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与元九书》）的《〈琵琶行〉并序》，是白居易 “因琵琶以托兴”（明人周敬、周珽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的大痛长恨的流吐倾泄。诗人 “感商妇之飘流，叹谪居之沦落”（清人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所以“其意微以显，其音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唐宋诗醇》赏评认定《〈琵琶行〉并序》）诗以曲达之情辞，精妙之兴感，宛转周详地传递寄寓着诗人“别有幽愁喑恨生”的悲怅怨忧之情。可是，诗序则以冷凝的直言慨叹，迥异于“比兴相纬，寄托遥深”诗情词心，其苦楚思致似乎也仅仅只给予了轻风微波似的“铺陈直书”。凡此，都应值得思考玩味。
然而，历来诗评家似乎都只把鉴赏品味的兴致心志仅仅“聚焦”于《琵琶行》诗上，而基本上置“诗”之“序”于不顾，即使留意一下，也顶多将其作为“背景”或“本事”来看待。现缘“序”品“诗”，从“诗”“序” 体分要殊着眼，彰显其异同分合的本旨所系，以求得获白乐天之“意寄志存”的“新解”。
为说明问题，拟先将“行”与“序”略作分辨。
“行”为乐府诗体，沿至唐代白居易时，早已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其本义至今犹考释难定，但其诗体特征，前人据诗评解，切入旨要者，足可信而遵循。如宋人张表臣认为“步骤驰骋，斐然成章者谓之行”（《珊湖钩诗话》），明人徐师曾则认为“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文体明辨序说》）。这类形象化的比喻描述之说，揭示了“行”体诗的铺排叙事，舒缓急促，跌宕曲直，畅晓灵动的特点。胡震亨《唐音癸签》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其“衍”就更直言明揭其“即事名篇”“缘事而发”的以兴感铺叙为要旨的特征。与此相应，其章法艺术之讲究自然也不同于其他诗体。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七言歌行，……其发也，如千钧之弩，一举透革。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一入促节，则凄风急雨，窈冥变幻。转折顿挫，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收之，则如柝声一击，万骑忽敛，寂然无声”。这既与其铺叙敷衍，缘事发慨因情寄兴密不可分，也与感荡人心，引发神思的诗艺魅力极为相关。而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更是具体而微地点拨道：“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黄河落天走东海’之势。以下随手波折，随步换形，苍苍茫茫中，自有灰线蛇踪，蛛丝马迹，使人眩其奇变，仍服其警严。至收结处，纡徐而来者，防其平衍，须作斗健语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气促，不妨作悠扬摇曳语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论。”至于“用字须字字牢壮，用句须句句挺劲，用调须抑扬顿挫，用意须斩截淋漓，使读之历历落落，有金石之节，眉开目朗”（徐增《而庵说唐诗》卷三）的讲究推崇，更是“即事名篇”“缘事而发”的以叙事写真为其骨，以传情抒怀为其神，以寄意致思为其气的机变随意之应求了。凡此种种，这都与感人心脾，催人快读，引人卒读，令人回味，使人传诵的艺术魅力相与因成。据前述考辨，“迤逦详尽”的《琵琶行》的“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胡应麟《诗薮》）的特点彰显，正是“歌行体”的“当行本色”的风貌神情之圆润飞扬。
由此可见，“七言歌行” 特征大体有三。一是篇长句畅，语词新浅而隽永洗练；二是寄意托慨，铺叙畅达而迂曲多致；三是绘景摹物，意象俱足而清华深永。
