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史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商朝被确定为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一代王朝。在商之前的夏朝，现在还未发现有当时的系统文字。然从商朝在甲骨文未发现之前也是传说中的王朝，甲骨文发现之后所记载的商王朝帝王世系均与后世依据传说所记相符，说明由中华先民世代流传下来的传说是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亦即中国系统文字诞生且得以流传至今以前的传说历史是我们了解那个时期历史的一把钥匙，即传说史中包含有许多真实内容和史影，需依据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成果去加以分析证实，从而把真实的历史之绪捋之出来。
同时甲骨文作为距今3300多年且是一种十分系统成熟的文字，自然有它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而中国近百年的田野考古史所发现最早的一批图像文字即发现于同属于沂山原始人类后裔的沂山南侧沭河岸边的今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6000年前后），在这个遗址之上，诞生了最早国家形态的古国莒国，而莒国正是与源于寿光的益族、伯益同为己姓或嬴姓（《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莒》：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赢姓，纪公以下始为己姓）。
中国远古文明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华先民在他早期的发展与繁荣中，盐的因素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不管中国传说史还是信史中的几支重要先民诞生与发展都与盐有重要关系。如炎黄二帝之先的姜姓与姬姓，如夏、周二族（姬姓后）之先民均居于今山西南部运城盐池周围，盐池周围、黄河中游两岸的山西、河南、陕西交界一带，正是中华文明发源地和发展中心。而中华文明还有一个重要发源地，就是沿黄河而下，地处黄河下游的今山东地区，这一发源地与黄河中游发源地不同特点在于中游地区先民所赖的是天然湖盐，山东地区先民所赖的是当时以至现在都还存在的海盐。
如果追述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黄河中游一带则是仰韶文化），那时的人口规模是很小的（夏初的人口总数250万人左右—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第82页），那时就像我们追述同姓村的祖先，今天成千上万人，那时也就一二个祖先（兄弟几个），那时的中国大地上不过是有那么几堆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部落与古国。山东地区的人类祖先是发现于沂山上的沂山原始人，距今四十万年。可以想见，沂山上不大的原始人群，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由山洞穴居而逐渐沿向北、向南的河流向山前平原迁徙，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他们是过着一种采集与游猎的生活，随着原始农业的诞生，他们知道搭建房舍，逐渐过上定居生活。发源于沂山上的这批原始人群，到部落社会时期（氏族社会之后的社会阶段），形成三个原始部落，即寿光弥河中游部落、章丘部落和薛河流域部落（张学海：《考古学反映的山东古史演进》第65页）。
到距今6000年—4500年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又进一步分化发展成10个左右的部落并逐渐发展成为古国。这10个古国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南北两侧的山前平原上。山东上百年的考古学成果表明，在这10个古国之前的氏族部落中，以形成于沂山以北弥河中游，今寿光、昌乐、青州交界一带的部落为最大，龙山文化时期寿光火山埠一带文化遗址的密集度达到今天村庄密度的71.4%，到古国时期这里李沣形成了3个相互密集交错的国家，总人口达到四、五万人（贾效孔：《寿光考古与文物》第45页；张学海：《考古学反映的山东古史演进》第89页），加上同属嬴姓的莒县古莒国、章丘古谭国、曲阜古奄国、滕县古徐国，古国及其人口占到当时山东境内的70%以上。
山东地区自进入古国时期后或者更早，人类的发展进入集团化阶段，开始与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先民更为频繁的交流与斗争，直到周王朝建立初期，以中原地区流传下来的传说与文献仍称山东地区的先民为衣或殷（即后之夷）。
在中华远古文明的传说中，有几个人物是与山东地区原始先民直接相关的，如太昊、少昊、颛顼、祝融、蚩尤、皋陶等。
太昊、少昊是传说中山东先民的祖先。太昊、少昊之说有两种解释，一是说太昊早于少昊，即山东最早的先民是太昊氏，之后的先民是少昊氏，二者是一种承继关系，二是说山东最早的先民分为东、西两支，居东者为少昊氏，居西者为太昊氏。两说均有一定的道理。昊字也有多种解释。有学者从其字源上解释，昊为日出貌意，并将发现于莒县陵阳河遗址图像文字中由日、云、山组成的图画字释为昊字的原型，反映的是山东原始先民的太阳崇拜。还有一种解释是昊通皋，“鸟有文采者，皋鸡似凫”（《逸周书·王会解》。寿光清乾隆年间农人于纪台下掘得“己侯虎钟”，即陈介祺所藏“十钟”之一，在钟外侧有一清楚的凫像—民国《寿光县志·金石志》第3页），即长尾鸡（鸟），反映的是山东原始先民对鸟的崇拜（以鸟为图腾）。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对生命之源的太阳崇拜和对飞翔于天空（与太阳接近）群鸟的崇拜，正是那个时代山东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传说太昊即伏羲（伏羲乃“凤夷”之转称——张富祥：《东夷古史传说》第23页）即炎帝，是说太昊是山东地区先民以及与中原地区先民融合后中华先民的祖先，他在历史传说中留下几个古老的姓氏，如任、宿、须句、颛臾（关永礼：《白话十三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第1075页）等，即是说太昊氏时代先民已经与中原地区先民发生了联系、交流、融合。而太昊氏时代以后的山东地区原始先民被称为少昊氏。山东地区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以至以后的龙山文化被称为少昊氏文化。少昊氏、少昊文化历史上以国为称者，则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之“少昊之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显示出少昊氏最早发明了琴和瑟），即少昊氏、少昊文化以地处东海的“少昊之国”为代表。同时又指出，历史上传说曾为中原部落大联盟盟主的颛顼是少昊之子。
研究中华远古文明史和上古史，有多条路径，其中一条即语言，语言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语言中包含有许多丰富而真实的历史信息，许多远古、上古历史中的问题通过研究古语古音的演变即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如历史传说中最早代表东夷族与中原地区先民发生斗争的蚩尤实是《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少昊氏以鸟名官中“五鸠”之官的音变，“五鸠”即“蚩尤”，颛顼与蚩尤又是一音之转（张富祥：《东夷古史传说》第37页）。而皋陶之皋正是太昊少昊之昊，同时又透露出这支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制陶技术且技艺优良，如历史记载的“昆吾作陶”（昆吾为己姓后），皋陶实为昊字的缓读（张富祥：《东夷古史传说》第72页）。
