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中国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也可说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但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也极有战斗精神。中国民族和其文化之和平,是一种“强性的和平”,它赋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普通常讲中国二千年来闭关自守,这话并不合实情。中国是一个门户洞开的国家,本就无关可闭。东南是大海,西边是崇山峻岭,但北方是一带辽阔的平原。在这一条绵长的边疆上,中国并无天然的国防线。不仅门户洞开,而且藩篱尽撤。但在那边,虽没有天然的防线,却有天然的疆界。

北方天气寒冷,没有雨水,广大的草原和沙漠,无法发展农业。仅有很多游牧民族,在此地带飘荡。中国原是一个农业文化的社会,越过此界线,农业无法栽根。农业文化也可说是人类的基本文化,但古代农业文化之最大敌人即为游牧文化,近代农业文化的最大敌人则为商业文化。德国史家斯宾格勒有一名言,谓“近代商业文化,就是变相的游牧文化,是一种新的游牧文化”。换言之,此两种文化,同样涵有“侵略性”,而农业文化则天然具有“保守性”。古代世界最大游牧民族根据地,即在中国之北方。中国实逼处此,遂不得不建立起一条人造的国防线万里长城。远从战国,直到秦始皇络续建造一条漫长的防线;西起甘肃临洮,东至朝鲜大同江边(并不是到山海关)。若以罗马北部的阿尔卑斯山相比,中国万里长城何啻延长了几十倍,而且也不如阿尔卑斯山有天险可资扼守。

游牧民族的武装,以骑兵为主。马性爱冷喜燥,一到秋冬,全身马毛都长好了,所以说秋高马肥。骑兵的武器是弓箭,弓用胶质制成,所谓角弓。天寒胶凝,弓硬箭远。唐人诗所谓“风劲角弓鸣”。所以游牧民族一到冬季,正值食粮断绝而武装完备的时候,而那时的中国,农村里已经是秋收冬藏,酒酿熟了,布织成了,天然的引起北方游牧人的垂涎。这样团聚而流动的游牧队伍,可在荒远漫长的万里长城之任一个缺口蜂拥而入。中国尽有几十万边防劲旅,也是防不胜防,加以当时通讯困难而迟缓,待他处救兵到达,敌骑早已远扬。散处的和平农村,面对着这一飘忽而强大的,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配合的侵略大敌,这真是中国史上从始以来便面对着的一个最困难对付的大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逼得中国只有改采攻势的国防,而不可能常用守势。但若中国要采取攻势,则须先训练一批机动性的远征军队,能求找得对方主力,加以歼灭性的击破。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战略所谓的一劳永逸。但中国军队要向北方边外开拔,运输不便利,大军机动向前,粮食辎重后发,这是行军一大危机。游牧人南来,可以就地觅粮,到处掠夺。中国军队北上,则必携粮随行。因此此项出击,又必在一个短时间内把握有必胜的机权。这样的“开塞出击”,若果有胜利,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战略,在近塞处战败了,还可越过大沙漠,退到漠北,借沙漠为掩护。只要避免主力被歼灭,待中国大军一退,依然可以越漠南侵。因此中国要求真能一劳永逸的遂行其歼灭战略,势必再进一步,绝漠穷追,求得澈底的成功,才能得到数十年或百年的太平。这当然是一种充满冒险性的孤军深入战,可胜而不可败。用机动的出击,在极寒冷的天气里,要远越关塞到无人烟的大草原,或横跨大沙漠,来寻击敌人的主力。有时数万大军,绕行了旷荡荒凉的万里长程,结果不见敌人一兵一卒,无功而归。亦有提数千骑兵,出其不意地摧破了敌人数倍十数倍之众。这常是一种极惊险极勇敢的表演。必须有极优越的将帅天才,与士兵素质,才能胜任而愉快。而且在中国,要出塞远征,必先训练大队骑兵。无论在黄河流域,抑长江流域,骑队的训练都很困难。因为这里多是密集的农村,而且气候温湿,不适于大批战马之养护。这可想中国历史上对外防御是如何般的一种艰巨工作了。

