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我们说到汉代的文学，一定就会联想到汉赋。其后虽有五七言诗来代替了周朝四言诗的地位，然而此代文学量最多，而时间又占得很长，位置又比较重要的，不得不推到赋。

汉代传国的年代颇为长久，对于此代文学的分期，前人多分为西汉、东汉。其实政局的分合，有时并不影响于文学，如东汉初之文学，不见得与西汉末不相同。我现在要重新给它们分，共为四期：第一期由汉之开国到武帝；第二期由武帝至昭帝、宣帝；第三期由成帝到桓帝、灵帝；第四期献帝一朝，即世所传之建安。

先将每期的大概，约略说之。

第一期由开国到文、景之世，汉代文学尚没有正式成立，只得算为先秦与两汉文学的过渡时期。且汉高祖承秦人统一南北以后的局面，战国策士往往尚生存于世间，先秦思想尚占相当位置。南北思潮渐趋于调和之一途。文学方面渐入楚声。第二期孝武帝时罢黜百家之言，在思想界提高了儒家的权威。不过文学倒未受着儒家影响。此时为楚文学最盛行之时，无论皇帝、贵族与臣下，均有同一之嗜好。又由楚辞与纵横家杂糅而成为一种新文体，即著名的汉赋。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东方朔、枚皋、严忌、朱买臣等附属之。第三期孝、成以后的文学，确实受了尊奉儒家的影响，一般文人专门从事模仿古人的作品，以扬雄为代表，直到蔡邕为止，如班固、张衡等人的作品，总跳不出前人的范围，把个性完全埋没下去。然而此期时间颇长。第四期到桓帝、灵帝末年，儒术又不足以笼罩一切，出了几个自由思想的作者，如孔融、杨修、祢衡等人。文学界亦大放光彩。赋体较从前解放，由浓密而疏散。至于五七言诗，亦于是时大盛，正式成立。实足为汉诗之代表时期。

第一期 由高祖至文、景

本期实为秦、汉之过渡时期，显然有下列几种趋向：

（一）先秦思想未泯 汉代初年在政治舞台而兼有学术权威的人物，甚至有几位是秦代遗臣，如秦代倡设之博士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所遗留下的博士，如叔孙通、张苍之流。汉初朝仪且为叔孙通所手定。其他如陆贾、郦食其等，均是与秦代有关系的人。他们都很替汉朝出力，所以汉初思想尚有秦时遗迹。

（二）楚声尚盛 自汉高统一天下，楚声传入中原，且占有重要位置。因为楚人文学的煽动性很强烈，统一六国的虽是秦，后来灭秦的就是楚。当秦二世时揭举起义的，如陈涉、刘邦、项羽，都是产于楚地。项羽且是楚将项燕之后，以并兼六国不可一世之秦始皇帝，到了第二代便被几个楚人推翻。岂真由于“秦灭六国，楚最无罪”，何以又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呢？这不得不归功于屈原的伟大的爱国心所发生的，能鼓动民族性文学。当时一般战国策士，只有学术概念，毫无国家思想。只求一己的政见得以施行，不惜牺牲祖国，如商鞅、李斯都只是为秦人出力。至于屈原的国家思想非常深沉，宁死于汨罗，而不肯到别国去掌政权，所以这位爱国诗人所特倡的一种新文体，颇为楚、汉的几位开国英雄所崇信所仿效。拔山盖世的项羽被困垓下，所唱出的哀歌，正是楚声。刘邦得意还乡的时候，所唱的《大风歌》，也是楚调。《汉书·礼乐志》说：“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且汉高祖因欲立赵王如意未成功，而发牢骚的时候，向戚夫人说：“为吾楚舞，吾为若楚歌。”其所传的楚歌，为四言形式，虽不大像，然既曰楚歌，当然是唱时用楚人的声调。此后汉朝的皇帝好楚声的颇不少。楚乐既传至北方，楚国文学亦渐及于北方，不惟南北文学构成一致，即南北思想亦因之调和。