山东地区先民创造的文化，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达到极高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中原地区先民所创造的文化。这是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中据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居于中原地区广大腹地的先民以内陆地区特有的神秘动物蛇（神化为龙）为图腾，居于山东沿海地区的先民以丰富的水产和草生动物为食的满天飞燕为图腾（神化为凤），从而演成中华民族不变的龙凤基因。而居于今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历史上流传下来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是位居于沂山以北、弥河中下游一带的益族，即以后世曾被推为禹之继承者伯益为代表的一支先民。
益的古文正是燕子的象形。史传伯益助禹治水有功，被舜赐姓为嬴，嬴姓即燕姓，嬴为燕一声之转。东夷之夷，亦出于燕的方言古称。少昊名挚（鸷鸟，同是燕、凤之化身。鸷鸟为猛禽，即少昊为最有力者，与己侯以虎为名同义。燕子是凤的祖型，凤是燕子的神化形象），又与益、己、齐、利、契、觋、季、弥（弭、渳）、甾（菑、淄、鶅、鲻，1923年前淄河、弥河同注入巨淀湖——新编《寿光县志》第99页）等为一音之转。三代之一的商，传世商之青铜器铭有“玄鸟（燕子）妇”文，是商以燕子为图腾的实证，与史载商先王追述族之起源的“天命玄鸟（燕子），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完全相合。
二
2001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以探讨鲁北海岸线变迁为目的对寿光市北部大荒北央（《山海经》中有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之卷名）西周早期盐业遗址进行试掘，揭开了以寿光北部为中心的沿渤海南岸进行大规模海盐文明起源研究的序幕。
2003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寿光北部双王城一带发现规模巨大的商周时期盐业遗址群，并在随后几年中进行了持续考古工作，发现大面积与制盐有关的卤水坑井、各类坑池、盐灶（窑）等遗迹。
2007年后，由双王城大型商周盐业遗址的发现发掘，导致和引发了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向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申请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使得“鲁北沿海（渤海南岸）地区先秦时期盐业研究”课题、国家科技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重大项目—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及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中国早期盐文明与试点”课题正式立项并启动。
之后，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寿光、寒亭、昌邑及其以西地区和黄河三角洲沿海一带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在发现寿光双王城大型制盐遗址基础上，又新发现和确定了寿光大荒北央、寒亭央子以及与寿光接壤一侧的广饶县东北坞、南河崖等商周时期大型盐业遗址群，以寿光双王城遗址为最大，而且最早。
双王城盐业遗址不仅是商周时期遗址，而且同时发现4处龙山盐文化遗址，将寿光北部双王城一带海盐生产历史上推至夏代以前以至极远时期。
2008年春至今，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又对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水库双王城水库建设拟占压的多个盐业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清理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揭露出世界考古史上第一个完整（海盐）制盐作坊区。
在进行鲁北地区先秦盐业考古“中国早期盐业文明”项目中，由于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所具有的延续时间长、发掘资料全的特点，遂以双王城遗址资料建构起完整编年框架，以此为基本参照系，对项目中发现的所有遗址资料进行年代分析与断定。双王城各盐业遗址出土的盔形器分五期，1—4期与殷墟1—4期相对应，第5期相当于西周早期。
双王城盐业遗址的发现发掘，尤其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个商周时期完整（海盐）制盐作坊区的揭露，在解读中国海盐技术史和经济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学术界认为中国海盐晒制技术始于元，也有学者主张始于宋金（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242页）。但双王城完整制盐作坊及工艺流程的揭露，说明商代双王城盐业遗址反映的商周时期海盐生产技术已经结合了日炙（晒）法，也说明商周时期双王城的盐业生产是用地下卤水而非直接用海水作原料，从而彻底改写了中国盐业技术史。
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已历经6次系统考古调查，调查范围36平方公里，目前发现商周至宋元时期盐业遗址83处，其中龙山文化时期4出，商周时期76处，东周时期4处，金元时期6处，所获资料盔形器最为丰富。
对双王城盐业遗址群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是首先根据双王城一带自上世纪50年代起的土地改造所形成水系纵横条台田的有利条件，采用系统考古调查方法，进行全覆盖式的勘查、钻探、铲刮断面、试掘，对盐业遗址群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等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将其一一拍照、测绘、记录，将其落在万分之一、五千分之一的测绘图和卫星拍摄地图上，达到对其总体面貌的全面掌握。在此基础上，重点对三组遗址进行发掘，将其面貌及生产工艺流程进行揭露，这在中国近百年田野考古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考古史及研究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落实由双王城盐业遗址发现发掘而引出的“鲁北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盐业研究”课题所进行的大面积考古勘查中，在双王城盐业遗址群以东又发现寿光大荒北央、寿光王家庄、寿光菜央子、寿光单家庄、寒亭韩家庙子、寒亭固堤、寒亭峰台、寒亭西利渔、昌邑东利渔、昌邑唐央（厫里）等盐业遗址群。双王城盐业遗址群以西又发现广饶南河崖、东马楼以及黄河三角洲地区的5处盐业遗址群。盐业遗址群总数达到111处（其中同时共存又各自独立的盐场群有7处），遗址总数达到300多处。