与诗言志抒情大异的“诗序”之“序”，宋人王应麟在《辞学指南》中指出，“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征引宋人吕东莱所论说：“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而徐师曾进一步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里，著者褚斌杰先生据此而将“序”“定格”为：“序或叙，就是在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和目次，加以叙述、申说。”这对于“序前诗后”的“序”来讲，此说虽非缝密榫合。然由此辨认，诗序的特征、作用，可以《琵琶行》之“序”鉴而别之。首先，它具有即事记实的“本事”写真特点，这既与诗的“兴观群怨”的本质相应，同时又有鉴赏导引的背景作用，其写作缘起的交代，背景环境的呈现，心境情志的流露，实为读者解诗、赏诗的切入点——这一缘事而发所含有的，诸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实录”交代，与诗中诗人之所见、所闻、所感、所为，相与呼应随和。其次，它又有概括提要、语美词雅、言简意赅、情真志显的美文特征。诗序将感慨寓于时事，情思托于景物，以冷静清明的文字发抒深微之思，传达悠渺之意。它通情达志地把因言志而赋诗的心态予以了简洁凝炼的表述。从这个角度讲，“序”是诗的提要概略，变体缩写，庶非为过。
但是，如果我们由此稍加揣想，当《琵琶行》之歌吟咏唱的起伏摇荡与“序”之直流通贯的洗练含蓄的这一不同，将其显隐掩映各得风神的“诗味”与“文采”“合体共存” 时，其“别有幽愁喑恨生”的“深情幽怀”的真义要旨，也就自当有着“别裁”一番的必要了。
“序”之首句，“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以怨隐恨藏的平静口吻，如实道出不期横遭贬黜的时间与贬所，而“贬谪”之因由却讳言不记，可见“志在兼济”的诗人的怨苦痛深与万般无奈。而“元和十年”凸出于主语“予”前，虽属“去年”事，可并非时过境迁，而令素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之志的诗人能够与时俱化、随风淡忘的年月。据《旧唐书》本传所记，元和十年六月初三日，力主用兵讨伐吴元济的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杀死，其意旨在威胁朝廷息兵，以解吴元济之围。白居易即越职“首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不意，当朝权贵却“以宫官（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为由，攻击白居易。接着朝中“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先“贬为江表刺史”，紧接着又因“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之“疏论”，“改授江州司马”。在京城恐惶，人心惊惧时，白居易参政议政的激奋之情，干练之举，本当首肯褒扬，反而因此招来横祸。面对这种“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的黑暗昏昧、专横腐败的朝政，诗人的点到为止、不动声色的如此叙事，真有曲达通幽尽显凄楚无奈之妙。在诗中与之对应的“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的怨苦遭际之自叙，却是在琵琶女初弹表演绝技，自叙沦落“情史”之后，诗人不由得大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物伤其类的感伤。这是凭借倡女事，来映射类比己事，以抒同病相怜之情，而寄寓自恨自悲自叹自诉之思。但在诗，开篇入题即先渲染清秋冷月，静夜湓浦送别的凄凉情景，恰是诗人内心那种迁客逐臣所独有的冷寂孤苦、失意怅然心境的自然流泻。“秋瑟瑟”时“夜送客”、“惨将别”时“江浸月”的情景交融——悲凉酸楚的心绪与萧瑟清冷的秋江的“互藏其宅”，其借景抒情，因事悲苦，又恰好是“序文”第一句的形象敷衍与悲情“补遗”。“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序中第二句既有叙事承接之紧促顺畅，又有与诗之入题开篇密合之妙，但其“说喜不言喜，说怨不言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冷静“实录”，真令人不寒而栗。诗人以“独在异乡为迁客”的失意落魄之形神，送客于秋夜，凄清愁悲，其郁闷怨恨之情自当如江潮涌雪，荡漾不息，但序文却隐忍不发，其妙意深藏，全在有苦不诉，含恨不申的“淡化”之中。秋夜送客，天凉气冷，心情低落，湓浦话别，黯然神伤，逐臣送客，怨哀之情陡涨倍增，此不用明言故不言之；而此时恰有凄婉幽怨，但又美妙无比的琵琶声从江上舟中响起，这一不同于“山歌村笛”的“京都声”飘荡穿飞在月白清夜中，自当别有一番惊喜悲酸在心头：当年长安进士及第时的“春风得意”，“征伶皆绝艺，选伎悉名姬”（《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狂热冶游情景，如画卷般一一浮现于眼前，而今寄身所处，却是偏僻荒远的浔阳苦地，虽有“呕哑嘲哳难为听”的歌声笛音散愁解闷，其天差地别，自当毋庸言道。