历史上中国军队取辽东,征高丽,普通都从热河出兵(以往是不从山海关的),必须配合气候,随带粮食,在出征之前就预先计定班师凯旋之期。如果这一次出征,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天气骤变,或是粮运中断,这支军队往往会一去不返。这些都是中国国防先天的难题。汉武帝、唐太宗讨伐匈奴、突厥,及其他的对外武功,大都总是以少取胜。大队结集,反而要吃亏。几路军队,包围合击,出奇制胜,常演出惊险的场面。或是向导迷途,两支军队无法会师。或则前军追击,后军不继,遂致两相隔离,不能呼应,形成孤军,受敌包围,有如霍去病、李靖的战绩,十足可以说明中国民族之富有战斗精神和战斗力量。在其保国守土的绩业上,殆为其他民族所无可比拟。

这一种塞外立功,往往经过了十年或几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始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因气候物产种种关系之限制,对战胜所得,又不可能长期占领。中国内地的农业文化和农村生活,终苦于无法移殖。于是大军凯旋之后,最多数十年一百年,塞外游牧人获得休养生息,潜滋暗长,新的力量又在无形中崛起。那不是么?匈奴完了有鲜卑,鲜卑完了有突厥,突厥完了有契丹,以后又有金,有蒙古,有满洲。此只据其最著名者为例。而在中国本土,因经过了一百年八十年的长期太平,武备松弛,人民终老不见兵革,一旦第二次外患又来,逼得中国要重新努力再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攻势防御来再固疆圉。

如是般的循环,直从秦始皇到现在,已经二千余载。但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仍能屹立于世界,成为世界上现存唯一古老国家,这决不是天幸。印度对外只有一途可通,罗马亦然。陆路除却阿尔卑斯山天险,竟可说是无路可通了。中国则漫长的边防,无险可扼,而且其外面又是最适宜于大量游牧蛮族之屯聚与流转。试问在如此困难的国防情势之下,还能保留其民族文化绵延至今二千多年,若使没有一种内在的极坚强的战斗精神,如何可能?

而且中国军人,不但富于“攻击性”,同时也极富于“防御性”。防御性的战斗和攻击性的战斗,此在军队性能上,是相反的两极端,而同时在中国军人身上表现了。其他民族,往往有的善攻不善守,或是善守不善攻。中国历史上的军队,却具备了此相反的两性能。所以中国有时被北方蛮族侵入,往往能就地抗战,以劣势挫敌优势。像唐代安禄山攻睢阳,张巡、许远孤军困守,终于摧挫了敌锋,保全了江、淮,这是历史上极著名之一例。如此之类,举不胜举。故说中国素受异族侵凌,这话固不虚。然也是我们对自己国防的一句警惕话。却不该因此看轻了我们历史上民族传统的强韧战斗精神。

汉代匈奴,实在是当时一可怕的强敌。屡次内侵,终未成功。经汉武帝痛快击溃之后,其一支流亡到欧洲,欧洲人却无法抵抗,被打到了罗马,直到现在,欧洲还存在一个匈牙利国,是其遗胤。至于西晋时的“五胡乱华”,这并不是北方蛮族直从塞外入侵冲破了中国防线,而占领到中国之内部。这是许多早已许其移住在中国内地的蛮族乘时捣乱,突起叛变,只是中国内部一种政治崩溃与社会动乱。唐代武功,举世无匹,可不用说。以后便是辽、宋之争。一般人都卑视宋朝,称之为“弱宋”。殊不知宋朝处境的困难,较之汉唐,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一则是五代石敬瑭割弃幽、蓟十六州赠予契丹,到宋初开国,中国东北方疆土,自山西大同到河北北平,早都在辽国之手。西边由山西大同往南,尚有雁门关一条内线可守。而东边河北则只有居庸关到山海关一条外线。逾此向南,从北平保定直到黄河北岸,地势平坦,更无阻塞。宋代的国防形势实太削弱。二则宋代东有辽,西有夏,这两国都是马和铁的最要出产区。中国对付北方,必用骑兵,而产马区均落敌手。养马又须广大草原,或深山长谷,不能一匹匹地分散在农村里养。所以宋朝要训练大队骑兵,根本条件不够。当时曾有人计算过,开辟一块草地养一匹马,这块地就足维持二十五个农民的生活。如以白银茶叶向西夏换马,西夏自不会把上品的马供应。换来马后,散给农村饲养,一户一匹,往往一二年后即羸瘠无用,不堪作战。宋朝在此情况下,应付辽、夏,前后维持了一百六十年的长期,实在比汉唐困难得多。

