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司卫所为明代地方军事机构，在不设府、州、县的地区也兼理民事，具有行政职能，为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终明一代，先后设立5个行都司，即山西行都司（洪武八年置）、福建行都司（洪武八年置）、四川行都司（洪武二十七年置）、湖广行都司（成化十二年置）和陕西行都司。陕西行都司于洪武七年（1374）设于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原名西安行都卫，翌年改为陕西行都司（全名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洪武九年（1376）罢撤。洪武十二年（1379）在庄浪（今甘肃省永登县）恢复其建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从庄浪移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先后辖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及肃州卫、山丹卫、永昌卫、镇番卫、庄浪卫、西宁卫、凉州卫共十二卫，并直辖镇夷、高台、古浪三个守御千户所。

明代各行都司中，只有陕西行都司曾编修志书，这就是诸多传世文献著录或引述的《陕西行都司志》，有时简称《行都司志》。关于此志，从未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前辈学者邵国秀曾撰文略述甘肃地方志，有所涉及，但仅略引《四库全书总目》而已[1]。近年，上海大学郭红谈明清卫所方志，也曾论及《陕西行都司志》：“陕西行都司在洪武二十六年后控制今甘肃、青海的大部分地域，全为实土卫所，是明朝西北的门户，该志应是人们了解陕西行都司的一部重要文献，惜已散佚。”[2]对其价值有所认识。吴浩军“河西古旧方志研究”系列之二《张掖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3]一文将其列为条目考述，但限于体例和篇幅，没有能展开讨论。本文首次全面考证它的保存和散佚情况，并兼述其体例内容和史料价值，以引起学界关注，并请方家教正。

一、包节、《甘肃志》与《陕西行都司志》

《陕西行都司志》，《四库全书总目》有录：

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千顷堂书目》作包节撰。考节字元达，华亭人，占籍嘉兴。嘉靖壬辰进士，官监察御史，出按湖广。劾守陵大珰廖斌不法，反被诬下诏狱。谪庄浪卫，卒于戍所。隆庆初，追赠光禄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纪事止于嘉靖，且庄浪卫正陕西地，当即节书矣。凡分《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而以所属各卫分载其中。能阙所不知，故简陋而不荒谬。凡例谓学校、祀典不立类，以建置大端，惟此二事，故统置于《建置》之下，例殊未允。自郡县、山川、人物以外，无一不从建置起，能全附之《建置》乎？[4]

关于包节生平，除上引《四库总目》简介之外，张世美《包侍御集序》所叙较详：“少负俊才，总角游乡校，弱冠取甲科，有大志，欲以文章勋业名天下。”“少孤，与其弟南侍御吴石君鞠于母氏。母教甚严，自少学以至于长，有内程以督其课业，无外交以引其心志。故君与弟皆早成于学，踔厉振发，视天下事无不可立就，故立志太锐，任事太勇，嫉恶太严，竟为谗者中伤，远戍以卒。”[5]从其《苑诗类选后序》“余戍湟中之明年丁未，得友从所寄楚刻《苑诗类选》”[6]之语可知，他谪戍庄浪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明史》称其在庄浪戍所，虽居“败屋颓垣，处之甚安”[7]。大约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左右卒于戍所，终年五十岁。2年后，其子包杞等刊刻《包侍御集》。该集共6卷，“前二卷为《台中稿》，官御史时作；后四卷为《湟中稿》，戍庄浪时作。二编皆兼载诗文”。[8]

《包侍御集》卷5收有《甘肃志六序》。甘肃，为元代所设行省，治在甘州。明初废，于其故地置甘肃镇和陕西行都司。正统元年（1436），置甘肃巡抚，驻甘州卫。辖甘肃一镇，统甘肃兵备、西宁兵备、庄浪兵备三道，陕西行都司之甘州左右12卫、镇夷等3所城堡，赤斤蒙古等6卫，朵甘等卫及宣慰招讨等司，西海丙兔诸部贡市。

明代著名学者胡缵宗《鸟鼠山人集》也收有《甘肃志序》。胡缵宗，秦州秦安县（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嘉靖十八年（1539）从河南巡抚任辞职，归田著书。《鸟鼠山人集》刻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有原刻本存世。从序文可知，此《甘肃志》为甘肃巡抚赵锦、傅凤翔先后编修，分巡西宁道（驻甘州）钟鉴纂辑。以纂修者仕履考察，约成书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此志虽久佚，但据胡缵宗序言可约略知其体例和内容：凡置《地理》、《建置》、《官师》、《人物》、《田赋》、《兵防》、《祀纪》、《祥异》8志，所记为河西事。[9]

