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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宋代文学

总论

宋代文学在文学史上是很难分析的。虽然每代文学都有其复杂的现象,但取它各部分观察而分析之,在它的中心,都有其可通之处。现在论宋代文学,从空间上观察,宋代文人在地理上的分配,与唐人有许多不同之处。如以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勉强分为三部分,历史上这三部分产生文人的繁盛,是自北之黄河流域,而至南之长江流域,再至于珠江流域。但就宋以前的历史上文人来论,北方文人比南方多,宋代却不如此。宋代文人以福建、江西为多。唐代以前的江西文人,只有陶渊明等一二个人,唐代福建有欧阳詹等一二个人。到宋代的文人,却多在这二省产生。江西文人以临川为多,如二晏父子,如谢逸、迈兄弟,欧阳、王、曾,二刘(敞、攽)兄弟,黄庭坚、姜夔、石孝友、杨万里等。福建有杨亿、柳永、朱熹、刘克庄、严羽、谢翱。(参看铃木虎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人地理分配表》,但此书错误很多,江西下唐人有谢小娥,是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居然弄进这里边来。大概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学、史学、哲学,题目都很新颖有趣,而内容却多靠不住。)宋代文人比较以闽、赣为最多,而粤又少,到后来广东也渐渐地多了。这里可以证明,中国文学发展,在历史上是自北而南的。

至于从宋代的政治上论,宋代名义上虽然是统一的国家,实则是南北朝对峙的局面。自唐末藩镇割据之后,中国北部都沦亡于胡人,中华民族又一次南迁。五代分裂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出,讲起来真是痛心。当时外族最强盛者,为契丹族建立之辽。石敬瑭割去燕、云十六州后,又称胡人为父,河北尽属辽。宋袭周祚,建都在汴京,并吞南方各国,而对北方的辽人,竟无力把他们驱逐出去。

辽地居东北三省。西界蒙古。分五道,上京道临潢府,现在内蒙古地(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中京道大定府,现在的辽宁南部;南京道就是现在的北平;中京道就是现在辽宁辽阳府;西京道,山西大同府。当北宋全盛时,山西、北平是外族的地盘。自辽衰弱后,金人代兴,竟深入中国的开封。金人南侵,徽、钦北狩,成了南渡偏安的局面。金人的北京路,就是大定府,即辽人的中京道。中都路,即大兴府。南京路,是开封府。东西二路,是辽人的东西二京。南宋与金人以淮水为界。由黄河以北沦入异族,进而到淮水以北沦入异族,以至元人吞并中国。在这点上看,宋代整个一朝,始终都是被外族侵凌的。所以宋人和外族关系和唐人的大大不同。唐人是利用外族来振兴中国。唐代开国是借突厥的力量,他的中兴是假回纥的兵力。唐代之亡是内乱的亡,非关外族。所以唐、宋二代对于外族的观念大大不同,唐人和外族是相亲善的,宋人和外族是相仇敌的。唐人的文化是大亚洲的文化,宋人的文化是纯粹中国的文化。关于唐、宋的文化,从各方面加一比较:

(一)建筑 建筑最可代表全民族的精神。唐代的楼阁,都是瑰玮嵯峨,现在虽然看不到唐代的建筑,但在模仿中国建筑的日本西京,大概还可得到印象。宋人的建筑和唐代不同,其楼阁多平实宽博,如翘角,唐人是飞卷上腾的,宋人却是平朴的。在这点上看,唐人的精神是丰活向外发展,宋人只是实事求安的。

(二)图画 唐人以壁画最佳,如吴道子的画。这派是由印度传入的,到宋则壁画不见。由此也可得知中西交通的阻绝。唐人南、北宗画都是取实体的,宋人的画却是抽象的。倒有所谓院画者,是学古代的画。宋代士大夫的画,都寓以抽象的笔意。唐人画尚华丽纤细,宋则不然。如宋之文同墨竹,以一笔挥洒为佳。苏轼的画竹也学他。再如画梅,五代徐熙的梅也是先落墨(见李梅庵先生藏本),后傅色。后之杨元咎(补之)的画梅,则是水墨。宋人之画雨,是一丝下来,唐人以粉于弦上洒散。及二米(米芾、米友仁父子)泼墨。总之,宋人的画,可分两派。一种是院画派,为学习唐人之旧画;一种是士大夫寓有妙趣理想的画,是中原画的特色。而唐人的画,却是受印度画影响的画。

(三)书 唐代书重碑刻,宋人重帖。所谓碑,是规矩的。帖,是书札。有宋太宗时之淳化阁帖,徽宗时之大观帖。宋代书家能碑者殊鲜。至于宋代的石刻也不同,自秦至唐皆立碑,而宋人则于小石上题名。宋人不重视能品,而重天趣。重能品,则其人个性强硬刚直;重天趣,则近于颓放了。

(四)宗教 唐代对任何宗教都能容纳,如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宋代除了佛教外,其余宗教都不能存在。就佛教来说,也可分数点来谈。以供奉言,自六朝及唐人皆好造像,宋人则好造石幢,多刻《陀罗尼经》,雕刻佛像很少。从宗教学术上言,唐代佛教,各宗皆盛,法相宗为玄奘法师远行自印度求来,难能可贵。宋代独盛行五代开端的永明寿禅师之净土宗,经历元明而到现在,此派以白手求参悟。总之,唐人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宋人的佛教,是中土的佛教,此佛教之所以衰颓,而成为乡愿的佛法。

宋人一方面拒绝外来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把外来在中国久占势力的文化,汇合融化了。如佛、儒的结合,而产生了宋代的理学,如陆九渊的理学本于禅宗,周敦颐虽入于道,但也熏染着佛学。可以看出宋人的学问,是把外来实在的文化,化成了中国的玄虚的、求其自然妙谛的文化,这是宋代宗教思想的特色。

(五)学术 宋代特有的学术,就是理学。如周、二程、张、朱五子之学。以经学之义疏论,从前经书的注疏,皆遵守古人的旧论,到宋代学者就不然了,多推翻旧学,以求新解。起初有北宋的刘敞,后来有王安石以及朱熹的解诗,非议及小序。又指出梅氏之伪作古文尚书。欧阳修也疑《易·系辞》非孔子作。凡对于一种学问持怀疑的态度,能促使学术昌盛。由于宋人为学是趋向于批评的。在诗,到宋人则有诗话。在史,有欧阳修、宋祁共修之《新唐书》,欧阳修之《五代史》,司马光之《通鉴》,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郑樵之《通志》。这些史书,虽是叙事,而注重在事的背景,求政治之得失,实在是近于批评的。

