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宋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是很难分析的。虽然每代文学都有其复杂的现象，但取它各部分观察而分析之，在它的中心，都有其可通之处。现在论宋代文学，从空间上观察，宋代文人在地理上的分配，与唐人有许多不同之处。如以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勉强分为三部分，历史上这三部分产生文人的繁盛，是自北之黄河流域，而至南之长江流域，再至于珠江流域。但就宋以前的历史上文人来论，北方文人比南方多，宋代却不如此。宋代文人以福建、江西为多。唐代以前的江西文人，只有陶渊明等一二个人，唐代福建有欧阳詹等一二个人。到宋代的文人，却多在这二省产生。江西文人以临川为多，如二晏父子，如谢逸、迈兄弟，欧阳、王、曾，二刘（敞、攽）兄弟，黄庭坚、姜夔、石孝友、杨万里等。福建有杨亿、柳永、朱熹、刘克庄、严羽、谢翱。（参看铃木虎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人地理分配表》，但此书错误很多，江西下唐人有谢小娥，是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居然弄进这里边来。大概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学、史学、哲学，题目都很新颖有趣，而内容却多靠不住。）宋代文人比较以闽、赣为最多，而粤又少，到后来广东也渐渐地多了。这里可以证明，中国文学发展，在历史上是自北而南的。

至于从宋代的政治上论，宋代名义上虽然是统一的国家，实则是南北朝对峙的局面。自唐末藩镇割据之后，中国北部都沦亡于胡人，中华民族又一次南迁。五代分裂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出，讲起来真是痛心。当时外族最强盛者，为契丹族建立之辽。石敬瑭割去燕、云十六州后，又称胡人为父，河北尽属辽。宋袭周祚，建都在汴京，并吞南方各国，而对北方的辽人，竟无力把他们驱逐出去。

辽地居东北三省。西界蒙古。分五道，上京道临潢府，现在内蒙古地（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中京道大定府，现在的辽宁南部；南京道就是现在的北平；中京道就是现在辽宁辽阳府；西京道，山西大同府。当北宋全盛时，山西、北平是外族的地盘。自辽衰弱后，金人代兴，竟深入中国的开封。金人南侵，徽、钦北狩，成了南渡偏安的局面。金人的北京路，就是大定府，即辽人的中京道。中都路，即大兴府。南京路，是开封府。东西二路，是辽人的东西二京。南宋与金人以淮水为界。由黄河以北沦入异族，进而到淮水以北沦入异族，以至元人吞并中国。在这点上看，宋代整个一朝，始终都是被外族侵凌的。所以宋人和外族关系和唐人的大大不同。唐人是利用外族来振兴中国。唐代开国是借突厥的力量，他的中兴是假回纥的兵力。唐代之亡是内乱的亡，非关外族。所以唐、宋二代对于外族的观念大大不同，唐人和外族是相亲善的，宋人和外族是相仇敌的。唐人的文化是大亚洲的文化，宋人的文化是纯粹中国的文化。关于唐、宋的文化，从各方面加一比较：

（一）建筑 建筑最可代表全民族的精神。唐代的楼阁，都是瑰玮嵯峨，现在虽然看不到唐代的建筑，但在模仿中国建筑的日本西京，大概还可得到印象。宋人的建筑和唐代不同，其楼阁多平实宽博，如翘角，唐人是飞卷上腾的，宋人却是平朴的。在这点上看，唐人的精神是丰活向外发展，宋人只是实事求安的。

（二）图画 唐人以壁画最佳，如吴道子的画。这派是由印度传入的，到宋则壁画不见。由此也可得知中西交通的阻绝。唐人南、北宗画都是取实体的，宋人的画却是抽象的。倒有所谓院画者，是学古代的画。宋代士大夫的画，都寓以抽象的笔意。唐人画尚华丽纤细，宋则不然。如宋之文同墨竹，以一笔挥洒为佳。苏轼的画竹也学他。再如画梅，五代徐熙的梅也是先落墨（见李梅庵先生藏本），后傅色。后之杨元咎（补之）的画梅，则是水墨。宋人之画雨，是一丝下来，唐人以粉于弦上洒散。及二米（米芾、米友仁父子）泼墨。总之，宋人的画，可分两派。一种是院画派，为学习唐人之旧画；一种是士大夫寓有妙趣理想的画，是中原画的特色。而唐人的画，却是受印度画影响的画。

（三）书 唐代书重碑刻，宋人重帖。所谓碑，是规矩的。帖，是书札。有宋太宗时之淳化阁帖，徽宗时之大观帖。宋代书家能碑者殊鲜。至于宋代的石刻也不同，自秦至唐皆立碑，而宋人则于小石上题名。宋人不重视能品，而重天趣。重能品，则其人个性强硬刚直；重天趣，则近于颓放了。

（四）宗教 唐代对任何宗教都能容纳，如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宋代除了佛教外，其余宗教都不能存在。就佛教来说，也可分数点来谈。以供奉言，自六朝及唐人皆好造像，宋人则好造石幢，多刻《陀罗尼经》，雕刻佛像很少。从宗教学术上言，唐代佛教，各宗皆盛，法相宗为玄奘法师远行自印度求来，难能可贵。宋代独盛行五代开端的永明寿禅师之净土宗，经历元明而到现在，此派以白手求参悟。总之，唐人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宋人的佛教，是中土的佛教，此佛教之所以衰颓，而成为乡愿的佛法。

宋人一方面拒绝外来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把外来在中国久占势力的文化，汇合融化了。如佛、儒的结合，而产生了宋代的理学，如陆九渊的理学本于禅宗，周敦颐虽入于道，但也熏染着佛学。可以看出宋人的学问，是把外来实在的文化，化成了中国的玄虚的、求其自然妙谛的文化，这是宋代宗教思想的特色。

（五）学术 宋代特有的学术，就是理学。如周、二程、张、朱五子之学。以经学之义疏论，从前经书的注疏，皆遵守古人的旧论，到宋代学者就不然了，多推翻旧学，以求新解。起初有北宋的刘敞，后来有王安石以及朱熹的解诗，非议及小序。又指出梅氏之伪作古文尚书。欧阳修也疑《易·系辞》非孔子作。凡对于一种学问持怀疑的态度，能促使学术昌盛。由于宋人为学是趋向于批评的。在诗，到宋人则有诗话。在史，有欧阳修、宋祁共修之《新唐书》，欧阳修之《五代史》，司马光之《通鉴》，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郑樵之《通志》。这些史书，虽是叙事，而注重在事的背景，求政治之得失，实在是近于批评的。

