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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魏晋文学

总论

为什么把魏晋两朝放在一起讲呢?因为两代的思潮相似的处所很多。文学的变化,在两朝之间,也无显著的痕迹,且魏代享年太暂,司马氏改元以后,仍然定都洛阳,因袭前代之处不少。所以放在一处讲,是很便利的。总之,这两朝的思想,较汉代解放得多,文学自然也不同。

讲到魏代初年文学,那时所仅存的文人,多系建安遗老。真正属于魏代的文学,须从魏废帝正始时讲起。应当注意以下诸点:

(一)玄风之兴起 正始以后儒家势力一落千丈,老、庄之学大盛,于是由讲求实用之儒家学说,而变为推求宇宙本体之玄学风气。当时提倡玄学最力的有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人。(不过王弼后来死得很早,何、夏亦因祸亡身。)玄学本出于道家,道家之祖老子每被人拉得与另一人并称,如西汉时黄帝与老子同享盛名,这是一种政治作用。到后来应用于人生哲学方面,又以老子、庄子合讲。最矛盾的地方,是王、何这一班人心中,十分佩服道家,但只谈老、庄,又恐被儒家看不起,于是又将道儒穿凿附会起来。如王弼既注《老子》,同时又注《周易》,他的最有力的主张,就是“有生于无”。究其实,不惟儒道迥不相谋,即老子、庄子严格说来,也并不同道。老子重入世,所求惟用,故其末流每变成阴谋家;庄子重遗世,不大求用,但只求全,故其末流最易变成个人主义者。魏、晋时一般清谈之士,真正崇拜的还是庄子,不过扯老子作为幌子而已。又如王坦之最厌恶清谈之士,作了一篇《废庄论》以攻击庄子,但他同时又替老子辩护。

(二)佛法渐入中土 这个时候学术既未定于一尊,自然各家学说同时找着发展的机会,佛教徒也不免乘势大肆活动。最先也是与中国固有的思想附会起来说法。佛教究竟何时输入中国?大多数都承认当汉明帝时,但恐不尽然,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或者佛法即由西域来汉,只留心看西汉人所造的铜镜,有刻作一神二侍者,颇与佛教造像制度相似,惟此时佛教书籍尚未翻成中文罢了。东汉人最初读佛理,又以老子、释迦并称,当时人民颇不大欢迎这种外来的宗教。牟融乃作《理惑论》说明老子与释迦的相似处,以抬高佛菩萨的价值,但学佛的人正式出家做和尚,乃在魏文帝黄初时。为佛教建塔,始自吴大帝。至于佛教经典的传播,似乎很早,今世有汉明帝教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但是此经恐是六朝人伪托。不过到晋代却是大盛,如苻秦有鸠摩罗什带了许多经书入中国。在石赵有佛图澄传入密宗一派。魏晋间高僧颇多,如道安及其徒慧远等人。据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所载,当时译经者竟有一百四十一家之多。

(三)人世之逃避 自从正始以后,直到东晋亡国为止,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当时一般文人眼见神州陆沉,人民涂炭,觉得世界上竟无一块干净土地,惟有人人心中,尚有净土存在。在尘寰中既然找不着安慰,于是神游于虚构的境界,能虚构之境界又太觉空虚,于是不得不另外寻出一种实际的情况用来做代表。于是乎他们不得不醉心于大自然界,而模山范水之风气为之一盛。阮籍自是此中健者,常常登山玩水,乐而忘返,到了穷途恸哭而归。又如孙绰游天台山,谢安高卧东山又泛沧海,王羲之晚年几乎专门以游眺为事,当时不惟士大夫如此,即方外道流,亦富游兴,如庐山诸道人曾游石门,不惟男子如此,即深居简出之女子亦相习成风,如谢道蕴有很有名的《登山诗》。是时文学发展的途径,又去到一种新方向,就是山水文学之兴起。

山水诗古已有之。但是《诗经》所有的,只能用到叠字为止,如“岩岩”“洋洋”之类。楚辞间或有秀句。汉人作赋,写其山则如何如何,其水则如何如何,都用骈字堆叠而成,完全不注重山水个性之描写。直到建安曹操始有《碣石》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然而他的登山,乃属出征时的便道,非专为欣赏而去。到正始后,一般游山玩水的文士,对于一丘一壑,也极刻画之能事,如孙绰的“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读后真的天台山恍然就在眼前。可见《文心雕龙》所说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把时代又迟延下去,殊觉不尽然的。

