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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周代文学

总论

无论何种文化,没有不受地理上的影响的。文学亦因地域不同,而分出种种的区别,尤以吾国周代的南北文学为显著。中亚细亚高原,为人类最初活动的处所。因为山水东西分驰,故人类的活动亦向东西分布。此实由于天然环境的不同,所以南北生活乃因之而分歧。说到世界文化,与其以经度为区分的标准,不若用纬度区别更为得当。中国自然也不在例外。

中国南北之分,应当以长江及黄河为界。此二流域人民的生活,实有很显著的差别。这是吾人所能见到的事实。有人或者说现在的气候与从前略有改变,这话很不可靠。殷周至今只二三千年,以人寿相比,觉得为期甚长。然用地质的时期来比较,又未免为时太暂。自然界的情形,是没有多大变动的。

若论及天然界所赐给南北人民的,的确是不大公平,南人多受日光之照映,雨水之恩渥,每年秋后的丰收,是极有盼望的。北方人虽然经年胼手胝足,但所得的生活资料,反不若南方人的容易。所以前者不能不与自然界奋斗,后者每多于自然界妥协。在这里且举出几桩显而易见的事,以互相比较。

(一)宗教 无论南人北人,都有宗教的信仰。惟北人对于大家敬奉的尊神,不是说“上帝板板”,便是说“上帝震怒”,完全是一种抽象的描写,断没有具体的表现,而且是高高在上,极其严肃,令人森然可畏。至于南人眼光中的神祇,简直是人格化了,所以神的一切衣冠、容貌、言语、嗜好,与我们世间的人极其相像,而且常与世人来往,觉得令人和蔼可亲。这种例子,在屈原的《九歌》中很普遍。

(二)思想 因北人处境艰困,不能不与自然奋斗。思想都是偏于实践,一方面最善讲求利用厚生之道,此与儒家思想极相近。从周代孔子直到清代颜元、李塨,莫不如是。至于南人得天独厚,生活不成问题,故思想每每离开实际,而入于玄虚。此与道家思想相近。

(三)文学 论南北文学不同的,以刘师培的说法为较详尽。日本人谈中国文学的,每喜加以引用,刘君在他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文学受地理的支配,此说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也只是限于政局分裂、交通不便之时,此时,南北隔绝,所以文学不能交相影响。如周代战国南北文学,的确不同。又如南北朝,南方多出文人,北方多产经师。南宋时,宋词与元曲也很有差异。五代时,中国的词人多出在长江流域一带。至于政局统一、交通甚便之时,文学是不分南北的。如两汉、唐代、北宋的文人,南北均有。元朝以后,文学分南北的风气,差不多没有了。于是可见文学之分南北,不只是为地域所限制,实在与政局及交通之能统一与否,也有关系的。

周代之南北文学

第一期 周代北派文学之代表作品——《诗经》

在古代中国最可靠的文学作品中,当以《诗经》的时代为最早,可惜三百篇的作者而今大半都湮没无闻,如诗中明言为某人所作,如周公、尹吉甫、巷伯等人,实在是占极少数,其他没有作者姓名的许多篇章,我们不妨承认那些是民族的作品。所写的实在都是当时共同心理之趋向,很可以代表大家公共心理的要求。正如大序所说的“此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此种证例甚多,我们只要翻开《诗经》一看,内中所表现最多的,不外乎讴歌男女的爱情,颂美神祇的威德,以及政局之得失。所取之对象,均编于实际。这是民族最初文学应有的现象。凡有文学的国家,都是先有文学,然后产生文学专家。因最先的作品,均是代表民族,而不是一二人所得而私有的。而且是由人事而渐渐及于较远之对象。其他艺术,亦莫不然。如图画在古代鼎彝上所绘的,多为鸟兽之形。至汉代则多人像。武梁祠所画的,以古代帝王之像为主。以前都无山水,到了东晋,山水画始出现。只看《诗经》中所描写的多切近生活之事,偶然写两句关于山水的,也很笨拙。专写山水的作品,《诗经》中简直可以说没有。

《诗经》产生的地域

三百篇产生的地域问题,《雅》《颂》最容易考出,《国风》较难。《雅》是周室的朝廷文学,出自丰、镐之间。《周颂》产生的地方,正同《鲁颂》出于鲁,《商颂》出于宋,这都是显而易明的。惟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考订就不免异说纷纭了。(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郑玄《诗谱》、欧阳修《诗谱补亡》、丁晏《诗谱考正》、宋王伯厚《诗地理考》、清朱右曾《诗地理征》。)兹就《诗谱》列表如下:

周南·召南 雍州(岐山之阳,今之陕西凤翔等地。)

邶、鄘、卫 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今之河北、河南等地。)

