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讲到我国邃古的文学，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我们首先若不建立一个信史开始的时代，随便轻信一切传说，遂不免以讹传讹。大讲其三皇五帝的文学，或甚至盘古时代的文学，若不是捕风捉影，便是自欺欺人。
上古当断自何代，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在此，暂举古人所称引的最早人物的事迹，以作比勘之用。
《尚书》总算是很可靠古籍之一种，据那上面记载的时代，以《尧典》为最古，即至春秋时，孔子日常教导人所援引的古代之君，亦限于尧、舜，至《周易·系辞》传说到伏羲。但此传并非孔子所作。宋代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久已致疑。到战国时人，如庄子之类，又谈到黄帝。到了汉代的司马迁作《史记》立《五帝本纪》，亦托始于黄帝。但他同时又自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至于汉代一般造纬书的人，简直谈到五帝以前开辟时事（参看《太平御览》七十八至八十一卷）。至司马贞《补史记》，于是加上《三皇本纪》。托始于伏羲。至宋代罗泌作的《路史》，集诸纬之大成，又益以道藏之说，更加上了《初三皇纪》与《中三皇纪》。他又根据《春秋元命苞》十纪之记“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这比今人动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夸的人，更张扬万倍。
从以上举的例看来，愈是时代愈后的人，所知道古人的时代愈远，其令人莫名其妙。且最先提出三皇之说的，为秦博士。他们说三皇为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这显然是由当时一般方士捏造古事，以迎合好大崇古的秦始皇心理。尧、舜本为儒家之理想人物，于是农家如许行之徒，不搬出一位较远的神农来。及至战国之末，一般道家，又请出更神秘的黄帝来，以与儒家之尧、舜对抗。到汉代武梁祠画像，如伏羲、女娲之类，均为人头蛇身，奇离惝恍，亦“想当然耳”之人物形状而已。
即以后世相传之虞、夏书来说，教人致疑的地方颇不少。怀疑尧、舜，早有战国时人韩非。怀疑《尧典》，又有东汉时人王充。现且姑舍去史实不谈，单就文字上看来，已有几点令人不解：
（一）以文学演进的公例推去，不应较为早出的虞、夏书，反为文从字顺，排偶整齐。而较为晚出之《盘庚》《大诰》，反而“佶诎聱牙”。即假定谓《尧典》为夏代史官所追记，亦在殷人之前。试问当时用何种文字记录。大概虞、夏书之成，至早想亦不能在东周之前。
（二）《禹贡》所载禹之治水之不可信，德人夏德在他所作的《中国古代史》中早已致疑。禹所谓的江、河、淮、济四条大水，以及无数小川，合计有数千海里之长。以当时稀少之人口，粗笨之器械，在几年中，能做成偌大工程。大禹真不是人，而是神了。且经近代地质学家考察，江、河原来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就是用现代技术来疏导长江，都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没有铁器呢？
（三）文字演进公例，由简趋繁。如《盘庚》等篇所用之字偏旁都很简单，而《禹贡》上的字，所用的偏旁很繁复。以现今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为断，尚未寻出从金的字，而《禹贡》上则各类金属字都齐备。古代把铜叫作金，而把今人所称为金子的叫作黄金。殷人确能用铜，因出土之甲骨及器物之雕琢工细，有非石器所能为力的。但殷人尚未能用铁，而《禹贡》上则金、银、铜、铁、锡都早已完备了。
不必多举，只要以上几个证据，已足断定《尚书》有许多篇是后人增附的。
人类总不免有怀古幽情，每每眷顾着古时的理想黄金时代。且从前人与现代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很有不同的见解。自来许多学者，每以退化的眼光去看历史，觉得人类愈古愈好，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陈迹，徒令吾人追慕，不能自已。现今讲历史的学者，多觉得人类总是向前进化的。黄金时代尚在未来之时，古昔并非真足迷眷。不过聊以自慰，吾国古时儒家、道家，都喜欢举出他们古代的理想国度，借以寄托他们的政治理想。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皆务为治者也”。
夏德以为中国信史时代，宜从有《诗经》讲起，那显然是受了讲希腊史先从荷马的诗歌时代为起首的影响。若讲信史，定要以周代为断，又不免把古史时期太缩短了。
若要确定中国的信史时代，应当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时为准则。于此，不得不联想到举世相传那位造字的始祖，仓颉。仓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汉代即有二说：