包节卒于戍所，去赵锦等纂修《甘肃志》已有11年。他所序《甘肃志》，凡分《地里》、《建置》、《官师》、《兵防》、《人物》、《岁计》6门，与胡缵宗所序《甘肃志》有异，而与《四库总目》所录《陕西行都司志》同；其中《建置》一门，除“署宇”、“邮置”及附载“禅释”而外，还有“庠校”、“祠祀”2小目，亦与上引《四库总目》“凡例谓学校、祀典不立类，以建置大端，惟此二事，故统置于《建置》之下，例殊未允”之语相合。所记内容均为河西——即今之甘肃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湟水流域，与陕西行都司辖境也大体相同。并且序中无一语及他人；玩其语气，也属本人撰著，与他人无干。[10]凡此种种，均可证明，包节《甘肃志六序》所序《甘肃志》非赵锦等修《甘肃志》，而正是《陕西行都司志》。

二、《陕西行都司志》已经散佚

《陕西行都司志》最早见录于明代黄虞稷（1626~1692）《千顷堂书目》，其后张廷玉修《明史》，其《艺文志》系据《千顷堂书目》删削而成，也著录：“包节《陕西行都司志》十二卷。”[11]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撰《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在“史部地理类存目”中。据此可知，该志于此时尚存于人世，并为原12卷，唯已“不著撰人名氏”。此后诸家目录即不见载，到民国时期，西北著名方志学家张维撰《陇右方志录》，即标以“佚”字[12]。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亦不著录。经远程检索，全国各大图书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室等都没有此书。

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除抄录收入的3461种，以及被明令禁毁的以外，还有一部分书籍只给它撰写了提要，收入同时编纂刊印的《四库全书提要总目》，这部分书籍总数为6793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到1993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立项，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至1997年出版面世。该丛书共收书4508种，比原《四库全书》列入存目类的少了2285种。这少了的2285种书籍，除“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拍摄制版的，约有一百多种”外，“绝大部分已找不到，恐怕已经失传了”，[13]《陕西行都司志》即其中之一。

另外，从对《陕西行都司志》引用情况看，1891年，陶保廉著《辛卯侍行记》时，已无片言只语提及。而陶氏精研西北史地，光绪辛卯年随父西行，随行大车十辆，装书籍五车，沿途随时翻阅前人地理著作，仔细观察，广采博闻，认真记录，撰成西北史地学名著《辛卯侍行记》。陶氏西行，途经故陕西行都司辖境各地，详记其建置沿革、城池山川、村镇道路、驿站津梁、祠庙寺观和民族人口，征引资料宏富，可以说搜罗广博，巨细靡遗，却独不见《陕西行都司志》。[14]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明代西北边防及都司卫所制度，撰写和发表了一批论文。如陈梧桐《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15]，梁志胜《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16]、《“碾伯守御千户所”辨析》[17]，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18]，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19]、《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20]等，都没有引用到《陕西行都司志》。其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马顺平称：“（2004年）整个暑期我泡在北图，搜集了相当可观的关于明代卫所的史料，打算以都司卫所制度为契入点，对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明代西北地区作一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的综合考察。”[21]但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和公开发表的同题论文[22]中也无引用《陕西行都司志》。

凡此种种均表明，《陕西行都司志》的亡佚是确定无疑的了。

三、《陕西行都司志》被引录保存情况

但又没有尽亡。首先，明万历年间创修，清顺治十四年重刊的河西各镇志多有引用。包节编纂《陕西行都司志》几十年之后的万历末年，陕西行都司所辖卫所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修志活动，产生了一批地方志书，但由于明政府很快处于风雨飘摇的灭亡阶段，这批志书没有能够普遍刊行。清朝初年，出于借鉴历史经验，经营西域的需要，于顺治十四年（1657）重新刊刻印刷了这批志书，这就是保存至今的《西镇志》、《凉镇志》、《甘镇志》和《肃镇志》。这批志书都没有以其军事和行政建制为名，而均以“镇”为名，乃因甘肃镇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在西北边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各志所记地域区限均在甘肃镇管辖之内。[23]既统一创修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又统一重刊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故有整齐划一的名称。这批志书对《陕西行都司志》的内容有不同程度的迻录和保留。如《甘镇志》卷一《地理志·沿革》第一句即“陕西行都司：《禹贡》：雍州之域。”在这一部分中包括了“武威郡县十”、“酒泉郡县九”、“敦煌郡县六”。[24]《疆域》一目则有“东界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据居延，广一千七百四十五里，袤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加以羁縻之地，无虑数千里”，“本司内辖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外辖山、永、凉、镇、庄、西、肃七卫。镇夷、古浪、高台三千户所，隶右军都督府”等语。[25]此外，《物产》一节中，多有涉及西宁、酒泉、武威的内容。如“梨：河西皆有，唯肃州、西宁独佳。”“红花：各卫皆有，唯西宁者佳。”“锁阳……出镇番。”“无鳞鱼……各卫俱有，唯镇番与西宁碾伯多”[26]等从整个河西及青海的角度记载的材料。这些内容应该都是《陕西行都司志》原文。而《肃镇华夷志》李应魁序言正有“披阅再四，总之不离《行都司志》者”[27]之语。