至于文学方面,是以散文为中心,而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唐诗人与宋诗人不同者,唐代诗人只有诗,虽然有文,不过一二篇。宋代的诗人就不同了,诗人往往兼散文大家。这里还要说到中国散文的发展问题。它是和争辩密切联系的。中国散文最发达的两个时期,一为战国时代,一即宋代。战国时代,国与国的争辩,墨家与儒学以及各家与各家的争辩,都促使散文发展,并达到极盛阶段。到了汉代,国家政局安定,思想统一,没有什么争辩,散文自然不会发展,那争辩的散文,一到汉代,变化为汉赋。宋代也是一个争辩的时代,它可以追踪战国,其发达的原因,可如下述:

(一)外患 宋代虽然是统一的国家,而紧急的外交连续着,实在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北宋和辽的交涉,每岁纳币。南宋之于金,在高宗、理宗二代之论议和,都是极须用文字来传递两国意见。

(二)学术 宋代有名的理学,在宋史上立个道学的名称。周敦颐的道学,是接近老庄思想。张载的关学,却有点似耶教(唐有景教)。朱熹的道学问,陆九渊的尊德性,是近于佛家,都有语录的散文,是白话的。而朱、陆在学术上之争辩,因此散文也大见曙光。

(三)政治改进 王荆公施行新法。要宣传他的主张,也须用散文来使全国人民都明白的。

(四)党祸 北宋之元祐,南宋之魏阙,朝廷争辩用散文。士大夫亦有门户之见,二程之洛党,苏轼之蜀党,刘安世之朔党,各派之攻击是非,也须用散文。

(五)科举制度 唐代诗人所以那么多,因为进士科考的是诗赋,人人都为诗赋。宋代诗赋之外,又有策论经义(见《宋史·选举志》)。宋人考经义,是在王安石相神宗行新法时。以六经文一二句为题,令人发挥议论,称为墨义。清代的四书义,五经义,皆源于宋代的墨义。大抵唐人重实学,宋人重定论,唐人感情胜,韵文发达,宋人理智胜,散文发达。也可以说唐代诗是女性的,宋代文是男性的。现在又联想到一件事,就是晋人名好用“之”字,如羲之、献之等说不尽的“之”。宋人却好用“老”“翁”“叟”,如陆放翁、魏了翁、吕渭老、陈尧叟等。

综而言之,观察宋人文学,应以散文为中心,如下图的分析:

就这表分析的而论宋代文学:

(一)赋 真正足以代表一代文学的,有一定的起点时间,是常在开国数十年以后。汉代已有证据,宋代也这样。宋代文学起点,当在仁宗年间,前此的太祖、太宗、真宗数十年,不过沿习晚唐之旧。现在说到赋,赋体成立在汉代,而明人把赋分为四类:

古赋——汉魏

俳赋——六朝

律赋——唐朝

文赋——宋代

宋人之赋,如欧阳修之《秋声赋》,苏轼之前后《赤壁赋》,是散文化的赋了。至于钱惟演之《春雪赋》,模仿谢庄辈之赋,那是西昆派,犹有晚唐余风。

(二)诗 宋诗所以成为宋诗者,三个时期有特色:庆历、熙(宁)(元)丰、元祐。这三时期的诗,多是议论诗。

(三)词 词可以说是宋代诗的化身,因为诗多实质,词则不然。如欧阳修与王安石的词,也免不了丽艳语。至若辛弃疾词,那竟是散文化了。

(四)四六 宋代的古文,当推崇欧、曾、王、苏,而此数公,虽极端反对当时的声偶文章,却又工擅此体。就各人的文集中看,他们的声偶文,亦与其古文相等。因为自唐以来,制诰表章,以及州县之判牍,都是用四六文,可以说这四六文是官体文。至元始用白话,明清仍之。唐、宋人虽是治罪之辞,也要声调铿锵。故当时诸公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是必定需要四六文。同时盛行的散文,极端反此四六,所以诸名公巨手,皆把四六文散文化,既不能反官体文章,特地把四六文疏淡化,和杨亿辈的四六文大不同,此可名之为“宋四六”云。

(五)说部 宋人说部,多是笔记,以及诗话之类。

(六)语录 语录之源出于释氏禅宗,宋代理学诸公讲学,或其门人为之记录,集而成此语录。

(七)诨词小说 诨词小说,始于唐末,至宋代而特兴,若茶楼酒肆皆有说书人,或引史事,或传事实,以诨谐口吻绎演言之。及南宋而有文字记载,如《宣和遗事》之类,此盖亦散文之变相也。

(八)散文 讲到宋代散文本身,很难找到较好的纯宋文选集,如清代顾宸的《宋文选》,收集宋文十余家,可是竟难得到。吕祖谦所选的《皇朝文鉴》,今称为《宋文鉴》,这是宋人所选的宋文。关于文章选集,前乎此者,有姚铉之《唐文粹》,这是宋太宗时选的,颇推崇韩文。宋祁之《新唐书·文艺传叙》,出自姚手,姚以此故特选唐文。他因为有崇韩的偏见,所以选的唐文未能尽唐文之佳篇而选之。吕氏出于朱熹的门下,这时期宋代文学已固定,所以选宋人之文能尽宋文之佳者,这是研究宋代散文的绝好材料。宋代散文重要的是古文,如果要研究宋代古文,可以读王葆心所选的《古文辞通义》。王氏湖北罗田人,先生于有宋以后之文集说部,无所不读。对于宋以后古文之系统,说得十分精详。他把古文定义分为两种。一种直接的,是推衍前代;一种逆受的,是恢复更前。例如初唐诗,不离宫体诗,是直接的。昌黎韩氏的恢复西汉古文,是逆受的。非但古文如此,诗词亦然。宋代的古文也这样,当太祖、太宗之时,一切皆沿袭晚唐、五代余风,这是因为五代旧臣犹存在着。如徐铉是南唐入宋的,精小学,大小徐本之《说文解字》,是他两兄弟著的,有《骑省集》。李后主词尤为世所称诵,又精研文选。北宋的编集文章,是着重于词藻的,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此风朝野相沿,在各种笔记中,都可看到人手一本《文选》的味道。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说:“《文选》烂,秀才半。”所以当时西昆体诗流行极盛,这是一时风气。而西昆诗为世诟病,以为涂饰绮丽。不过,讲它的风格不高可以,讲到体与用上,那就不对了。这是不知文学的。不但西昆体如此,各种文学都是这样。所以吕祖谦选的古文,西昆体的赋也选上。西昆体的赋,可以举二例来代表,一是钱惟演的《春雪赋》和杨亿的《谢赐衣表》。至于《秋声赋》、前后《赤壁赋》,那是仁宗以后的作品。