至于文学方面，是以散文为中心，而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唐诗人与宋诗人不同者，唐代诗人只有诗，虽然有文，不过一二篇。宋代的诗人就不同了，诗人往往兼散文大家。这里还要说到中国散文的发展问题。它是和争辩密切联系的。中国散文最发达的两个时期，一为战国时代，一即宋代。战国时代，国与国的争辩，墨家与儒学以及各家与各家的争辩，都促使散文发展，并达到极盛阶段。到了汉代，国家政局安定，思想统一，没有什么争辩，散文自然不会发展，那争辩的散文，一到汉代，变化为汉赋。宋代也是一个争辩的时代，它可以追踪战国，其发达的原因，可如下述：

（一）外患 宋代虽然是统一的国家，而紧急的外交连续着，实在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北宋和辽的交涉，每岁纳币。南宋之于金，在高宗、理宗二代之论议和，都是极须用文字来传递两国意见。

（二）学术 宋代有名的理学，在宋史上立个道学的名称。周敦颐的道学，是接近老庄思想。张载的关学，却有点似耶教（唐有景教）。朱熹的道学问，陆九渊的尊德性，是近于佛家，都有语录的散文，是白话的。而朱、陆在学术上之争辩，因此散文也大见曙光。

（三）政治改进 王荆公施行新法。要宣传他的主张，也须用散文来使全国人民都明白的。

（四）党祸 北宋之元祐，南宋之魏阙，朝廷争辩用散文。士大夫亦有门户之见，二程之洛党，苏轼之蜀党，刘安世之朔党，各派之攻击是非，也须用散文。

（五）科举制度 唐代诗人所以那么多，因为进士科考的是诗赋，人人都为诗赋。宋代诗赋之外，又有策论经义（见《宋史·选举志》）。宋人考经义，是在王安石相神宗行新法时。以六经文一二句为题，令人发挥议论，称为墨义。清代的四书义，五经义，皆源于宋代的墨义。大抵唐人重实学，宋人重定论，唐人感情胜，韵文发达，宋人理智胜，散文发达。也可以说唐代诗是女性的，宋代文是男性的。现在又联想到一件事，就是晋人名好用“之”字，如羲之、献之等说不尽的“之”。宋人却好用“老”“翁”“叟”，如陆放翁、魏了翁、吕渭老、陈尧叟等。

综而言之，观察宋人文学，应以散文为中心，如下图的分析：

就这表分析的而论宋代文学：

（一）赋 真正足以代表一代文学的，有一定的起点时间，是常在开国数十年以后。汉代已有证据，宋代也这样。宋代文学起点，当在仁宗年间，前此的太祖、太宗、真宗数十年，不过沿习晚唐之旧。现在说到赋，赋体成立在汉代，而明人把赋分为四类：

古赋——汉魏

俳赋——六朝

律赋——唐朝

文赋——宋代

宋人之赋，如欧阳修之《秋声赋》，苏轼之前后《赤壁赋》，是散文化的赋了。至于钱惟演之《春雪赋》，模仿谢庄辈之赋，那是西昆派，犹有晚唐余风。

（二）诗 宋诗所以成为宋诗者，三个时期有特色：庆历、熙（宁）（元）丰、元祐。这三时期的诗，多是议论诗。

（三）词 词可以说是宋代诗的化身，因为诗多实质，词则不然。如欧阳修与王安石的词，也免不了丽艳语。至若辛弃疾词，那竟是散文化了。

（四）四六 宋代的古文，当推崇欧、曾、王、苏，而此数公，虽极端反对当时的声偶文章，却又工擅此体。就各人的文集中看，他们的声偶文，亦与其古文相等。因为自唐以来，制诰表章，以及州县之判牍，都是用四六文，可以说这四六文是官体文。至元始用白话，明清仍之。唐、宋人虽是治罪之辞，也要声调铿锵。故当时诸公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是必定需要四六文。同时盛行的散文，极端反此四六，所以诸名公巨手，皆把四六文散文化，既不能反官体文章，特地把四六文疏淡化，和杨亿辈的四六文大不同，此可名之为“宋四六”云。

（五）说部 宋人说部，多是笔记，以及诗话之类。

（六）语录 语录之源出于释氏禅宗，宋代理学诸公讲学，或其门人为之记录，集而成此语录。

（七）诨词小说 诨词小说，始于唐末，至宋代而特兴，若茶楼酒肆皆有说书人，或引史事，或传事实，以诨谐口吻绎演言之。及南宋而有文字记载，如《宣和遗事》之类，此盖亦散文之变相也。

（八）散文 讲到宋代散文本身，很难找到较好的纯宋文选集，如清代顾宸的《宋文选》，收集宋文十余家，可是竟难得到。吕祖谦所选的《皇朝文鉴》，今称为《宋文鉴》，这是宋人所选的宋文。关于文章选集，前乎此者，有姚铉之《唐文粹》，这是宋太宗时选的，颇推崇韩文。宋祁之《新唐书·文艺传叙》，出自姚手，姚以此故特选唐文。他因为有崇韩的偏见，所以选的唐文未能尽唐文之佳篇而选之。吕氏出于朱熹的门下，这时期宋代文学已固定，所以选宋人之文能尽宋文之佳者，这是研究宋代散文的绝好材料。宋代散文重要的是古文，如果要研究宋代古文，可以读王葆心所选的《古文辞通义》。王氏湖北罗田人，先生于有宋以后之文集说部，无所不读。对于宋以后古文之系统，说得十分精详。他把古文定义分为两种。一种直接的，是推衍前代；一种逆受的，是恢复更前。例如初唐诗，不离宫体诗，是直接的。昌黎韩氏的恢复西汉古文，是逆受的。非但古文如此，诗词亦然。宋代的古文也这样，当太祖、太宗之时，一切皆沿袭晚唐、五代余风，这是因为五代旧臣犹存在着。如徐铉是南唐入宋的，精小学，大小徐本之《说文解字》，是他两兄弟著的，有《骑省集》。李后主词尤为世所称诵，又精研文选。北宋的编集文章，是着重于词藻的，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此风朝野相沿，在各种笔记中，都可看到人手一本《文选》的味道。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说：“《文选》烂，秀才半。”所以当时西昆体诗流行极盛，这是一时风气。而西昆诗为世诟病，以为涂饰绮丽。不过，讲它的风格不高可以，讲到体与用上，那就不对了。这是不知文学的。不但西昆体如此，各种文学都是这样。所以吕祖谦选的古文，西昆体的赋也选上。西昆体的赋，可以举二例来代表，一是钱惟演的《春雪赋》和杨亿的《谢赐衣表》。至于《秋声赋》、前后《赤壁赋》，那是仁宗以后的作品。