(四)文士之惨变 因政局的转变不定,人心的惶恐无主,自然难免于引起神经极敏锐之文士之不满。因不满意于当代的一切,而风流自放,逃玄入佛,又因思想行动之不能与因袭社会合拍,更易遭逢不幸。故晋代文士之祸,是极惨酷的,阮籍酗酒烂醉,仅免于死,如嵇康、刘琨、郭璞、潘岳、石崇、二陆都是不保首领而没。此时文人竟有十之六七遭横死,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自魏武帝定下用人标准,重才而轻德,不仁与不孝的人他都可以收用,世风日渐卑靡。从好的方面说,是能打破因袭思想之束缚,而各展所长;从坏的方面说,不免有些小人因缘得势,以后对于守正不阿之文人加以陷害。故当时流品颇杂,而且晋代文人,地位较前代为高,更易遭人嫉忌,汉武帝以俳优蓄东方朔等文人,魏氏父子,亦以食客待遇王粲、刘桢。但晋代文人,或为显官,如张华,或为高流,如嵇康、阮籍,咸出自名门。晋代以后,如谢灵运、谢 等,他们在社会所占的地位较高,而他们处世的方法更见拙劣,思想既不为传统的礼教所拘束,焉得而不趋于极端?何况还有许多文人,是做过作奸犯科的事呢?但是文人的遭遇,与他们的作品无关。尽管文人本身倒霉不堪,他们的作品,仍然是能与日月争光的。

魏晋文学之分期

为讲述的便利,约分四期如下:

第一期 正始(魏废帝)

第二期 太康(晋武帝)

第三期 永嘉(晋怀帝)

第四期 义熙(晋安帝)

就以上四期略言之,则正始为质期,由太康至永嘉为文期,过江以后,又返到质期。

第一期 正始

这时玄风甚盛,兼杂以佛家思想,虽不能说每个文人都是如此,但总难于脱离时代思想的影响,所以当时文士,关于探讨一件事物,都深悉名理之应用,尚质而轻文,诚如《诗品》所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谈到当时人的想象,仍是非常丰富。这是因为道家的思想,较儒家的思想对于文学更有裨助。这时与建安最大的区分,是建安七子做的是文学的文学,正始文人做的是玄学的文学,前者重形式而忽内容,后者重内容而不大讲求形式。当时来讲,文学界的威权,握在竹林七贤的手中。他们的思想,真浪漫极了。试看刘伶之《酒德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嵇康之《养生论》及《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都无处不充分地表现他们极端的个人主义。至于他们的诗风,当时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的评话。嵇康诗存留于今的,有四言与五言二种,后者词旨浅露,反不若其四言之好。近人王闿运曾说过:中国四言诗,做到嵇康为止,以后便无足观。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余首,这位先生想来定有隐痛而又不便明言,乃托之于诗。颜延年已觉得很难解释,但影响及于后代很大。陶潜为学阮诗之第一人,后来唐代也有诗人模仿他的这种体裁。若论理致高超的地方,远非建安时人所及;若说到一般的色泽,他们总不免较淡。

第二期 太康

三国时的文人,均荟萃于魏,因曹氏父子不惟本身都是文人,且是文人的保护者。蜀地文学,很少建树。至今谈金石的人,从来就没看到蜀汉的碑刻。吴国文学,介乎二者之间,不过在亡国时反而出了两位大作家,他们就是陆机、陆云,张华甚至夸他们为晋伐吴所得之唯一战利品,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此时晋代原来所有的文人,三张(即张载、张协、张亢),本来也很享盛名,但是他们的交椅,不能不让给这二位新来的文人。可见说到文学,南方人总比北方人强些。此时著名作家,除了二陆、三张以外,又增二潘(即潘岳、潘尼)、一左(即左思)。他们都没有感受到玄风的影响,如张华几乎无所不通,可谓杂家。左思乃杂有阴阳家的思想。他们的共同作风,是变换了正始之质朴风气,而返归于建安的文盛时代。在此略说当时作风之趋向。

(一)排偶 虽说此期不近法正始而远宗建安,却比建安时另辟一条新路。就是从前人作过的体裁,至此时也翻了一个花样,比如连珠体的作家,先有扬雄再有傅毅。然《文选》所载,始于陆机,因为他的巧对绮语,后来居上。不独文体如是,作诗亦然。建安诗风,单复并行,有时单多于复。自太康以后,若陆机之《拟古诗》、张协之《杂诗》、左思之《咏史》,差不多尽是由复笔造成的。

(二)巧似 文人吟味性情虽同,而表现的方法各异。大都越到后来,越爱走新路。如在汉代诗篇尽管有美妙的全篇,但把句子拆散以后,便觉平淡。可见那时只有综合篇章之美,而无分析句格之美。至太康时,一般文人钩心斗角,专从窄处去用功夫,因之产生了很多为前代所无的名句。此例最多,略举如次:

“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潘岳《悼亡诗》)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

