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狸猫换太子”传说由来

有关北宋仁宗皇帝身世的“狸猫换太子”传说在元杂剧中已略见雏形，由于富有戏剧性，后来便被演绎成为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遂众所周知。近年，又有了长达3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宋奇案狸猫换太子传奇》，更家喻户晓。

传说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后，刘妃和李妃都怀上身孕，为了争夺皇后之位，刘妃串通太监和产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际，用一只剥掉皮毛的狸猫换走刚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狸猫以为李妃产下妖孽，遂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因此刘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后来刘妃之子夭折，被换掉的李妃之子又被刘妃找到，养为己子。刘妃又谗害李妃，李妃逃往民间。真宗死去，李妃之子即位。包公包拯遇到流落民间的李妃，得知真相，将李妃带回京城，设法让仁宗皇帝与生母李妃相认。真相大白后，已成为太后的刘氏惊厥而死，悲剧以皆大欢喜收场，包公也被任命为宰相。

近年上演的电视剧则进行了极大的铺衍，在历史的政治时空中展开了这一传说。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从原始传说到电视剧本，出场人物多是实有其人，仁宗被刘皇后养为己子又实有其事，因此可以说，整个故事是在真实基础上的虚构。从中实在可以洞察宋代政治不大为人所道的真相，而这才是“狸猫换太子”传说所体现出的另一层深刻意义。

我们的考察将兼顾原始传说与最新版本，严格依据史实，无一事无来处。我想，这样的考察将有助于人们认识“狸猫换太子”传说所投射的时代。

二、传说背后的真实：皇帝参与的政变

1.刘皇后的出场

“狸猫换太子”事件的主角刘皇后，其活动不仅贯穿整个真宗朝，与真宗渊源深厚，还在真宗后期和仁宗前期对宋代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实在是不亚于其他宋代皇帝的一个重要存在。

刘氏身世不明，《宋史·后妃传》的记载属于显赫后的伪造，不足为信。从少年时代起，四川出身的刘氏便走上街头，成为拨鼓卖艺的艺人，后来嫁给银匠龚美。由龚美携至京城，转让给还是皇子的真宗。《宋史·后妃传》记载说“后年十五入襄邸”，恐非属实。据《宋史·真宗纪》，真宗封为襄王在端拱元年（988），开宝二年（969）出生的刘氏这一年已经虚岁二十。减去五岁，无非是想证明刘氏的年幼清白。襄王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卖艺女子交往，很快为奶妈告发，被太宗下令赶走。

至道三年（997），真宗即位，终于如愿以偿，将刘氏迎入宫中。此时已是十年之后，可见真宗终未忘情。不过宫中亦有制度在，进入等级森严的皇宫，刘氏仅成为嫔妃中四品之末地位低下的美人，距离上面的贵妃隔着二十二级，仅比最低的才人、贵人稍高两级。不过，有真宗的宠爱，这些都不是问题。入宫后，这个连亲属都没有的女子，指认前夫龚美为兄，为此龚美只得改姓为刘。此时的刘氏已经接近三十岁。时光飞快，又过了十多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在前几年成为修仪的刘氏升为仅位于贵妃、淑妃之后的一品德妃。是年12月接近月末的一天，真宗在皇后去世的第七年终于立刘氏为皇后。刘氏成为皇宫中的女性之首、母仪天下的皇后，若从她结识真宗时算起，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即使从进宫算起，亦已走过了15年。这一年，刘氏已经43岁。刘氏以这个年龄成为皇后，比32岁成为皇后的武则天还要让人吃惊。作为一个女人，43岁宠压群芳，母仪天下，绝非仅凭颜色容貌。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作出的简单判断。

并且，刘氏成为皇后不仅要击败宫内众多的竞争对手，还要冲破来自朝廷的重重阻力。当真宗决定立刘氏为皇后时，宰相王旦、向敏中以及前宰相寇准等多数大臣都明确表示反对，理由都是“出于侧微不可”。特别是真宗朝进士状元李迪几次上疏强烈反对、说她“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参知政事赵安仁不仅反对，还给真宗提供了一位高贵的人选——出身于故宰相沈义伦之家的沈才人。有学者曾以郑樵所云“婚姻不问阀阅”为证，论述宋人在婚姻方面已无门阀观念。其实，这至少与皇帝的婚姻状况不符。赵安仁推荐的沈才人，据《宋史·后妃传》记载，当初就是“以将相家子被选”。可见，皇帝选妃一定要讲究家世，必须出身名门。这也是刘氏在立后之际遭遇强烈反对的原因之一。