双王城盐业遗址群是目前发现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盐业遗址群（纵向划分为三期，三期盐场总数95个，作坊152个。那时的盐业生产为季节性生产，即产期结束运回产品，次年春季再返回生产）。双王城盐业遗址群分布地带以南10公里至30公里之间，为地质年代上的咸淡水分界线（全新世海侵所达范围），即今寿光台头、高家、崔家、南袁、孙家岭、北岭、薛家岭、后疃、王庄、丰城高家、埠子顶一带。在这条海侵线两侧，分布着一批远古、上古时期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出土遗物、延续年代、堆积形态和规模与其以北的盐场（双王城）、内陆（咸淡水线以南）既相同又不相同。出土的制（盛）盐标志器物盔形器从殷墟一、二、三、四期到西周早期，与双王城遗址出土者相一致。
王高（王高之王姓乃由殷墟之地安阳迁来，或即商王之后——《王高镇志》第80页）薛家岭及相邻之古城均出土过大批贝币、蛋壳陶杯、骨筮、石器、青铜器和铜车马。出土铜器中的鼎、爵、觚、尊、罍、卣等有“己”、“并”、“齐”（孙敬明：《潍坊古代文化通论》第16页）等款式，为商代遗存。国内传世铜器载有铭文“亚并父己”、“并”、“并方”、“父辛并”、“并作父宝尊彝”以及国外（瑞典、日本等）收藏中国的青铜器有铭其“并”者。甲骨文有卜问并地农事（“叀般乎田于并”）、遣并氏返国、派并氏去祭祀黄河的记录。传世铜器铭文有“己”、“并”者有爵、斝、卣等，学者还认为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騈鄑郚”之“騈”即以上铭文之“并”。以上均说明“己”、“并”之族与商王朝有着非常关系。由古城、王高出土物表明，这一带远古、上古时期的人类聚落等级与规格在本区域中是很高的。
古城、薛家岭一带是寿光境内三条弥河故道中居中且是文化遗迹最密集的古河道入海处，为寿光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相连续的集中分布区。由这一带沿弥河故道上溯向南，中部火山埠（考古发现，火山埠遗址文化堆积厚达3—5米，从大汶口文化至汉代延续达3000年之久—贾效孔：《寿光考古与文物》第47页）、呙宋台是寿光境内一大汶口文化集中分布区，且龙山文化遗址密集到当代村庄的71.4%（贾效孔：《寿光考古与文物》第45页），这里的殷商至西周早期聚落遗址有60余处，这里出土的青铜觚、爵、戈等，铭有“己”之名。该区聚落在空间分布上与双王城—大荒北央以及紧邻的广饶东北坞—南河崖等盐场群相对应。
与寿光弥河中部60余处殷商至西周聚落遗址相连，于寿光青州接壤处的苏埠屯周围又有20余处殷墟至西周早期遗址，其中肖家遗址出土了代表军事权力的青铜钺。位于青州东夏镇苏埠屯村东土岭上有一6万平方米墓地，到上世纪70年代仅存2万平方米，历年出土大量青铜器。目前共发现15座墓葬，两座车马坑（多被盗），其中1座大墓有4条墓道，2座有2条墓道的“中”字型墓，5座1条墓道的“甲”字型大墓。从出土青铜器铭文可分出3个族氏，其中“亚醜”（亚丑）族3座（有学者集有带亚醜铭文的青铜器103件），“作册融”族1座（作册是商之史官之称，即融是商王的史官，学者徐基认为寿光古城商青铜器之铭文为“己册”，即己族首领亦为商王史官—徐基：《商代的山东》第64页），“藝從”（艺从）族1座。属于亚醜族的唯一有4条墓道的大墓墓中有殉人48个，殉狗6只。这是目前发现安阳殷墟商王墓葬之外唯一一座4墓道墓葬，墓的主人学者认为是东夷薄（蒲、亳、博）姑国首领（薄姑又写作蒲姑、亳姑等，应为少昊时期鸟官系统“五鸠”之“鹪鸠族”中的鹁鸠即鹁鸪氏，与祝鸠氏同为司徒官即主管土地与政教的官，后鹁鸪氏西迁后又衍生出亳字，亳字的缓读即薄姑，亳后专为商代子姓宗社之通称，今青州市弥河一侧还有鹁鸪王村——张富祥《东夷古史传说》第103页，《青州市志》第137页）。
亚醜族氏，甲骨文有“辛卯，王……小臣醜……其作圉于东对（邦），王占曰吉”的记录（“小臣”是商王朝时对官员的总称，非“小官”之意。殷商时有商王的军帅丑葬于苏埠屯，到战国时代，在寿光出了一位学问家
公孙丑，宋郑和五年，即公元1115年宋徽宗封公孙丑为寿光伯—民国《寿光县志·大事记》第8页）。亚醜族之青铜觥、爵、罍、甗上有“亚醜，者（诸）后以太子尊彝”铭文，学者认为属于醜祭祀王后和太子的礼器。亚醜族氏与商王亦为非常关系。苏埠屯所代表的弥河中游十分密集的殷墟至西周早期文化遗址，是殷墟时期整个莱州湾沿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中心。
三
学者王守功在《山东龙山文化》（第128页）中指出：主要分布于沂山以北鲁北中部弥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地处海岱文化“腹心地带”，为典型龙山文化。该类型龙山文化不直接与其他考古学文化接壤，历史文化“单纯”，且“代表龙山文化陶器制作最高水平的蛋壳陶高柄杯数量多且种类复杂”，该类型与城子崖（章丘）类型均为鲁北文化区，是龙山文化“中心区域”。在姚官庄龙山文化类型区，边线王村（寿光）发现了城址，城址的城墙底下挖有工程浩大的基槽。同样在这一文化类型区的弥河上游“西朱封（临朐）发现三座大型重槨墓葬”。
学者栾丰实在《大汶口文化》（第145页）中指出：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应该就是少昊部族所创造的文化”。栾丰实之“鲁北地区”、王守功之“沂山以北地区”同指今弥、潍流域。少昊赢姓，赢姓即燕姓。东夷之夷，出于燕的方言古称。少昊氏族以鸟为图腾，而产生于弥河流域的益族即为嬴姓（益亦由燕的古音分化而来）。益之名的古文是燕子的象形，燕即玄鸟，后神化为凤。
除《诗经·商颂·玄鸟》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和传世商代铜器铭文“玄鸟妇”外，近世出土商甲骨文中又有商以鸟为图腾的证据，如商王先公王亥之名写作“亥”与“隹”的合文，隹即是鸟。《山海经》有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的记录，与甲骨文记述相合。《山海经·海内经》还记“有盐长之国。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民”（盐又与燕音同），即该族氏以鸟为图腾，善产盐。《左传·定公十年》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裔、衣同指并举，而汉碑文之裔实由“商”“衣”（周时衣、殷即后之夷）合文，说明周人心目中商人本为夷。
《史记·殷本纪》载：商人的祖先名契（“契被封于商”—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175页；“今豫东商丘是商人始祖契的封地，后来其地又称宋，商、宋同名而异称，属音转现象”——张富祥：《东夷古史传说》第93页）。而契字本意为刻木记事，与文字起源有关。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最早的图像文字是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13个陶文，学者认为这些陶文与后来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是一种直接渊源关系。陵阳河先人建立的古国莒正是赢（燕）姓国。
商字的本意为酒器，商族的起源当与酒和酒器密切相关，与甾（甾的本意指古代盛酒的瓦器。但作为族名却是指专为盐业生产烧制陶器的族氏，覃姓族则是指专事煮盐的族氏—燕生东：《渤海南岸地区商周时期盐业考古研究》第7页）字起源相同。考古发现，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成套制备米酒的器具，包含有漏缸、尊、鬶、觚形杯、高柄杯和瓶，陵阳河古国被学术界称为“酿酒业发达”。陵阳河古莒国还发掘出土了笛柄杯，可吹出4个乐音，被称为“迄今已发现我中华民族最早也是唯一陶制横吹管乐器”，标志着少昊氏先民在音乐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少昊又称金天氏，以冶金著称，而沿沭（由沂山南流）、弥（由沂山北流）一带的少昊氏文化被称为冶炼技术发达，“青铜器独树一帜”。