（三）南北思想之调和 战国时各派学术门户之见甚深，这并非是学术之不幸。学术若不互立门户，是极不容易进步的。至汉以后，学术渐归于混合之途。（论到中国修辞学亦当以汉代为断。汉以前国与国争、学与学争，故言语修辞之风特甚。汉以后乃由语言之修辞，转而为文学上之修辞。）南北是可以交互影响的，如汉初的宗室刘交少时学《诗》于浮丘伯，及高祖定天下后受封于楚，又征申公去传《鲁诗》，这时学者已无南北之见。又如贾谊为洛阳少年，早岁学申、韩之术，从张苍受《左氏》，当其作《治安策》《过秦论》之时，尚不免策士的习气。及后入长沙，又作《吊屈原文》及《 鸟赋》，这也显然是以北人而受南方文学之熏陶的明证。晁错为人人所知之法家，而又从伏生受《书》。贾谊既已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儒家，而传中又说他通申、韩。这都足以证明当时学者，并不如古之成一家言，对于各派思想都混合不清。又如被吴王濞所招致的两位南方词人，枚乘、庄忌，后又往投北方梁孝王。这又显然是南人将词学传之北方的证据。总之，南北思想既已混合，文学也就不能独异了。高祖死后，惠帝享年最短。吕后当国，秩序紊乱，也谈不上什么文学。文帝好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景帝又好申、韩之学，崇尚实际。这两朝文学都不发达。不过这两朝的贵族诸王，颇有几个为文人之保护者。如吴王濞、梁孝王武、淮南王安，都为一般词客荟萃之大本营。本来文学不受一切之左右，然实际上又不然。在昔专制时代，若有爱好文学之皇帝及贵族在上倡导，文学之进步更加显著。汉代收效最著时，乃为武帝之世。（又如后来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策论取士，故唐诗宋文颇为大观。）

第二期 武帝至昭、宣

两汉文学有两个最盛时期，第一是在汉代最强盛之时，即武帝在位，第二是在汉代最扰乱之时，即建安。前者可比周宣王时代，后者可比周幽王、厉王时代。文学产生的时期，大率如此。汉代当武帝时，国力充实，文治武功均有相当成绩。他又做了皇帝，心里想要做的事，都可以随意做去。他对于中国学术界有极大的影响，就是尊崇儒术这件事。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于是从博士求学的很多，名曰博士弟子。当时董仲舒上书请尊经术，罢黜百家。公孙弘亦请定儒术于一纬。武帝先后都采用他们的意见。在武帝的原意，或者是想尊崇儒术，但从他罢黜百家之后，各种学派自由讨论之风因之消歇，而儒术并不见昌明，反见黑暗。正如欧洲中世纪僧侣为学术界之至尊时，各样思想均被摧残。汉武帝时期即是中国之中世纪。秦始皇对学术用高压手段，焚书坑儒，但学术并不因之而式微。至汉武帝转用一种软化手段，罢黜百家，学术乃真因之而消歇。自从武帝立了博士之后，学术界产生了一种师法，换句话说，学术界即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传统思想，对于老师所说的话，只有无条件的承受，而且无讨论之余地。举《诗经》的《关雎》为例吧，你若从古文家言，就以此诗为美文王的。你若从今文家言，就以此诗为刺康王的。至于此诗本来面目，是用不着多问。总之，专讲师法的人，对于学问只讲信不信，不问是不是，简直近于一种宗教家的态度。因为学术尊信师法之影响，乃开了文学因袭之风气。

再谈到当时的文学，武帝对于楚辞的爱好极深。汉志有上所自造赋二篇。他自己所作的《秋风辞》《瓠子歌》《悼李夫人赋》，哀怨缠绵，一望而知其脱胎于楚声。他又使淮南王安为《离骚》作传，他又创立新乐府，使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集秦、楚代赵之大成。当时有河间献王献上雅乐，武帝却不愿听。他最喜听的，还是楚声。可见尊儒，是他的一种手段，而好楚声，才是他的真心。他收罗当时一般词客，最著的，如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庄忌、朱买臣、吾丘寿王等，内中当以司马相如为代表。