“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张华《游侠》)

“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张协《杂诗》)

“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金。”(张翰《杂诗》)

“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王赞《杂诗》)

“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张协《杂诗》)

以上所举的句子,不惟对仗工整,又复巧思绮丽。在晋代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四代,若寻佳句,差不多篇篇都有。

(三)拟诗 中国文学模仿的始祖,必推扬雄,从前早已讲过。但他所模拟的只限于赋或散文之类,至于模拟古诗的风气,自太康时才有。如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他尚能化单笔为复笔,实开谢灵运《拟邺中诗》的风气。又如傅玄《拟四愁诗》,简直是生吞活剥。张载也拟过《四愁诗》。以后更有谢灵运、陶渊明、鲍照这般人,显然受此代的拟古的影响颇不小。

此期文人的代表,当推潘岳及陆机二人。论到潘、陆的优劣,实在很难措辞,而且在当时他们二人也是齐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里把潘、陆二人都入上品,又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有人疑惑潘、陆并称,是当时人举出南北各一人以相对抗,其实不然。因为他们二人各有长处,陆机雄于才,张华品评他的文说:别人患才少,他患才多。潘岳深于情,只看他所作的《悼亡》《西征》等篇及各种哀诔之词,无不情致缠绵,不愧多情文人。平常人还是称赞陆机的多,这实由于陆机的文集至今完全存在,而潘岳的早已佚失,只剩得几篇残余而已。

至于三张的诗,尤以张协的《杂诗》为最著。左思的享名不在诗而在赋,《三都》更见富丽,不过他的诗也有独到之处。

第三期 永嘉

永嘉初年最著名的作家,都是由太康遗留下来的。晋代到了此时,政局大变,以后都城由洛阳迁到建业。中国从周以后,历代都与外患为始终,但总算能支持抗御。到了此时,黄河流域一带,已不复为汉族属土。八王既捣乱于内,五胡复扰乱于外,政局日非,民不堪命。此时的文学家当以刘琨与郭璞为代表,但他们亦适成为太康的尾声。刘、郭均为北人,皆以国事不得其死,尤以刘琨的功业更为伟大。他们的文学都带着一种激昂慷慨的气概,实为亡国文学之音调。单看刘琨作的《元帝劝进表》《答卢谌书》及《答卢谌诗》等,均痛哭流涕,慷慨陈词。钟嵘的《诗品》评他道:“(晋太尉刘琨)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辞。”后来元遗山论诗,又以越石的身世,比之于曹孟德,故其作风颇为相近。至于郭璞为永嘉中兴诗人,因为他作的《游仙诗》最有名,遂至后人疑他属于道家。其实郭璞却是阴阳术数家,不过他的《游仙诗》倒另外是一种伤心人的别有怀抱,并不是乐为飞升远举之谈,却与阮嗣宗的《咏怀》颇有几分相像。故《诗品》评他说:“(晋弘农太守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此评颇为允当。这实在由于郭璞并非玄流,所以他作的诗,也并非有关于玄风,不过被时会造成如此而已。

晋室南渡前后,文风迥然不同。南渡以前,由开国至太康以文胜,有建安余风。南渡以后,由永嘉直至亡国,复以质胜,复正始之旧。此实由于永嘉前后祸乱相寻,民不聊生,各人欲求自慰,玄风复盛,由文变质。钟嵘批评此时的风气说得好,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第四期 义熙文学——陶诗

义熙为晋安帝的年号。当时刘宋的王业已成,典午天命,危在旦夕。此期文学,陶、谢并称。陶主自然,谢尚词采。自正始至渡江以后的那种杂有玄风而不大注重文采的诗风,当以渊明为押阵大将。由建安一脉相传,后再跃而至太康,脱离玄学羁绊,而标举文学风气的事业,当以灵运为中兴功臣。在此处先把渊明提出来讲一讲。

陶潜的人生观,实融合玄学与佛教而成,只要看看他的《形赠影》《影答形》及《神释》诸诗便知道,他的玄想极深。此时佛法之禅宗虽未输入中土,而陶公已带着此派的意味。远公在庐山结白莲社,招陶公,他却不肯去,大谢想去,却又被拒绝。但他表面上虽说不大与佛教的团体发生关系,然而心中实暗地佩服佛教。他的《桃花源记》正是充分地表现出他意想中的一种净土。而且他的人格思想与学问,很有几点和王羲之相像。第一是他们都爱好自然,其次是作文均用单笔,再其次是二人均主颖悟。这种思想,在右军的《兰亭集序》中可以看得到。