西昆体作者多南方人，如杨亿、钱惟演、舒雅、崔遵度、刁衎等，北人附和的有刘筠、陈越等。西昆之文，源出温、李，在文学史上，仿佛初唐王、杨、卢、骆的地位。杨亿生于太祖开宝七年（九七四），当真宗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和刘、钱并列齐名。此派诸公，或知制诰，或翰林学士。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得不做四六，亦竟以此风行一时。虽然西昆体之名，实在是当时轻薄他们的人加上的，所以当时有“优人挦扯”之戏。而散文之作，则始于姚铉，铉生开宝元年（九六八），是宋代推崇昌黎的第一人，但力量非常薄弱。到仁宗庆历前后，反对西昆体的，渐渐增多了。人多是北方人，如石介（泰山派）在他的《怪说》（《宋文鉴》卷一〇七，有上下二篇）下篇直斥杨、刘辈云：“……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是指《春雪赋》及杨亿《谢赐衣表》二篇。在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宋代西昆和古文之争，不过是辞藻疏密问题。我们看自汉及唐的文章，每句的组织，字多至六字、十字的非常少见，文多工整，而石介的《怪说》，文句非常长，都是散句。在这点可以证明仁宗以前的文，是直接推衍前代。仁宗以后的文，是恢复更前的。宋代古文可分为三派来论。

（一）柳开 宋人古文直接学韩的，始自柳开，有《河东先生集》。其文粗豪通俗，但他能享盛名，因为他有反西昆的大功。与柳开相激励，提倡此风气者有六人：高弁、李迪、贾同、陆参、朱頔、伊淳。

（二）穆修 是合柳开而尊崇韩氏的，并刻了《韩文公集》（是刻韩集的第一部）。穆氏的文章用单笔，当时也是转西昆风气的，并影响后来的三苏父子兄弟。

（三）尹洙 有《河南先生文集》，继他而起提倡古文的，有欧阳修。这时期是宋代文学的本身。

欧阳修文不如曾、王，诗不如苏、梅，而有那样大名头，因为是言文法的先声，况且他门下江西方面有王、曾，蜀派有三苏氏。苏门三人又占当时很大的势力，而大苏又长于议论，对于当时的政治，也有沉痛的言论，终遭党祸。宋代的党祸，等于清文字狱。对于大苏文字禁止，好像清人的禁钱牧斋书。可是宋人竟以不能读苏公文为很可耻的。到南宋更加推崇苏文，南宋有谚语云：“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南宋人所以能这样着重苏文，是因为他对北宋政局注意。及南渡偏安，士大夫对时局都抱着隐忧，所以对于苏文，都同情欣赏，如胡铨（对金主战）、朱熹辈，又如永嘉之叶适（《水心集》）、永康之陈亮（《龙川集》，有策士气）。原来南宋文可分二派：一派主议论而不问文法，为江左派；一派很注重文法，为江右派。如刘辰翁的《须溪集》，是评点文开山祖。

以上所说的，是宋文可分为派别而言的。至如宋祁（《宋景文公集》）和欧公同时修《新唐书》，现在《新唐书》中的列传，就是子京的文章。他兄弟二人，都极推崇韩文公，这可从他的《新唐书》昌黎传中看出来。但世推崇欧公者多，而于宋公却鲜闻，这因为欧公门生多，会有大魄力宣传。韩文多难识字，宋文也这样，而欧公多平淡易读，只要有五百字，就能作此种古文，也可说是一位古文家了。又江西刘敞（原父），有《公是先生集》。司马光有《资治通鉴》，司马光的叙事不在太史公下。明中叶鹿门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后来一班学古文的都将此八家文奉为圭臬了。更有那艾千子的选文，也可知道明人、宋人为文的风气。末了，我们可以得一个最好的结论：韩昌黎古文，把复笔化为单笔，而欧公更进一步，化难而为易了。

宋诗

宋诗从分期上言，和宋文同样，也可以仁宗时作为中心。西昆体极盛后，梅圣俞起，开宋诗的风气。现在把宋诗分二方面言：一种西昆体，一种反西昆体。

（一）西昆体 西昆之诗，是衍袭前代的，有《西昆酬唱集》，同样的题目，有许多人的诗。现在《西昆酬唱集》只有二百三十首，多是宫体五七言律诗。有名的如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隲、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丁谓、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七人。就中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是他们的领袖。以上诸人，都生在太宗、真宗中，和仁宗之前，是在庆历之前的。所谓西昆体，是“取玉山策府之意，命之曰西昆酬唱集”（见集序）。兹举出杨亿《汉武》和《泪》二首，以见其一斑。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汉武》（见《汉书·东方朔传》）］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

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

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晚玉壶欹。

多情不待悲秋意，只是伤春鬓已丝。

以上二首诗，可见西昆体诗的纤艳绮丽。

（二）非西昆 西昆和非西昆二派的不能相下，由来已久。我们试反观建安以来的诗风。当正始玄风极盛，为文采暗淡理胜的时代。到太康中，诗又丰艳焕然。在中国文学史上，诗风方面，总是正始、太康的风气相交替。在散文方面，是《史记》和《汉书》相盛衰。自颜、谢以来，太康诗风弥漫一时，声偶宫体依此演进。到盛唐一变诗风，主恢复建安，实是正始诗风复兴。前有李白、杜甫，后有韩愈、白居易，到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出，是又把太康诗风复活。经过了五代、宋初、西昆，一直到仁宗庆历时，就又弃太康而返正始了。

文学风格不外二种，一曰情采，一曰风骨。《文心雕龙》在《风骨》篇说得非常精确：“……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那么西昆诗是采乏风骨，非西昆诗是风骨乏采了。

庆历派诗风是倡自王禹偁（元之），有《小畜集》，是和西昆派同时的人物。宋人推崇杜诗，是始自王氏，有句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又《赠朱严诗》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继王之后，成了宋诗的本身。宋诗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时期：