后来金国南侵,也只占领了黄河两岸,没有能过长江。南宋虽弱,还能保住了半个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部被北方民族占据的,只是蒙古。蒙古人用兵,世界罕有其匹。他们曾横扫欧、亚两洲,然他们所遇到的最大敌人,还是中国。那时中国早分成三个国家:北是金,西是夏,南是宋。而蒙古南犯,自成吉斯汗至忽必烈,前后五代七十八年,大别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太祖成吉斯汗灭西夏,取到金黄河以北地,但打不过黄河,越不过潼关,便转向西侵,直攻欧洲。

第二期:太宗窝阔台联宋取金,自汉水借道襄阳,迂回潼关,以拊金之背。但灭了金,仍无法攻宋,又再度西征,越过莫斯科,直捣意大利之威尼斯。

第三期:世祖忽必烈绕道西康、云南,转向回攻襄、樊。其间攻襄阳六年,宋朝还是挣扎着,仍未即就灭亡。

据西方人记载,蒙古西侵,真如秋风之扫落叶,未见有像到中国来那般节节受阻的。可见当时蒙古人所遇最强韧的大敌,还是中国。蒙古武力亦为吞并中国消耗极巨,宋亡而蒙古亦趋衰弱,未到一百年,仍为汉族驱逐出塞。整个蒙古帝国的衰亡,主要还是在中国开始。

再一次的异族入侵,便是满洲。我们往往怀疑当时偌大一个中国,何以竟无法抵抗小小的满洲部落。但满洲侵灭中国,前后也历三十年,其间经过极曲折。中国原是一个和平性的民族,政治比较合理,在升平无事了二三百年之后,一旦仓卒临时征调全国农民来当兵应敌,疆域又如此般辽阔,征发令一下,便致全国骚然。这些弱征,是一个和平文化的社会,发展到百年以上的长时期之后所不易避免的。当时军备存库,也多已是百余年前的腐朽。据历史记载,杨镐领着四路大军出关,临时开库配发军装,铁甲都已锈烂,战袍缝线也都脱断。分配盔甲,肥大的配给了瘦小的,瘦小的分配到了肥大的,十万二十万大军,一时哪能有现成称身军衣?出师前宰牛祭旗的刀,也竟锈钝了割不断牛颈。这样的武装如何能用?而且南方人从没见过冰雪,一旦开上遥远的东北,气候骤异,缩瑟寒冷,军心士气,先受威胁。满洲人是全族皆兵的,他们尽在打仗战阵中生长。他们的帽子,对耳鼻均可御风。上身是皮马褂,这是马上的军装大衣。长袍内襟拖长,可以把两襟左右分开,庇护着骑在马上的两腿和膝盖。两手勒缰和使用武器,有马蹄袖保温不冷。这真所谓主客异形,天然的便吃亏了。加以他们的武器,因是一个战斗民族,所以都是配合着各人身材力量,由私家各自精心铸造。两种社会的全部生活绝不相同,在这样的对比下,中国军队件件见弱,这不是中国人不爱国,或不善打仗,而是太平已久,迫不及备的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头追忆到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了。他预备攻匈奴,便先期训练骑兵。为要养马,便先到新疆移殖苜蓿,在上林(即当时的皇家公园)辟地试种。他为此曾运送大兵到西域去挑选种马,所谓“汗血天马”是也。马有了,才好练骑兵,待几十万马队训练成熟,这样才一鼓出塞,自然易获胜利。武帝为要攻大理,通西南夷,知道大理有一昆明湖,便在长安仿照昆明湖凿了一个大湖,亦名昆明,用来天天训练水战行船。否则大陆人南下,又何能骤习水战呢?孔子所谓:“不教民而战,是为弃之。”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民族本质问题。