刘氏最终能够在反对呼声强烈的情况下成为皇后，当然主要还是取决于真宗的态度坚决。不过，这并不代表皇权的力量。在士大夫看来，皇帝的皇后是谁，无关乎政局变化，所以没有彻底干预皇帝的个人私事。此外，这也与首相王旦在最后一刻妥协有关。王旦长年为相，史载“事无大小，非旦不决”，拥有很大的权威。不过，王旦处理君臣关系的方式非常温和，跟李沆和寇准都不同，从不勉强真宗。而刘氏当时也很在意王旦的态度。王旦因病没有上朝，刘氏便劝真宗推迟讨论立后之事，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此事方得以决定。

这里，还需要提及一下“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另一个主角李妃。李妃初入宫就被指派给刘氏做侍儿，从此便与刘氏开始了不解的关系。这个比刘氏小18岁的宫女，在真宗到刘氏那里去时，被指定为司寝，因而有孕。大中祥符三年（1010），生下一子，后为仁宗。在丧失惟一的9岁儿子之后，真宗复得此子，欣喜逾常。李氏因此被封为县君，但还没有进入嫔妃之列。后来又生下一女，虽然夭折，但此后李氏却得以进入嫔妃的最低一级五品才人。到了真宗快去世时方升为二品婉仪。

由于李氏是当时尚为修仪的刘氏房里的侍儿，因而所生之子为无子的刘氏养为己子，并无不自然之处，而犹如刘氏奴隶一般的李氏也不敢作声。由于地位的悬殊，李氏根本没有可能同刘氏争夺皇后之位，连想都不敢去想。刘氏无须抢夺，更无须以什么狸猫来偷换。刘氏房里有了真宗的惟一子嗣，自然也是刘氏两年后成为皇后的一个很重的砝码。

2.走向前台的刘皇后

在大中祥符末（1016），真宗中风病倒。此后几年，身体有所康复。不过，天禧四年（1020）春，病情再次加重，这便将刘皇后推到了处理政务的前台。《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不过，刘皇后并不是突然走向前台的，这之中有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宋史·后妃传》记载说：“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引故实以对。”从这段记载可知，刘皇后与唐朝的武则天一样，不仅通晓文辞，还有见识，成为皇后之后，在内廷充当了真宗的秘书与助手的角色。从这一角色转身，直接处理政务，对刘皇后来说，不过是从幕后走向前台，驾轻就熟。《宋史·后妃传》接着记载说：“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就是说，在真宗病倒后，以真宗名义发出的诏令裁决，多是出自刘皇后之手，然而也显示着皇权。不待真宗去世，真宗病倒，刘皇后走向前台，就意味着后真宗时代已经开始。

3.真宗末年的政局

天禧元年（1017），长期任相的王旦逝去后，在中书，除了宰相向敏中之外，真宗宠爱的佞臣王钦若被补充进来，成为宰相之一。天禧三年（1019），曾担任过宰相、枢密使的判永兴军寇准，急于重返政治中枢，以牺牲道德原则为代价，奏上了他素所不信的天书。这次的天书跟大中祥符年间真宗跟王钦若一同伪造的不同，是寇准手下一个叫朱能的巡检勾结内侍周怀政伪造的。上天书，主要是想投热衷此道的真宗所好。这也是寇准试图与皇权结盟从而重返政治核心的一步棋招。这当是寇准分析了当时王钦若“恩遇浸衰”的现状而走出的一步。在奏上天书之后，寇准成功地取代政敌王钦若，再度执掌相印。