桧、郑 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湊、洧之间,今河南新郑一带之地。)

魏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今山西之南端。)

唐 冀州(相传为尧之旧都,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今山西太原一带。)

齐 青州(岱山之阴,潍、淄之野,今山东青州一带。)

秦 雍州(近鸟鼠之山,今之甘肃南部。)

陈 豫州(豫州之东,其地广平,无名山大泽,今之河南陈州一带。)

曹 兖州(陶丘之北,今之山东曹州一带。)

豳 雍州(岐山之北,今之陕西北部。)

王 豫州(大华、外方之间,今豫西洛阳一带。)

从上表看来,各种《风》诗产生之地,均在河、渭左右,总不出黄河流域。惟《周南》《召南》二诗,颇有问题。据《韩诗》说:“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荆州)与南阳(今之河南)也。”《诗大叙》又说:“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惟此时南方尚未开化,不应有此种文学。南字的意义,当即从北方人的口中所说出的南方。这显然是周室的文化南征时,北人述说经营江、汉之迹。若说诗中有江、汉字样的,必出于南人之手,则《大雅·江汉》诗说:“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常武》说:“铺敦淮濆,仍执丑虏。”以上两诗,明明是出于尹吉甫等之手,所以“二南”发生的地方,也是不外黄河流域的。

《诗经》发生的时代

论及《诗经》的起源最早的,有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但是他又没有说出什么时候。前面一章既是证明《商颂》不出于商代,可见至迟也应出于周。但周代到什么时候才有诗,也费考证。《诗经》第一篇《关雎》诗,毛说以为在文王时作,但今文家又说此诗出于康王时。《汉书》里面引诗的多用此说。但考阮元《诗书古训》,如《大雅·文王》引《吕氏春秋》说:“周文王处岐,……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墨子》亦引此文)文王不一定是谥号,在甲骨文中文武之名在生前也可以如此称呼。即令此诗不是作于文王时,而《灵台》一诗,据孟子所引似亦为文王时所作。(《灵台》诗中但称王,而并未明说是哪一位王。)

至于《风》诗之时代,颇难断定。最后作品,当为《陈风》中《株林》《泽陂》之诗。这两首诗,是叙述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的事。徵舒弑灵公在周定王八年(前五九九),于是考得《诗经》所经过之周帝王时代,从文王起至定王止,如下:

文 武 成 康 恭 懿 孝 夷 厉 (共和) 宣 幽 平 桓 庄 釐 惠 襄 贞 匡 定

《诗经》的修辞

从多方面都可证明《诗经》为古代文学作品:

(一)句 《诗经》每句自二字至九字:

二字 祈父

三字 麟之趾,苕之华

四字 (正格,例不胜举)

五字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六字 我姑酌彼金罍;俟我于著乎而

七字 式微式微胡不归

八字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九字 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二)调 每篇中同一调,反复歌咏之。如: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三)字 多用叠字,如:

夭夭 灼灼 关关 喈喈

由上所述,可见《诗经》之修辞,是用简短的句子、重复的调子,以及叠字借以表现他们的感想,因此可以断定《诗经》是上古时代的作品。

所谓重复的调子,尤以《风》诗中所表现为最多。因为平民的作品,更能表现出时代的精神呵!

诗之修辞功夫,以后渐有言古不如今。但讲到用韵,则由繁而简,今不如昔。后世作诗,不过句尾有韵,远不及《诗经》之繁。兹略举例言之:

甲 连句韵

乙 间句韵

丙 句首韵

丁 句中韵

戊 连章韵

己 隔章韵

庚 变韵

据此,作《毛诗》韵例来统计,其用韵决不下七十余种。《诗经》用韵如此复杂,也有其客观的缘故。当时《诗》的流传多赖讽诵,而不在书写,因为古诗皆可以加上乐谱,所谓“《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就是此意。

周之金石文

周代遗留至今之钟鼎彝器,金类多,而石类少。后者只有石鼓文。其余的尽属于金文一类。金文中又分散体与韵文。韵文与《诗经》不无关联,所以也提出来,略为讲述。

周代金文体约分两类:

(一)书类 用散文写的例:毛公鼎、盂鼎、散氏盘、克鼎、鼎。这类文体皆近于《大诰》《召诰》《洛诰》等篇。

(二)诗类 用韵文写的例:虢季子白盘、曾伯 簠。此类文体,近于《颂》的最多,亦有近于《大雅》的,但没有与《风》相同的。两周金石文字,盛极于宣王时。因为当时有北伐猃狁、南征淮夷两大战役。尹吉甫所作颂诗,如《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前两篇诗中均有“吉甫作颂”的明文,可以断定那是尹氏所作。(《巷伯》寺人孟子所作,与此诗同例)后二篇作风又与前者相同,当亦为尹氏或尹氏时诗人所作。周宣王时作记功之金石韵文中,述北伐猃狁的,有虢季子白盘。述南征淮夷的,有曾伯簠。至于属于前者的散文,则有不婺敦。属于后者,则有师寰敦。