司马相如与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成都人。他的思想极其复杂。（一）儒家思想。自文翁入蜀，蜀地之士，彬彬有文，相如少时，又从胡安受经。（二）纵横家思想。他曾奉使西南夷，又作《谕巴蜀檄》与《难蜀父老》等文。（三）道家及神仙家思想。他所作的《大人赋》，颇近于《庄子》之《逍遥游》。（四）辞赋家思想。他受楚辞影响最深，颇得楚人之恢诡。在他的文学作品内，还找不出多大的儒家痕迹出来。可见文学家之所以为文学家的条件，并不简单。他自己曾说过：“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论到作赋，后人盛称马、扬。司马相如实为赋之倡始者。什么叫作赋呢？《汉书·艺文志》把赋分作四类：（一）荀卿赋。（二）陆贾赋。（三）屈原赋。（四）杂赋。惟陆贾赋已佚不可考，荀子之赋如瘦词隐语，读来犹如教人猜谜。屈原之赋，即楚辞。世人每以赋为六义之一种，但汉人之赋，与六义之赋，广狭不同。后者与“比”“兴”对待而言，前者可以包括六义在内。可见周之诗、楚之骚、汉之赋，就广义说来，实在是一件东西，都可名之曰诗。《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心雕龙·诠赋篇》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诗一变至于骚，骚一变至于赋。这是毫无疑义的。

作赋能手在汉代，必以司马相如为第一人，与他同时的一般词客邹阳，是不善作赋的。庄忌的《哀时命》出于楚辞，枚乘作的《七发》最工，但不长于作赋。东方朔也只模仿《九章》而已。独相如与众不同。请看扬雄批评的话：“使孔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又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可谓极推尊之能事了。

相如赋之最有名者，为《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等篇，略举两篇的内容。《子虚赋》，讲的是楚使者子虚，到齐国来遇乌有先生。子虚说齐国好，乌有先生又说楚国好。《上林赋》讲的是亡是公夸天子上林之盛。

赋之特点约分四种：（一）想象丰富；（二）藻采夸饰；（三）侈陈形势；（四）抑客伸主。由以上四节，就可以推到赋体之来源，想象与藻采两样，是从楚辞来的。侈陈形势与抑客伸主，又是从纵横家而来的。由楚辞与纵横家言，结婚所产生的儿子，就是赋。

自相如辈开了作赋的风气，影响于文坛甚大。以后作文的趋势，略举如下：

（一）为文识字 汉赋虽似堆垛，然而一篇要凑许多不同的字形和字义，也并不是件容易事。所以汉代赋家，多兼为小学家。如相如作《凡将篇》为汉代最早的一部字学书。扬雄作《训纂篇》。班固又续作十三章。此风至唐代韩愈尚能保存。他曾说“为文必须略识字”，自宋代欧阳修以下，作文便不大讲求识字了。

（二）为文造情 堂哉皇哉的一大篇赋中，所包含的内容实在简单得很。虽然经他们铺张扬厉地叙述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空架子。因为他们并不是先有情感才去写文章，是立意写文章而造作感情的。扬雄说过“词人之赋丽以淫”，这却是汉赋的坏处。

（三）复笔 这层颇能影响及后来的文体。汉代单笔的大成，推《史记》。复笔开山，推辞赋。自从昭、宣以后，复笔的文学，于是日多一日了。

自武帝以后，历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的赋家，均不能逃出司马相如之外，去另外辟一种新境界，所以不缕述了。但此时又有散文盛行于世，即章奏、对策等类文体。是形式用的是复笔，而内容则取决于经术，每篇之末，必引经语。此派最著的有匡衡、谷永、刘向等人，可说他们是以文人而兼为儒生的。