传世下来中国最早的一部神话与传说故事全集《山海经》被称为奇书，所记“奇言怪物”，难以卒读，司马迁都谓“余不敢言之也”。书中包含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内容，保存着丰富资料，是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山海经》史传为伯益所作（汉刘歆：“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列子》、《论衡》、《吴越春秋》均如是说），后学术界认为不可靠且主要部分成书于战国初期。但既是史传，却不可以轻易彻底否定。伯益是产生于弥水流域益地先民的领袖，史载他曾助禹治水，在夏朝建立前的大联盟中曾任“虞牧”一职，并被推为禹的继承人，在当时有很高威信。伯益实是产生于弥河流域少昊氏先民（从弥河流域原始部落到三个古国及莒、谭、奄、徐等古国）后裔的总代表，依靠这里创造的高度文明，他对天下形胜作了初步记录，后世又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书，这是极有可能的。
《山海经》记曰：“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这大壑应即远古时代在沂沭断裂带上形成的原始弥河之状，而其所谓之大壑（深坑）正可理解为面积1000平方公里的古巨淀湖（与舜部落在阳谷附近的大野泽发展成古国的地理特点一致，巨淀湖是地质年代沂沭弥断裂带上最大的凹陷湖，亦称沿海泻湖，形成于全新世中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燕生东：《渤海南岸地区商周时期盐业考古研究》第13、15、89页），这里即归墟之地，即少昊建国之地。
《说文解字》载：“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人的首领即为射正，即夷（益、羿）为善射族（张福祥：《东夷古史传说》第84页）。地下出土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尸”字傅斯年、郭沫若等学者认定为即后世之“夷”字，是对古夷人踞即跪坐习俗的摹写，至西周时才代以“夷”字）。蚩尤（蚩与益一样，系由燕之古音分化而来，蚩尤系五鸠之音转，五鸠即少昊氏鸟官系统中之执政官）是神话中“巨人”部族的代表（《逸周书·尝麦解》载“命蚩尤宇于少昊”）。而弥（弭）河之弥的本意为取下弓上的箭，弭则指两头嵌饰骨角的角弓。《山海经·海内经》又载：“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即少昊子孙发明了弓箭，而般之本意为旋转陶坯制陶，用作地名则指淄河以西的淄川（古般阳）。《太平御览·古史考》载：“黄帝作车，少昊略加牛”，记载少昊氏族最早懂得使用畜力。
少昊之昊（皞、皋）与少昊氏东夷先民的太阳崇拜有关。皋又为鸟。皋又通高，本意为古人在郊野水边高地举行祭祀祷告活动，均因太阳在高处，而鸟、高、皋皆因崇拜而生的音近字名。今寿光原王高薛家岭一带（此薛即汉“淄川国薛人”之公孙弘“牧豕海上”之地）为古弥河入海口，又是重要的大汶口、龙山和夏、商、周、秦（后世寿光双王城一带设有秦城乡。寿光巨淀湖以东古黑冢泊侧有秦始皇所筑望海台，寿光留有秦始皇的遗迹颇多，岂李斯陪秦皇东巡到双王城一带看到了仓颉墓中出土的石刻二十八字而只识其八、刘邦的博士叔孙通又识了十三？）、汉（汉寿光北部有汉武帝躬耕处及平望等封侯之地）遗址分布地带。王高薛家岭遗址是一处重要的从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的大型遗址，曾出土过巨量青铜器（两车斗）和大批贝壳币（用多个塑料编织袋装运，贝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货币，殷墟妇好墓及苏埠屯商代大墓均出土大量贝壳币）及大批各类文物。
学者何其岳据《路史》“少昊生于稚华之野”的记载（稚华为今河北沧州市盐山县，地处冀鲁边界），认为少昊之地在河北，汉即在此设高城县，此高即因于少昊之昊。此说亦同样说明少昊氏源于渤海沿岸，且与原始海盐业相关（由“少昊之国”在今弥河中下游，则《山海经·海内经》所记“盐长国鸟氏”文“西海之中，有国名盐长国，有种人长着鸟的脑袋，人称他们为鸟民”， “西海”指今天的河北盐山县当是十分正确的，与今学术界所公认的商族初从今山东商河一带发展起来的结论完全相合。海盐生产技术是从今双王城一带逐渐向西、向东传播的—燕生东：《渤海南岸地区商周时期盐业考古研究》第60页、《山东地区早期盐业的文献学叙述》第3页）。王高之高与高城之高系同理，且王字的产生即源于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权杖玉钺和大石钺，即王字本型为不纳柄之斧钺（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第111页）。
《山东盐业》2005年第二期关于双王城盐业遗址（处于王高以北海退后的海河冲击平原）的报道载：记者随专业人员在双王城水库西侧遗址所处条台田排水沟中发现大量古代陶片，经鉴定最早为夏代，然后是商周时期。在其南侧相连的古城则是弥河故道上也是历史上最早的益（族）都（设有益族之宗庙先君之主）所在地。这说明，从王高一带古弥河入海口一直上溯到弥河中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亦即以双王城盐业遗址为代表的弥河中下游一带是东夷少昊族（国）文明的源头。
前边已述及山东境内原始人类发展到部落社会阶段时，形成了弥河中游、章丘和薛河流域三个大部落，由这三个大部落衍生出古国时期的约10个古国。从地理上说，薛河流域部落、章丘部落向西向北都有广阔的发展腹地和空间，而唯独弥河中游部落向北为海，向东亦无大的腹地可发展，又由于这三个部落发展到北辛文化晚期以至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以弥河中游部落最早开发了海盐资源而且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快速发展，文化高度发达，社会迅速繁荣，高于任何其他地区文明（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第91页），因而人口和文化沿着向南的沂、沭河谷地带，且沿泰沂山南缘、北缘迅速向南（达于黄海、东海沿岸）、西南（莱芜、曲阜一带）及西（章丘）和西北（商河）一带甚至跨海向燕、辽地区传播，而其中重要的一支即到达今山东商河的一支，接近于与山西运城盐池周边地区文明，处于与夏族、周族文明交流的前沿地带，并以这一支少昊氏后裔为主，带领原少昊氏各族展开了与夏族、周族的长期交流、融合与博弈，最终战胜夏族而取得中原大联盟盟主地位，创造了600年辉煌灿烂的商文化。
商汤于公元前1600年灭夏立商，至盘庚时已历300年。弥河流域少昊氏先民中的一部分分别沿沂、沭断裂带形成的弥沭河谷地带向南（现存唯一的仓颉四目像即发现于沂南北寨汉墓画像石上），沿渤海沿岸向西，分别在山东西南部的曹县和山东西北部的商河一带发展起来，在不断迁徙中汇合起来，成为最终在豫鲁交界（曹县、商丘、偃师等地）一带，与中原夏族、周族相邻并相融的一大劲旅，最终代夏而立（商族在早前期是高度迁徙的游牧民族，至盘庚迁殷之前的经济生活为一种游荡的粗耕农业生活，商王还杂于小人共同劳动，农业生产工具是石、骨、蚌质工具，迁殷之后才进入精耕农业和定居生活阶段。史说商在汤灭夏前八迁，灭夏后五迁，其实还要多。商人“不常厥邑”，即地力耗尽后，每隔十数年或数十年，必须迁徙一次）。
由于这部分少昊氏先民从弥河流域迁徙出去以后，渐成为一支有着广泛血缘融合的独立族群（以其居地名为商，迁殷之前商地有多处），然又由于商氏族群与少昊先民的渊源关系，所以自汤灭夏及其后的若干商王均与夷人保持友好关系。但中商以后，由于内起祸端，仲丁以“蓝（莱）夷作寇”为由，把战略目标转向东方。而商后期西方周国已羽翼渐丰，已构成对商朝的威胁。一个强大王朝，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由于商氏族群血液中留有的海岱文化基因，由于他们对东方资源（盐与金，《管子·地数篇》“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的了解，遂将其挥师先祖之地，占取鱼盐铜金之地，以此为大后方以与周族斗争作为战略选择（徐基：《商代的山东》第7页）。
