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败告终之后，林纾就基本上以一个“拚此残年以卫道”的挡车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叙述中。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作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主张由教授倡导发展到学生普遍参与，学生们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于当年初出版。
林纾小说一出，北大舆论大哗，一时群情激愤。张厚载距毕业仅有数月，但众怒难犯，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林纾惹了祸，既愧于连累学生，也觉得辱骂和恐吓不是君子之道，于是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陈独秀对林纾的道歉给予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到很可佩服。”（《林纾研究资料》193页）林纾当时68岁，如此敢作敢当，非真性情者不能也。
我在这里无意为林纾翻案，他写的《荆生》、《妖梦》，那借小说的荒唐情节一泄心头之忿的恶毒，确也颟顸可笑。但是，凭心而论，新文化阵营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也近乎谩骂么？林纾嘲笑白话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值一哂”，可胡适等说“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在深爱着左（左思明）马（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这种评价无异于野蛮。
历史真是个无情物，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一直属于激进者的林纾，转眼间成了历史的绊脚石。其实，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自己还写过一些白话诗。他与新文化派的分歧，具体说就是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最想不通的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的斩尽杀绝的姿态，“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将他们的“古文”拉丁文废除，中国的这批追随欧洲文艺复兴的年轻人何以比他们的精神导师更极端呢？
林纾自然不能体察，新文化的激进其实更多是一种姿态，或一种策略，目的是使白话迅速获得“言文合一”的合法地位。林纾与新文化的论战，颇像一位器量狭窄的老者与一群明知故犯的顽童的对骂——在论战中双方都因对方的存在而常常“被迫”有些非理性，但后者带着游戏发动者的自信，而前者却当真了，这是林纾可笑复可怜的地方。然而，后来的文学史家们在叙述这段纷争时往往将它过分理性化，并加入了过多的道德评价，历史事件原本具有的偶然性和非理性被梳理成正反力量阵线分明、真理永远胜利的正剧——历史的叙述者往往是势利的，他们纷纷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败者就只合是“寇”了。历史对林纾有些不公，在史家的笔下，他成了小丑。与新文化的交锋不仅令林纾自讨其辱，而且他不识时务的历史姿态竟成为他作为文学家历史终结点的“永恒姿态”。
其实，林纾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中国新文化的诞生，他是其中的一位先驱。他的翻译小说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晚清中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的形成，林译小说有开拓之功。我们知道，中国小说作为“文学之上乘”地位的确立，是在晚清的最后一个时期才实现的。
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但林译小说恰恰成为对梁氏言论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仅靠梁启超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很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
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的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1924年林纾逝世后，新文学作家渐渐对林纾有了“恕词”。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15卷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胡适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胡适这里提到的林琴南的白话诗，即1897年印行的《闽中新乐府》。在晚清士林中，林纾常常扮演着带“新党”色彩的激进人物角色。1884（甲申）年，停泊在福州马尾港的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击沉中国军舰十多艘，中国官兵死伤700多人。林纾闻讯，与友人相抱大哭，并于三月后在福州街头拦马向钦差大臣左宗棠请愿，请求查办当初谎报军情、掩盖损失的军务官员，友人形容林纾当时是“目光如炬”。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就在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之时，林纾与高凤歧等也三次上书御史台，强烈抗议德国强占土地，并陈述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项建议。当然这些建议都被驳回。林纾不赞同废除帝制，晚年甚至以清遗民自居。他对清朝的留恋，当然满含着腐朽和昏聩的思想意识（这又与他人到老年有关）；但也流露出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德的坚持。
林纾狷介的性情中，还有一点游侠作派，这大约跟他善拳剑、薄功名的经历有关。少年时代他曾拜乡间拳师学过武艺，一度以佩剑任侠、被酒行吟而得狂悖之名。他在历史小说《剑腥录》中塑造的主人公邴仲光，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游侠气质的志士形象。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荆生》，很好笑的是“伟丈夫”荆生不同于一般负笈游学之士，他所带的行李，除“书一簏”外，还有操武功的“铜简一具”。林纾性格狷鲠，年轻时多次考进士不第，索性抛开应试学问，终身不问仕途。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他都有些君子不党的倾向，所以尽管他一直鼓吹维新，却不是维新党；他曾与吴汝纶、马其昶在古文上相互切磋，吴、马二人对他的古文一度推崇，他却并不愿意跻身桐城派（文学史上将他归为桐城派古文家，是不对的），他甚至反对文学划分流派。“诗之有性情境地，犹山水之各善其胜。沧海旷渺，不能疚其不为武彝匡庐也。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六子成就，各雄于一代之间，不相沿袭以成家。即就一代人言之，其境界各别。凡奢言宗派，收合党徒，流极未有不衰者也。”（《畏庐文集·序郭兰石增默庵遗文集》）。林纾对文学的见解一点也不迂腐，说“诗之道，以自然为工，以感人为能”，“诗者，不得已之言也。忧国思家，叹逝怨别，吊古纪行，以人情之所本有，播之音律……”（林纾《梅花诗境记》）这种倡导文学是情感的自然表现的观念，不正是人类一切艺术家永恒追求和捍卫的基本准则么？
1919年，大约是林纾在报上就自己的《荆生》、《妖梦》向蔡元培等道歉之后，4月5日的《公言报》上发表了林纾的《腐解》。这篇文章使我们读到了林纾作为一个历史悲剧人物的孤独和无奈：“……予乞食长安，蛰伏二十年，而忍其饥寒，无孟韩之道力，而甘为其难。
名曰卫道，若蚊蚋之负泰山，固知其事之不我干也，憾吾者将争起而吾弹也。然万户皆鼾，而吾独作晨鸡焉；万夫皆屏，吾独悠悠当虎蹊焉！七十之年，去死已近。为牛则羸，胡角之砺？为马则弩，胡蹄之铁？然而哀哀父母，吾不尝为之子耶？巍巍圣言，吾不尝为之徒耶？
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于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黄天后土，是临是监！子之掖我，岂我之惭？”这是一个殉道者的悲叹，尽管林纾的殉道是背时的。
普洛米修斯式的殉道固然因蕴涵着“永恒正义”而崇高、悲壮，但是，面对堂吉诃德式的殉道，是否仅仅轻蔑一笑便可卸下我们对历史的沉甸甸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