第三期 成帝、哀帝至桓、灵

在汉代文学所分之四期中，以此期为最长。然此期文化的变化却很少，且文学有时并不因政局改变而变迁。虽说两汉建都的地方不同，而此期实并跨两汉而有之。至成、哀时，模仿的文学大盛，而模拟文学之倡始人为扬雄。扬雄也是四川人，不只是文学家，且兼为儒家与小学家。从扬雄以后，直到蔡邕为止，一般文人都拼命地模仿古人，后来的人且又模仿扬雄。这一期的文士，均出于儒家之流。现在将此期模拟的文学列表如次：

两汉模仿文学一览表

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然而可见此期模仿风气之一斑了。

可见由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文学界概况，约得以下诸端：

（一）论文总以司马相如及扬雄为依归，决难逃出他们两人范围之外。

（二）词采壮密，差不多这一期的每个作家均如此。

（三）绝少新体，大家以模仿为风，尚没有人肯倡造一种新文体来。

这期的文人以扬雄、崔骃、傅毅、张衡、李尤、杜笃、蔡邕为最著名。

第四期 建安

本期为汉代文学转变的大枢纽，较之从前几个时期真是光芒万丈。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许多文人很不幸！迭遭前代党锢的牵连，黄巾贼的丧乱，以及十常侍与董卓等之叛变，死亡的不在少数，所以后来一般文人竟至失去常度；（二）自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学术界因袭成风，思想亦沉闷异常。一方面儒学的末流弊端发生，一方面是经不住束缚的思想穷极则变，不得不另自寻觅一种新的趋势。西汉经术完全注重师法，到了东汉偏偏有一位王充，对于传统思想甚为怀疑，作了一部《论衡》，对于当时一般人所尊仰的大肆攻击。（不过注意：这种“怪议论”的人当时并不多见。后来蔡邕虽以枕中秘宝视之，但他的文学完全是属于传统派。）又如建安时之孔融、祢衡、杨修，都是王充思想的后继者。他们均能毫无顾忌地反抗那种时代的虚伪思想，儒家就是他们攻击的大对象。以后到正始时，道家学说大盛，谈玄的风气通行一时，孔、祢诸人实有发难的功绩。

此时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有三种：（一）为赋之作风改变；（二）为五七言诗之昌盛与正式成立；（三）为文学批评态度之鲜明。

西汉赋，词采壮密，到了此时渐变疏散。就内容来说，从前文人作赋，不免有由文生情之弊，此时作赋的文人，却能顾到由情生文。这一点就形式上来说，西汉的赋，多为问答体，富于散文气息。到了此时，竟由散文的赋，而进乎到富有诗趣的赋了。如王粲的《登楼赋》等，用来与司马相如的对看，极容易看出他们很显著的分别。

以下再谈五七言诗起源的问题。

五言诗之起源

五言诗，是指纯粹的一篇中每句都是用五个字的诗。至于《诗》《骚》中夹有五字句的，当然不算。《文心雕龙》《诗品》所说的五言诗之起源，不是无根据，便是只抽全诗中一二句以为代表。大约承认五言诗起源于汉代的人最多。有人如举出李陵、苏武赠答诗，则五言在武帝时早已正式成立。有人又说枚乘曾作五言诗。如果属实，则五言诗乃成立于文景之世。不过这两说，都有种种商榷之余地。

《文选》中又载有古诗十九首。所谓古诗者，即是南北朝人加给汉代无名氏文人所遗留下作品的名字。究竟作这些诗的是些什么人，昭明他也弄不大清楚，好像说不免从前有这十九首古诗罢了。到了刘勰的时候，他相信某种传说，将古诗的一部分归到枚乘、傅毅的名下。他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然而他还不能肯定，不过或者有这一说罢了。以后到了徐陵，选《玉台新咏》的时候，取了十九首中的八首，又另外寻一首，硬派为枚乘所作。说来真奇怪，在昭明太子时候，完全不知古诗为谁人所作。刘彦和却相信一种传说，到了徐陵的时候，他竟能分得清清楚楚枚乘作的，是哪几首。从前人不知道的，愈到后来愈知道。而且钟嵘在他的《诗品》上明明说过“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可见钟嵘还不承认辞赋家枚乘能够作出那种古诗呢，不知徐陵究竟是有什么根据。

