月下旬发动，到六月十三日在广州近郊，以不满六小时的工夫，把杨、刘所统的滇桂军二万余人完全缴械；于是广州内部的大敌铲除。杨、刘打倒后，内部还有些零星部队对于革命政府不大忠顺的，如梁士锋、梁鸿楷部及许崇智部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也在八九月之间很迅速的解决。（许崇智亦因郑润琦、莫雄等的关系，被逼离去广州。）但在东江方面还有陈炯明一个最坚固的壁垒——惠州；潮汕方面，陈军乘东江防军空虚之时，又由刘志陆发动侵入；到九月二十日以后便决计作第二次的东征。在第二次东征出发前，发现驻粤川军熊克武有通敌的形迹，因把熊氏扣留，其所部川军也全部被解决了。（熊克武本来也挂名于国民党，并为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其所部川军入湘，被湘人逼迫，来粤就食。）于是东征军于十月一日陆续出发，八日以前在增城、石龙、茶山一带集中完竣。按照作战计划，首攻惠州城，十二日晚合围，十四日午后便攻下；到十一月初旬，潮梅一带也肃清了。于是东江方面的敌人全行铲除。当第二次东征进行的时候，陈炯明为牵制东征军计，令粤南邓本殷部向广州进攻；一时，阳江、罗定、云浮等六七县相继失守；初由陈铭枢所部第十师独力抵抗，后把东征军抽回一大部分，加入援助，将所失各县次第恢复。到十二月后旬，粤南的高、雷、廉、钦各州县也全行收复了。（只有对海琼崖，至十五年春间始收复。）于是广东内部完全肃清。
广西方面，自中山回粤重建大元帅政府以来，因为广东内部的情势十分险恶，当然不暇西顾；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想乘机恢复广西的地盘，又复潜入桂林；十三年一月三十日，曹锟便任命陆氏为广西军务督办。但是陆氏的旧部已经四分五裂，在广西内部的零星桂军都想割据自立，没有几个人肯听陆氏的指挥了。此时在广西内部比较有点实力的军队首领，一派为沈鸿英，一派为李宗仁、黄绍雄。李、黄与中山接近，沈则早为中山的敌人（后又向中山投降）；但都不愿意陆荣廷再来宰制广西。北政府为扶植陆荣廷计，想把沈鸿英拉拢，于十三年五月中，又任命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但是沈鸿英要独霸广西，不受北政府的调和，围攻桂林；陆氏势蹙，马济由湖南借助湘军，以叶琪（叶本广西人）所部的军队入桂援陆，于六月十六日占领全州，旋即进至桂林附近。李宗仁、黄绍雄当沈鸿英与陆相持于桂林时，奉中山命令，进攻桂省的首府南宁，于六月二十六日占领。沈、陆闻南宁为李、黄所侵，相率媾和停战，但已无救于南宁之失，李宗仁于七月十六日在南宁通电请陆荣廷下野，自称“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到八月初旬，李宗仁军北进，占领柳州，沈鸿英见李、黄势力雄厚，便与结合，共同进攻桂林，驱逐陆荣廷，于八月二十四日将桂林占领，陆氏败退全州，旋即下野，湘军亦由全州退出。于是陆荣廷恢复广西地盘的幻梦全破。十月二十二日，李宗仁、黄绍雄、沈鸿英三首领在浔州开广西善后会议，两派势力相持，很不容易解决；中山于十一月初旬任命驻粤桂军首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率所部军队回桂（这是想使刘震寰向桂省去争食，免得他在广东把持一切的办法）；沈、李等看见又来了一个争地盘的了，便于十一日推定李宗仁为广西善后督办，黄绍雄为会办兼省长，邓瑞征为会办兼善后处长，拒绝刘震寰回桂。十一月后旬，黄绍雄应广州大元帅政府之召，赴广州；胡汉民（时中山已离粤北上）与黄商定，设“广西全省绥靖处”，以李宗仁为绥靖处督办，黄绍雄为会办；沈鸿英前此联合李、黄驱逐陆荣廷，本来是想独霸广西，现在李、黄却倚广东的援助，把握广西的全权，便与李、黄破裂，到十四年一月底两方就开战了。李、黄得粤军李济深（李本广西人）的援助，在二月中将沈鸿英军攻破（残部退入湘粤边境），于是广西全部由李、黄统一。但是沈鸿英方被解决时，又来了一个大敌人，便是云南的唐继尧。唐氏作了多年大云南主义的梦，向川滇发展失败，便想向两广发展；现在因为中山在北京病重，广东内部有杨希闵、刘震寰作内应，便派兵侵入广西；乘李宗仁等在桂林方面与沈鸿英决战时，向南宁猛进，于二月二十三日将南宁占领；分兵一路向梧州，一路向粤南钦廉方面进攻。在十三年秋间，中山将出师北伐时，唐氏也表示赞助，中山为广播声援计，曾任唐氏为副元帅，唐并未辞职；是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在北京逝世，唐氏得到了消息，于十七日便在云南声言就副元帅职，公然想作西南王了。于是广州政府一面通电讨唐，一面调驻粤滇军范石生部赴梧州，协同李宗仁、黄绍雄等往击唐军；经李、黄、范极力奋斗，才把唐军阻住。在五月十二日，唐氏曾公然以副元帅名义，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刘氏也公然想回广西去就任；及至六月中，刘震寰的军队在广州被解决，南宁方面的唐军也渐次失势；七月初旬，唐军由南宁败退龙州，回滇，至此广西全部才真正统一。到十五年春初，前面所述粤南各州县收复时，两广的根据地都完全肃清了。