其次，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部分大量引录。正如复旦大学王文楚先生所言，顾炎武编纂《肇域志》“悬的甚高，力求完备，故征引史料浩瀚，数量之多，超过《寰宇通志》、《明一统志》”，“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所摘录的明代及清初方志至今有不少已失传，由于《肇域志》的转引，赖以保存下来”[28]。所以被誉为“明代方志资料的大集成”[29]。《肇域志》大量引录地方志虽然多未加注，但大多都能辨真资料来源。其中出自《陕西行都司志》的就有原书第二十六册之《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和《陕西行都司》两部分，共27目（其中内容不同而目题重者6目），约2万余字。原陕西行都司所辖十五卫所俱全，并有关外六羁縻卫所之沙州卫。[30]

第三，〔乾隆〕《甘肃通志》多有所引。〔乾隆〕《甘肃通志》于雍正七年（1729）由甘肃巡抚许容等监修，乾隆元年（1736）刊刻竣工，由川陕总督查郎阿等具表上之。“其书虽据旧时《全陕志》为蓝本，而考核订正，增加什几六七，与旧志颇有不同”[31]。增加部分中很多内容即来自于《陕西行都司志》。

其他如胡渭《禹贡锥指》、冯焌光《西行日记》等史地著作也都多有所引。前者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是一部地理学名著，在考证白亭海时引《陕西行都司志》：“白亭海，一名小阔端海子，五涧谷水（石羊河）流入此海。盖误以休屠泽为白亭海也。”[32]后者撰著于光绪三年（1877）冯氏出塞伊犁，负父灵柩东归途中。其“八月二十一日癸卯”条记述到达乌鞘岭时引《行都司志》：“岭北接古浪界，长二十里，盛夏风起，飞雪弥漫。”[33]“九月初一日癸丑”条述及黑河时再引《行都司志》：“河径祁连山下，积雪消融，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羌谷口，北入居延海。”[34]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陕西行都司志》的内容。

而对该志最晚的征引见于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该著卷四十“合黎山”条引《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卫北四十里，迤逦至镇夷所，同石硖口三百里。一作合离。”卷二考证湟水流经区域及鄯州时引：“今西宁府治，即宋之州城，明之卫城。考《陕西行都司志》，谓自卫城西至南，迤东约八里余乃古城，信矣。”卷三亦有引用。[35]杨守敬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有83种著作传世，《水经注疏》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著初成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经其门人熊会贞及熊会贞同乡好友李子魁继踵其事，至1948年才有第一卷刊出。如前所述，《陕西行都司志》在《四库总目》之后即不见录于公私目录，冯氏所引，当为转引自他书；或者，此时尚有存世者，亦未可知。而如众所周知，杨守敬是著名的藏书家，储藏之富，当代罕俦。1880至1884年又曾东渡扶桑，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以廉价购古籍３万余卷而归，并撰有《日本访书志》15卷。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之一。早在9世纪中后期已有地方志在日本流传，明末至清咸丰间，即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方志更是大批量地输出日本[36]。而杨守敬又是严谨的学者，撰著《水经注疏》，博采群籍，相互参证，对前人之失多所指正；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于此可推知，他自己所引诸书，当非道听途说，都是有本可据的。那么，杨守敬在引用《陕西行都司志》时，手中可能是有原书的。只是杨氏藏书命途多舛，虽其大部已于1914年由当时的国务院收购，庋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我国历史文献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流散亦不少，其中或即有《陕西行都司志》一书。