回头再来谈苏、李诗。苏武诗最初见于《文选》，但《诗品》上只载李陵之作。再就这几首诗的内容来看，不知身在匈奴的人，何以能“俯观江汉流”？他们两人同居匈奴十余年，不知怎样会说出“三载为千秋”的话来？在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何处去寻“河梁”来？且从《史记》以下，修史旧例，凡文人重要作品，必采录他本人的传内，何以班固之《汉书》，对于世所传颂之苏、李赠别诗，并未收入他们二人的本传内，而且毫未提及一字？不过在《苏武传》内，倒载了一首李陵送别苏武的诗，乃楚调，而非五言。原文如下：“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才真像一种失败的英雄口吻，与相传的李陵所作的五言诗的婉转风趣，完全两样。

每一种新文体发生到另外的一种新文体，其中必有过渡的作品，如楚辞之前有《沧浪歌》《接舆歌》，慢词之前有小令，传奇之前有杂剧。若谓汉初的五言就有那样的整练与繁盛，不知拿什么东西来做过渡时代的作品。只看汉前的作品，三百篇有二言至八言，内中以四言为最多。楚辞句调较为参差。《诗》《骚》用韵均极复杂，何以骤然到了汉初的五言，它的形式就有那么整齐，而且是通篇二句一韵？这种变化，未免太速。

假使承认五言到汉武时，就很兴盛。一方面寻不出《诗》《骚》进步到五言诗之过渡作品，而且由武帝或文帝到建安的时代中间经过百余年，为什么又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真如钟嵘所说：“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一种文体大半始盛中衰，或是始微中盛，谈到五言，若汉初就有那种作品，不知为什么骤然绝灭，中间经过百余年，忽然又盛行起来，而且和开始时又是一样。

总之，十九首及苏、李赠答诗的作者，现在实无从考证。不过时代决不在西汉，至早也在东汉，为建安一般作者的先声，或竟为建安同时人所作，也未可知。对于这层，钟嵘也曾致疑。他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明载在十九首之内，钟氏竟疑为建安时代人所作，这也足以证明此等五言诗之产生时代，大致在建安以前不久，或竟出于建安时代。

但在建安以前，不能说没有诗。由楚声而进为五言，中间必定有些过渡时代的作品，现在略举几首，以见一斑。

《汉书·吕后传》戚夫人《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汉书·李夫人传》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书·杨恽传》《田歌》：“田彼南山，芜秽不知。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汉书·五行志》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以上所引，除童谣外，均是杂言，但皆以五言为主体。至班固作《咏史》、傅毅作《孤竹篇》、张衡作《同声歌》，到了明帝、章帝以后，五言诗乃渐次盛行，到了建安时代，更加美备了。

建安诗人以曹植、王粲、刘桢为最佳，再把王、刘二人，加上孔融、应玚、阮瑀、陈琳、徐干，称为“建安七子”。他们的诗风，大约分二大派，曹植为宽和一派的首领，王粲为清劲一派的首领。

七言诗之成立

《诗经》的句子，从二言直到九言均用。七言的句子，如“交交黄鸟止于桑”“如彼筑室于道谋”，这样看来，七言起源甚早。又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也是七言。可见七言即非起源于周，至迟也起源于汉初。不过这里所讲的七言，有以下两个标准：（一）全篇句调，参差之中夹有几句七言的不算；（二）句中因为用了语助词，始凑成七言的也不算。如《太平御览》引《离骚》，常把“兮”字去掉，七字句便成了六字句。所以我们讲七言，也不须从《诗经》或《大风》《垓下》等歌讲起。