殷墟时期，商人在北方、西方、南方、东南势力退缩，唯在渤海南岸地区突然极度强盛起来，就是商王朝自仲丁以后历代不断强化这一战略的结果（商王朝势力东至弥、沂以西地区—徐基：《商代的山东》第47页）。目前已发现300余处殷商时期与盐业开发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址，出土物特点均属商文化，这应是商王朝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组织进行大规模盐业开发，进行文化扩张，建立政治中心，落实东进战略的结果。
只在殷墟时代著名贤王武丁朝一段，史籍所记大规模征夷战争就有3次（“妇好征夷”、“其步伐夷”、“妇妌伐龙方”），《诗经·商颂·玄鸟篇》“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即为武丁对渤海西南岸及淮河下游夷人用兵的咏唱。而武丁之辞“若作酒醴，尔维曲蘖，若作和羹，尔维盐梅”，则是武丁对大规模盐业开发获得巨大财富，使经济社会获得空前繁荣的极度赞美。
四
商的远祖是以高柄蛋壳陶杯为代表处于“中华史前文化领先地位”大汶口文化时期少昊氏先民迁出的一部分，与黄帝族通婚，并逐渐在豫鲁一带发展壮大。但他们根系里却带有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后世商文化的发展，无不透露出少昊氏先民文化的史影，如盐之兴，酒之兴，铜之兴，文之兴。
弥河流域的姚官庄类型东夷文化是海岱文化的腹心地带，是东夷文化的典型文化。这一带的自然之阜首推鱼盐。东夷文化之夷的命名以此为中心，少昊氏鸟官系统以此为中心。这一带由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路而来，形成部落时代和古国时代山东境内最宏大规模和最高度发达的文明。又由于此地域北、东俱滨海，文化的输出、人口的迁徙则主要西向和南向，事实上，自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这是这一带文明的主要输出方向，从而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商族和商文化的兴起。
弥潍流域的自然之赋是鱼盐。鱼盐，主要是盐在人类生命史、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盐是东夷少昊氏先民最主要的地阜基因，燕、盐、咸音同音近即应是实证。夷，从大从弓，不仅发明弓箭，而且身体高大，为巨人族。这与此地的自然之赋有直接关系，从此可以看出盐在人类生命学中的意义。正是充分的合理的有质量的盐分的摄入，才造成人体的健壮、生命的旺盛与力量的强大。因为盐对于人类生命健康的意义，使它成为从人类生命起源时就视为很珍贵的东西，因此也成为人类最早的交易品，从而促成人类商业的诞生（或许商人正是最早从事盐生产和贸易才促成商业的诞生）。
由于盐对于人类生命极为重要的意义，足量的盐分和合理的营养成分的摄入，使这里先民不仅身体高大，而且长寿（寿光古代历史上即有长寿乡，少昊后裔又有长寿之王彭祖）；不仅长寿，而且具有极强的活力、创造力和智慧。盐之在人类生命学中的意义，还在于盐使人具有极强的记忆力。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原始农业（寿光之寿的本意即为耕后地貌的象形，后以其纹引为长寿之义。寿字的本意代表的是原始社会时期发达的农业文明和社会经济。寿字最早应产生于寿光一带，是在大汶口、龙山文化图像文字时代产生的字。后随人口迁徙而南向、西向、北向广播于中国各地。如莒县之寿舒、曲阜之寿丘、东平之寿张、安徽之寿春、陕西彬县之寿山等。与农业有关的还有史载“伯益作井”即伯益发明了水井技术、伯益为舜之“虞牧”即管理畜牧业的官员。商汤之后第五代王雍己之甲骨文形正同于古寿字—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353页）。
这里产生了最早的原始盐业（“宿沙煮盐”）。这里产生了号为文明之巅的高柄蛋壳陶杯（商、甾均为酒器，即商之族人是善制酒与善饮酒者。迄今为止，酒酐浓烈，情意炽热，通达健勇，高古清逸仍是寿光地方人文风俗、寿光文化性格的重要特征）。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人类复合武器弓箭（寿光己族之己本意为捆绑弓箭的纶索，己国之若干城名与弥河之弥均与箭有关，还有“后羿（益）射日”等）。这里产生了最早的图像文字与造字传说（陵阳河图像文字，“仓颉造字”，寿光纪台发现的骨刻文字尚待考古发掘证实，阳、仓乃音近字，“阳河”、“仓颉”亦可音转）。这里产生了最早成熟的纺织技术（龙山文化陶器底部有清晰的布纹，己族之己本义既为纶索，又是纺织象形）。这里产生了最著名的成套酿酒器具与青铜冶炼技术（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乐器琴瑟和陶制横吹管乐器笛柄杯。这里产生了最早的鸟图腾崇拜（鸟形陶鬶，姚官庄陶塑人面像，鸟图腾柱）。这里是中国最早最大规模的贝壳币产地，等等。
上古社会历史中有一种奇特现象，即盐与酒的关联。历史上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这一性质，盐成为最大宗的商品，不管由王朝经营还是私人经营，盐都是最大宗的财富。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酒的原料是粮食，获取粮食要用钱购得。所以王朝得盐时酒得以滥，私人得盐时酒得以兴。殷商王朝东进战略的实施，获得丰厚的盐业资源，并通过官营与贸易，获得巨额财富，所以有商一代以酒成风，不仅贤王武丁发出“若作酒醴，尔维曲蘖”的慨叹，而且殷商终以末代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倮逐”为“长夜之饮”的荒淫生活和腐败而亡国。
五
由山东境内最早三个原始部落之一、最居东部的弥河中游东夷部落发展成古国时期的三个古国，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在这三个古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少昊氏文化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特点，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少昊氏先民创造的文化及其人口经过了向南、西南，向西、西北以至跨过渤海海峡向燕、辽地区的长期输出和迁徙。在长达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每一阶段都有重要的输出与迁徙的先民。重要的除以上论及到的商（殷、夷）氏族群外，还有益族、己姓族、宿沙氏族和祝（扈）融氏族等。
最早的自少昊氏初期即已开始了向南（至沂山南后又分为南、西两个方向）向西迁徙过程，到达泰山以南的曲阜之地后以其为根据地，获得大发展，所以曲阜被称为“少昊之墟”。其中一支则由曲阜继续向南到达今江苏铜山繁衍发展，成为后来的彭国，为中国历史上的彭姓之始。历史又十分谐趣，因盐铁乃古代财源，从彭姓中又派生出了真正以钱为姓的钱姓。
太昊之“宿沙氏”族在发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事变后，一部分宿沙氏族人也向南迁于费县涑水和东平湖一带，后又继续南迁，至今江苏宿迁、安徽宿州一带，衍为大族。
在龙山文化到夏朝建立这一时期内，益族也开始了南迁又西迁的过程。这一支先民在迁徙过程中于今莱芜境内以其嬴姓建立嬴邑（《辞海》：嬴，春秋齐邑，秦置县，今山东省莱芜市西北，唐贞观元年废入博城，汉有铁官），又继续向南到达今费县，从此又开始漫长的西迁旅程，以其所居之地依次是费县犬丘（犬、颛为一声之转，犬丘是颛顼的音变）、永成（河南）犬丘、兴平（陕西）犬丘、天水（甘肃）犬丘（即考古学中地名“随族而走”现象），而在三秦之地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成为秦赵两姓的祖先。
龙山文化时期己姓族的一部分，很早也沿其祖先走过的路线开始了西迁南迁旅程，而在今河南濮阳一带立足繁衍，到夏朝时建立了昆吾、顾（扈）等国，成为夏王朝的著名诸侯国，在泰山以南的邹城市峄山前则有秦皇东巡入山东首登此山所住之“纪王城”，今江苏干于有纪鄣城，今河南郏县有纪氏城，三秦之地则有秦之先民到达后所居之“成纪”，向南者则有后来为楚都的郢都（纪郢）所居的“纪王城”。