从表面上看去,陶公之为人,似乎性情是非常之温和的,殊不知他的本性却很倔强。自义熙以后,他亲眼看见刘裕的篡位,欺人孤儿寡妇,既是看不惯,却又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又安得而不满腹牢骚,感慨独多!他最得力的是阮嗣宗的《咏怀诗》,如“迢迢百尺楼”,及“种桑长江边”之类,他的最著的诗,如《拟古》《饮酒》《述酒》及《读山海经诗》,无一而不是学嗣宗的。王湘绮曾说阮籍以下,开陶、谢二派。其实谢诗倒未见得同于阮,而陶之学阮则彰彰可以考见。

我们现在提起陶渊明,大家都一致承认他,是千古大诗人中之一位。但他在当时的地位,却远不及谢灵运。刘勰的《文心雕龙》,为当时评论界之权威,虽极力称赞大谢而于陶公竟无一句提及。昭明太子看去明明爱好陶公,为之作传,为之集诗,但在《文选》中所选的陶诗的总数不过八首。究竟是什么缘故,这位大诗人不为当时人所注重呢?第一,是由于六朝人的门阀观念太重。王、谢子弟,人才辈出,他们自来就是养尊处优,最易受时人之崇拜。至于寒门微族,每为人所不道及。想陶公不过庐山下的一位农夫,正颜延年替他作诔时所谓的“南岳幽栖”而已。在当时的势利眼光当中,哪里看得到他的身上去,所以连他的岁数都被人弄错了呵。在此处还可引一个旁证,鲍照的诗文,在后人的眼中看去,确实不错。但他在当时一身作客,飘零而死。所以《宋书》并不为之立单传。《诗品》批评他说得最妙:“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自然陶公之“取湮当代”,也是由于他的“人微”之故。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他的诗的风格与当时所流行的大相违背。当时文人均喜复笔派之《汉书》,而不欢迎单笔派之《史记》,故作诗亦专讲排偶,重词采。那时正是太康派得盛,所以大谢竟为一代宗匠,而陶公的诗喜用单笔,而且色彩冲淡,显然与当时一般人的胃口不合。只看六朝人最初为陶公集子作序的阳休之所说的话,最赏识他的“奇绝异语,放逸之致”,同时却又不满意于他的“词采未优”。这几句中肯语,实足以代表六朝人眼光中之陶渊明。

但陶诗虽不为当时所重,到了唐朝,却又取谢诗的位置而代之。如唐初之王无功的《东皋子集》学陶,陈子昂的《感遇诗》学阮,其源与陶正同。至盛唐又深得杜甫的赞美,学他的又有储光羲,以作田园诗得名。王维、孟浩然,又间接受陶公之影响。至中唐时又有韦应物、柳宗元等,有一部分是从陶诗学来的。及至宋代苏轼,并且和其全集。

此外还有钟嵘。把陶公置于中品的公案,后世人多有不平之鸣。关于此点,我倒有一桩小小的发现。就是钟嵘原来是把陶公置于上品的,我的根据并不是近日所流行的《诗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览》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学类引《诗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渊明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御览》为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所辑,所据书当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于中品,想来系北宋以后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诗,颇合于钟记室所举的“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标准。

晋代之批评文学

此时文学批评之风,与建安时颇相似。如:

(一)批评方面 论文之专篇,有李充《翰林论》、陆机《文赋》、陆云《与兄平原书》,此外还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

(二)介绍方面 介绍文学作品,始于左思之请皇甫谧为他的《三都赋》作序。因为士安当时的名声较大,所以太冲就借重他的介绍。

(三)整理方面 后人论到文章总集之始,多推《昭明文选》。其实在前还有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六十卷,才不愧为文章总集之始祖。再有荀绰的《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也不愧诗之总集的始祖。可惜以上两种书都早已佚失了。

(四)作注方面:为古人文章作注,始于刘安之为屈原作《离骚传》,而班固、贾逵、王逸均有注。为自己作注,始于班固之自注其《汉书·艺文志》。此种风气,晋人并很盛行。

甲、为古人赋作注者,有司马彪的《上林子虚赋注》,晋灼的《子虚甘泉赋注》,郭璞的《子虚上林赋注》一卷。为古人赋注音者,始于李轨之《二京赋音注》一卷。为诗作注者,有应贞之《古游仙诗注》一卷。

乙、为并世人诗赋作注者,为张载、刘逵、卫瓘注左思《三都赋注》三卷,綦母邃《三都赋注》三卷,曹毗《魏都赋注》一卷,萧广济为木玄虚《海赋注》一卷。(中国文人所作《海赋》仅有二篇,除此篇外,还有载在《南齐书·张融传》的一篇。)

丙、为本人文学作品作注者,始于谢灵运之《山居赋自注》。

由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看来,可见选学之风早已由晋代文人开端,并不是起于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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