深藏内心几多酸苦而如此平铺直叙，真有语尽情起，词完意荡之妙。至于“江”“舟”这一立足托身所仰仗凭借的“意象”，更是兴寄别有：寄身舟船，漂泊江上，其无根如浮萍的轻贱失据，与宦海沉浮、福祸无常的荒唐不经的契合，正好是彼此人生经历遇合的传真写照。而序中之“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句，是闻声动心因事动意的惊而奇之的探询行为反应，“寻声暗问”之中的惊奇当不在“铮铮然京都声”所传递出的高超弹奏技艺之流响，而在于为什么会在秋夜月白风冷之际，铮然清响于远离京城的浔阳江边。这自然会引发心存兼济之志，行有独善之德的诗人的内心“感伤”：色艺双绝的长安歌伎从繁华堕入荒江，是因“年长色衰”这一不可逆转的衰变，只好“委身”于“贾人”，与自己从帝京贬至荒僻，是因激于义愤“首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这一急公好义顺乎情理之举，而为朝廷远抛闲置的悖谬现实，在“似与不似”之间找到了借题发慨、缘事抒情的切口因由。即：一个是在文化艺术繁荣中心倍受“观众”“听众”宠爱的艺术奇才，一个是在政治经济中心“志存兼济”而独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之德行的政治“明星”，都在无聊之“弹”，不虞之“闻”，有意之“听”，用心之“问”中，在直书实录不假情色中，将“左迁”“委身”的跌落凄苦，事异情通的联接在一起，坦露了唐王朝政治社会现实的冷崖寒壁般凄冷荒凉。“序”文借他人应答之言，得取质实之介绍，妙在有心之问全本于处境心境的神合貌同。而诗却以“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的忘情失态，这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自然传神的描述，烘托映带出“京都声”的美妙精熟。一“忽”字更是突出了弦音的清脆和月清空静夜冷寂寥的境况，以及主人“忘归”客“不发”的出神静听的思境相谐情景相和的意蕴。于是，诗中“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的单向“激动”，正可看出诗人情趣意味由抑郁低落而欣喜快然的情绪跳换，由悲伤凄凉一转而为出乎意料的“惊喜”，以及聊可平复凄苦的暂时欢愉，虽然可将动因归之为“有京都声”的琵琶弦音清响，但也正是诗人久已心系情寄，神归意存的志趣“邂逅”所为：昔日的优游闲悠，乐伴舞侣，今夕的凄苦冷落，形单影只；昔日“志存兼济”身处要津的有所依凭，今日远谪偏远的闲置封冻，都叠情重意于一“闻”一“邀”、一“弹”一“听”之间了。而序中“遂命酒，使快弹数曲”的情急意切，与诗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疑忧迟缓，更有诗风文情，各呈韵致之妙。“序”文仅八字，状貌图形写诗人，其“遂”紧承所问之实的焦灼急切，“命酒”的恭敬，与“使快弹”的急不可奈，“数”之闻听之“饥渴”等等“失态”“忘形”的举动，所溢散挥发而出的情志意趣，都有着清明通畅率真超脱般传神表现。与诗句中琵琶女“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迟疑，恰又形成异曲而同工的情意诉求：“千呼万唤”的真诚与急切，与“始出来”的慎重“反应”；“使快弹数曲”风急火急般的情真意明，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情非愿的隐忍之痛忧，都极富张力地包蕴着诗人与琵琶女各自腾涌潜流的幽愁暗恨，凄清冷落的悲绪怨情。从叙事记行的角度，序文与诗都各现风神，前者直质而情志深隐，后者清畅婉转而情味直切。如果说，序文与诗至此将如影随形，相伴齐进地对应讲述和应感咏唱给予了互补而又奇异的呈现的话，那么，以下则是二水分流了。即一为静碧如潭渊而深隐其忧怀；一为疾徐似江流而纵放其苦情。
序文简笔叙事：“曲罢悯然，自叙少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神情黯然，今昔霄壤，归宿无根，语短而情意怅惘且有余苦难尽之妙。这一“点到为止”，语浅意明的朴实陈述，在诗中却又旁枝逸出、曲径通幽，且不惜笔墨地铺描排写出另一番气象。即，诗在“自言本市京城女”之前，先以生花传神之笔，摹声拟形地再现琵琶女的神乎其技和妙达其情的真切，借琵琶女奏弹而清响的弦音琴韵所飘扬弥漫的“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动人心脾、感人肺腑、激人神飞、催人情移的艺术魅力，映照诗人自己“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才干志趣，“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秉国权，治天下”的宏愿真意，智识胆气，才器志趣，可类比相侔，且又妙切事理。