（一）仓颉庙碑“史皇仓颉”，此派承认仓颉为古代造字的帝王。以后罗泌作《路史》，即以此为宗尚。
（二）《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这派又把仓颉由皇帝而贬为臣僚了。后世宗仰此说的很多。
汉碑多为今文家言。作《说文》的许叔重，其学出于贾逵，与左氏春秋毛诗同为古文家言。两说究竟以哪一种为准？至今实无从断定。总之，文字既为社会公用符号，实为社会公共产物，不能硬派一个人去享独造之功。无论仓颉是君是臣，怎能包办造字的全权呢？荀子说得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假定古代有仓颉那样一个人，也不过是爱好文字者，亦非创造文字者，说他创造文字，周末人尚不承认哩！
所谓仓颉创造的字，据流传于今日的淳化阁帖中，载有一部分，好似符录一般，固然万不可信。又据《说文》秃字说，“秃，仓颉出见人伏禾中，故作秃”，说来亦觉可笑。韩非又引仓颉所造的字：“自环为，背为公。”《说文》解释私字，引用此说。今存铜器中未见字公字，可见大概都作“。”。形从八从。，亦非自环之形。
从文字学上去断定史事，此路是可以通行的。清代研究文字学的人，以道光前后为转机。前乎此者，是以书证书，如发觉宋本《说文》某字之可疑，乃从《玉篇》或《广韵》及其他古书中之引《说文》者，以证明其正谬。如段玉裁、严可均、姚文田等皆是。后乎此者，是以古器文字证书，一般考古金石家的影响及于学术界者不小。每据金文以订文正字之源流，及纠改许书之误谬。王筠作《说文释例》每卷后之附录，实为近代文字学革命之导火线，然而他还不敢明目张胆攻击许氏。直到吴大瀓出了一部《说文古籀补》，始正式攻排许氏。然二三千年后的学者，能知多少古音古训，当然是许氏之赐。大约《说文》中之古文、籀文，多不可信，而篆文颇多可信的。
中国文字可得而征信的，大概要从殷代讲起。
夏代文字之传于今者，尽是伪托。前人辩之已详，这里不必多引。至今我们还不能证明夏代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字。吾国文字，由图画蜕变而来，可无疑义。故六书应以象形为第一。但图画与字之区别，究在何处？前者是用一种形体，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动作。例如为人荷戈，为子抱孙，荷字与抱字在图画中，无此实物。只能从两种形体合成之位置上，寻出一种相当动作之意义。随后图画中之形体，一变而为文字中之名词。中国有许多名词，至今尚未脱图画范围。但名词又不能表动作，乃另造动词以应用。故动词正式成立之日，即文字对图画宣告独立之时。
古器所刻文字简约，且多用方笔，人名每用干支。这两种正为殷代文字之特点。有人谓以干支命名始于夏之孔甲，殊不知殷之远祖王亥（即《天问》“该秉季德”之该）较孔甲为早已用干支为名之例。（近人收集殷代文字的一部大著，要算罗振玉氏的《殷文存》）从前人——尤以宋人为甚，设法附会图画为字形，每多讲不通之处。现在我们要还它们本来面目，看这些图形究竟有什么意义。
（一）“图腾”之选制 从殷人所遗留的图像看来，可见当时社会尚去獉莽时代不远。虽说脱离了图腾制度，然而到处尚留着这种痕迹。例如古代铜器上所刻的：
羊首形
鱼形
（二）宗教之礼仪 时代愈古，对于宗教之信仰愈深。殷代差不多是以鬼治国。些微小事，都要取决于卜。故当时对于祭祀的礼节，非常重视。
象祭祀时所用之牺牲或做爵献酒之状，如上图。或象妇人跪而奠酒。都是不脱宗教范围的。
今传世铜器上或刻作。
（三）武功之炫耀 人性好斗，古已如斯。殷代当与他国竞争，屡见于卜辞。此风至周尚盛，如周代武功以宣王之南服淮夷、北克猃狁，为有声有色。故彝器之勒名纪功，亦以此时为多。惜殷代文字之用尚未广，故多作图以表示之。如：
戈荷人像
旗执人像
若下图则显然活现出一个手执斧钺、献俘于王的勇士形状了。
（四）田猎之娱乐 殷代尚属游牧时代，人民迁徙无定。随地获弋鸟兽，如：
象弯弓欲发射兽之形。
象捕鸟之举。其他种种，不胜枚举。
以上略略提了几项殷代图像的种类，现在要谈殷代的文字。二十几年以前，在河南安阳县洹水南古之殷墟中，忽然发现大批甲骨文字，经过几个学者考释，始确定为殷人文字。所刻帝王名字，从汤起至于武乙，故此种文字已全全脱离图画的范围，大概为殷末武乙以后的遗物，比铜器的图形较为晚出。
由以上二类文字看来，殷人是由新石器时代而转入铜器时代的，龟甲和兽骨的本质，都很坚硬，非石器所能刻画的。所用的谅必是铜锡合金的器具。前数年西人安特生在渑池发现石器，他就断定殷人还在石器时代，那话是靠不住的。
殷之文化
文化与地理极有关系。中国最早的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又分为河东与河西两大支派。照古代史册传说，从尧、舜以来，建都均在河东。从周代起，河西的文化，始因之崛兴。现代吾人知道殷代文化之几大特点：
（一）常迁徙。殷人迁都前八后五，居址无定。
（二）发明服牛乘马之法。这是游牧民族，熟习兽性以后而试演的。
（三）重视牧业。当时人民最重视牧畜之事，常常因争执一块小小牧地，而双方打仗。
从以上种种情形看来，可以断定殷代还在游牧民族时代，而且定都每在平原。南至归德，北至安阳，太行山东的大旷野，都是很宜于畜牧的。