从弥河中游少昊氏部落或古国迁出的还有在少昊氏鸟官系统中掌管土地与政教事务司徒官的祝鸠氏。他们的西迁比己姓的昆吾氏族、顾氏族还要早。祝鸠氏部落西迁到今河南新郑后驻足，以此为根据地，并与黄帝族通婚，获得大发展，祝鸠部因易称祝融部（融为鬲即陶鬲与蛇的合字），新郑因成为“祝融之墟”。祝融部流传下来的后裔有8姓：己、董、彭、秃、曹、斟（斟氏族最早发明了鬲而以鬲为族徽，《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所说齐地历史“昔鷞鸠氏居此地，季荝因之”之季荝即斟氏后裔——张富祥：《东夷古史传说》第103页）、芈。出土于今青州苏埠屯四墓道大墓青铜器铭文“作册融”之融者即其后，是商王朝为贯彻回师祖居地、进行大规模盐业开发东进战略的王室成员之一。
从弥河中游少昊氏部落和古国迁出的最早的先民为颛顼氏族。由古音古语的通变可知，“蚩尤”即“五鸠”，而颛顼、蚩尤又为一音之转，可知五鸠、蚩尤、颛顼都是指大汶口文化以至龙山文化时代弥河中游部落与古国的首领之称。《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清楚说明颛顼是少昊之后大汶口文化先民的头领。史传祝融部族即是颛顼之后。颛顼部很早就开始南迁、西迁，在今蒙山西南曾有颛臾（今费县，颛臾乃是宿的音变）国，之后又继续西迁至今河南濮阳，以此为根据地，获得大发展，因之濮阳被称为“颛顼之墟”。
与仓颉研究有密切关系的是颛顼的“八才子”（苍舒、庭坚、仲容、叔达等），而名列第一的为苍（苍通仓）舒（舒又与徐音近，徐亦源于潍、弥一带的少昊氏伯益之后，后在今滕县一带建立徐国——张政烺：《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第2147页）族。《左传·文公十八年》载：“他们平正、圣通、广博、深远、明察、守信、宽厚、诚实，天下百姓称他们是‘八恺’（意即八和）”。苍舒族（原称舒鸠氏）随颛顼南迁到今河南濮阳后，又继续南迁至今安徽巢湖舒城一带，衍为“群舒”（舒鸠、舒庸、舒蓼）。
民国《寿光县志·冢墓·仓颉墓》（第47页）载：《东阿县志》据《路史·禅通记》，仓颉居阳武葬利乡，疑墓在寿光者为是”。利与益、己、齐、夷、契、觋、师皆为近音字。利作为地名及古音古字，均与“少昊之国”的盐业有密切关系。海盐当作人类施以智慧生产出来之时，就与财富、利润相联系。利字的本义与农业有关，甲骨文从刀从禾，会用镰刀收割禾谷之意，后引伸为财利、利润之义。正因为盐业与财利相关，所以在古巨淀湖沿岸（即双王城盐业遗址一带），最早出现了以利为名的地名。如明末清初杰出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顾姓亦颛顼后裔顾国之姓）著《读史方舆纪要》“巨洋水（弥河）”条下“利丰堤在县城（乐安县）北”。西汉于古巨淀湖西岸利城置利县（今博兴东与广饶交界处），金（1192）又于利县北置利津县。
利字地名很早随“少昊之国”先民的迁徙而播于外地，而所播之地正集中于弥河中下游一带古部落、古国先民的迁徙路线上。如向南今江苏干于、江阴的利成县（分别置于西汉和北宋），向北的有利民县（今河北隆化县）、利民场、利民镇（场为盐场，场则与商音近，二者均在今河北黄骅境内），向西的有利仁镇（今山东平阴西南）、利人县（今陕西黄陵县）、利阳亭（今陕西白水县）等。
由于古代盐与金（铜铁）同为重要财富来源，所以生产金（铜铁）的地方也多以利名之。如很早即迁于河南濮阳、许昌一带的先民，继续向南（祝融之彭姓族氏）在今江苏铜山县立足，进行铜铁冶炼，所居之地称利国乡，朝廷在此设监称利国监，设驿称利国驿。民国《寿光县志》所载仓颉葬利乡，当即葬于巨洋水（弥河）侧的“古利乡”即今寿光官台一带，正与史载十分吻合。而利乡的先人、仓颉的后人到达“三秦”之地后，又把他们伟大智慧的先祖之墓、祠、庙重新立在那里，以表他们永不忘怀、永以为念之志。
民国《寿光县志》所载“仓颉居阳武”之阳武，即今河南黄河北岸的原阳县，这里正是弥河中游部落己姓族中樊氏族西迁之地，称“阳邑”（阳、仓音近，仓颉是否可理解为“阳燮”即在池中太阳下蒸发之意？是双王城盐业遗址揭露出来的重要生产工艺。“燮”乃寿光的重要方言，是近热处去除凉气水分之意），因这支先民乃少昊颛顼之苍舒族之后，又在此立足较久，衍为商亡后分给卫国“七族”之一之大族，因后世记其为“仓颉居阳武”（实是仓颉后、仓氏族居阳武）。
六
学者王守功在《山东龙山文化》（第148页）中指出：仓颉为山东地区“某一部族或部族首领的名字”。
学者郭墨兰、李梅训在《齐鲁历史文化大事编年》（第10页）指出：“仓颉，亦作苍颉，史黄氏。东夷发明家，黄帝时大臣，始作书，是文字的发明者。据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传说是有根据的。仓颉墓在今寿光市。秦始皇焚书时，许多书籍藏于墓中，故有‘藏书室’之称”。
《史记·夏本纪》载：“海岱惟青州，隅夷即略，潍淄既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泻，厥田斥卤”，“厥贡盐絺，海物维错”。译为今文：“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隅夷治理完后，潍水、淄水也已疏通。土壤白色而肥美，海滨一带宽广而含有盐质，这里的田土是盐碱地”，“该州的贡品是盐和细絺布，各种海产品”。
著名学者徐中舒从1930年就强调指出：“古代环渤海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而西渐之势”（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宿沙》（第2463页）载：“宿沙，亦作夙沙。炎帝时诸侯国。在今山东滨海之地”。
学者王志民在《齐鲁文化概说》（第25页）中指出：“渤海一带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国古典名著·山海经》第297页）“少昊之国”载：“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译为今文：东海海外有一个很大的深坑，据说深得没有底，称作归墟—那就是少昊建国的地方。少昊在这里抚养帝颛顼，把颛顼幼年玩耍过的琴瑟抛弃在大壑里。
《山海经·海内经》（《中国古典名著·山海经》第352页）“盐长国鸟氏”载：“西海之中，有个国名叫盐长国，有种人长着鸟的脑袋，人称他们为鸟民”。
唐欧阳询著《艺文类聚》卷十一“神农氏”引《帝王世纪》曰：“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古者夙沙初鬻盐”（ 鬻即煮），清段玉裁注称：“古宿、夙通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吕览》称：“夙沙，大庭氏（即前述颛顼“八才子”之“庭坚”）之末世”。
战国时齐国鲁仲连撰《鲁连子》载：“夙沙瞿子善煮盐，使煮淘沙，虽十宿不能得”。宋《太平御览》引《世本》称：“宿沙作煮盐”，并注曰：“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宿沙）卫为鱼盐之利”。《春秋·左传》鲁襄公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均记载夙沙卫事迹，夙沙卫曾是齐灵公“寺人”，后升为“少傅”。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巨洋水（弥河）》（青岛出版社：《水经注》第310页）载：“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迳县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汉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鲤为侯国。城之西南水东，有孔子石室，故庙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