（一）庆历（仁宗） 欧、梅，宋诗萌芽。

（二）熙丰（神宗） 王、苏，宋诗成熟。

（三）元祐（哲宗） 黄、陈，宋诗烂熟（江西派）。

再把宋诗人生卒年代看一看，如下表：

（一）庆历 这时期的诗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关键时代。讲到这派的文学，世人都推崇欧，其实他的诗不如梅、苏，词不如晏氏父子，文不及王、苏，但他能代表这时代，因为他是领袖，能集许多同派的文人。这派最早的人是梅尧臣，有《宛陵集》。他生于宣城（晋谢朓太守的治地）。他的诗，也许有点学谢朓。这期诗人，一方面极力求古，一面力变诗的向来风格。他和西昆派不同的是：疏和密，浅狂和深婉，大道和宫体。

西昆诗没有个性的表现，而此派的诗，则尽见性情。此派多古诗，少律诗，但又好作七言诗。至于七绝诗，自然脱不了言情范围。王士祯有云：“唐、宋诗之所同者，惟七绝耳。”此期欧、梅二人，方之唐之韩、孟近是。至于苏舜钦，也是庆历中重要的人物。梅诗冲淡，苏诗放纵。苏舜钦一生没有得意过，曾放逐岭南，废居苏州，后买沧浪亭以居，故他一生不平之气尽见于诗中，多似昌黎。他的菱溪大石诗，和欧公唱和的，表现出当时士大夫的怀抱及他们的生活。庆历时诗，大多数学韩。到王安石时，始推崇杜甫。当时诗，都有同样的规格，下半段总是寄意，写自己的怀抱。

（二）熙丰 这期是北宋诗成熟时代，诗人多是出欧公门下，而这时诗坛的领袖，却有二位，是王安石和苏轼。荆公门下有王令，著有《广陵集》。王令才气纵横，但他很早夭亡。苏公门下苏辙有《栾城集》，文同有《丹渊集》，以至清江三孔（文仲、武仲、平仲）。苏公门下的诗人，可以说像雨后春笋那么多，各都崭然露头角。现在说这两位领袖的大概。

王安石公诗源出于杜子美，有《临川集》（李璧雁湖的注本）。王诗清新隽逸而有骨硬强傲气，宋人称之为拗相公，在他诗中确可看出。但七绝仍似唐人抒情。

苏轼 当时能和王荆公相抗衡者，东坡一人耳。荆公深高，东坡则渊博明晓，二公于诗诸体皆擅长而精工，而东坡七古七律尤有高趣。自宋以后，注东坡的诗，颇不乏人，施元之注特佳。东坡性情宽博，虽数遭贬斥，颠沛流离，而处之泰然。

（三）元祐 这时期熙丰诗人东坡尚存，已是晚年了。此期诗人最多，多是出苏公门下，其系统如下：

秦观 少游本是一个词人。宋人以文入诗，少游却以词入诗，不失词人本色，有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这可看出他的诗像词，所以金人元好问嘲之云：“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论诗绝句》）少游词是人所称道，诗却寂然无闻，这是自然的。

晁补之 作品影响不大，不多述。

此期诗的代表作者，是黄庭坚和陈师道二人，可就二人而言之。宋人之诗，到了苏、黄、王已是阔大到极点，到此期，已不能再走其他的道路，只能在修辞上推研。所以说它是烂熟时代，盖亦宋诗之末期。

黄庭坚 山谷于宋诗中，在今日固称一大家，但不能如王之深、苏之大。只是在诗句之磨炼方面和晚唐的作诗风气相同。南宋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图，以黄为宗，因黄是江西分宁人。自黄以下，有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德操、僧且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王直方、僧善权、高荷。但是诸人的诗，现在多已不可得，就中有许多是江西人，但如陈师道、二潘又非江西人。所谓宗派者，推崇黄山谷一人耳。于此可以看出宋人好立门户。方回所选律诗有《瀛奎律髓》，所谓“一祖三宗”，他的系统是：

陈师道 陈、黄齐名。他的诗干涩枯淡，这人的性情耿介，不与人同，好闭户寂寂苦吟。他的苦吟，在文学史上的诗人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后山的诗是处处求异的，但究非风雅可诵。

此外，还有两位江西籍诗人：

杨万里（廷秀） 诚斋虽出于江西，但能别开生面，言浅意深，耐人寻味，称诚斋体。

姜白石 七绝最佳，是南宋诗的特色，他的诗多作于太湖附近。

讲宋诗到南宋又是一种局面。北宋诗是以西昆体为对象，南宋诗却以江西诗派为对象。南宋的诗可分三派：

（一）后江西诗派

（二）反江西诗派

（三）遗民诗派

（一）后江西诗派 宋室南迁，一班老诗人还在，如陈简斋、孙觌（鸿庆居士）等。简斋入南宋，他的诗比后山清秀。至于纯粹的南宋后江西诗派诗人，当推陆游。

陆游是南宋的诗人第一。他诗的来源出自江西诗派。放翁受学于曾几（茶山），曾出于韩驹（子苍）之门。子苍见江西诗派图。但陆诗的豪放，又非江西诗派能够拘束的。南宋诗人有范（成大）、陆并称，或是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现诗集已不能得）、杨、范、陆并称。就诸人中存诗之多，无出放翁上者。非但在当代，从古以来诗人存诗之多，亦无有能超出此翁。放翁晚年寄意山水田园，意境冲淡和平，然此究非放翁本来面目。放翁原来是一个慷慨激昂的人，可以比晋朝的陶靖节先生。读他的诗似虚灵静寂，但看到他的骨背里，却是非常腾动的。因为此翁生于北宋，遭亡国之悲。长于南渡偏安局中，国运疲弊。翁诗常谕人勤于戎马疆场。在当时的士大夫多是无为苟安，而翁却始终对国事关怀。少年从戎，同词人辛稼轩可相仿佛。他的《示儿》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忠愤爱国之怀抱，至死不变。

（二）反江西待派 这时期的诗人，对于议论叫嚣的诗，忽生反感，倡言唐诗。但主倡言唐诗中，又有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是唐诗派，永嘉四灵是其尤者。一种是批评派，当推严羽（沧浪）。