寇准拜相的同一天，真宗朝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丁谓也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副宰相参知政事。本来，寇准早年对丁谓很欣赏，曾屡屡向他的同年进士宰相李沆推荐丁谓，但李沆似乎看透了不可“使之在人上”的丁谓人品，硬是没有起用。后来颇有能力的丁谓出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在天书封禅活动中，积极给予真宗财政支持，因此而颇得诟病。在当时便被公论冠以“五鬼”之一的恶名。从当时寇准私下言及丁谓的讽刺语气看，受公论的影响，寇准对丁谓已经改变了印象。不过，真宗和宰相向敏中似乎并不知道寇准对丁谓印象的这一变化，还记得早年寇准对丁谓的欣赏，以为他们会和衷共事，所以如此搭配了执政班底。

在共事之初，丁谓倒是对寇准恭敬有加，但这样做有时反而更增加了寇准的鄙视。《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谓在中书事准甚谨。尝会食，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谓甚愧之。由是，倾诬始萌矣。

这就是汉语中“溜须”一词的来源。寇准如此羞辱丁谓，在丁谓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可以想像，在寇准与丁谓在中书共事期间，类似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仇恨由积累到爆发有一个过程。经过了一定过程，遇有适以爆发的机会，就会爆发，这是势所必然。

丁谓报复寇准的机会是伴随着一场宫廷政变来临的。就在寇准入相的天禧三年，真宗患上中风，不仅说话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处理日常政务的情况下，“政事多中宫所决”，即政务在经过皇帝这道必要的程序时，多由刘皇后代为处理。这就使颇喜欢干预政事的刘皇后权力骤然增大，并且也给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与组合提供了新的机会与可能。

寇准不是看不出刘皇后权力增大的政治形势，但寇准似乎有些瞧不起这个出身寒微的女人。当年，真宗准备立刘氏为皇后时，寇准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这件事肯定已使成为皇后的刘氏怀恨在心。偏偏就在刘氏权势日增之时，寇准又做了件蠢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刘氏宗人横于蜀，夺民盐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这时寇准则坚持要求法办。结果，“重失皇后意”，深深地得罪了刘氏。本来就有龃龉，现在又如雪上加霜。新仇旧恨，彻底把刘氏推到了寇准敌对势力的一方。说寇准做蠢事，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而言。从道德上说，寇准在这件事上并没有错。

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尽管刘氏权势增大，但毕竟处于宫内，在发号施令上，则不如宰相有力。因为从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上，宰相主政，皇帝则基本上是实施名义上的裁决权来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与宰相之间，很少有尖锐对立。因此，当时中书内寇准与向敏中两个宰相，在权力上足以敌过刘氏，至少可相抗衡。

不过，暂时的平衡很被打破了。首相向敏中于天禧四年三月薨于相位。向敏中当是寇准重要的同盟，寇准的再入相，并不是真宗一个人能完全做主的事，至少是得到过宰相向敏中的首肯，甚至是推荐。而向敏中的去世，则使政治天平开始倾向于寇准敌对势力一方。

寇准阵营在首相向敏中死后势力大失。最主要的是失去了与皇权的平衡，这就给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机。而朝廷中一些见风使舵之人，也纷纷投靠向丁谓阵营。

4.太子监国之争

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寇准感到已不能再指望病入膏肓的真宗了，决计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刘皇后他无法也不屑于争取，于是就把眼睛盯在了年仅10岁的皇太子身上。他倒不是指望皇太子能发挥什么作用，而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皇太子的名义来压倒毕竟不是真正皇权代表者的刘皇后，建立起新的皇权与相权的联盟。如果寇准能像当年在澶渊之盟时左右真宗那样左右皇太子，就意味着重新控制了皇权，也就等于控制了斗争的主动权，足以打垮敌对势力。

为了能利用皇太子，寇准必须先把皇太子的权威树立起来，这样才能发挥皇太子的作用。对此，寇准考虑了两个方案：一是让皇太子监国，二是让真宗退位做太上皇，皇太子即位。只有如此，皇太子这样一个有名无权的少年小儿，才能罩上威力无比的皇权的光环。

然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宰辅专政。宰辅是指宰相和辅弼大臣的参知政事、枢密使等人构成的执政集团。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的政治运作，是执政集团的集体领导，并不是宰相独裁。宋代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不少宰相独裁的局面，那是士大夫政治发展到极致的变质，并非常态。在寇准任相时期，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所以，寇准要想实现他的方案，首先要在执政集团内获得通过。