至于借“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曲终急煞之脆响以突出“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悲凉冷寂气氛，并烘托渲染其弦音乐声所流吐出的悽惋不幸，怨恨不甘，愤激不平的情怨愁恨，难道不也正是诗人借此来兴感寄寓着因“首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的“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的行为，却反遭贬谪这一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忠奸不辨，善恶混淆的天大冤屈与天大怨恨，以及天人震惊而令志士扼腕、忠臣向隅的悲愤怨苦吗？如此铺排描摹，恐怕正是诗人的情心所在：在诗中先是尽显“长安倡女”的绝妙才艺，而这“绝妙才艺”又是通过弦音“说尽心中无限事”来宣示“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的寄托之辞兴感之意的。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白居易的这首《琵琶行》诗是“既专为长安倡女感今伤昔之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真是既独具慧眼又深刻精到。琵琶女出神入化的即席演奏绝技，所展示化变出的错落有致而又瞬息忽变，清畅悠扬而又激越高亢的弦音意象，寓寄的诗人“本意”，正如宋人洪迈所说：“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事实上，自屈原 “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引类譬喻”兴寄象征，成为托物寓情的传统之后，诗人假借女子的处境、身份、心态、情思来抒写其思想情志，往往是自存“寄托”于其里的。当诗人“听声类形”而“以形喻声”“以声喻乐”地描摹妙韵灵飞的音乐所凸显的愁情忧思心态时，以及由此而弥漫的色老失宠下嫁非人怨苦难诉的情调时，诗人自身的“迁谪失路”感，真正是“‘能’所双亡”于“浔阳江头”“琵琶声里”，各自独有的“能”也都“主宾俱化”于“绕船月明江水寒”的空船苦守和“黄芦苦竹绕室生”的荒寂冷凄的人生遇合中。因“弹”而诚“邀”，缘“邀”而苦“弹”的应和，其联接的心理诉求均体现在反常的人生遭际与通常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期盼这一人生来既是矛盾难解，且又纠缠不已的痛苦“敲击”“弹拨”之中。诗人惊奇的是“明耳仙乐”竟然会在僻地荒江的冷月凄清时弹响，琵琶女惊异的是夜弹自遣愁苦于秋夜时，竟然会有人激赏邀听。这实际是沦落天涯的“文化苦旅”的不期而遇，是正常超常的文化艺术的非常反常地跌落抛掷。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其诗文创写准则的白居易是不可能淡忘“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夙愿初衷的，即使是其“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旧唐书·白居易传》）不然，又何以凄苦自抱牢愁在心地叹悲：“胸襟曾贮匡时策，怀袖犹残谏猎书”，（《端居咏怀》）“逢时弃置从不才，未老衰赢为何事？”（《谪居》）的不为君用的愁苦失意，“我本北人今谴谪，人鸟虽殊同是客”，（《放旅雁》）“梦乡迁客展转卧”，（《山鹧鸪》）“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的迁客之悲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志心难酬的凄凉苦闷， “萧条司马宅，门巷无人过。唯对大江水，秋风朝夕波”（《司马宅》）的悲凉苦叹，“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的自嘲式的旷达，“但是诗人多薄命”（《李白墓》）的悲怆醒悟， “愁君独向江南宿，水绕芦花月满船”，（《赠江客》）“谩写诗盈卷，空盛酒满壶。只添新怅望，岂复旧欢娱”（《东南行一百韵》）的旧愁新怨和怅望失落，等等，真不一而足。