二、成立国民政府及两广军政财政的统一 十三年一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经在大会里面提出一种“组织国民政府案”，拟将大元帅政府变为国民政府，当由大会议决。但是经过一年有半，到十四年七月一日才能实行。其所以不能从速实行的原故，第一就是因为在广东的一班骄兵悍将，如杨希闵、刘震寰之徒尚未除去，以中山居在大元帅的地位上，或者尚可勉强震慑；若把大元帅的名义撤销，改组合议制的国民政府，杨、刘辈势必列入国民政府的重要位置，徒然增重他们的把持势力，于政务改革的实际无补（观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虽加杨希闵而于政务改革的实行无补可知）。所以国民党改组后，仍旧保留中山的大元帅政府；中山离粤北上，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及至十四年三月中山在北京逝世，改组国民政府的时机迫切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席上报告）说：“……自去年（指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总理入协和医院以后，在北京开过一次政治委员会会议，大家意思都是主张在总理逝世以后要实行委员制的，和在广东的政治委员的意思都是一样。因为总理在时，在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在本国有这个元首；总理逝世以后，再无人可继了。而且在本党总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说明是‘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并不是说设总理一人的。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本党总章草案原没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为总统决心改组本党的意思，实在要把党的责任交付给全体同志。但大会各代表都请求总理加入第四章，就是关于总理的那一章。因为总理是有很长久的历史的，中国的革命事业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领导，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总理逝世之后，本党不复有总理了；推之以党治国的理论，则国家亦不复有元首了。而且就现世界来说，也推委员制为比较好些。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则委员制适为适应时势的要求。可是决议以后，为什么许久还不实行呢？就是因为其时杨、刘还盘踞广东，如果即时实行，他们一定有份列入委员，岂不是把我们彻底改造的计划通盘弄坏？……”故在中山方逝世时，广东方面的领袖曾经开过几次会议，想把大元帅的职位名义撤销，免得那些野心家如唐继尧之类，假借名义来捣乱，但究未实行。到六月初，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的决议案，大致说：欲整顿中国，必先从整顿广东入手；而整顿广东，又必先从整顿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都受党的政治训练。这件决议案，就是准备铲除杨、刘，消灭改组国民政府的障碍。六月十三日，杨、刘势力铲除后，便于二十五日发表改组国民政府的宣言。到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采委员合议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为委员，主持政务，并推定汪精卫为主席委员，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交通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三日，广东省政府也依照国民政府所颁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设军事、民政、财政、建设、商务、教育、农工七厅，以许崇智、古应芬、廖仲恺、孙科、宋子文、许崇清、陈公博等分任厅长，推许崇智任省务会议主席；另设广州市政厅，以伍朝枢为委员长。于是在广州的政府机关组织一新。
其次便是实行军事的统一。统一的方法，就是由中央组织一个军事委员会，把各种地方军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起初分为五军：黄埔新练的党军加入一部原来的粤军为第一军；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改为第二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改为第三军；江西方面的粤军改为第四军；李福林所部的福军改为第五军。（程潜所部的攻鄂军此时尚未成为一军，第二次东征后始改为第六军。广西方面的桂军，两广统一后始改编为第七军。）八月一日，许崇智通电解除粤军总司令职，将军权交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皆发表同样的通电，于是军事统一的计划完成。
其次便是关于财政、民政的统一。以前财政民政的不统一，完全由于各地方军的把持；现在杨、刘既已铲除，军事既已统一，财政、民政的统一障碍物已经除去，自然迎刃而解了。
前面所述的，还只是关于广东一省以内的工作，到十五年二月下旬，国民政府设立一个两广统一委员会，计划两广军事、政治、财政的统一办法。三月十五日，由政治委员会将两广统一委员会所提出的统一案通过。该案的内容共分三项：一、广西政府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两广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六月一日，广西依照此项统一案，始正式组织省政府，一切皆以国民政府所颁定的“省政府组织法”为根据，推黄绍雄为主席（李宗仁为第七军军长）。于是两广的政治统一工作全部完成。