关于《诗经》之古代批评

中国最古之文学批评,始自孔子。孔子论《诗》,大概可分为两种标准:一则应用于语言之输导,一则以为伦理之依归。

(一)关于语言一方面的:

“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贡在孔门言语科)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二)关于伦理一方面的: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此后,《诗经》变为伦理的教训,被人尊之为经,而文学的位置,反见低落,导源乃本于此。

第二期 周代南派之代表作品——楚辞

论中国古代学术多分为南北两派。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曾说:“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战国时学术人才,多分处齐、楚两国。齐之稷下,为一般哲人所聚会,如荀卿、邹衍、淳于髡之流。而楚国,则为词人之渊薮,我们的领袖,就是屈原和宋玉等。这个时候的文人,都集于南方。与春秋时代文人之出于北方正相同。这里面转变的痕迹是可以追寻的。

《左传》《国语》中行人出使别国,动辄引《诗》以为赠答之词。但是如在《战国策》中去寻找全书中引《诗》的,不过一二条而已。这正是“《诗》亡”的朕兆。从政治一方面讲,以孟轲所说之“《诗》亡,然后《春秋》作”为有见地。若从文学一方面讲,则李纲所说的“《诗》亡,然后《离骚》作”的话更为中肯。

由《诗》变为《离骚》,其间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由民族的作品,而转变为个人的作品——专家的作品。自《隋书·经籍志》以后诸史的集部,均以楚辞为首。因他们都见到这一层。

怀王客死于秦,在周赧王三十九年(前二七六)。而《诗经》最后时期为周定王八年(前五九九)。从“《诗》亡”一直到“《离骚》作”,约略为三百年。这里所说的“《诗》亡”含有两种意义,一是采诗官的制度不行,二是没有作《诗》的人。当然以前说的理由较为充足,那时北方的《诗》,或为衰落时期,直到南方屈原出来,完全脱离三百篇的方向,而开始创造一种新体。然而由《诗》之转到《离骚》,又绝不是“突变”。此中自然有迹象可寻,在《诗》之后、楚辞之前,南方已有如此之作品。

(一)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二)沧浪孺子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以上两歌,与《诗经》比较,显然有两种差别:

(一)字数参差,不若《诗》之多为四字句。

(二)用“兮”字作语助。《诗》中虽间有用“兮”字处,但不普遍。

我们若将《诗》与《骚》做一种比较的研究,则得以下诸点:

(一)字 《诗》中形容词多用叠字,而楚辞则多用骈字。

(二)句 《诗》以四字句为正格,而楚辞字句多参差。

(三)章 《诗》多重调,而楚辞无有。

(四)篇 《诗》之篇短,而楚辞之篇长。(长篇作品始于楚人。)

(五)思想 《诗》所写比较切于人事,而楚辞中所表现的多超脱人世。前者较为写实,后者近于浪漫。

(六)神与神话 《诗经》写神尽属抽象。楚辞写神,却是具体。《诗》中神话最少,如《生民》之诗不多。至《楚辞·天问》,则为中国神话的渊薮。

(七)人世 北人虽日日讲求人事,而厌世之风特甚,故出语愤激。如《苕之华》有“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语。屈原思想有时冲突,但归结仍脱不了人世,《离骚》睨旧乡,《招魂》入修门(楚之城门),可见屈原发牢骚是嫉世而不是厌世。

(八)怀疑之精神 《诗》中不多见,楚辞中充分表现此种精神,如《天问》便是。以上都是《诗》《骚》不同的比较。

大概造成楚辞之原因:

(一)文学之演化 由三百篇到楚辞的时代,中间略莫经过三百年。文学自然的演进,由短句变为长句,由短篇变为长篇,也可说四言到了末运,楚辞乃代之而起。后来各代文学,都是由短篇而进到长篇。如词在唐与五代为小令,到宋时成为慢词。小说初起于唐代的,均属短篇,而宋、元之章回体,仍继短篇而起。曲之初起,为元代之杂剧,而长的传奇到后来才有的。(按有史诗之外国似不如此,但中国确是如此。)而且各种艺术之演进,均由切近人事的,而及于远违人世的。