从前引诗人反复苦吟悲叹“迁谪失路”的情怀心意的诗句，我们理应觉察体悟出以诗文著称于世的白居易之“感发志意”“引譬连类”最为痛彻的当然既是个人仕途宦海中的升迁浮沉，更应是个人的志得意满命乖运舛与朝政的治平衰败因成不爽这一让志高才卓者敏感的现实苦难，总是又与忠心而情真，志大而才高，识远而胆壮的有为之士有着不解之缘的荒唐的因成联系。唐王朝的兴盛衰微以“安史之乱”为其区分类别的界判，这在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一诗中，可以见其情心所在，姑全录以证：“白头老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佩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熏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飘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豳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鱼久失风波势，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闇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唯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唐宋诗醇》评道：“前叙乐叟之言，天宝旧事也。后叙告乐叟之言，乱后景象也。俯仰今昔，满目苍凉，言外黯然欲绝。乐叟未必实有其人，特借以抒感慨之思耳。”据王汝弼先生推断，“此诗”“至迟当不晚于贬居江州时”，并对“我自秦来”作注通说：“按自此以下，虽系实写秦中风物，然气象萧条，色调阴郁，中间实荡漾着白氏初贬江州时消沉苦闷的情感”。（ 《白居易选集》， 王汝弼选注，1980年10月上海古籍版）诗人无辜而贬谪荒远，犹念念不忘京都风光不再，其“消沉苦闷”断非只为一己之得失之荣衰。“特借乐叟漂沦”“抒感慨之思”，实无独有偶。在琵琶女“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之后，紧接着诗人又让琵琶女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悲情愁绪今略昔详地“铺叙倾吐”了往日的春欢秋笑荣宠有加，现今的江冷夜凉凄苦难忍的遭遇其落差悬殊，前后霄壤的直接原因。表面上虽然是“弟走从军阿姨（弟：女伴。“弟走从军”指女伴改籍为地方军队的乐伎。阿姨：教坊中年长、从事生活管理的女性。详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第469页。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1版）死”所致进而被“远抛闲置”， 并因之沦为“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边缘者”。但是，对这样的结局，真正起绝对决定作用的，确应是朝廷在元和五年用兵藩镇，国库窘迫，不得不权令断乐，并诏令削减教坊衣粮用度的这一政治局势的囿限因素。传统习惯上的歌舞升平，是需要政治上的稳定、军事上的强盛为其后台支撑与前台示威来做保证的。其溯因而显果的用意，自当将浩然长叹颓然悲吟的怨情恨意，归咎于“果”由“因”成的悖谬。这也就是说，“以音乐为代表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和衰落，同政治上的上升与衰败完全一致，而音乐国手的沦落，又同有意改革弊政的有积极进取心的朝士的被贬，命运相同。而这又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反映！”（王达津《漫谈〈琵琶行〉》载《文学遗产》增刊十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第248～249页）如果说，这种由当初的热捧追捧与荣华倏忽一变而到如今的冷遇凄惨，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长恨歌”中的唐玄宗、杨玉环，“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从此漂沦落南土”的“乐叟”，都是以一人之落魄凄苦之行色神情，抒写朝政之荒废衰败，那么，而以“曲罢常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的才艺色貌卓绝享誉于世的艺术人才，却浪迹混迹于江湖的蹭蹬厄运，赋写比照既有兼济之志心，更具善济之才器胆识的辅弼良才，却贬谪左迁于偏远的蹉跎困顿，也就有着情理因成的相侔等同意义。“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日思夜梦与万状凄苦的回味咀嚼，与“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的清冷孤苦和愁牢恨结的现实苦况，正好是以一人之悲凄酸苦曲尽其致地彰显一朝之衰微败落的形象写真。