满洲是一个新兴蛮族。正从战斗中长成。明朝二百年来,只怪社会太平太久,然这不是人类文化所应有的理想吗?待其忽然面对强敌,几仗之后,虽经失败,而战斗精神渐旺,还能守住山海关。若使那时国内政治稍得清明,不腐败,没有李闯、张献忠作乱,内部不至闹得不可收拾,山海关守兵不撤,满洲内侵,还是可以抵抗。我们不细读历史,不明白当时种种真相,只知道中国给满洲吞灭了,便说中国民族早已衰败,该亡国了,这真是丧心病狂之见。

中国的对外军事史上,还有一点值得称扬佩服的,是每逢获得大胜仗后,便能适可而止。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好例。罗马人因穷兵黩武,终至覆灭。中国则不然。每逢对外战争,大将军胜利归来,中国人并不热烈崇拜。甚至如西汉陈汤,以单车之使,攻克西域匈奴遗族郅支强敌,却受国内种种责难。其实这不全是中国人之糊涂。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世人热烈崇拜的,反而都是些失败英雄。他虽失败,我们鼓励他,崇敬他,称扬他,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较之霍去病、李靖、徐达之流,他们事业之一胜一败,而我们对他们的一冷一热,反而成了一反比例。然而正为此故,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屈不挠,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国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

讲到国防,一定要讲军队,我再从大体来一讲中国历史上兵的来源和军队的制度。

春秋时,中国只有贵族兵,那时仅贵族子弟才能正式武装参加军队,平民没有当兵的资格,只能做军中勤务,如浚沟、筑垒、运输、做饭等工作。战国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步兵。那时大都是募兵制度,平民遂得正式当兵。

到汉代,始有确定的“义务兵役制”。汉代是全国皆兵的,壮丁从二十三岁起全应服兵役。为何规定二十三岁起呢?其中却有道理。因为二十岁成丁,照理该能独立营生。中国的农民经济,通常是三年耕可以有一年之蓄,每年积蓄其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三年便可余一年粮。一壮丁自二十岁至二十二岁耕种了三年,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家中可以使用他过去三年的贮蓄,无饥馁之忧了。可见当时小小一项制度的规定,也顾及民生休戚。那时兵役共有三种。一是到中央当卫兵,一是到边疆做戍卒,一是在地方见习。无论丞相之子,也一律要服兵役。当时中央政府的卫兵,数额最高有七万余人,这是由政府供养的。至于边防戍役,旅途经费由民间应役的自己担负,因此平时国家军费开支极节省。倘遇对外作战,除了正在兵役期限的以外,另有一种志愿兵。此等人,平日在家养马射箭,自行练习,一旦国家有事,报名参加,即所谓“良家子从军”。如李广一家从祖上直及其孙李陵,世代都是期望着得机会志愿从军建功立业的。

到三国时,“国民兵”变成“部曲兵”,形同私家军队。当时中央政府覆灭,地方政权亦随之崩溃,到处土匪横行,大门第组织自卫军,农民亦归附参加,像张绣、典韦等,都有他们的私属部曲。在那时,则几乎只有军队,没有农民了。有邓艾等替曹魏划策,叫军队集体耕田,此即谓之“屯田”。晋代五胡乱华,五胡军队可称为“部族兵”。匈奴人有匈奴军队,鲜卑人有鲜卑军队,他们全部族每一壮丁都是兵。另外中国人当兵,叫“签丁兵”,由壮丁用抽签方式临时征发。或二丁抽一,三丁抽一,五丁、八丁、十二丁抽一不等。符坚淝水之战,他军队前线已到安徽淮河,后方尚未出长安城,可谓浩浩荡荡,盛极无比。所以他夸说只要我军队人投一鞭,便可把长江水流塞断,安然而渡。然符坚,一到淝水边,偶而登山,隔水遥观东晋阵容,即怅然失色。称许为旗帜鲜明,自叹勿如。这为什么呢?正因当时东晋已采用“募兵制”,合格的壮丁始得入伍当兵,身材服装均整齐划一。符坚军队却杂乱不齐,有各种胡人的部族兵和中国的签丁兵,衣服旗帜、行列阵容完全杂凑,宜乎一见晋兵,便自心怯。可见募兵制也有优点。但招募的军队,贵能及锋而试,过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容易衰颓。东晋“北府军”自淝水战胜,以迄刘裕北伐,是极盛时期,那是当时招募来的那批军队的最有用时期,但久了便不行。