甲、唐诗派 唐诗派的永嘉四灵是：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此四子皆好作五律。以中晚唐诗为规范，又学贾岛、姚合的苦吟。四灵与江西诗派中的杨诚斋是先后辈。四灵诗在南宋风行一时，又叫江湖诗派。因为他们是在野的隐士，有《江湖小集》。这派诗不发议论，白描素写情景。是小诗，不能成大篇。所以律诗可观，但没有什么个性表现。

乙、批评派 严羽是一个批评家。在《樵川二家诗》中，可看到他的诗，但他的诗，不如他的诗话好，可知批评家和诗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沧浪诗话》，以为中唐、宋诗不是诗，是议论和理语。他又以为议论理语不可以入诗的。他以为韩、孟二人的不同处是：韩学胜，孟诗工。因为诗不是以学力取胜，妙悟是诗的本质。欧、苏以下的议论诗，邵雍（康节）以下的理语诗，实在都不是诗。他主张诗当崇汉、魏、盛唐，下此不足观，这就是他妙悟的根本。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都是他反对的。明李崆峒何大复复古，清王渔洋的神韵，袁子才的性灵，都是根据沧浪的妙悟。严沧浪主张独树一帜，认为宋诗根本不能成立，况下乎此者。

（三）遗民诗 有宋自开国以来的文风，都在闹门户之见。到了宋代亡国，才有真性情的诗涌溢出来。文天祥以诗殉国。亡国后的谢翱（皋羽）、林景熙、汪元量等，歌哭山林，流离悲愤的真性情诗，是值得读的。

谢翱 字皋羽，闽长溪县人，有《晞发集》。当文文山起兵勤王，谢为参军。到了文文山殉难，公流落江海，往来湖上，这时期是公诗最多，也是公诗最精彩的。尚有《登西台恸哭记》一文。公诗除七律外，诸体皆备，七古如李长吉，五古如孟东野，五律如陆龟蒙，他是能分体学得诸家之长的。

林景熙 号霁山，浙江平阳人，有《白石樵唱集》。元僧杨琏真迦发宋陵，遗民为收葬枯骨，树以冬青为识。所以公诗有句云：

一抔自筑珠丘土，双匣犹传竺国经。

独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汪元量 浙江杭州人，本琴师，在宫中教王昭仪。元人取宋六宫到北廷，汪亦被掳。文文山囚系时，常与往还。后请为黄冠道士，往来浙中，不知所终。诗词甚重于世。

郑思肖 字忆翁，号所南，闽连江人，示倾向于南，画兰不画土，作诗寄其亡国之恨。

在南宋诗中最佳者，当推遗民诗。就中谢、林二人，尤为特出。但谢诗阳刚，而林诗是阴柔的。末了，要讲一段理语诗。

（四）理语诗 理语诗的作家，都在《道学传》。如佛家的偈语，源出印度。在中国翻译的佛经中，散文写一段，另附一节七言句，吟作偈语。《金刚经》之偈语，《华严经》之十地品，所译的是无韵的整齐句。王梵志诗，向来找不到专集，但现在敦煌石室中有。胡适说，“此种诗在中国找不到”，未免是少见了，皎然《诗式》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清高士奇《消夏录》，有山谷所书王梵志五言长篇一首。又明盛时泰（仲交）《栖霞小志》说栖霞也有王诗，可惜现在不存。这种诗是所谓道情诗。如：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

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当唐贞元中，苏州寒山寺有两个和尚，寒山和拾得。寒山有三日解，拾得亦有数十首诗。既无题目，也未有指意，这就是佛语。如：

水清澄澄莹，彻底自然见。

心中无一事，万境不能转。

心若不妄起，永劫无改变。

若能如是知，是知无背面。

（《寒山诗》）

寒山有倮虫，身白而头黑。

手把两卷书，一道将一德（老子言）。

住不安釜灶，行不赍衣祴。

常持智能剑，拟破烦恼贼。

（《拾得诗》）

这种诗，当然有许多人批评他失格，他可自解云：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此实在是中唐昌黎的格。这二人的诗，都是如此，现在不细说它。

宋代的理语诗，作者多是道学中人，如周、程、张、蔡，其学问的源流是道家和佛家，尤近于佛家。有语录，有理语诗。语录通俗，常人懂得。此种理语诗，在北宋仁宗以后才多见，就中当推邵雍（康节）。

邵雍康节（《宋史》第二十四卷）先生晚居洛阳，时司马光与二程皆尊崇之，自题其居曰“安乐窝”。乡里爱好之，作行窝以迎邵子。著有《伊川击壤集》。其《咏安乐窝》有二句话：“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何如（《皇极经世河洛书》，是解说《易经》的，邵得自李之才，相传是由陈抟传给种放而穆修以至李之才）。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他自己《安乐窝中吟》：

安乐窝中甚不贫，中间有榻可容身。

儒风一变至于道，和气四时长若春。

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

惟人与日不相远，过此何尝更语真。

此外张载（横渠）、二程之诗同邵诗也差不多。而朱熹（晦庵）可就不然，朱晦庵的治学，是把各科分别开来。他的诗词却无理语气。而他的门人又不是这样了。陈淳的《北溪大全集》、魏了翁的《鹤山仙人大全集》，二人倒有理语气。近人陈散原先生以为此派诗是要隔绝风雅的。

宋 词

北宋、南宋两时代的词风不同，划然分明。大要说来：北宋词大，南宋词深（朱竹垞语）。此说可信的。词虽兴起于唐、五代，然到北宋始发扬光大。慢词在北宋时特盛。词之于宋，犹诗之于唐。词在北宋如走康庄大道，南宋词以辞胜，如入苑囿楼台。北宋词是入乐可歌，如柳永（屯田）是。南宋词脱离了乐的束缚，有词社的组织，是文人以此相高聚。北宋词明白，南宋词曲晦，北宋词可分作三时期：

（一）宋初 第一期

（二）仁宗 第二期

（三）徽宗 第三期

第一期宋初 一般说来开国的文学，是仍袭前代风气的。宋初的词人，还是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多短调令词。若晏氏父子，欧公亦然。晏氏，临川人，欧公庐陵产，都是江西籍，他们的诗是浩大，而词皆委婉，不过江西诗派成立，远在江西词派之后。