通篇纯粹的七言诗，究竟起于何时呢？颇不易说。《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引晋灼注，谓东方朔曾作过七言诗与八言诗，但是而今失传。至于较早的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只有两句是七言，即“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司马相如曾作《郊祀歌》十九首，只有“空桑琴瑟结信成”以下十句完全是七字。以上所举的或已散失，或不是纯粹的七言诗，都不能算作七言诗正式成立之确证。

纯粹七言诗的成立，从前人都承认在汉武帝时代，以柏梁台联句为根据。此诗既为七言之祖，又为联句之始，在文学史上又开了一种新的体例。不过此诗的真实性，早已成为问题，虽说自来相信这诗是真的的人也不少。此诗最早被文人提起的时候，是在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此书已佚，颜延年《庭诰》曾引之。）此诗全文最初见于宋敏求《长安志·柏梁台》下引辛氏《三秦记》。到了六朝宋武帝时，有华林园曲水联句。梁武帝又有《清暑殿效柏梁体》。可见此诗即属伪造，定在宋代以前。《三秦记》为晋人所作，则此诗在晋代已成立了。至于此诗的时代不可信，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也曾经怀疑过。然语焉不详。顾亭林在他的《日知录》二十一，曾如此怀疑过：柏梁台联句下注作于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按当时梁孝王早已死去，二十九年又何从而来作诗。至于这诗中所见的官名，在武帝时，或尚未产生，或早已裁去，许多是太初以后的名字，不应预先书于元封之时。“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但最近有一位日本人叫铃木虎雄，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替柏梁台联句的时代辩护，他说宋敏求所引晋人辛氏《三秦记》，无元封三年及梁孝王的名字，但称梁王。最初认此梁王比梁孝王的为章樵之《古文苑》注。最初引此诗有元封三年的年岁的为欧阳询之《艺文类聚》。他们都是作《三秦记》以后的人，自然不如《三秦记》之可靠。若说官名尽属于汉太初以后的名字，安知此诗不是作于太初以后。不过他这一说，未尝无几分理由。但《三秦记》原书不可见，又安知不是宋敏求之引书而略去年号。欧阳询是唐初人，《艺文类聚》乃成于隋代，他引元封三年必有所根据。还有几层原因，可以证此诗之时代有问题：（一）五言诗此时尚未正式成立，何以便能产生这般整齐划一的七言诗。（二）再以此诗的语句用来做驳斥的资料，当时作诗的官虽说都在“二千石”以上的俸禄，然而皇帝之尊严，毕竟不可忽视。“三辅盗贼天下危”，我不相信“左冯翊盛宣”胆敢在柏梁台初成之日而说出这样大煞风景的话来。何况元封三年三辅尚未成立呢？至于京兆尹所说的“外家公主不可治”，也未免太犯皇室的忌讳了，未必他敢在皇帝当面讲这样的话。郭舍人的“啮妃女唇甘如饴”，此等猥亵的话何以也竟敢在至尊面前轻轻道了，真不可解。从以上种种看来，这诗恐为后人伪托。即便在汉代就有这篇东西，也断不是汉武帝君臣所作的。

但此诗的来源，现在也未尝不可以窥测一大部分。这是后人戏仿汉代字书而作成的。汉代字书分两派：一为四言，如《仓颉篇》，但已遗失。《说文序》引有“幼子承诏”。可见近来新疆出土之汉简有《仓颉篇》，遗文亦多四字句者。次为七言，如相如之《凡将篇》，《艺文类聚》中曾引过。如史游之《急就篇》，全书分为三十一章，各以类相从。这第二派的字书，每句七字，而七个字都是名词的地方又很多。再回头来看柏梁台联句，如大匠之“柱枅欂栌相枝持”，太官令之“枇杷橘栗桃李梅”。请问这种一串名词相联的句子，不是显然脱胎于字书吗？而且每人作了一句恰合本人身份的话，这也是受了字书以类相从的影响。到了后来作诗一句尽用名词的，尚有唐代之韩愈。而韩愈曾说过：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越到后来的文人，便越不讲求识字了。