因为让真宗退位的事情过大，所以寇准先是把让皇太子监国的方案提出，在执政集团中商议。《宋史·李迪传》载：“初，真宗不豫，寇准议皇太子总军国事，迪赞其策，丁谓以为不便，曰：‘即日上体平，朝廷何以处此？’迪曰：‘太子监国，非古制邪？’力争不已。于是皇太子于资善堂听常事，他皆听旨。”从这段记载看，在太子监国的问题上，寇准、李迪与丁谓的意见是对立的。争论的结果，达成了一种妥协，即皇太子依旧在太子学习的地方听取日常事务性的汇报，而重要事情还是要听取真宗的意见。由此可见，是否让皇太子监国，在什么程度上听政，都是由执政集团来提案和决定的。

由于丁谓的阻挠，寇准和李迪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因为“他皆听旨”，到头来，重要事项到了病重的真宗那里，还可能被刘皇后所控制。

5.政变：从密谋到未遂

丁谓的阻挠，使寇准让皇太子监国的方案未能全面实现。所以寇准便棋走险招，开始尝试启动第二方案，让皇太子即位，真宗退位做太上皇。历史上在位的皇帝成为太上皇的原因很复杂，固然有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也有大臣做主的操作。比如南宋高宗、孝宗成为太上皇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光宗成为太上皇则是出于大臣们的压力。不过，无论如何，在程序上，在名义上，都必须要征得在位皇帝本人的应诺。于是，乘真宗有时还清醒，寇准找机会与真宗单独谈话。《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准尝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寇准在同真宗说了上述的一番话之后，接着又说：“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对寇准的话，真宗表了态，即“上然之”。

有了真宗的这一态度，寇准大受鼓舞，打算大干一场。据《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寇准的计划是，“欲废章献（刘皇后），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这无疑是一次政变计划。如果事情成功，不仅会打败敌手，平弥朝廷政争，而且寇准也会因此而成为拥立两朝君主的元勋。这对他权力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事情进行得十分隐密，最终政变还是功亏一匮。问题极有可能就出在寇准身上。他在饮酒忘情之际，不慎失言，泄漏了机密，被丁谓的党羽听到，立即跑去报告丁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龙川别志》则说是杨亿对其妻弟说“数日之后，事当一新”而泄漏。总之，丁谓得到情报后，慌慌忙忙半夜乘牛车赶到其党羽枢密使曹利用家商量对策。《东轩笔录》卷三记载说：“且将举事，会公（寇准）因醉漏言，有人驰报谓。谓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第二天，“利用入，尽以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诏，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命令，体现的是皇权。矫诏，则是伪造皇帝的命令，是对皇权的借用。成功的矫诏便也成为了真正皇权的实施。对上述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曹利用入宫，找的不是真宗而是刘皇后。是刘皇后矫诏罢免了寇准的宰相。《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不是刘皇后矫诏，是与刘皇后有着姻亲关系的翰林学士跟真宗商议后的草诏。尽管如此，寇准罢相，秉承的还是刘皇后的意志。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还在计划之中，就这样连点响动都没发出，便流产了。

6.皇帝参与政变的秘密

寇准的政变目标主要针对的是丁谓集团，但为何要废掉刘皇后呢？刘皇后是丁谓集团依靠的大树不错，但她毕竟是皇后，是真宗喜爱的妻子，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人的感情世界其实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患病后的真宗，对刘皇后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自然并不是真宗一方发生的，与刘皇后的种种行为也不脱干系。夫妇之间许多事情难以说得清。但真宗、刘皇后不是普通的夫妇，他们还是两个政治人物。真宗并不满意刘氏过分干预朝政，《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载：“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明肃刘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没有真宗的这种态度，尽管寇准等人对刘皇后再不满，也不敢斗胆废后。因此，上述寇准与真宗谈话，“上然之”这样真宗的表态，实在有无限玄机，包罗万象，其中可能就有对刘皇后处理的计划在。因此，我推测，实际上这次未遂的政变计划是真宗与寇准共同策划的。这种推测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测。