到了北周,那时鲜卑部族兵已不够用,拉来壮丁又不行,募兵又要长期消耗国家军饷,遂改行“府兵制”。选择有家业的壮丁,令其长期当兵。有事出征,平居则自耕自养。当时户口分上、中、下三等九级,下等三级人是不准当兵的,只上、中二等六级户口可服兵役。当了兵,一切田租捐税均豁免。北周终于凭藉此府兵制度统一了全中国。唐代因之不改,亦因府兵制度而创立下极伟大的武功。府兵是凡兵皆农,与汉代之全农皆兵,同为“兵农合一”,而北周、唐代的府兵制则更为合理。当兵的都有相当田地,家业穷苦的农民,不得充兵役,如是则兵员素质,无论在智识上、体格上、品德上,皆无形提高,而且较为整齐。较之募兵制度自更优越了。签丁兵不容说,中国户口盛,实在也不需全农皆兵。

所谓府兵之“府”,与地方行政划开,专择战略要点设立,非边防冲要不需要用兵的地区,便根本不需要设立府兵。当时每府有一支军队,小则八百人,多则一千二百人。据统计:全国最高可能约八百府,共可得八十万军队,分配在各战略要点,实际已足够应用了。而国家则无需分文军饷。因府兵有田亩自给,中央只派几个教练官就农隙督教。及遇出征,某一府兵阵亡了,申报到政府,即由政府派人去其家唁慰,并致送抚恤金,赐予爵位。府兵都是有身家的,都知自爱,都能忠勇奋发,以此屡立奇功。将军在中央供职,无官有勋。作战时带兵赴敌,战事完了,兵归府,将回中央,亦绝没有军人干政之事。可见唐代武功和当时制度有关。

待到唐玄宗开疆拓土,一意向外扩张,府兵制度遂渐次破坏。旧例军队戍边,期满即调防回府。后因军事长期不辍,军队久驻边疆,不令回府,那府区也不认真,不另派人接防,此人只能永留不归,如是则使人视从军为畏途。同时出征军人,本都富有,上有父母,下有妻儿,遇从军出发,常携带许多绢帛私货随时自备私用。边将贪污,想法中饱,将府兵带来绢帛令其登记存库。名义上代为保藏,俟其需要用时领取。实则对有绢货人责令加倍作苦工,求其速死,以便没收其财产。这辈打仗或做苦工死的,边将也都不造具名册呈报中央,中央即无名册转到各府,军人家属犹在梦求征人平安归来。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如此积弊一多,府兵纷纷逃亡,大好制度因此瓦解。可知每一好制度,必须有一种良好精神来维持。若精神一衰,最好的制度也要崩溃的。

唐代自府兵后改变为“镇兵”,即藩镇自有之兵。当时中国边防,渐引用番将,所带镇兵,亦杂用大量胡卒,于是有“安史之乱”。乱平后,边防节度使依然存在,各将其辖下所有壮丁尽量编成军队,每一节度使都蓄有精兵八万十万以上。再就其中挑选一万或几千人为卫兵,常驻衙内,称为衙门兵。更于卫兵中挑出二三百最精锐部队,收为养子。如是递分等级,层层统制。衙门里每日宰牛杀羊,犒劳士卒。军队马鞍旗帜均用锦制绣花,更有加以金银嵌饰的,远望如云锦霞彩,光耀夺目。地方的全部经费都耗在养兵上。节度使间又互通姻亲,联成一气,中央对之无可奈何。如此般的拥兵割据,各自世袭。所以唐代藩镇,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痛恨的军阀。