晏氏父子词，有《珠玉小山集》，欧公有《六一词集》，都是学南唐的，风格颇似冯延巳。晏氏父子词，丰艳而华贵。晏公《浣溪沙》有句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公于此对，上句得之久而不能得对。偶言之，王琪应声而对。公将此对又用于七律诗中，但不见如用于词的恰当。欧阳公道德文章独冠一时，而词则深于情者，竟被一般人讥议。

第二期仁宗时 此期词是一转变关键。慢词的兴盛就在此期。所谓慢者，慢声而歌也。唐杜牧之有《八六子》是一首长篇的。咸通中钟辐《卜算子慢》，有八九十字，恐是北宋人假托的。北宋的慢词名家，当推柳三变。（按宋代词人生活，在正史上找材料难乎其难，元人修《宋史》，词人无传，只好去说部中寻，如《词苑丛谈》《词林记事》，厉鹗的《宋诗纪事》，以至陆心源的《宋史翼》，在这中去找寻。）

柳永 字耆卿，闽之崇安人。创有大量慢词。终身流荡勾栏中，所以他词多是写青楼红粉生涯，当时竟把这种浪漫不羁的词传入禁中。他的《鹤冲天》有句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是词人晏殊也菲薄他。初名三变，后改为永，官屯田员外郎，有《乐章集》三卷。他词的风调，最有本色，宋词人天才之大无过于柳永者，不拘取材，无论什么情景，他都能运用成一首好词，如同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能拉杂地写。或竟以此为俗而病柳词，此正不知其大处的。他又兼能纤艳悲壮。（《词综》选本不取其俗者，《彊村丛书》本校刊颇精。）柳永能把天才发挥尽致，每一词情景交错，变幻莫测，此三变之所以能成三变也。

张先 字子野，在当时可与耆卿相颉颃。及柳氏逝世，张才擅名一时，以二人之才论，张自不如柳；且张又不能用俚语入词。在慢词坛上，耆卿是正脚色，张是个副末吧。

贺铸 字方回，源出于柳。他本来是一个诗人，称为镜湖遗老。他的《青玉案》一首，很有句可诵。自方回而后，宋代词人皆爱家住吴城，《青玉案》就是他在吴门横塘边作的。当时人称张先为“张三中”：眼中泪，心中事，意中人。张先自己以为不如他的“三影”佳，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押残花影”“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宋子京词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这“闹”字可与三影称佳。方回词辞采辉艳而貌不扬，人诮他是贺鬼头。《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句，又称为“贺梅子”。

秦观 字少游，有《淮海词》，高邮人。时人称为“山抹微云君”（此句是《满庭芳》的起首）。他出于苏门而词学柳三变，有“销魂当此际”句，为东坡诮讥。其《踏莎行》一首，情意凄婉，是谪居藤州时作的，后终死于此地。又有“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亦可知其必死于藤州了！

在宋代的慢词，又可分为二期。以上述的是前期，前期以柳永为主，张、贺、秦属之。后期的慢词，又变一气派，当以东坡为主角。

苏轼 东坡才气纵横，词亦工，有《东坡乐府》三卷，慢词、小令，各体俱备。（《东坡乐府》有近代编年本，取毛、王二家原稿。）有名的“明月几时有”和“大江东去”，可见他的豪放。又《水龙吟》和章质夫杨花词，依原韵而不见其和韵痕述，是亦才之高者。《念奴娇》是谪居黄州时作的。（按：《赤壁赋》东坡所指者误，三国赤壁在湖北、湖南交界处，武昌上之嘉鱼。此赤壁为郦道元《水经注》之赤鼻山，不过文人讽喻之旨不可与考据同日语，况有“人道是”三字为之着眼。）更可看到他的韵格不凡。苏尝以此词质人与柳七何如，说者以为：“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虽是一时谐语，但北宋二大词人之不同处此当为确论。然以此首代表苏词全部，恐不的确。试看苏词全部就知道了。如言东坡词豪壮，毋宁说他格高。盖当日利用俚语的柳三变，词流传到西夏，有井水处，皆能唱柳词。就是东坡门下的少游，也学柳词。坡公却处处要求异于柳，尽去其脂粉气。东坡是士大夫词，柳耆卿是脂粉词，可以说苏词是男性的，柳词是女性的。北宋文盛行，而士大夫之词皆与文分格，苏却把词与文汇合。苏词至有文似偈语的，如《浣溪沙》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以至《醉翁操》的琴曲，可以说不是词。后来辛稼轩都学他。于此，盖亦可见宋代词的大变。

第三期徽宗时 此期词又变一种风格，周邦彦《清真词》可为代表。

周邦彦 《宋史》词人有传，只有此君一人。《清真词》以郑校朱刻注本为佳。周于词坛上可称“词圣”，犹杜少陵于诗坛上之地位。向之论词者，多是略于声律。苏于词尤多不协律，而周却兼能之。细读周词，自与苏无关，大概是近于柳，尤以好作俚语入词，几与《乐章集》不可分，惟周词文采过于柳词。可以说，柳是词家之质，而周则词家之文。他二人的生涯也差近，如《拜星月慢》有“似觉琼枝玉树相倚，暖日明霞光烂”句，写一个丰艳秀出的美人，形容得淋漓尽致。又“败壁秋虫叹”句，“叹”字叶得非常妙，这是欧阳修《秋声赋》“如助予之叹息”的意境。《过秦楼》“一架舞红都变”句，后来姜白石常仿此。白石学柳、周，所与周不同者，文过也。邦彦非但词佳，诗赋亦工，《汴都赋》直上窥汉赋。散文也好，又能兼书画。

从上述诸名家，可知北宋词不同的风气，显明的可分三时期。慢词盛于柳永，声调和谐合乐，辞藻明朗。东坡却是极不注意声调的。到清真，却兼而能之。

南宋词和北宋词是有因果关系的。北宋词以“辞胜”，南宋词也以“辞胜”；但所不同者，南宋词艳丽，而本色已看不到。北宋之词俗，南宋词雅。北宋词，是文人与乐工共有的词，而南宋词虽若姜白石、吴文英、张炎三家之精工音理，但他们的词，终是文人之词。北宋的词大，南宋的词深。两宋的词，都可以都城为中心。北宋都汴京，南宋都临安，南宋自高宗至孝宗二代，若北宋之仁宗朝，是南宋词光艳万丈时期。南宋词的不同，可以辛、姜二家做代表，而二人又是同时的人，姜是宗柳词。南宋词可分作三时期的。