三、党内纠纷的调处 到了十五年春间，两广既已完全统一，差不多可以出师北伐了。那年一月，蒋中正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席上作军事报告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八万五千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已较前改善；又有各校陆军学生六千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些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这并不是夸大的话。不过党内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已经发生了很激烈的暗斗，惹起许多纠纷，还要经一番调处整理，方能向外出兵。原来国民党改组时，许多老党员对于容纳共产党员的一点，已经怀疑；改组后不久（十三年六月十八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便已提过一次弹劾共产党员的案。当时中山尚在，可以镇制各派；中山逝世后，共产党日盛，非共产派的恐惧心也日增。到十四年八月发生廖仲恺被刺的事件。廖被刺之主要原因，似为反动军人之失势者之所为，然亦有反共产派的关系。胡汉民因此被嫌，逼令赴俄。两派的倾轧暗斗，遂日趋激烈，所谓右派的重要分子，多失势离去广州。十一月，右派的中央执行委员集于北京，便在西山孙中山的灵前，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开除共产分子的国民党籍，解鲍罗廷顾问的职，修正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广州方面，以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其议决无效，因在广州另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于十五年元旦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期，大会议决将参与西山会议各员分别加以惩戒；自此西山会议派便在上海别成一种组织，但是没有实力。
自西山会议分立后，广州方面的暗斗仍是不息，因为不满于共产派行动的人，不仅是参与西山会议的那些老党员，便是青年的党员也有一大部分不以为然的，因是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产生。“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是谋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对抗的；在黄埔军校中，也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共产派与“孙文主义学会”对抗的形势。到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便发生有名的“中山舰案”。（“中山舰案”的真相，至今未明白宣布，一说谓共产派与接近共产派的人见蒋中正在军队势力日重，想用中山舰劫走蒋中正。但蒋不肯将案情内幕宣布，声言非等到他死不能宣布。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处置，连汪精卫亦未与闻，汪因是称病去职，外间因此疑汪与是案有关系。）蒋中正以非常迅速、严重的手段，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拘捕，解除第一军内各级共产派党代表的职务，并将军事机关中许多苏俄顾问解职，送回俄国。“容共联俄”的政策，在此时几有破裂之势；但因为两方都认定此时尚未到可以破裂的时候；蒋中正于执行非常处置后，又将“孙文主义学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并解散，并且对于右派的人也加以相当的抑制，才把两派的破绽弥缝下来。到五月十五日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四件，其第一决议案列举整理党务的要点说：
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
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
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威权；
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意义。
为实现此基点，解除党内纠纷计，特组织国民党、共产党之联席会议，其组织大纲另定之。（此案于调处两派当时的纠纷情形，因为应时的救济办法，但“容共”的政策，却从此变为“联共”了，是宜注意。）第二、第三及第四决议案，也大概都是根于第一案所举的要点为详密的规定，此处不必悉叙。自此党务整理案成立后，党内的纠纷一时暂告平息，于是可以实行出师北伐了。
八 北洋军阀的末路