说来说去，真正配称为七言诗的，究竟起于何时呢？张衡虽然有《四愁诗》，是七言，但去了语助词的“兮”字以后，首句只得六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虽为七言，而句调参差不齐。若要举出一首纯粹的七言诗，当推张衡《思玄赋》后面所附的《思玄诗》：“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只怀忧。安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但此诗是专门拿来发表他的玄想。若论纯粹抒情的七言，却又当推魏文帝之《燕歌行》，其词如下：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文学批评之始

必先有文学作品，然后有文学批评，而且批评家之多寡，每与同时作家成正比例。六朝文学家，以齐、梁为最盛，而当时就有《文心》《诗品》二书。唐朝人作了许多好诗，到宋朝又有一般人拼命做诗话。因为建安的作家，“人人自谓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不惟文采纷华，即数目亦大有可观，如《魏志·王粲传》中，所收同时文人有二十余家之多。

前乎此的文学批评，只有零碎的意见，间或附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之内，断不能独立成篇，如扬雄在他的《法言》中，也曾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等话。但专为批评文学而作出长篇大论的，实从建安开始，如曹丕之《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杨德祖《答临淄侯笺》，尤脍炙人口，以后还有“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现在原文或在或不存，不及一一细论。且举建安中曹、杨为代表，看当时文学批评的标准及趋势。

（一）文人之地位 关于文学能否独立，文人是否尊贵的问题，当时显然有二派不同的意见：

甲、耻为文人 这是传统的思想，不料长于文学的曹植反不自安于文士的本分。他斥“辞赋为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他很想“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决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他又赞成扬雄以辞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其实他的话很像在打官腔，既不认识文学之本来价值，又中了烂名士说大话的毛病，反不若他的大哥说了几句中肯的话。

乙、文士不朽 曹丕颇能认识文学的独立价值，他承认“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把文学的永久性真发挥得尽致。

此外，还有杨修比较是个调和派。他想援古以自重，他以为“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他又痛驳曹植之述他那位“老不晓事”的“鄙宗之过言”。他是赞成曹丕说的话的。

（二）文家之得失 这层最难得到一个公平的标准，以为评判的根据。至于“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也是实情。所以在曹氏兄弟眼中，建安七子都有可取之点，亦皆有可议之处。究竟还是免不掉“自古而然”之“文人相轻”之习。此如曹丕评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而今看来，适得其反。孔文举生前的文章，最爱同曹操辩驳，理由充足得很。曹丕评他“不能持论”，不能不谓之为偏见。

（三）天才之重视 在建安以前，论文者多本后天之说，多谓文学因时代与个人环境所造成，最著的，如司马迁之《报任安书》说“《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等语。到了太康时，谢灵运《拟邺中八咏诗》，每诗之前，有一小叙，完全是发挥文学是由环境造成之说。后来《诗品》采用这种论调。钟嵘论到相传之李陵诗时，他以为李陵若不遭失败，其诗必不至如此之好。但在建安时论文的，以先天说最占势力，如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这里头说的气，即是指才性。他常常应用他的这个“气”字来评判当时文人，如说孔融“体气高妙”，论徐干“时有齐气”，称刘桢“时有逸气”，刘桢又评孔融说他“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直到刘勰也曾引用这个“气”字以评建安时人。《文心雕龙·体性篇》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他们都是偏于注意天才一方面的文艺批评家。

两汉之散文

汉代的正宗文学从前人都承认是赋体，然而散文却占有相当的地位。汉代散文家，或工于章奏，或长于议论，或专精于史传。总之，叙事文在汉代所发生的影响实在较哲理文所发生的为更大，而文格又每随时代而变迁。所以讲到汉代的散文，当以昭、宣时代为枢纽。可分为前后二期：