（一）南宋初期

甲、辛稼轩（弃疾） 世之论词以苏、辛并称，此理论当否，姑置不论。似他二人的词，前后不断都有的。南宋初年，先于辛者有张孝祥，有《于湖集》，有《念奴娇》，过洞庭作的。因为他得罪秦桧被贬，《念奴娇》是写月下的：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彻。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服皆冰雪。

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其佳处是能化豪放为清雄，直继东坡。又若岳飞，以武人而能兼词，不加修饰，直写胸臆。回过头来就本期的代表作家辛稼轩而论。（辛词王刻本佳，又外集有朱刻本，此二种是辛词全部。）稼轩，山东历城人，与党怀英少学古文，党事金，辛以武功显于南宋孝宗朝，其对当时政治的愤慨，尽见于词；可与诗人陆游并驾。二公皆有恢复中原之志。

上言世之以苏、辛并论，可以说是相当合理，但不是绝对的公论。苏为纯粹的士大夫词，而稼轩则是英雄之词，变化无方，阔大处尽其阔大之材，精细处尽其精细之妙，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悲壮阔大，如“气吞万里如虎”句，而用了“虎”字叶韵，在词中恐只有稼轩之才能够吧。后来白石有“大旗尽绣熊虎”，然和幼安比较，是活老虎和纸老虎之别。叶此“虎”字险韵，只有李易安的“黑”字够得上。至于《祝英台近》一首，又是另一种风格。送茂嘉十二弟的《贺新郎》一词，却是一篇词汇书，可是他用得有生气，不过总有人以此为病。但这是南宋的风气，词人以为能用事典为工。和稼轩同时而稍后的岳珂（字倦翁，岳武穆孙），亦负盛名，著有《桯史》。稼轩守南徐时，日以词酒相娱，一日稼轩以《贺新郎》词示之，岳以用事太多病之，然辛不以为意。不过这不是稼轩词病，是当时共同的风气，如姜、吴、周、王、张辈，都是如此的。其道理，是因为每一种文体发展到用事为长者，即此文体的末期，如五言诗到齐梁，律绝至晚唐，都以用事为长；但用事中有明白，有晦涩，稼轩词用事显然可得，是明白的用事。

稼轩散文化的词，看《水调歌头》二首可以知道，这是和东坡同调的。又有《沁园春》一首，更是奇特：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检点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此词真是西汉文章，哪里是一首词。这又可看出宋代散文的发展。与稼轩同时之刘过（改之）客于辛门，及陈亮（同甫），二人词亦慷慨激昂，有志士也。

乙、姜夔（白石） 白石词负盛名，一样的在《宋史》没有传。姜是鄱阳望族，长居湖北，后往来合肥、苏、杭、扬各地，晚年卜居湖州。他的词可比之清真。清真实出于柳，而至于姜词，虽出自二人，但丽秀独有韵标。因为姜词是士大夫的词，不是柳、周勾栏狎客的词。词家除东坡外，词的抒情莫不以美人为对象，但自柳、周以后诸词客，虽都取象于美人，而美人的身份一时代高似一时代。周、柳以词来描美人，而姜则以词比于美人的清妙。同是取象于美人作词，可是运用却判然不同，如《暗香》《疏影》（毛、王、朱皆有刻本，单刻本以朱本佳）都咏梅，《疏影》一篇尤佳。南宋词咏物之作特多，此时词社多咏物，亡国后特盛，如龙涎香、蝉、白莲等题目（《乐府补题记》）。因为咏物系托讽喻之词以见志。此系南宋词风之特别情形，而用事之甚亦缘于此。

宋人之词多可唱，但如何唱法不可得而知。今传有《白石歌集》六卷：一卷有吹琴曲，于琴曲注有谱；二卷为越调九歌，注律吕；三卷为小令；四卷慢词；五卷多自度词，如《暗香》《疏影》等；六卷自制曲；另外一卷别集。各卷都有宋时的工尺，但今少人传。道光中，张文虎（啸山），与曾国藩同居江南，督官书局。张精音律，有《舒艺室随笔》，论到宋人的工尺，宋人之谱有今之可唱者。若于现代，只可知，而不能唱，因为没有点拍。郑大鹤山人以为宋词虽可唱，恐未能委婉动听。一字一工尺，那么唱起来，一定简而急。

姜氏的《齐天乐》，咏蟋蟀，是不从物之本身，而就聆蟋蟀之清音方面写，是南宋人写情与北宋人不同的。北宋人写感觉，而南宋人却写意境。

史达祖 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词》。与姜同时。当韩侂胄当国，史为堂吏，韩颇重之。及韩败，封韩首北献，史被黔面流放。初韩侂胄做南园，陆放翁为之记，后人多以此讥翁。虽然韩固非能臣，而议征金，固南宋百余年中鲜有及此者，视苟安尸位又不可同日语。邦卿工词，辞采纤艳，壮年虽依韩，然非权要，晚年又遭配军，身世亦悲凉。千载后读其词，不知其遭遇竟如此也。从“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句（《绮罗香》），可见其纤巧。又如《双双燕》亦然。南宋咏物而不用事者，此君一人已耳。

（二）南宋中期

吴文英 字君特，号梦窗，有《甲乙丙丁稿》（汲古阁刻本），此外又有朱祖谋刻《彊村丛书》本尤佳。（朱颇精吴词，有《梦窗小笺》。）梦窗生四明，终于吴中。宋词人居吴门者，前有贺方回，后有吴文英，为姜后辈，多少受姜影响。但吴词尤密于姜，其用事致令人莫能知，此词体已进化到末尾矣。张玉田论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虽然，此不足为吴词病，艺术文学固无实用也。世论吴词都认为他是以密胜，实际上我们从梦窗的词来看，他虽好密，而长处却在疏。我们从梦窗词论到文章的疏密。梦窗词的密是他独擅的，可是佳处并不在此。如唐之温、韦二家，温好密，而长处在疏。韦好疏，而长处在密。观二人的《菩萨蛮》可知。吴之《风入松》一阕，非常率直疏放，其佳处不言而喻。短调如《点绛唇·有怀苏州》，也是疏的。又《踏莎行》似周清真，意境亦甚佳。