西昆体作者多南方人,如杨亿、钱惟演、舒雅、崔遵度、刁衎等,北人附和的有刘筠、陈越等。西昆之文,源出温、李,在文学史上,仿佛初唐王、杨、卢、骆的地位。杨亿生于太祖开宝七年(九七四),当真宗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和刘、钱并列齐名。此派诸公,或知制诰,或翰林学士。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得不做四六,亦竟以此风行一时。虽然西昆体之名,实在是当时轻薄他们的人加上的,所以当时有“优人挦扯”之戏。而散文之作,则始于姚铉,铉生开宝元年(九六八),是宋代推崇昌黎的第一人,但力量非常薄弱。到仁宗庆历前后,反对西昆体的,渐渐增多了。人多是北方人,如石介(泰山派)在他的《怪说》(《宋文鉴》卷一〇七,有上下二篇)下篇直斥杨、刘辈云:“……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是指《春雪赋》及杨亿《谢赐衣表》二篇。在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宋代西昆和古文之争,不过是辞藻疏密问题。我们看自汉及唐的文章,每句的组织,字多至六字、十字的非常少见,文多工整,而石介的《怪说》,文句非常长,都是散句。在这点可以证明仁宗以前的文,是直接推衍前代。仁宗以后的文,是恢复更前的。宋代古文可分为三派来论。

(一)柳开 宋人古文直接学韩的,始自柳开,有《河东先生集》。其文粗豪通俗,但他能享盛名,因为他有反西昆的大功。与柳开相激励,提倡此风气者有六人:高弁、李迪、贾同、陆参、朱頔、伊淳。

(二)穆修 是合柳开而尊崇韩氏的,并刻了《韩文公集》(是刻韩集的第一部)。穆氏的文章用单笔,当时也是转西昆风气的,并影响后来的三苏父子兄弟。

(三)尹洙 有《河南先生文集》,继他而起提倡古文的,有欧阳修。这时期是宋代文学的本身。

欧阳修文不如曾、王,诗不如苏、梅,而有那样大名头,因为是言文法的先声,况且他门下江西方面有王、曾,蜀派有三苏氏。苏门三人又占当时很大的势力,而大苏又长于议论,对于当时的政治,也有沉痛的言论,终遭党祸。宋代的党祸,等于清文字狱。对于大苏文字禁止,好像清人的禁钱牧斋书。可是宋人竟以不能读苏公文为很可耻的。到南宋更加推崇苏文,南宋有谚语云:“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南宋人所以能这样着重苏文,是因为他对北宋政局注意。及南渡偏安,士大夫对时局都抱着隐忧,所以对于苏文,都同情欣赏,如胡铨(对金主战)、朱熹辈,又如永嘉之叶适(《水心集》)、永康之陈亮(《龙川集》,有策士气)。原来南宋文可分二派:一派主议论而不问文法,为江左派;一派很注重文法,为江右派。如刘辰翁的《须溪集》,是评点文开山祖。

以上所说的,是宋文可分为派别而言的。至如宋祁(《宋景文公集》)和欧公同时修《新唐书》,现在《新唐书》中的列传,就是子京的文章。他兄弟二人,都极推崇韩文公,这可从他的《新唐书》昌黎传中看出来。但世推崇欧公者多,而于宋公却鲜闻,这因为欧公门生多,会有大魄力宣传。韩文多难识字,宋文也这样,而欧公多平淡易读,只要有五百字,就能作此种古文,也可说是一位古文家了。又江西刘敞(原父),有《公是先生集》。司马光有《资治通鉴》,司马光的叙事不在太史公下。明中叶鹿门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后来一班学古文的都将此八家文奉为圭臬了。更有那艾千子的选文,也可知道明人、宋人为文的风气。末了,我们可以得一个最好的结论:韩昌黎古文,把复笔化为单笔,而欧公更进一步,化难而为易了。

宋诗

宋诗从分期上言,和宋文同样,也可以仁宗时作为中心。西昆体极盛后,梅圣俞起,开宋诗的风气。现在把宋诗分二方面言:一种西昆体,一种反西昆体。

(一)西昆体 西昆之诗,是衍袭前代的,有《西昆酬唱集》,同样的题目,有许多人的诗。现在《西昆酬唱集》只有二百三十首,多是宫体五七言律诗。有名的如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隲、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丁谓、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七人。就中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是他们的领袖。以上诸人,都生在太宗、真宗中,和仁宗之前,是在庆历之前的。所谓西昆体,是“取玉山策府之意,命之曰西昆酬唱集”(见集序)。兹举出杨亿《汉武》和《泪》二首,以见其一斑。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汉武》(见《汉书·东方朔传》)]

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

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

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晚玉壶欹。

多情不待悲秋意,只是伤春鬓已丝。

以上二首诗,可见西昆体诗的纤艳绮丽。

(二)非西昆 西昆和非西昆二派的不能相下,由来已久。我们试反观建安以来的诗风。当正始玄风极盛,为文采暗淡理胜的时代。到太康中,诗又丰艳焕然。在中国文学史上,诗风方面,总是正始、太康的风气相交替。在散文方面,是《史记》和《汉书》相盛衰。自颜、谢以来,太康诗风弥漫一时,声偶宫体依此演进。到盛唐一变诗风,主恢复建安,实是正始诗风复兴。前有李白、杜甫,后有韩愈、白居易,到晚唐温庭筠、李商隐出,是又把太康诗风复活。经过了五代、宋初、西昆,一直到仁宗庆历时,就又弃太康而返正始了。

文学风格不外二种,一曰情采,一曰风骨。《文心雕龙》在《风骨》篇说得非常精确:“……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那么西昆诗是采乏风骨,非西昆诗是风骨乏采了。

庆历派诗风是倡自王禹偁(元之),有《小畜集》,是和西昆派同时的人物。宋人推崇杜诗,是始自王氏,有句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又《赠朱严诗》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继王之后,成了宋诗的本身。宋诗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时期:

(一)庆历(仁宗) 欧、梅,宋诗萌芽。

(二)熙丰(神宗) 王、苏,宋诗成熟。

(三)元祐(哲宗) 黄、陈,宋诗烂熟(江西派)。

再把宋诗人生卒年代看一看,如下表:

(一)庆历 这时期的诗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关键时代。讲到这派的文学,世人都推崇欧,其实他的诗不如梅、苏,词不如晏氏父子,文不及王、苏,但他能代表这时代,因为他是领袖,能集许多同派的文人。这派最早的人是梅尧臣,有《宛陵集》。他生于宣城(晋谢朓太守的治地)。他的诗,也许有点学谢朓。这期诗人,一方面极力求古,一面力变诗的向来风格。他和西昆派不同的是:疏和密,浅狂和深婉,大道和宫体。

西昆诗没有个性的表现,而此派的诗,则尽见性情。此派多古诗,少律诗,但又好作七言诗。至于七绝诗,自然脱不了言情范围。王士祯有云:“唐、宋诗之所同者,惟七绝耳。”此期欧、梅二人,方之唐之韩、孟近是。至于苏舜钦,也是庆历中重要的人物。梅诗冲淡,苏诗放纵。苏舜钦一生没有得意过,曾放逐岭南,废居苏州,后买沧浪亭以居,故他一生不平之气尽见于诗中,多似昌黎。他的菱溪大石诗,和欧公唱和的,表现出当时士大夫的怀抱及他们的生活。庆历时诗,大多数学韩。到王安石时,始推崇杜甫。当时诗,都有同样的规格,下半段总是寄意,写自己的怀抱。

(二)熙丰 这期是北宋诗成熟时代,诗人多是出欧公门下,而这时诗坛的领袖,却有二位,是王安石和苏轼。荆公门下有王令,著有《广陵集》。王令才气纵横,但他很早夭亡。苏公门下苏辙有《栾城集》,文同有《丹渊集》,以至清江三孔(文仲、武仲、平仲)。苏公门下的诗人,可以说像雨后春笋那么多,各都崭然露头角。现在说这两位领袖的大概。

王安石公诗源出于杜子美,有《临川集》(李璧雁湖的注本)。王诗清新隽逸而有骨硬强傲气,宋人称之为拗相公,在他诗中确可看出。但七绝仍似唐人抒情。

苏轼 当时能和王荆公相抗衡者,东坡一人耳。荆公深高,东坡则渊博明晓,二公于诗诸体皆擅长而精工,而东坡七古七律尤有高趣。自宋以后,注东坡的诗,颇不乏人,施元之注特佳。东坡性情宽博,虽数遭贬斥,颠沛流离,而处之泰然。

(三)元祐 这时期熙丰诗人东坡尚存,已是晚年了。此期诗人最多,多是出苏公门下,其系统如下:

秦观 少游本是一个词人。宋人以文入诗,少游却以词入诗,不失词人本色,有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这可看出他的诗像词,所以金人元好问嘲之云:“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论诗绝句》)少游词是人所称道,诗却寂然无闻,这是自然的。

晁补之 作品影响不大,不多述。

此期诗的代表作者,是黄庭坚和陈师道二人,可就二人而言之。宋人之诗,到了苏、黄、王已是阔大到极点,到此期,已不能再走其他的道路,只能在修辞上推研。所以说它是烂熟时代,盖亦宋诗之末期。

黄庭坚 山谷于宋诗中,在今日固称一大家,但不能如王之深、苏之大。只是在诗句之磨炼方面和晚唐的作诗风气相同。南宋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图,以黄为宗,因黄是江西分宁人。自黄以下,有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德操、僧且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王直方、僧善权、高荷。但是诸人的诗,现在多已不可得,就中有许多是江西人,但如陈师道、二潘又非江西人。所谓宗派者,推崇黄山谷一人耳。于此可以看出宋人好立门户。方回所选律诗有《瀛奎律髓》,所谓“一祖三宗”,他的系统是:

陈师道 陈、黄齐名。他的诗干涩枯淡,这人的性情耿介,不与人同,好闭户寂寂苦吟。他的苦吟,在文学史上的诗人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后山的诗是处处求异的,但究非风雅可诵。

此外,还有两位江西籍诗人:

杨万里(廷秀) 诚斋虽出于江西,但能别开生面,言浅意深,耐人寻味,称诚斋体。

姜白石 七绝最佳,是南宋诗的特色,他的诗多作于太湖附近。

讲宋诗到南宋又是一种局面。北宋诗是以西昆体为对象,南宋诗却以江西诗派为对象。南宋的诗可分三派:

(一)后江西诗派

(二)反江西诗派

(三)遗民诗派

(一)后江西诗派 宋室南迁,一班老诗人还在,如陈简斋、孙觌(鸿庆居士)等。简斋入南宋,他的诗比后山清秀。至于纯粹的南宋后江西诗派诗人,当推陆游。

陆游是南宋的诗人第一。他诗的来源出自江西诗派。放翁受学于曾几(茶山),曾出于韩驹(子苍)之门。子苍见江西诗派图。但陆诗的豪放,又非江西诗派能够拘束的。南宋诗人有范(成大)、陆并称,或是尤(袤,字延之,无锡人,现诗集已不能得)、杨、范、陆并称。就诸人中存诗之多,无出放翁上者。非但在当代,从古以来诗人存诗之多,亦无有能超出此翁。放翁晚年寄意山水田园,意境冲淡和平,然此究非放翁本来面目。放翁原来是一个慷慨激昂的人,可以比晋朝的陶靖节先生。读他的诗似虚灵静寂,但看到他的骨背里,却是非常腾动的。因为此翁生于北宋,遭亡国之悲。长于南渡偏安局中,国运疲弊。翁诗常谕人勤于戎马疆场。在当时的士大夫多是无为苟安,而翁却始终对国事关怀。少年从戎,同词人辛稼轩可相仿佛。他的《示儿》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忠愤爱国之怀抱,至死不变。

(二)反江西待派 这时期的诗人,对于议论叫嚣的诗,忽生反感,倡言唐诗。但主倡言唐诗中,又有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是唐诗派,永嘉四灵是其尤者。一种是批评派,当推严羽(沧浪)。