由上可知，《陕西行都司志》于乾隆年间以后，即不见于人世。查《清代禁毁书目》，无该志信息，故其亡佚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没有关系，详情不得而知。但清康熙、雍正两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方舆汇编·职方典》中有《陕西行都司部汇考》。与诸书所引《陕西行都司志》核对可知，此即据其所窜改删削者。《陕西行都司志》原12卷，入《陕西行都司部汇考》后归纳为第577、578两卷。原书分《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被改编为第577卷的沿革、疆域、星野、山川、城池、关梁、公署、学校、赋役、风俗、祠庙诸考和第578卷的驿递、兵制、物产、古迹、艺文考。其他方面的改动还有：纪事下限由明嘉靖年间延至康熙年间。历史沿革加“皇清因之”四字，删去回鹘据有河西的历史；对吐蕃亦略有提到；“番”、“夷”、“戎”、“虏”四字全部改以他字，如将“镇番卫”改作“镇边卫”，“镇夷所”改称“镇彝所”等等，但又没改彻底，有些地方仍作“镇番”和“镇夷”。[37] 1932年，余姚陈登原著《古今典籍聚散考》谈及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的情况说：“当时改易之风，几于凡违皆改，无碍不易。馆臣为谨慎将事，免于得罪，亦采宁枉毋纵之手段，宁可多所改易而得旨更正，不敢不改而转陷于文字之嫌。”[38]以《古今图书集成》对《陕西行都司志》的窜改删削看，这种情况在康熙、雍正朝就开始了。故此，若论《陕西行都司志》的亡佚，《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实为罪魁祸首。

如前所述，陕西行都司是有明一代所设五个行都司中唯一编修过志书的行都司；《陕西行都司志》相当于当时甘肃行省的通志，因其侧重于军事方面，故对于我们了解明代行都司军事和行政职能、内部结构、运作机制等方面的情况都是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所幸上述诸书对《陕西行都司志》内容多有迻录和征引。近年来，古籍整理成绩斐然，新一轮的古书辑佚热潮正在兴起。与《陕西行都司志》相关的旧志，如〔万历〕《西宁卫志》，由西北民族大学的王继光教授辑佚成书[39]，这为河西地区明代其他卫所散佚志书的辑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辑本《陕西行都司志》的成书出版，这将成为西北史地研究、西北民族关系研究、明代西北边镇边备和都司卫所制度研究以及河西方志史研究领域中新的材料。

注释：

[1]参阅邵国秀：《甘肃省地方志考略（续完）》，《图书与情报》，1994年第2期，第47-51页。

[2]郭红：《别具特色的地理单元的体现——明清卫所方志》，《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2期，第80-84页。

[3]参阅吴浩军：《张掖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6期，第117-120页。

[4]《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43页。

[5]〔明〕包节：《包侍御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88页。

[6]〔明〕包节：《包侍御集》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78页。

[7]《明史》卷207《包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78页。

[8]《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7页。

[9]参阅〔明〕胡缵宗：《鸟鼠山人集》卷2，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室藏嘉靖三十三年鸟鼠山房刻本。

[10]参阅〔明〕包节：《包侍御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80-683页。

[11]《明史》卷97《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10页。

[12]张维：《陇右方志录》，北平大北印书局印，民国23年，第116页。

[13]黄永年：《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第70-72页。

[14]参阅〔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364页。

[15]陈梧桐：《明太祖与明成祖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民大史学》，第1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5-396页。

[16]梁志胜：《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陕西行都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第165-175页。

[17]梁志胜：《“碾伯守御千户所”辨析》，《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98-104页。

[18]田澍：《明代甘肃镇边境保障体系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第27-38页。

[19]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辑，第150-155页。

[20]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21]马顺平：《明代陕西行都司卫所建置考实·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22]马顺平：《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第109-117页。

[23]高启安：《〈肃镇华夷志〉的名称及版本考辨》，《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68-70页。

[24]〔清〕杨春茂撰，张志纯等校点《重刊甘镇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5-17页。

[25]《重刊甘镇志》，第22页。

[26]《重刊甘镇志》，第96-100页。

[27]〔明〕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8]王文楚：《点校本〈肇域志〉前言》，顾炎武撰，谭其骧等点校《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9]吴杰：《顾炎武〈肇域志〉的内容及其抄本的流传》，《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94期，1982年9月。

[30]参阅顾炎武撰，谭其骧等点校《肇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25-1537、1558-1574页。

[31]《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08页。

[32]〔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1页。

[33]〔清〕冯焌光：《西行日记》，《西北行记丛萃·宁海纪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34]〔清〕冯焌光：《西行日记》，第128页。

[35]〔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57、169、219页。

[36]巴兆祥：《明清时期地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辑，第151-159页。

[37]参阅《古今图书集成》卷577、578《方舆汇编·职方典·陕西行都司部汇考》,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2911-12933页。

[38]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126页。

[39]〔明〕刘敏宽、龙膺篡，王继光辑注〔万历〕《西宁卫志辑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