由游牧而进为农业时代，实为殷、周之际。从《豳风》等诗，可以知道周人很忙于农事。周人定都岐山以后，是很不易远徙的。
成汤革夏命，武王革殷命，后世人批评他们，都很隔膜。美之者谓为“应天顺人”，罪之者谓为“弑君叛逆”。但现今从甲骨上去考察，说殷人统一河东，并非事实，当时在洹水左右，即有无数他种民族，同他常常捣乱。殷人“国际地位”并不高。殷之君王也并非天下之共主。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当时与殷同时别国的记载，只听殷人一面之词，然而亦足见殷人文化，总较他族为高了。
以传统论，殷人父子相承与兄弟相承一例看待。祭祀时所列神位亦以父子兄弟等平行。确定父子相传之制，始于周公，即以河西文化改变河东文化。因父子传统之制成立，而婚姻制度更加严重。且殷人祭祀考妣一律看待，至于男尊女卑之制，定于周代。（王静安氏的《殷周制度论》说得很详细）
河东文化虽被河西文化征服，然而并没有灭绝。楚人就是此项文化一部分的保存与继续者。这事且举出几种证据：（一）殷高宗曾伐荆楚。有《商颂·殷武》篇可证。“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二）熊释、鬻罴封于楚国，将中原的文物传播下去。（三）楚人不奉周正朔，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且殷楚皆称一年为一祀。（四）殷人尚鬼，楚人亦尚鬼。（五）留传至今之周代文字，显分两源。与周同姓诸国成一派，异姓诸国另外又是一派。此派之中，又分为二：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而齐、楚两国文字，皆纤劲与殷代的相近，而与周代的不同。（六）楚人书籍有些为中原所无的。如楚左史倚相，能读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代的人都未见过，大半是从殷代传下的。（七）《楚辞·天问》最不易解。上半篇谈天象，已难解通。下半篇叙述的人事，更看不懂。可见楚人所传之史事，都有些与中原的不同。近代学者利用甲骨文所发现新字，以解释《天问篇》也是为殷文化输入楚国之一证。
据上面所述种种证据，足见中国信史当从殷代开始。殷代文字，确已正式成立，但是我们不能说有了文字便有文学。谈到殷代文学，如今有无迹象可以寻求呢？略分三类：
（一）甲骨文字 上面所刻的，不外乎干支及卜辞之类。如甲子乙丑，其风其雨，大吉、弘吉等与今日之算命单相似，这种种诚然是很可靠的史料，但决不能称之为文学。
（二）《盘庚》 此篇以下文字，古今学者，都很相信。但这种诰诫体在散文中尚占到相当的地位，然而也不能称之为纯粹的文学。
（三）《商颂》 谈到殷代的纯粹文学，大家都当一致推举《商颂》了。不过这篇虽名商颂，是否即产生于商代，而今颇成问题。关于此篇时代问题，约分以下诸说：
（甲）《毛诗叙》以《商颂》为商诗，其言曰：“《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后来焦里堂尚有“商之诗仅存颂”的话，因为他尊信古文家之说。
（乙）《史记·宋世家》以《商颂》为宋诗，谓出于宋襄公之世。此说本出于《韩诗》。
在此两说以前，《国语》中《鲁语》闵马父谓“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毛诗》改“校”为“得”，已与原文有出入。王静安氏认《商颂》为宋诗，他的理由如下：
（一）校字非校雠之校，周代无校雠事。校雠到汉代方开始，这里的校字等于献字。正考父是宋戴公末年时人，此时周室东迁，礼乐崩坏，正考父于是校商之名颂十二篇，即等于献商之名颂十二篇。但《商颂》的作者，又是何人呢？现在只存有五篇，如《那》祀成汤，《殷武》美高宗，从《殷武》诗可证非商人所作。
（二）再从地理上讲，颂文有“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传与郑笺对于景山都无解释。有人说景山就是大山。但《鲁颂》仿《商颂》而作，《鲁颂》中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徂徕、新甫，皆山名。则景山亦必为山名无疑。《水经注》犹可考见景山在河南，去商丘不远。殷都于河北，距商丘甚远，不可能取松柏于景山。至于宋人，定都于商丘，到景山去取松柏，是非常之顺道，而且很容易的。
（三）再说到语言方面，如为商人所作，则其所用人名、地名，应与甲骨文字相近。卜辞称商，而颂称商殷。卜辞称汤为太乙，或称为唐，而颂称汤为成汤、烈祖及武王。商为契之封地，颂中称商者，指它的国都。称殷代，是指它的朝代。
（四）更从文辞的风格上来说，《商颂》的用语，不类殷而近周。如《那》之“猗与那与”，《苌楚》作“猗傩”，《隰桑》作“阿难”，石鼓文作“亚若”，《苌楚》以下，都不是殷诗，一概用的是宗周中叶以下的语言，与尹吉甫颂美宣王所用之语言相类。无论从哪方面去证明，《商颂》，决非商人文学。而甲骨与诰诫也不登于纯文学之堂。再去看看殷代的所遗留下的金石文字，然而至今被认为商代铜器上所录刻的文字，只寥寥几字或几句，也是不成其为文学的。我们从此可以断定中国文学史的信史时代，当自周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