甲、唐诗派 唐诗派的永嘉四灵是: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此四子皆好作五律。以中晚唐诗为规范,又学贾岛、姚合的苦吟。四灵与江西诗派中的杨诚斋是先后辈。四灵诗在南宋风行一时,又叫江湖诗派。因为他们是在野的隐士,有《江湖小集》。这派诗不发议论,白描素写情景。是小诗,不能成大篇。所以律诗可观,但没有什么个性表现。

乙、批评派 严羽是一个批评家。在《樵川二家诗》中,可看到他的诗,但他的诗,不如他的诗话好,可知批评家和诗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沧浪诗话》,以为中唐、宋诗不是诗,是议论和理语。他又以为议论理语不可以入诗的。他以为韩、孟二人的不同处是:韩学胜,孟诗工。因为诗不是以学力取胜,妙悟是诗的本质。欧、苏以下的议论诗,邵雍(康节)以下的理语诗,实在都不是诗。他主张诗当崇汉、魏、盛唐,下此不足观,这就是他妙悟的根本。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都是他反对的。明李崆峒何大复复古,清王渔洋的神韵,袁子才的性灵,都是根据沧浪的妙悟。严沧浪主张独树一帜,认为宋诗根本不能成立,况下乎此者。

(三)遗民诗 有宋自开国以来的文风,都在闹门户之见。到了宋代亡国,才有真性情的诗涌溢出来。文天祥以诗殉国。亡国后的谢翱(皋羽)、林景熙、汪元量等,歌哭山林,流离悲愤的真性情诗,是值得读的。

谢翱 字皋羽,闽长溪县人,有《晞发集》。当文文山起兵勤王,谢为参军。到了文文山殉难,公流落江海,往来湖上,这时期是公诗最多,也是公诗最精彩的。尚有《登西台恸哭记》一文。公诗除七律外,诸体皆备,七古如李长吉,五古如孟东野,五律如陆龟蒙,他是能分体学得诸家之长的。

林景熙 号霁山,浙江平阳人,有《白石樵唱集》。元僧杨琏真迦发宋陵,遗民为收葬枯骨,树以冬青为识。所以公诗有句云:

一抔自筑珠丘土,双匣犹传竺国经。

独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汪元量 浙江杭州人,本琴师,在宫中教王昭仪。元人取宋六宫到北廷,汪亦被掳。文文山囚系时,常与往还。后请为黄冠道士,往来浙中,不知所终。诗词甚重于世。

郑思肖 字忆翁,号所南,闽连江人,示倾向于南,画兰不画土,作诗寄其亡国之恨。

在南宋诗中最佳者,当推遗民诗。就中谢、林二人,尤为特出。但谢诗阳刚,而林诗是阴柔的。末了,要讲一段理语诗。

(四)理语诗 理语诗的作家,都在《道学传》。如佛家的偈语,源出印度。在中国翻译的佛经中,散文写一段,另附一节七言句,吟作偈语。《金刚经》之偈语,《华严经》之十地品,所译的是无韵的整齐句。王梵志诗,向来找不到专集,但现在敦煌石室中有。胡适说,“此种诗在中国找不到”,未免是少见了,皎然《诗式》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清高士奇《消夏录》,有山谷所书王梵志五言长篇一首。又明盛时泰(仲交)《栖霞小志》说栖霞也有王诗,可惜现在不存。这种诗是所谓道情诗。如: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

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当唐贞元中,苏州寒山寺有两个和尚,寒山和拾得。寒山有三日解,拾得亦有数十首诗。既无题目,也未有指意,这就是佛语。如:

水清澄澄莹,彻底自然见。

心中无一事,万境不能转。

心若不妄起,永劫无改变。

若能如是知,是知无背面。

(《寒山诗》)

寒山有倮虫,身白而头黑。

手把两卷书,一道将一德(老子言)。

住不安釜灶,行不赍衣祴。

常持智能剑,拟破烦恼贼。

(《拾得诗》)

这种诗,当然有许多人批评他失格,他可自解云: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此实在是中唐昌黎的格。这二人的诗,都是如此,现在不细说它。

宋代的理语诗,作者多是道学中人,如周、程、张、蔡,其学问的源流是道家和佛家,尤近于佛家。有语录,有理语诗。语录通俗,常人懂得。此种理语诗,在北宋仁宗以后才多见,就中当推邵雍(康节)。

邵雍康节(《宋史》第二十四卷)先生晚居洛阳,时司马光与二程皆尊崇之,自题其居曰“安乐窝”。乡里爱好之,作行窝以迎邵子。著有《伊川击壤集》。其《咏安乐窝》有二句话:“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何如(《皇极经世河洛书》,是解说《易经》的,邵得自李之才,相传是由陈抟传给种放而穆修以至李之才)。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他自己《安乐窝中吟》:

安乐窝中甚不贫,中间有榻可容身。

儒风一变至于道,和气四时长若春。

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

惟人与日不相远,过此何尝更语真。

此外张载(横渠)、二程之诗同邵诗也差不多。而朱熹(晦庵)可就不然,朱晦庵的治学,是把各科分别开来。他的诗词却无理语气。而他的门人又不是这样了。陈淳的《北溪大全集》、魏了翁的《鹤山仙人大全集》,二人倒有理语气。近人陈散原先生以为此派诗是要隔绝风雅的。

宋 词

北宋、南宋两时代的词风不同,划然分明。大要说来:北宋词大,南宋词深(朱竹垞语)。此说可信的。词虽兴起于唐、五代,然到北宋始发扬光大。慢词在北宋时特盛。词之于宋,犹诗之于唐。词在北宋如走康庄大道,南宋词以辞胜,如入苑囿楼台。北宋词是入乐可歌,如柳永(屯田)是。南宋词脱离了乐的束缚,有词社的组织,是文人以此相高聚。北宋词明白,南宋词曲晦,北宋词可分作三时期:

(一)宋初 第一期

(二)仁宗 第二期

(三)徽宗 第三期

第一期宋初 一般说来开国的文学,是仍袭前代风气的。宋初的词人,还是沿袭晚唐、五代的余风,多短调令词。若晏氏父子,欧公亦然。晏氏,临川人,欧公庐陵产,都是江西籍,他们的诗是浩大,而词皆委婉,不过江西诗派成立,远在江西词派之后。