以后经过五代,到宋初,居然能翻身来再建一统之局,真是历史上了不得的事。若把罗马帝国末年相比,便知中国民族毕竟伟大,它常常能自找新路,绝处逢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当时一大转机,那时军人也觉悟了,经太祖一席谈,将兵权交回中央,那真是当时国家制度一极大的大革命,但亦不经流血而完成了。但那时国力已经不行,河北、山西两省,大半为契丹所据,既有大敌在前,又不能痛快裁兵,宋太祖乃在军队中挑选精锐的改编为“禁军”,余下老弱残卒,谓之“厢军”,一时不好遣散,只安放在地方上,作些苦工,这都是不能上阵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朝代,穷的原因,就为要养兵。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时代,因为是募兵制,来应募的体质虽健,大多是无业游民,德性智识都低下,军队素质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阵,连体质也要逐年降低。这是宋代兵制上的大缺点。但从唐代藩镇割据,吸尽民间精血来各养私兵,到宋代总算把兵队都统一到中央,这已是大不易事。若论祸源,应远溯到唐玄宗之穷兵黩武。唐没后的中国,不变成罗马覆亡后之黑暗时代,那已是宋人功绩了。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当兵资格,中国人是没份的。明太祖驱除鞑虏,统一中国,又效法唐代府兵制。他尝说:“我要养百万大军,而不用民间一粒米。”那时的军队,叫“卫所兵”。小单位的军队谓之“所”,大单位的军队谓之“卫”。明代的“卫所”,略如唐代的“府”,皆与行政区域分划开的驻军区域。一卫最多有兵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户所一百二十人。每一兵给以若干耕地,令其自耕自给。上等的田二十亩,次等的田三十亩,荒地七十至一百亩。但卫所兵仍须纳粮,纳来的粮用以养将。有明一代武功,远及蒙古、朝鲜、新疆、安南,亦见卫所制度之效用。后经长时间的太平,卫所制度也又腐败了。

满洲入据中国,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谓“八旗兵”。汉人参加的军队,谓之“绿营兵”。那是有等级的。绿营兵的饷额待遇不能与八旗兵相比。到太平天国起,八旗、绿营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训练湘军、淮军。开始是地方团练,自卫乡里,后来成为正式劲旅。这种军队的编制,又可称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乡,把乡邻、亲戚、朋友招来当兵当将,长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变,结果成了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这亦是一种变相的私人军队,变相的部曲兵。

现在我们试比看中国历史上的兵制。贵族兵只封建时代有,部族兵只异族入侵时有,不用多论。募兵虽有优点,但也只能用于一时,不能长久豢养。国家也不堪负担此长期的军饷。国民义务兵,欧洲直到近代由普鲁士开始实行,而中国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已是全国皆兵了。将来我们的陆军,似乎仍宜采用国民兵制,但若能参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与卫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签丁兵硬拉来的,当然不能用,还不如募兵。募兵又不如府兵、卫所兵。子弟兵一面是募兵的变相,一面是部曲兵的变相,也要不得。可见中国历史上有强有弱,虽则原因复杂,而兵制影响也重要。现在我们在积弱之余,笼统埋怨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质,那都是不通历史的瞎说话。

现在我们再该讲到的一点,便是中国历史上“武装”与“经济”的配合。中国既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的国家,国防武装,主要的便在如何与农村生产相调节。上面所讲汉、唐两代的兵农合一,便由这一原则之要求而产生。但农业是安住的,农村是散漫分布的,而军队则需集合,需流动,尤需特别注重边疆,在此形势下,乃有屯田制度之出现。

“屯田制度”是一种用军队来耕种的制度。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个临时的战斗集团,同时即成为一个平时的生产集团。武力之所至,同时亦即是财力之所达。军队推行到那里,农业也同时推进到那里。因此对外战争,紧接着对外垦殖。远在西周封建,其实早就是一种农民集团之武装移民。由西方周天子分封大批诸侯,圈定了一块土地,浚深沟,筑高封,中心建设一都市,当时称为“国”。四围开辟农田,即是封建诸侯所经营的“井田”。把井田的经济生产来营养都市,把都市的贵族士兵来护卫井田。当时每一个侯国,同时便是一个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单位。西周封建所面对的现实形势,本是一个农、牧并存,华、夷杂处的古中国。从事游牧的,乃当时之所谓戎狄;有城郭建筑,从事耕稼的,当时谓之华夏。西周封建,是把华夏农业文化深入散布到戎狄游牧文化的广辽大陆,而逐渐使此广辽大陆普遍“华夏化”,那即是这一种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生产战斗集团之成绩。