当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时，北方各军阀的形势，大略如下：一、直系嫡派的吴佩孚，失败再起后，与奉系结合打败国民军，据有湖北、河南两省，（湖北督军原为萧耀南，十五年二月，萧氏暴死，由吴佩孚委陈嘉谟继任，受吴节制。河南自国民军败去后，靳云鹗、寇英杰皆有宰制豫省之野心，由吴佩孚调和，任寇为豫军总司令，靳为讨贼联军副司令兼豫省长。）及直隶之保定、大名一带，京汉线的全部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二、直系后起的巨头孙传芳，以南京为根据，宰制苏、浙、闽、皖、赣五省，对于吴佩孚虽表示尊崇，但已不欲居其下风，其实力亦在吴之上，自取得五省地盘后，颇想作三国时代的孙吴。三、奉系军阀，自将国民军赶出北京后，在关内据有京奉线及津浦线的北段，李景林为张作霖所恶被迫失势，直督的位置由张氏授诸张宗昌的部属褚玉璞，山东仍属之张宗昌。孙传芳表示不北犯，两张亦表示不南侵，已有放弃旧怨言归于好之势。此为北方的三大势力，与国民党绝对不能相容。四、冯玉祥的国民军，困守西北，冯玉祥已赴俄国，其军队由部下张之江等主持，东面扼守南口与奉直军相持，南面死争西安与刘镇华相持。在广东出师北伐以前，虽已为国民党的友军，尚未正式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进行北伐时，冯氏也知道独力难以自存，决计正式加入国民党了。（李鸣钟于十五年八月抵广州，报告冯率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广州政府即任冯为国民政府委员。）五、还有一个据守山西多年的阎锡山，论他的气味，本与段祺瑞相接近，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的附庸；但自北洋军阀分裂以来，采用一种随风转舵的政策，使自己的地位永不动摇，山西不受兵祸，省内的人民也非常感激他。当国民党出师北伐时，奉、直两军方在南口与国民军作殊死战，阎氏也在晋北与奉、直军遥相应和，以困国民军；既不为国民军之友，也当然不能为广东国民革命军之友，不过阎氏随风转舵的政策，奉、直军也不能长久靠他罢了。
上面是北方军阀的大概形势，此外还有一个关系最重要的湖南，以前是揭举联省自治的旗帜以图自保的，实际上常为吴佩孚所支配。到十五年春间，赵恒惕被迫去职，由唐生智继任湖南省长。唐氏前此宰割湖南，已与广东发生秘密关系，继任省长后，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削夺省内其他各武人的势力，于是叶开鑫走依吴佩孚，引直系军入湘；唐不能支，退守衡阳，向广东请求加入国民党，所部军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受其请，将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派桂军先行入湘援助，于是构成由广东出师北伐的绝好机会。
十五年六月六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于七月九日就职，举行极盛大的授旗典礼，即日下动员令；二十七日，蒋由广州出发。其作战大方针初为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吴佩孚方在北方指挥攻打南口的战争，等到八月中旬南口攻下时（南口于八月十四日攻下），国民革命军已深入湘境，岳州、平江一带已将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吴佩孚匆促南下，亲临前线作战，节节败退；到八月底，国民革命军已迫武昌。武昌省城虽然到十月十日才攻下，汉阳、汉口则先已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吴佩孚初退孝感，不久复退出武胜关，湖北便为国民革命军所有。此时吴佩孚虽未全倒，已到了将要全倒的时期。国民革命军对于孙传芳已不必要妥协了；孙氏也知道妥协是靠不住的空话了。国民革命军一面由赣西，一面由闽南，向孙氏所割据的地盘取大包围的形势进攻，在南昌附近经过很猛烈的战争，于十一月初旬把南昌攻下，孙氏由武穴退回南京；到十六年三月后旬，国民革命军的大包围圈将要逼近南京，孙氏再由南京退往江北，南京便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于是长江以南全归入国民革命军势力范围。直系军阀的两派大势力，都已到了“日落西山”的境地。因为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裂痕，成为宁汉分立之局，吴佩孚、孙传芳复得苟延残喘，与奉系军阀打成一片，作最后的支撑。但在宁汉分立的期内，宁汉两方仍向北进攻，西北的国民军也由潼关出来了，阎锡山也变为国民革命军的朋友了（阎锡山于四月初旬令所部军队服从三民主义）。吴佩孚率领几个残兵便由江西亡命，让奉军来领受国民革命军的教训。到六月初旬，奉军大败，河南遂为汉方的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宁方也占领了徐州，孙传芳的地盘全失，成为奉系的附属品。到八月初旬，宁汉进行复合的时候，蒋中正宣告下野，孙传芳想乘机挽回已失的地盘，与奉军结合向南京猛进，但于八月将尽的几天，在龙潭方面被国民革命军打得横尸遍野，率领残兵仍旧退回江北，继复退入山东。十七年春初，蒋中正再出，领导国民革命军于三四月顷继续进行北伐，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也从正太、京汉线出动（奉军与山西军已于十五年冬间在晋北直东激战）；到四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济南，孙传芳从此也作了亡命客了。张作霖于六月初三日也由北京退回奉天，次日在皇姑屯京奉、南满两路的相交处，遇炸，数日后即死。北洋军阀嫡系的两大势力，完全消灭，奉系军阀的继承者张学良，不久也归化国民革命军，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宣言易帜。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斗争至此结束。
[1] 编者注：原书此处有括注“一九〇八年冬—一九一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