（三）宋词之结束时期

继吴文英而起者，有三家：周密，字公谨，号草窗，老于杭。除《草窗词》（二卷）外，尚有说部著作，如《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纪南宋生活）、《浩然斋雅谈》等。宋代词人生活难考，但在小文集中偶有一二断片记载。周为吴文英后辈。然他的《 州渔笛谱》中有与梦窗唱和之作。又有选集《绝妙好词》。《草窗词》二卷，有广陵江昱（宾谷）的考证。《草窗词》多咏物用事，究不能摆脱南宋词风影响。《齐天乐》咏蝉，实寄亡国遗恨。

王沂孙 字圣与，号中仙，又号碧山，著《花外集》。有知不足斋刻本，又题为《碧山乐府》。《白雨斋词话》甚称赏他。遭亡国之恨，故其词是举类迩而见义远。与谢皋羽同具热怀，但诗人高号痛哭，而词人则轻哼凄咽耳。

张炎 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有《玉田词》和《词源》。在词人中此老最享高年，故对于宋代词人多所批评。主张清空，反对梦窗的质实。影响所及，清初浙派词人朱彝尊等特别推崇姜白石和他。

宋小说

今之论小说者，辄谓唐小说文言，宋小说白话，实不尽然。唐代小说也有白话写的，如敦煌石室中的手写本，叙唐太宗入冥见崔判官事，在日本《艺文杂志》刊载（第七年第一号）。狩野氏言：此唐人白话小说也。宋人如徐铉（北宋）、洪迈（南宋）都以文言文写小说，其体裁如唐小说。唐人小说用通俗文写的，我们现在就敦煌石室遗简来加以观察。在唐太宗入冥事中，夹叙一段秋胡戏妻事。秋胡是什么时代的人呀，他却拉入唐代，并且写秋胡，往京入试，带一部《文选》，《文选》是六朝的书，而秋胡是春秋时鲁人。可知是没有什么学识人所作的，此种小说大概在唐末作的，因为中国那时尚和西域交通，后来西夏割据，时人把它藏在石室中。北宋以后的事迹，中间找不到。何以证明他是唐人写的，因为唐人必读《文选》，虽闾巷下民，亦人手一卷，所以断言为唐人小说。以此，可知唐人小说固不是纯文言文的。

从小说的量上言，唐小说多短篇，宋小说则渐有长篇的。大概文言小说多出自士大夫笔墨，宋代的白话小说多是平民所作。宋代风俗，民间娱乐场有一种说话人，即今江南流行之说书的，多住在茶楼酒肆。这些说话人约在仁宗太平之世兴起的，明人的郎瑛《七修类稿》末廿二卷小说条下云：“仁宗日进一奇怪之事。”宋人说书，非但平民爱好，就内廷也有了。《东坡志林》云：“小儿薄劣，……听说古话。”所谓古话，是宋代说话人的取材，多取之于历史上的材料，尤以三国曹刘事最为风行，这是汴、洛的风俗。譬如现在人骂人奸恶，定指曹操做代表，这就是起于宋代的说话人。当宋初《穆修文集》中，有一篇《新修魏武帝帐殿记》，兖州（曹氏之故里）有魏武庙。那么魏武未必是天下之大奸恶，他的地位在北宋以前，大夫既为作记，市井又为立庙。可是到了宋代说话人一说三国演义，千古英雄曹孟德，一变奸恶而不可收拾了！于此可见平民文学，深入民心，是不可忽过的。

在宋代小说中，我们又可得知宋人生话的情形。有二种书可看，一是《东京梦华录》，北宋孟元老著；《梦粱录》，南宋人吴自牧追念北宋生活而写的。《武林旧事》，周密作。《都城记胜》，灌园耐得翁作。这笔记中写宋人的生活，研究宋代小说的材料就在此中。

（一）《东京梦华录》 相传是孟元老所作。孟，绍兴人。这书的文章，多用当时口语实写，所以现在多不能通篇卒读。近鲁迅作《小说史略》，所引文多是一长节做一句，实在是此书没有方法断句。在本书中所载的卖艺人有：技艺，杂剧，杖头傀儡，悬线傀儡，药发傀儡，上索杂手技，球技，弄皮影戏，弄乔影戏，甚至弄虫蚁。又有商谜，说诨话，杂班说三分等。底下所记卖技人名，也是怪声之口角奇名，当然是民间所有的，还有妇女也充作脚色的，如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等。

（二）《梦粱录》 南宋人所写北宋人的生活，就最足注意的小说方面论。

甲、小说 今之《三国演义》，是白话小说，而宋人并不称为小说，名之为说三分。宋人所谓小说，范围见于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乙、谈经 就是和尚的佛经，似说法的来谈。

丙、说参请 宋代佛教最盛行的是禅宗，就民间也流行虚无寂寞礼佛，可见宋人对于宇宙观的空虚，已是普遍地流行社会上。

丁、说诨话 宋人好作妙悟领会，如说三教圣人，说释迦女人也，老子女人也，孔子女人也，举了一个例子来，故意曲解之，引人发笑。

戊、讲经史 宋代士大夫，在御前供奉，日讲经史，以闻于天子。后来民间也流行讲经史，说史多刻薄小人。《都城记胜》对校之曰：“小说者顷刻之间，理会提破合生与超令。”

己、合生 举一语，即时编成一故事来说。

庚、商谜 即今之猜谜语。

就上等书所说，对于宋代小说情形，可得以归纳下面几点结论：

（一）说话人多取材古代书籍。

（二）小说不过是说话中的一部分。

（三）通搜上下古今事实，君卿下及闾里细民都好此道的。

（四）通俗小说，是民间文人编的。如《清平山堂话本》，所取的材料，是宋代说话人构的。

宋代说话人虽多，而流传今日的诗话，只有四种，如《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古本有瓦子家）、《五代史平话》（曹元志家藏本，中缺梁、汉）、《刘知远别妻事》（可参看《白猿传》）。

谈到三藏取经故事，今本《西游记》，是明吴承恩撰。按玄奘法师西上求经史实见于《新唐书》之《方技传》所记法相宗慈恩法师事，和《大唐西域记》。唐代和外域交通兴盛，而唐初禁止国人出国。玄奘求经是私出的。《大唐西域记》写三僧（藏）西行，备历险阻艰难，是实事。至其中神怪，那是宋代说话人所加进去的。所谓诗话者，记了一段话，加上了一首诗。后来元人有《西游记杂剧》（题吴昌龄撰），或以此书是明人作，实不然，原有瓦子家印本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