晏氏父子词,有《珠玉小山集》,欧公有《六一词集》,都是学南唐的,风格颇似冯延巳。晏氏父子词,丰艳而华贵。晏公《浣溪沙》有句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公于此对,上句得之久而不能得对。偶言之,王琪应声而对。公将此对又用于七律诗中,但不见如用于词的恰当。欧阳公道德文章独冠一时,而词则深于情者,竟被一般人讥议。

第二期仁宗时 此期词是一转变关键。慢词的兴盛就在此期。所谓慢者,慢声而歌也。唐杜牧之有《八六子》是一首长篇的。咸通中钟辐《卜算子慢》,有八九十字,恐是北宋人假托的。北宋的慢词名家,当推柳三变。(按宋代词人生活,在正史上找材料难乎其难,元人修《宋史》,词人无传,只好去说部中寻,如《词苑丛谈》《词林记事》,厉鹗的《宋诗纪事》,以至陆心源的《宋史翼》,在这中去找寻。)

柳永 字耆卿,闽之崇安人。创有大量慢词。终身流荡勾栏中,所以他词多是写青楼红粉生涯,当时竟把这种浪漫不羁的词传入禁中。他的《鹤冲天》有句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是词人晏殊也菲薄他。初名三变,后改为永,官屯田员外郎,有《乐章集》三卷。他词的风调,最有本色,宋词人天才之大无过于柳永者,不拘取材,无论什么情景,他都能运用成一首好词,如同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能拉杂地写。或竟以此为俗而病柳词,此正不知其大处的。他又兼能纤艳悲壮。(《词综》选本不取其俗者,《彊村丛书》本校刊颇精。)柳永能把天才发挥尽致,每一词情景交错,变幻莫测,此三变之所以能成三变也。

张先 字子野,在当时可与耆卿相颉颃。及柳氏逝世,张才擅名一时,以二人之才论,张自不如柳;且张又不能用俚语入词。在慢词坛上,耆卿是正脚色,张是个副末吧。

贺铸 字方回,源出于柳。他本来是一个诗人,称为镜湖遗老。他的《青玉案》一首,很有句可诵。自方回而后,宋代词人皆爱家住吴城,《青玉案》就是他在吴门横塘边作的。当时人称张先为“张三中”:眼中泪,心中事,意中人。张先自己以为不如他的“三影”佳,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押残花影”“柳径无人,堕絮飞无影”。宋子京词有“红杏枝头春意闹”,这“闹”字可与三影称佳。方回词辞采辉艳而貌不扬,人诮他是贺鬼头。《青玉案》词有“梅子黄时雨”句,又称为“贺梅子”。

秦观 字少游,有《淮海词》,高邮人。时人称为“山抹微云君”(此句是《满庭芳》的起首)。他出于苏门而词学柳三变,有“销魂当此际”句,为东坡诮讥。其《踏莎行》一首,情意凄婉,是谪居藤州时作的,后终死于此地。又有“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亦可知其必死于藤州了!

在宋代的慢词,又可分为二期。以上述的是前期,前期以柳永为主,张、贺、秦属之。后期的慢词,又变一气派,当以东坡为主角。

苏轼 东坡才气纵横,词亦工,有《东坡乐府》三卷,慢词、小令,各体俱备。(《东坡乐府》有近代编年本,取毛、王二家原稿。)有名的“明月几时有”和“大江东去”,可见他的豪放。又《水龙吟》和章质夫杨花词,依原韵而不见其和韵痕述,是亦才之高者。《念奴娇》是谪居黄州时作的。(按:《赤壁赋》东坡所指者误,三国赤壁在湖北、湖南交界处,武昌上之嘉鱼。此赤壁为郦道元《水经注》之赤鼻山,不过文人讽喻之旨不可与考据同日语,况有“人道是”三字为之着眼。)更可看到他的韵格不凡。苏尝以此词质人与柳七何如,说者以为:“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虽是一时谐语,但北宋二大词人之不同处此当为确论。然以此首代表苏词全部,恐不的确。试看苏词全部就知道了。如言东坡词豪壮,毋宁说他格高。盖当日利用俚语的柳三变,词流传到西夏,有井水处,皆能唱柳词。就是东坡门下的少游,也学柳词。坡公却处处要求异于柳,尽去其脂粉气。东坡是士大夫词,柳耆卿是脂粉词,可以说苏词是男性的,柳词是女性的。北宋文盛行,而士大夫之词皆与文分格,苏却把词与文汇合。苏词至有文似偈语的,如《浣溪沙》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以至《醉翁操》的琴曲,可以说不是词。后来辛稼轩都学他。于此,盖亦可见宋代词的大变。

第三期徽宗时 此期词又变一种风格,周邦彦《清真词》可为代表。

周邦彦 《宋史》词人有传,只有此君一人。《清真词》以郑校朱刻注本为佳。周于词坛上可称“词圣”,犹杜少陵于诗坛上之地位。向之论词者,多是略于声律。苏于词尤多不协律,而周却兼能之。细读周词,自与苏无关,大概是近于柳,尤以好作俚语入词,几与《乐章集》不可分,惟周词文采过于柳词。可以说,柳是词家之质,而周则词家之文。他二人的生涯也差近,如《拜星月慢》有“似觉琼枝玉树相倚,暖日明霞光烂”句,写一个丰艳秀出的美人,形容得淋漓尽致。又“败壁秋虫叹”句,“叹”字叶得非常妙,这是欧阳修《秋声赋》“如助予之叹息”的意境。《过秦楼》“一架舞红都变”句,后来姜白石常仿此。白石学柳、周,所与周不同者,文过也。邦彦非但词佳,诗赋亦工,《汴都赋》直上窥汉赋。散文也好,又能兼书画。

从上述诸名家,可知北宋词不同的风气,显明的可分三时期。慢词盛于柳永,声调和谐合乐,辞藻明朗。东坡却是极不注意声调的。到清真,却兼而能之。

南宋词和北宋词是有因果关系的。北宋词以“辞胜”,南宋词也以“辞胜”;但所不同者,南宋词艳丽,而本色已看不到。北宋之词俗,南宋词雅。北宋词,是文人与乐工共有的词,而南宋词虽若姜白石、吴文英、张炎三家之精工音理,但他们的词,终是文人之词。北宋的词大,南宋的词深。两宋的词,都可以都城为中心。北宋都汴京,南宋都临安,南宋自高宗至孝宗二代,若北宋之仁宗朝,是南宋词光艳万丈时期。南宋词的不同,可以辛、姜二家做代表,而二人又是同时的人,姜是宗柳词。南宋词可分作三时期的。