元于钦《齐乘·仓颉台》（青岛出版社：《齐乘》第151页）载：“仓颉台，寿光西北，渳水所经。《水经注》谓孔子‘问经石室’，非也。《通志》（南宋郑樵著）云：《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仓颉北海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逮秦，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识十三字。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故有‘问经’之目”（民国《寿光县志》所载大意与之相同）。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说文解字》下卷第1223页）载：“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民国《寿光县志·金石志》（第1页）“仓颉二十八字”载：《杨升蓭外集》“河图玉板”云，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纳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造二十八字，刻于阳虚之室。李斯只识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寻矣。按为帝南巡作一句为去，声言奉皇帝命而代之南巡也。”
“又一本垂命为作命，按《金陵新志》云，昔周初有于仓颉墓下得石刻，藏之书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孙通识十一字而不传，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识之，余不信也。详考二句，乃寇谦所纂黑帝安和国王之禁文也。《通志》云，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无人识，秦李斯始识八字，叔孙通识十三字。按《法帖神品目》首列仓颉二十八字，注云，在北海，此石刻虽不可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本，志首录之。与余千（千乃干之误，余干县即今江西省余干县）县志之载石虹山尧碑、庐山志之载禹刻、镇江志之载孔子书季札墓十字、赞皇志之载周穆王东巡五字，同例也”。
民国《寿光县志·古迹志》（第15页）“官台”载：“元初有盐官，名官台场（场则与商音近），大德（1307）十一年，台上建孔子庙，后废。清初时官台场大使署在此。乾隆三十四年，潮水漫溢，始徙于侯镇。迄今官台村北，尚有明万历间灶志碑，灶学碑，皆仆地。场署故址，则荡然无存矣”（今此台旧址以北为官台村，台之旧址即在双王城盐业遗址内，西南距今双王城水库十里）。
民国《寿光县志·墓冢》（第46页）“仓圣墓”载：“仓圣墓在县城大西门外迤北百步许，久为一邑名区。墓前东西有井二，昔所谓仓颉双井也。墓南有祠，始建于明洪武（1368—1398）中。知县翟唐再建于万历（1573—1619）中。知县王国治、清康熙三十六年知县刘有成复葺之。墓上生蓍草与曲阜孔林产者微异”，“至孔子问经石室，则李（文藻）颇主《水经注》之说，以为即在寿光。《东阿县志》据《路史·禅通记》仓颉居阳武葬利乡，疑在寿光者为是”。
民国《寿光县志·名胜》（第33页）“启秘亭”载：“亭在仓颉墓侧。出城西门由护隍堤北行百余步，西折苇陂之北岸，有门南向颜曰谁园。入门由长廊西折复折而北入中厅，厅三楹颜曰亦曰轩，复由轩之东角绕出轩之后楹，计长廊二十六间，有陂横亘之，置板桥其上颜曰问津。由桥而北则仓颉墓也。墓前别有方亭启秘亭，在墓之右偏去墓可五步许，亭形亦方，计十二楹。鹾使（盐官）广宁李兴祖书亭额，皆自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间（1696—1697）知县刘有成所营造也”。“其后刘公所建二亭，草亭已圯，遂以启秘名其石亭，有楹联云千古大文三尺土，两间灵气一孤亭，未知何人所署。嘉庆年间（1796—1820）知县宋铭匾曰始制文字。光绪二十年（1894）知县吴邦治创建东亭，三十年（1904）知县陈毓崧复修西亭，左右对峙，四周绕以短垣，门南向小桥通焉，规模稍异。民国六年，县知事尹志皋镌石亭联语云，石室志藏书廿八言文字蟠螭，除秦李斯汉叔孙无能识者；幽宫留宿土四千年洪荒遗蜕，并娲皇墓少皋陵相与传之”（1989年以来，在旧仓颉墓附近，已先后发现明嘉靖、清乾隆、清同治年间的三块仓颉墓碑）。
民国《寿光县志·舆地志·区庄》（第32页）载，在今双王城盐业遗址附近有7个以“窝铺”为名之村：东窝铺、西窝铺、南窝铺、北窝铺、袁家窝铺、单家窝铺、朱家窝铺。而窝与铺正与“宿沙”之宿（夙）通（宿沙之沙，则有沙岭、沙窝、沙埠屯等村）。宿为太昊后，而同为太昊后的任姓最著名的郡望也在寿光（寿光任姓最集中居住于巨淀湖南岸的台头一带）。还有以“坨”为名的10个村：邢家茅坨、夏家茅坨、马家茅坨、舒家茅坨、刘家茅坨、富家茅坨、柴家坨、箫家坨、葛家坨、大坨，而坨者正是指的盐坨（坨上以茅苇编成的箔覆顶，以防雨侵）。有以坞为名的五个村（清康熙《寿光县志》坞为务，务字的本意是用力气，延伸意为所致力的事，后世衍为机构之称，如榷货务、盐务等，务是宋代官设的盐务管理机构，后务衍为坞，务、坞亦与宿、铺、舒、虎、牟、凫、祝、扈、顾、吾、须、顼、臾、诸等音近）：寇（己姓）家务、东寇家务、李（李姓为颛顼、皋陶之后）家务、牟（牟为祝融氏后，周时其后被封于今莱芜东，为子爵，称牟子国）司（司亦己姓）务、来（来为商姓后）务。还有许多与盐业有关的以央（央子、央上、郭李央、菜央子、大荒北央）、灶（灶户刘）、仓（四岐仓、大仓、小仓）、镬（八面镬，后衍为八面河，镬为煮盐之锅）等为名的村庄。
七
由上可知：
1、大汶口文化时期，即太昊、少昊时期，由弥河中游、章丘、薛河流域三个原始部落发展起来的原始先民即已开始了与南方（良渚文化）、西方（仰韶文化）先民的交流。太昊即伏羲即炎帝，太昊亦是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太昊氏所流传下来的主要后人有任、宿、须句、颛臾等。
2、继太昊时代之后，生活于今山东境内的原始先民的代表是少昊。“少昊之国”（《山海经》13卷中有4卷以“大荒”名之，而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区内即有地名“大荒北央”）即是以弥河中游原始部落发展起来三个古国为主的先民之国，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该地区先民在章丘部落（古国）先民和薛河流域部落（古国）西迁后，少昊氏先民迅速遍及于今山东全境，并步太昊氏西迁、南迁的路线迅速遍及于今江苏、河南、安徽、河北甚至越海至辽、燕、朝鲜等地。
3、少昊时代（名称）之后，东夷族的代表人物是颛顼，颛顼实是宿的缓读。颛顼时代的代表是以富产海盐的宿氏族，即史载之“宿（夙）沙氏”。到北宋朝，寿光继史传伯益作《山海经》后，又出了一位任官至知府、户部侍郎的学者任颛（张茂华等《齐鲁历史文化名人》第89页），写成了地理学著作《治戎精要》。在弥河中游一带，还有郦道元之《水经注》，后世于钦之《齐乘》，皆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均反映这一带的历史文化传统。
4、史传颛顼时代有八大部族，而排名第一者即苍（仓）舒族。舒、宿、铺、富皆通。苍舒（双王城盐业遗址附近即有舒姓村和富姓村，益都之益在进入文字阶段后，上为水，下为皿，示为水从器皿溢出之意，同样是富庶、富饶之意）族之仓，实是与盐业生产有关的盐仓。仓字的产生当与盐业生产有关，如寿光双王城一带村名之茅坨（盐仓）。是仓颉当为盐业生产者或为守仓者，或称管理者，因有暇而得以攻文，成为当时最有知识者。他们当是盐业生产的最高管理者（或为《山海经》中之“盐长”？），是当时最高智慧的象征（因后世又有称仓颉为帝者。到商朝时，由王庭统一组织的大规模盐业生产，犹如今天所说国营经济，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最早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因是其最高管理者而筑有其台，其台应为“仓颉之墟”（或即“少昊之国”之归墟?归字的本意是拿着簸箕和扫帚的人来了，指女子出嫁，后引伸为汇聚，如众望所归，归墟即汇盐汇财之墟，或归在这里即归仓之意），后世之盐署又置其上。岂秦皇、汉武东巡亦登此台，李斯等才得以见于这里仓颉墓中所出之“石室二十八字”？历史上正有盐官称盐仓监（北宋宰相范仲淹即任过盐仓监，其时的盐仓监正是当时盐业生产的最高管理者）。仓颉实是“少昊之国”高度盐业文明的创造者。