但此集团中,却显然分成“贵族”与“平民”之两阶级。都市国人是贵族,井田农夫是平民,而且那时是贵族负担战斗,平民从事生产,责任显相划分。秦汉以后之边疆屯田,乃至国外征服地的屯田,则是即兵即农,把担任临时战斗的武士,训练成平时兼事耕作生产的农民。好使这一个远在边塞乃至隔绝国外的武装队伍,可以自给自足,长期战斗,而不劳国内经济上粮食上给养。这是中国历代国防制度一大成功。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人对政治、对军事上之绝大聪明与绝大天才,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国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贵的一种深厚、笃实、坚强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与表达。

我们只看西汉初年晁错所讲移民殖边的一切规划,便可想象到西周当年向东封建的大概情形了。这也是我们中国民族拥有深远伟大的历史经验之一例。两汉的屯田,不仅在边塞,而且还深入到国外。这是尽人所知的。东汉只为罢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边塞动乱,而逐渐地蔓延到全中国。

其实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也即是屯田制度变相的运用。屯田主要在戍守边疆和控领国外,而府兵则在内地屯田。而唐代的边外屯田,北方远至瀚海都护府,东北远至百济,西北远至西域及青海,国力远扩,这是如影随形,必然不可少的一制度。宋代积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经济生产和武装战斗的两系统分开了。宋代禁军,分番戍边,仆仆道途,却没有在边境上扎下来屯田。宋代的厢军,只在地方充劳役,当杂差,也没有教他们耕作与生产。只因这一制度之颓废,便影响到全部国力。

明代的卫所制,显然又是屯田制度之又一番活用。这制度也直扩到边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汉、唐相仿佛。如云南全境之开辟,断然须归功于此一制度之生效。其时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东北曾拟屯田至朝鲜而未果。这一制度之兴废,也显然与明代国力消长成正比。

我们根据上述,正见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不仅武力应与经济相配合,而引致富强之途径,又必与其国家民族之文化教育与国民性之深厚内在处相融结。目下的中国,正为欣羡西方之富强,而忽略了自己本国历史文化之演进意义,鄙视了自己国民性之独特优长,那真所谓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宜乎是要愈走愈远,愈想愈失望的了。

现在我们再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将官。自古以来,中国的将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最高的将领大都是文人,所谓“出将入相”,在外立战功,回来可以当宰相。这在唐朝前期,几乎成为常例。但亦并不是以他的军人身份而拜相,而且其手下亦并没有军队,所以这也决不是军人干政,只见当时之文武不分界线而已。唐玄宗时李林甫为相,恐惧外将夺其相位,乃建议玄宗引用番将,养成安、史之祸。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职之分。明代的“铨选”制度,也分为两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划分。可是一般高级统帅,仍是文武不分的。即如明、清两代的总督巡抚,照理该是武职,而实际则是文臣。

说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大抵宋代才有这句话。五代时强拉壮丁,怕其逃亡,乃在其面上刺以花纹,宋代因而不革。狄青出身行伍,后为大将,亦面刺花纹,遂使一般人看不起当兵的。纵为国家立下大功,当时人对他还是看不起。重文轻武,乃是宋朝人风气。这也因唐代藩镇造孽,处处是壮丁入伍,当兵是好行业,循至读书人太少了。宋代尽力尊重文人,轻视武人,此一风气固不好,然亦是存心矫挽积弊,有可原谅的。