就内容方面来说，前期散文作家，如贾谊、贾山、晁错、司马迁等人，思想多半杂糅诸子百家，而表现的方式大都用单笔，可举《史记》为代表。后期作者，如谷永、匡衡、刘向、班固等人的思想纯粹属于儒家。而发表的方式，大都用复笔，可举《汉书》为代表。后人谈到文体，每以散文、骈文并称，以为两句对比为骈文，单笔直下为散文。然而分别得不完全。于是清代李兆洛，选了一部《骈体文钞》，收罗了许多汉代的散文，可见骈体不一定要对偶。不若以单笔、复笔区分文体。如《史记》中十分之九都用的是单笔句调，参差不齐，可以随意变化。《汉书》复笔最多，句调整齐，少有伸缩的余地。自从东汉以后，复笔盛行，一时《汉书》公然有代《史记》而兴之趋势。直到唐代中叶以后，文风又恢复到单笔的时代。本来《史记》和《汉书》是两部史书，不过古代中国文史不大分得清楚，尽管是一部记载人类活动的事迹的历史，总得有史家卖他的气力大做其文章，而且从前人学作散文的，也以此二书为规范，而后世文人对于《史》《汉》二书之推尊不同，亦即单笔与复笔交相交替之朕兆。

若以作史的体例来做论断的根据，则《史记》实不如《汉书》。若用文学的眼光来评断，则《汉书》远不如《史记》。与其说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还不如承认他是一个文学家，是汉代的唯一的散文作家，更为恰当。

司马迁对于他当时流行而且被人推尊的赋流传于今的只有两篇，短的而且做得不见高明，但他的叙事文，实在是古来第一能手，不仅是汉代的第一作手。其实，《史记》上的文章多半采录前人已成之文，他自己动笔作的并不多。他的最大本领，就是将杂七杂八的材料，一经剪裁之后，便成绝妙的文学，正所谓“化腐朽为神奇”，这不能不佩服他的艺术手腕之高妙。举例来说吧，《史记》之《刺客列传》，写虎虎有生气的荆轲，十之八九是取材于《战国策》，十之二三是他的穿插。如《国策》上叙述得很略的高渐离在《史记》上便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又添了一个鲁勾践，便觉有无穷意味。再举项羽来说吧，这位英雄在司马迁笔下是如何的豪迈不可一世，而转到班固的书中简直变成了一个呆子。在《史记》上本来是一些生龙活虎般的人物，只要一上了《汉书》，便成奄奄待毙之病夫。又如《汉书》中之《王莽传》，却是不可多得的文章。就是因为这篇很带有《史记·封禅书》的神味呵。以叙事文来论，用单笔方能尽曲折回旋之能事。司马迁叙事不怕头绪纷繁，惟其头绪多，更能显出他的本领。有时遇着头绪不一定有安插，竟至突如其来。后人学《史记》遇见此等处，便弄到手脚慌乱，招架不住了。曾国藩曾说过，古文不能说理。但司马迁用他的一支笔，什么话都不拘。无论叙事析理，不管粗语细语，都在他的炉灶中陶冶成一片。后来清代桐城派的文人，口口声声讲学《史记》，其实他们顶高不过学得欧阳修而已。真能学《史记》的，恐怕正是《水浒传》的作者。金圣叹的批评是不错的。

但是《史记》在当时的命运，则远不及《汉书》。一般文人大半是用复笔发表意见。他们是受了汉武帝爱好楚辞，并提倡赋的影响，一直到六朝。《汉书》几成家弦户诵。且有人专门研究《汉书》，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名曰“汉学”。正如唐朝人之研究《文选》成为“选学”一样，隋代刘臻专精于《汉书》，被人称为“汉圣”。可见当时人崇拜《汉书》狂热之一斑。到了中唐元和的时候，出了一位韩愈，才改革了六朝人专用复笔的文风，推崇单笔。于是《史记》又代替了《汉书》优越的地位，以后直到清代为止。作散文的多以《史记》为主体，而《汉书》不过居于附属的地位而已。根据以下两表，即可见由汉至唐，一般文人对于《史》《汉》的态度。

可见《史》《汉》的兴替与升降，即后来复笔单笔的兴替和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