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载：王命仓侯虎伐免方。王玉哲著《中华远古史》载：师虎是商人（周朝建立后商族为周之师氏即军队）。清乾隆年间寿光纪台农民掘得己侯钟（潍坊陈介祺所收“十钟”之一），通高建初尺一尺一寸三分，重92两，铭文为“己侯虎作宝钟”。殷商有仓（仓、商、阳、场为音近字）侯虎，西周有师虎，春秋有己候虎（虎与宿、铺、夙、诸、徐等皆音近），其中当有渊源关系。率领商民挥师东海的最高统帅是“亚丑”，或丑是商觋（xi，是商时专职巫师，由宗教神职转为朝官，是最早掌握文字的人，即最早的史官），在占卜与行神事时所戴之虎的面具，而族、师、侯又以虎相传之？或寿光己氏族以玄鸟、以凫为图腾而又以觋行神事所戴的虎符（面具）为族、师、侯名而传之？
源于弥河中游原始部落和古国的己姓一支西迁至今菏泽定陶一带后又继续西迁至许昌，在许昌和濮阳一带发展成夏朝时期的强大方国昆吾国。至汉朝时在这里的先民中产生了一位对中国文字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人，他就是著名的《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许当是从颛顼之顼音派生出来的字）。
5、商族之商字，有两种解释，一是甲骨文商字上面为鸟冠形，代表他们的图腾是鸟，下边部分为穴居形（正为窝状。双王城盐业遗址制盐作坊中发现了一具躺在地窝中的骸骨。窝与商亦为音转—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398页“语音学上，发音部位相近可以通转”。仓字甲骨文为仓的象形，上仓顶，下仓体，中为进出的门，与商的甲骨文即地窝同有进出之门，二者可通，且为音近字，或仓、商互为所出，由此可看出商、仓之联系，或商即仓，商族即仓族，由弥河中下游少昊之国迁出之商族正是善制盐、善制陶、善制酒饮酒，且很早即发明图像文字、有着以文字为代表高度文明的仓舒族之仓，在文字与古语演变中衍为商，二者正是指的同一部分人。地处“少昊之国”核心地带的寿光王高之王姓系从殷墟之地安阳迁来，且周围多有殷、尹、宋、俎、赵等姓，均为其证），表示那时的居住形式，后人则以他们所居之地名为商。二是《说文解字》据古文解为一种双柱、大腹、三足的酒形器，是觞的象形本字。商族当出于少昊鸟官系统手工业官“五雉”中“陶工正”的鶅鸠氏（又有以鲻为名之鱼，为“沿海江河入海之处所产”—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311页）族、或土地与执政官的鹪鸠族中的鹁鸠即鹁鸪氏二族，鹁鸪后衍为薄姑、蒲姑、亳姑等，或即是长期地迁出的少昊氏部族群体。他们基于少昊氏先民创造的高度文明，一路奔波，勤劳发展，创造了灿烂的商代文明，也承袭先民已创立的图像文字，而最终衍成辉耀千秋的甲骨文。
6、远古、上古时代任何一支先民实现社会繁荣都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由弥河中游原始部落发展起来的“少昊之国”的经济起因即这里盛产的海盐，由于这个文明之“核”（盐是解读少昊文明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文化密码），才造成了少昊氏创造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的极度繁荣，达到了当时中国境内文明的最高峰，文字的发明即是其一。
7、中商之后，为了消弥内乱，迴避强周，商王制定了在北、西、南、东南全面收缩，全力回师祖地，占领海盐要地战略，领导东进的是身为太史的商王兄弟“亚丑”（到战国时期，寿光则有学问家公孙丑），即四墓道大墓的墓主（其时史为王朝派驻在外的武官即最高统帅），还有作为王室记事官的作册官（史官）融。周王朝建立后，分殷民七族给卫，其中樊氏即己姓（初居昆吾，后为樊邑，即今河南济源—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47页）。有樊氏，才有后来湖北之樊城即襄樊。
8、少昊氏创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辉煌的文化，这支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最伟大成果即是商王朝，战国时的秦国、赵国、楚国（楚人以祝融为祖）、秦帝国（秦姓为伯益嬴姓后）、汉帝国（刘姓为豕韦氏后即祝融即少昊之祝鸠氏后）、唐帝国（李姓为皋陶之后）、宋帝国（赵姓与秦姓同为伯益嬴姓后）、明帝国（朱姓乃颛顼后祝融部八姓之一曹姓之后）的创立。
9、颛顼时代的八大部族名列第一的苍舒族是颛顼时代的强大部族，他们是少昊氏后人几千年中从弥河中游古国中迁出的无数支中的一支。这一支的迁徙方向仍是祖上迁徙的南、西两个方向。向南者布于今安徽舒城一带，成一方巨族。向西的部分则沿沂山北沿海一带西进继续沿黄河向西，遂将其祖仓颉的墓庙遍及于东阿、白水等地（与伯益部西迁地名“随族而走”现象同类）。
10、中国史书上密集记载仓颉造字之说（《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说文解字》、《帝王世纪》、《世本》、《史记》、《淮南子》等），说明仓颉和仓颉族确在文字创立中有重大贡献（由东而西，有多处仓颉墓、祠、庙，说明他的后人对仓颉的伟大贡献十分自豪，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立起他的墓、祠、庙，而永远纪念他）。文字的创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东汉著作《春秋纬元命苞》言仓颉始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是说文字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仓颉之颉字，也是指鸟，而且指的正是燕子，是鸟上下翻飞之意（“燕燕于飞，颉之颃之”），或者仓颉作为少昊氏颛顼族人的头领，就是历史上一位具有极高智慧的文字集大成、有不二之功者。
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中国最早13个图像文字，是震动国内外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寿光自周朝（正是殷商王朝在双王城一带大规模开发盐业之后）时在双王城盐业遗址附近就有仓颉墓，1992年，就在颛顼之苍舒族西迁路上的今邹平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刻于灰陶残片上的11个书写符号，被称为继陵阳河图像文字后山东文字考古上的又一重大发现。而近年学者所称在寿光纪台发现的早于甲骨文上千年的骨刻文字（微雕）至今尚未得到考古发掘证实，而学者夏名采（青州市博物馆原馆长，教授级研究馆员）所言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发现甲骨文之实物至惜而未能追回！
11、仓颉之人、仓颉的故事与传说，在历史传承中所蕴含的经济学与历史学意义（真实的历史含义），实是对先祖先民创造演绎的那段极为发达、高度昌盛、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盐业开发大戏与东夷“腹心地区”所创造的最高度（以其文明的最高表现与标志的文字为代表）海盐文明、海盐文化（文明、文化的综合体，包括经济、制度、文化、艺术等）的纪念、怀念、崇敬与传颂，是那段历史在人们心灵心智以及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沉淀，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本来的意义，由于历史烟云的无尽变幻激荡与弥漫深邃而漫泯不清，使人们远去了事情的真实原委与真实情形而无法看清，或者将其至高宏大的原体而视之为单薄与单一，把事情看简单了。这是我们在还原历史后所得到的心灵启迪、启示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