现在要讲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随军,至今俗语相传称之为“军师”,这很近似于近代欧洲之所谓“参谋人才”。他们正式的在军事制度中设有参谋,也由近代普鲁士开始。但中国此项人才,早在战国时已出现,如齐国孙膑便是一例。到楚、汉相争时的张良,所谓“运筹帏幄”之中,这显然是参谋的专职。因为中国土地大,一有战争,往往是大局面的,双方胜败,并不在局部阵地的进退得失上决定。因此作战必先有全盘的战略。西洋方面,直到近代国际战争,才始有通盘战局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发明的“地缘”政治,主要还是一项通盘战略的研究。换言之,即是大局面作战之策划。在中国历史上,如刘、项之战,双方对阵,全国各地皆有接触,作战必须有全盘策略,决不是任意混战所能取胜的。所以很早就知军队该分前、后方,而又知参谋人才之重要。韩信便是前方大统帅,萧何是后勤指挥,张良便是参谋部。三国时著名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其实都是参谋人才,非前敌统帅人才。大抵中国史上的文武不分,文人参军,都由这一需要而起。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伟大战略,实际并未曾应用,而详细记载在历史上的,这在安史乱时,安禄山率兵由北京越黄河攻洛阳,西向至长安,唐明皇入蜀,肃宗在临武指挥勤王师恢复两京。当时谋士李泌献计,以一支兵屯陕西北部牵制长安,一支兵屯山西北部牵制洛阳,虚张声势,使安史军队到处设防,然后以奇兵潜从绥远绕察哈尔,越居庸关,直拊北京之背,先解决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所谓“犁庭捣穴”之策。倘使当时唐肃宗听从此说,安史余孽不会再盘踞河北,藩镇之祸不致拖长,也许此下中国历史也便不是如今这样的了。但肃宗说:“方今上皇蒙难,不复两京,无以对国人。”遂决计先攻长安,再攻洛阳,安史兵队节节退却,河北三镇老巢,终于仍落在安史部下。即如近代曾国藩能败洪秀全,也因其有一套全盘战略,下武汉后率水师沿江东进,步步控制长江,坚守安庆,再下苏杭,包围南京,洪杨终归覆灭。

如上述,汉代之张良,唐代之李泌,清代之曾国藩,都是文人,都是今日参谋总部的人选,并不是实际统军的大元帅。张良、李泌从未亲带军队作战,曾国藩在前线,自己带军,每战必北,但亦终于胜利了。因为大局面作战下参谋人才之重要,这可说明中国史上文武不分,而且文人在军中,其地位更重于武将之内在意义。

因此从中国历史看,我总觉得中国军人之伟大。因为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即如上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人,都是极好例证。其他还是举不胜举呀!

让我再讲到中国的军事学,且简单一讲中国的三部军事书籍:

第一部要讲《孙武兵法》,我疑心此书并非吴国孙武所著,实在是齐国孙膑的书。这一部书,不仅讲战术战略均极高明,而且从人生最高哲理中发挥出一种“战斗哲学”,至今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一部兵事学的上上著作。

第二是明代戚继光的《练兵记实》,他以大教育家的理论来练兵,他能配合各地方人的个性来分别训练兵种,以道德学、心理学、教育学与军事学配合,发挥出一部最上乘的“练兵学”,实在是东西方军事书籍中从无如此造诣的。

第三是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一部中国军事地理书。凡中国历史上用兵所经的地方,进退攻守形势,都有详细分析。从中国三千年历史的实际军事经验来综合出一部中国的战略地理,这是一部卷帙极浩繁的大著作。日本人对此书非常重视,书内所列,无论乡村小河,丘陵小道,只要发生过军事关系的都有记载,日本人曾为之编索引,用便检查。他们侵入中国,此书即作为用兵向导。顾先生是明末遗民,他曾亲身从事革命,失败后著此书,重要在推翻一个大家一向所抱的偏见,即总认为只有北方打击南方,很少南方打击北方。顾先生的意思,只要运用得宜,任何一地都可以向外边打出,完成统一大业。此书最要用心,是要唤起将来的革命家注意,不必限于北方始可用兵统一南方。清初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到了洞庭湖,不直取武汉,是其失败主因。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了南京,不全力直往北打,遂致失败。曾国藩的胜利,乃在占住武汉,始终没有丢。这些军事上的实际教训,都合顾祖禹那部书的分析。

我们只举以上三部书,即可见中国文人对于军事战略、战术、训练方法以及军事地理的研究,实在都有极高深的成就。

近代中国的国防,仍然在北方。林则徐在一百年前鸦片之战以后说:“中国大敌,并非英国,而是俄罗斯。”这话还是应验。中国北方敌人,二千年来,都被我们解决了,今天便不该无法解决。我看到西方罗马帝国,抵不住北方蛮族侵入;又看到拿破仑大兵进入莫斯科,而狼狈退却,常想起中国史上如霍去病、李靖等绝漠远征的艰苦伟大的成功。今后应该如何保卫我们的国防,那是我们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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