(一)南宋初期

甲、辛稼轩(弃疾) 世之论词以苏、辛并称,此理论当否,姑置不论。似他二人的词,前后不断都有的。南宋初年,先于辛者有张孝祥,有《于湖集》,有《念奴娇》,过洞庭作的。因为他得罪秦桧被贬,《念奴娇》是写月下的: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彻。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服皆冰雪。

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其佳处是能化豪放为清雄,直继东坡。又若岳飞,以武人而能兼词,不加修饰,直写胸臆。回过头来就本期的代表作家辛稼轩而论。(辛词王刻本佳,又外集有朱刻本,此二种是辛词全部。)稼轩,山东历城人,与党怀英少学古文,党事金,辛以武功显于南宋孝宗朝,其对当时政治的愤慨,尽见于词;可与诗人陆游并驾。二公皆有恢复中原之志。

上言世之以苏、辛并论,可以说是相当合理,但不是绝对的公论。苏为纯粹的士大夫词,而稼轩则是英雄之词,变化无方,阔大处尽其阔大之材,精细处尽其精细之妙,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悲壮阔大,如“气吞万里如虎”句,而用了“虎”字叶韵,在词中恐只有稼轩之才能够吧。后来白石有“大旗尽绣熊虎”,然和幼安比较,是活老虎和纸老虎之别。叶此“虎”字险韵,只有李易安的“黑”字够得上。至于《祝英台近》一首,又是另一种风格。送茂嘉十二弟的《贺新郎》一词,却是一篇词汇书,可是他用得有生气,不过总有人以此为病。但这是南宋的风气,词人以为能用事典为工。和稼轩同时而稍后的岳珂(字倦翁,岳武穆孙),亦负盛名,著有《桯史》。稼轩守南徐时,日以词酒相娱,一日稼轩以《贺新郎》词示之,岳以用事太多病之,然辛不以为意。不过这不是稼轩词病,是当时共同的风气,如姜、吴、周、王、张辈,都是如此的。其道理,是因为每一种文体发展到用事为长者,即此文体的末期,如五言诗到齐梁,律绝至晚唐,都以用事为长;但用事中有明白,有晦涩,稼轩词用事显然可得,是明白的用事。

稼轩散文化的词,看《水调歌头》二首可以知道,这是和东坡同调的。又有《沁园春》一首,更是奇特: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检点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此词真是西汉文章,哪里是一首词。这又可看出宋代散文的发展。与稼轩同时之刘过(改之)客于辛门,及陈亮(同甫),二人词亦慷慨激昂,有志士也。

乙、姜夔(白石) 白石词负盛名,一样的在《宋史》没有传。姜是鄱阳望族,长居湖北,后往来合肥、苏、杭、扬各地,晚年卜居湖州。他的词可比之清真。清真实出于柳,而至于姜词,虽出自二人,但丽秀独有韵标。因为姜词是士大夫的词,不是柳、周勾栏狎客的词。词家除东坡外,词的抒情莫不以美人为对象,但自柳、周以后诸词客,虽都取象于美人,而美人的身份一时代高似一时代。周、柳以词来描美人,而姜则以词比于美人的清妙。同是取象于美人作词,可是运用却判然不同,如《暗香》《疏影》(毛、王、朱皆有刻本,单刻本以朱本佳)都咏梅,《疏影》一篇尤佳。南宋词咏物之作特多,此时词社多咏物,亡国后特盛,如龙涎香、蝉、白莲等题目(《乐府补题记》)。因为咏物系托讽喻之词以见志。此系南宋词风之特别情形,而用事之甚亦缘于此。

宋人之词多可唱,但如何唱法不可得而知。今传有《白石歌集》六卷:一卷有吹琴曲,于琴曲注有谱;二卷为越调九歌,注律吕;三卷为小令;四卷慢词;五卷多自度词,如《暗香》《疏影》等;六卷自制曲;另外一卷别集。各卷都有宋时的工尺,但今少人传。道光中,张文虎(啸山),与曾国藩同居江南,督官书局。张精音律,有《舒艺室随笔》,论到宋人的工尺,宋人之谱有今之可唱者。若于现代,只可知,而不能唱,因为没有点拍。郑大鹤山人以为宋词虽可唱,恐未能委婉动听。一字一工尺,那么唱起来,一定简而急。

姜氏的《齐天乐》,咏蟋蟀,是不从物之本身,而就聆蟋蟀之清音方面写,是南宋人写情与北宋人不同的。北宋人写感觉,而南宋人却写意境。

史达祖 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词》。与姜同时。当韩侂胄当国,史为堂吏,韩颇重之。及韩败,封韩首北献,史被黔面流放。初韩侂胄做南园,陆放翁为之记,后人多以此讥翁。虽然韩固非能臣,而议征金,固南宋百余年中鲜有及此者,视苟安尸位又不可同日语。邦卿工词,辞采纤艳,壮年虽依韩,然非权要,晚年又遭配军,身世亦悲凉。千载后读其词,不知其遭遇竟如此也。从“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句(《绮罗香》),可见其纤巧。又如《双双燕》亦然。南宋咏物而不用事者,此君一人已耳。

(二)南宋中期

吴文英 字君特,号梦窗,有《甲乙丙丁稿》(汲古阁刻本),此外又有朱祖谋刻《彊村丛书》本尤佳。(朱颇精吴词,有《梦窗小笺》。)梦窗生四明,终于吴中。宋词人居吴门者,前有贺方回,后有吴文英,为姜后辈,多少受姜影响。但吴词尤密于姜,其用事致令人莫能知,此词体已进化到末尾矣。张玉田论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虽然,此不足为吴词病,艺术文学固无实用也。世论吴词都认为他是以密胜,实际上我们从梦窗的词来看,他虽好密,而长处却在疏。我们从梦窗词论到文章的疏密。梦窗词的密是他独擅的,可是佳处并不在此。如唐之温、韦二家,温好密,而长处在疏。韦好疏,而长处在密。观二人的《菩萨蛮》可知。吴之《风入松》一阕,非常率直疏放,其佳处不言而喻。短调如《点绛唇·有怀苏州》,也是疏的。又《踏莎行》似周清真,意境亦甚佳。