(二)自然之影响 《诗》是北方的产物,楚辞是南方的作品。两者所受地理及环境的支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南北所受自然界之待遇不同,所以北方人眼中的神,有威可畏,敬而远之。南方人眼中的神和悦可亲,狎而玩之。北方思想,总之不脱离日常生活,最把实际看得重。南方思想,总求其能超越乎实际,所谓极浪漫之能事。举个具体的例来说吧,北方人对于春天所举行的祷雨之祭为“雩”,雩之言吁也。关于秋天所颂咏,正如《七月》篇中所表现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是因为春天播种以后,不知后来秋收之丰歉若何,所以悲叹。至于秋天逢到丰年,大家满载而归,总是应当欢天喜地的。这确是一般人的思想,尤其是注重实际生活的北方人的态度。然而遇到神经过敏、思想浪漫的楚人,则并不如此。遇着秋天草木零落,霜露凄惨,不免大兴悲秋之念。这倒是南方人的特别处。至于为南北思想之交接的人,要算庄子。庄周是宋人,他的哲学思想有一部分是北方的,但是他的文学,又近乎南方。《庄子》书中人名不见于他书,独多与楚辞上所用的相同。

(三)典籍 楚人承接殷人文化,藏储书籍甚多。似乎中原所有的,他们都有。他们所有的,中原还未必有呢!不用说,楚辞多少要受些《诗》的影响,《国语》中《楚语》引用《诗》的地方,凡三处:一是伍举引《大雅·灵台》之诗;二是白公引《小雅》“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之句;三是左史引《大雅·抑》之诗。伍白左三人,都见过《诗经》的,以博闻强记的三闾大夫岂有未见《诗经》之理。且屈子作品中,有“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奔走先后”,均见于《大雅》,而且楚辞用韵之分合,与《诗》是无大出入的。我们现在对于楚辞中有许多难索解之处,尤其是《天问》中关于人事的一部分,简直无法弄个明白。实由于我们所见的书多偏于儒家所记载的。当时孔子就很慨叹,夏礼、殷礼之不足征,而楚之左史倚相偏偏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至于《天问》中人名、地名等之不见于儒书中的,却可见之于《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杂家书内。且中国古籍中叙吾国人种西来说的事实绝无,惟楚辞中尚可见这类痕迹。至晋代汲冢书中,发现《穆天子传》所说的,每与楚辞暗合。此由于殷人尚保存有民族西来之说,后乃传之楚人,所以能够叫楚辞中表现一种离奇异乎中原文学之大观。

(四)音乐之影响 音乐南北异趣,故《诗》中有“以雅以南”之言。雅为北音,南即是南音。当时南音到底如何,如今不得真传,大抵是宛转流丽,较之慷慨悲歌之北音不同。此种音,很令汉人赏识。项羽、刘邦,均能歌南音。还有汉武帝好听楚声,而不喜河间献王所献之雅乐,可见中原之音,远不及南音之悦耳。郑地僻近南方,故郑声便优美可听。故孔子说“郑声淫”,这个淫字等于衍字,即是缠绵靡曼的意思。诗歌与音乐几有不可离之关系。《史记》尚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南音一道,不惟汉之帝王公卿能唱,直到隋朝有个和尚,名道骞,也能楚声。可惜以后,便不得其传了,以致我们不能赏识这种“扬抱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的意味。

(五)屈原个人之遭遇 这一层更加不成问题。《史记·屈原列传》较长,此处不及征引,且略举班固《离骚赞序》的话:“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关于屈子个人的身世,《史记·屈贾列传》前半也说得极明白。总之,他是一个极富有民族思想的楚之贵族,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我们很可以说屈原文学之成功,即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失败。但是不是遇着屈子这样的天才,我们也无福欣赏这种伟大的作品。所以,刘彦和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然而虽有屈平,假使他一帆风顺,不遇坎坷,我看他也未必就能作出《离骚》这等作品呵!

古代散文

《诗》出于歌谣,而散文出于语言。换言之,由歌谣而进化为《诗》,由语言而进化为散文。语言中亦有修辞作用,其目的是教人了解。所以语言发达之时,散文亦特别兴盛。古代最善于语言的人,不得不推战国时雄辩之士,及周、秦讲学之徒。于是可见散文发展之途径,约分二端:一为国与国相争,二为学派与学派相争。当时纵横家之流与诸子百家莫不欲以己之雄辩及学说,压倒异己之一切主张,所以使用散文为传播思想之利器,流传到而今的《战国策》与诸子学说,实为古代散文之上品。(从前人大抵以《诗经》为诗歌之始,《尚书》为散文之始。)以后如佛教输入中国之翻译散文,盛行一时,佛儒两家之争辩,亦产生不少散文。又如宋代与辽、金、西夏诸国发生和战献纳等纠纷的时候,散文亦极为盛行,这都是以证明以上所说的散文发展之二途径之不虚伪。因为散文不是文学的正宗(即等于说散文不是纯粹文学),所以此处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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