而序文“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两句，其辞隐约深意别具的味外之旨，足可再三咀嚼一番。
按王汝弼先生选注的《白居易选集》所录“出官二年”间的诗篇，可以看出乐天的“序”之“言”，实有弦外之音可以辨听，言外之意可以揣摩。如“作于元和十年八月”（ 815年）的《初贬官过望秦岭》中的“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发”的悽悽惶惶，忧惧怅惘，岂可以“恬然自安”来遮掩其恐惧害怕的内心情感。王汝弼先生认为“乃白氏故作镇静之语，非其本心”，大是。至于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江州任所的《端居咏怀》中的“贾生俟罪心相似，张翰思归事不如”的畏苦思归之叹，更难看出诗人在“恬然自安”“二年”后，才会产生 “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的悲情愁心的。所以，其“是夕始觉有迁谪意”而“因为长句，歌以赠之”的深意隐情，自然要在以淋漓酣畅直泄奔涌如江潮涌浪般的“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这首诗中，去揆情度意验理，去索求品玩。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从诗人“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的感同身受的凄切情状的天然流露，从诗人极尽铺陈之能事再现“谪居病卧”之地的荒僻恶劣，“取酒独倾”之时的孤苦寂寥等用心取意方面，看出诗人对制造诗人与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一同慨共悲的悲剧意义的悲吟浩叹之所指，就在于“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都只有在留念回味中，显示着被失落、被缺席、被闲置、被废弃的荒诞不经、荒谬绝伦，进而凸显出对“复还来”的轮回历史的心酸情悲性的寄意致思。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的琵琶女，弹奏出的“凄凄不似向前声”的弦音乐声，所催生引发出的令“满座重闻皆掩泣”的“同情”之共鸣，同慨之认知，便具有了普遍性辐射意义和深刻性透视意义。这也许正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真情所系，更是“序文”中“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发明为诗”的深意所在。由此放眼审视，我们也就不难看出白居易被贬江州之后，道家所尚之虚无，佛家所宗之寂灭，为什么会将其此前所尊奉的儒家正道直行刚健进取的精神“消隐散落”的情由所在。乐天知命的儒家，知足保和的道家，四大皆空的佛家成了诗人后期以官为隐的安身理念。其“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的藏智隐真而全身避祸，“无情水任方圆器，不系舟随去住风”（《偶吟》）的顺遂适分而明哲保身，虽然只是情感心志的表露与抒发，但也可看出，正是诗人大悲苦进而大失望之后，“知足保和，吟玩情性” 的“换尽旧心肠”的“闲适”情志之所本。
因此，“诗”与“序”各自独有的意蕴托寄与情心包寓，恐怕不能仅以“通过对琵琶女始荣终衰的命运的叙述，抒发了自己忠而被贬、才而遭谤的失意情怀，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失意生活上潦倒、精神上郁闷的江州司马的形象”（《中国文学宝库·唐诗精华分卷》王洪主编朝华出版社1991年10月版）来评说衡量。序以隽永凝重之文心而直写情思，尽显记实的内敛与悲凉，其记事写心之平实，以及被动“感染”而“觉悟”的情态，所映显出的厄运降临逼人缄口沉默、不得不“超脱”的酸楚痛苦，都必然会因为诗中的酣畅淋漓的吐恨放悲而更显寄怀托情的深永和沉重；而诗之别发慨叹，其抒情的摇荡震撼性深沉意义，就在于以不同的个体无可奈何的对悲剧性“飘沦”的承担领受，放悲歌哭了唐王朝社会政治的黑暗、整体“飘沦”这一现实的大荒唐、大不幸。
这或许就是以“居易”“乐天”自诩的人，却要赋写出千载以来令人同慨齐叹同怀共伤的传世之作的原委。
（作者单位：陕西省紫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