(三)宋词之结束时期

继吴文英而起者,有三家:周密,字公谨,号草窗,老于杭。除《草窗词》(二卷)外,尚有说部著作,如《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纪南宋生活)、《浩然斋雅谈》等。宋代词人生活难考,但在小文集中偶有一二断片记载。周为吴文英后辈。然他的《 州渔笛谱》中有与梦窗唱和之作。又有选集《绝妙好词》。《草窗词》二卷,有广陵江昱(宾谷)的考证。《草窗词》多咏物用事,究不能摆脱南宋词风影响。《齐天乐》咏蝉,实寄亡国遗恨。

王沂孙 字圣与,号中仙,又号碧山,著《花外集》。有知不足斋刻本,又题为《碧山乐府》。《白雨斋词话》甚称赏他。遭亡国之恨,故其词是举类迩而见义远。与谢皋羽同具热怀,但诗人高号痛哭,而词人则轻哼凄咽耳。

张炎 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有《玉田词》和《词源》。在词人中此老最享高年,故对于宋代词人多所批评。主张清空,反对梦窗的质实。影响所及,清初浙派词人朱彝尊等特别推崇姜白石和他。

宋小说

今之论小说者,辄谓唐小说文言,宋小说白话,实不尽然。唐代小说也有白话写的,如敦煌石室中的手写本,叙唐太宗入冥见崔判官事,在日本《艺文杂志》刊载(第七年第一号)。狩野氏言:此唐人白话小说也。宋人如徐铉(北宋)、洪迈(南宋)都以文言文写小说,其体裁如唐小说。唐人小说用通俗文写的,我们现在就敦煌石室遗简来加以观察。在唐太宗入冥事中,夹叙一段秋胡戏妻事。秋胡是什么时代的人呀,他却拉入唐代,并且写秋胡,往京入试,带一部《文选》,《文选》是六朝的书,而秋胡是春秋时鲁人。可知是没有什么学识人所作的,此种小说大概在唐末作的,因为中国那时尚和西域交通,后来西夏割据,时人把它藏在石室中。北宋以后的事迹,中间找不到。何以证明他是唐人写的,因为唐人必读《文选》,虽闾巷下民,亦人手一卷,所以断言为唐人小说。以此,可知唐人小说固不是纯文言文的。

从小说的量上言,唐小说多短篇,宋小说则渐有长篇的。大概文言小说多出自士大夫笔墨,宋代的白话小说多是平民所作。宋代风俗,民间娱乐场有一种说话人,即今江南流行之说书的,多住在茶楼酒肆。这些说话人约在仁宗太平之世兴起的,明人的郎瑛《七修类稿》末廿二卷小说条下云:“仁宗日进一奇怪之事。”宋人说书,非但平民爱好,就内廷也有了。《东坡志林》云:“小儿薄劣,……听说古话。”所谓古话,是宋代说话人的取材,多取之于历史上的材料,尤以三国曹刘事最为风行,这是汴、洛的风俗。譬如现在人骂人奸恶,定指曹操做代表,这就是起于宋代的说话人。当宋初《穆修文集》中,有一篇《新修魏武帝帐殿记》,兖州(曹氏之故里)有魏武庙。那么魏武未必是天下之大奸恶,他的地位在北宋以前,大夫既为作记,市井又为立庙。可是到了宋代说话人一说三国演义,千古英雄曹孟德,一变奸恶而不可收拾了!于此可见平民文学,深入民心,是不可忽过的。

在宋代小说中,我们又可得知宋人生话的情形。有二种书可看,一是《东京梦华录》,北宋孟元老著;《梦粱录》,南宋人吴自牧追念北宋生活而写的。《武林旧事》,周密作。《都城记胜》,灌园耐得翁作。这笔记中写宋人的生活,研究宋代小说的材料就在此中。

(一)《东京梦华录》 相传是孟元老所作。孟,绍兴人。这书的文章,多用当时口语实写,所以现在多不能通篇卒读。近鲁迅作《小说史略》,所引文多是一长节做一句,实在是此书没有方法断句。在本书中所载的卖艺人有:技艺,杂剧,杖头傀儡,悬线傀儡,药发傀儡,上索杂手技,球技,弄皮影戏,弄乔影戏,甚至弄虫蚁。又有商谜,说诨话,杂班说三分等。底下所记卖技人名,也是怪声之口角奇名,当然是民间所有的,还有妇女也充作脚色的,如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陈小娘子等。

(二)《梦粱录》 南宋人所写北宋人的生活,就最足注意的小说方面论。

甲、小说 今之《三国演义》,是白话小说,而宋人并不称为小说,名之为说三分。宋人所谓小说,范围见于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乙、谈经 就是和尚的佛经,似说法的来谈。

丙、说参请 宋代佛教最盛行的是禅宗,就民间也流行虚无寂寞礼佛,可见宋人对于宇宙观的空虚,已是普遍地流行社会上。

丁、说诨话 宋人好作妙悟领会,如说三教圣人,说释迦女人也,老子女人也,孔子女人也,举了一个例子来,故意曲解之,引人发笑。

戊、讲经史 宋代士大夫,在御前供奉,日讲经史,以闻于天子。后来民间也流行讲经史,说史多刻薄小人。《都城记胜》对校之曰:“小说者顷刻之间,理会提破合生与超令。”

己、合生 举一语,即时编成一故事来说。

庚、商谜 即今之猜谜语。

就上等书所说,对于宋代小说情形,可得以归纳下面几点结论:

(一)说话人多取材古代书籍。

(二)小说不过是说话中的一部分。

(三)通搜上下古今事实,君卿下及闾里细民都好此道的。

(四)通俗小说,是民间文人编的。如《清平山堂话本》,所取的材料,是宋代说话人构的。

宋代说话人虽多,而流传今日的诗话,只有四种,如《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古本有瓦子家)、《五代史平话》(曹元志家藏本,中缺梁、汉)、《刘知远别妻事》(可参看《白猿传》)。

谈到三藏取经故事,今本《西游记》,是明吴承恩撰。按玄奘法师西上求经史实见于《新唐书》之《方技传》所记法相宗慈恩法师事,和《大唐西域记》。唐代和外域交通兴盛,而唐初禁止国人出国。玄奘求经是私出的。《大唐西域记》写三僧(藏)西行,备历险阻艰难,是实事。至其中神怪,那是宋代说话人所加进去的。所谓诗话者,记了一段话,加上了一首诗。后来元人有《西游记杂剧》(题吴昌龄撰),或以此书是明人作,实不然,原有瓦子家印本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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