由于“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从打击刘氏的目的出发，真宗想采取一些行动。而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与刘氏对立的寇准和李迪等人，而不可能是与刘氏相勾结的丁谓。《龙川略志》别志卷上载：“真宗晚年得风疾，自疑不起。尝卧枕宦者周怀正股，与之谋，欲令太子监国。怀正，东宫官也。出与寇准谋之，遂议立太子、废刘氏、黜丁谓等，使杨亿草具诏书。”躺在宦官周怀政大腿上，真宗下达了密令。

所以说，宦官周怀政告诉寇准真宗与他商量的事，决不是他自作主张的个人行为，而是受真宗之托，传达给寇准的，等于是给寇准下达的密诏。而前面所说“准尝请间”，并非宰相寇准乘没人见到，抽空子偷偷会见真宗。寇准的入见，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真宗的召见。寇准与真宗商量后，计划变得具体化了，即前面说的“废章献，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

当计划失败后，真宗无法面对攻击寇准的人说出这是他的计划。这就委屈了寇准，使寇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牺牲品和替罪羊。攻击的结果使寇准的宰相被罢免。但真宗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对寇准进行了保护。

我们来看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对寇准罢相时的记载：“会日暮，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乃召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准。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误召，因言恐泄机事，臣不敢复出。遂宿于学士院。及宣制，则非殊畴昔所见除目。”由这段记载可知，寇准罢相，是丁谓集团反击的结果。

代王言的翰林学士钱惟演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钱惟演既同皇后刘氏有联姻关系，也同丁谓有联姻关系。可以说他是联系刘氏与丁谓集团的重要人物。据宣制与晏殊最初所见除目不同这一点来看，钱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同时他还试图说服真宗，乘机将丁谓推上相位。他站在刘氏与丁谓的立场上，对寇准进行了强烈非难，但从记载看真宗对钱惟演的非难似乎没表示什么态度，对钱惟演处理寇准的意见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尽可能做了优待。尽管钱惟演对寇准极尽非难，但由于真宗的态度，从收载于《宋大诏令集》卷六十六的《寇准罢相以太子太傅归班封莱国公制》看，竟无一句非难之辞。

寇准罢相，只是以太子太傅归班，并且还封了莱国公，留在了朝廷，偶尔有重大活动还少不了出面。比如罢相后快一个月的时候，真宗召近臣观内苑嘉谷，并设宴款待，也叫上了寇准。寇准犹如丁谓集团的心头之患，一日不去，一日不安。而真宗的态度，也让他们担心寇准随时会卷土重来。因此，他们加强了对寇准的攻击，而寇准也进行了反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天禧四年七月壬申”条记载寇准在罢相后的一天，乘“入对”见到真宗的时候，“具言谓及利用等交通踪迹”，并且寇准由于是同李迪一起策划太子监国事败被罢相的，所以他同真宗说：“臣若有罪，当与李迪同坐，不当独被斥。”言外之意，这件事你真宗也是赞成的，为什么独独把我罢免了。

不谙政治策略的寇准，并不理解真宗是在压力之下不得已才罢免寇准的苦衷。这让真宗很生气。既然寇准拉上了李迪，“上即召李迪至前质之。两人论辨良久，上意不乐。迪再三目准令退。及俱退，上复召迪入对，作色曰：‘寇准远贬，卿与丁谓、曹利用并出外。’迪言：‘谓及利用须学士降麻，臣但乞知一州。’上沉吟良久，色渐解，曰：‘将取文字来。’迪退，作文字却进，上遽洒然曰：‘卿等无他，且留文字商量。’更召谓入对。谓请除准节钺，令外出，上不许”。

从这段记载看，真宗在两面受压的情况下，曾想把丁、寇两党都赶出朝廷。但看了李迪奏上的文字，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支持寇党，因此在丁谓入对时提出把寇准驱出朝廷时，被真宗断然拒绝了。

7.宦官谋划的武力政变

寇准留在朝廷，不仅是对丁谓集团的威胁，也给寇准集团的人留下了一线希望。本来事情至此，还可能有回转的余地。因为这段时间真宗的神志还算清醒，并且在内心是支持寇党的。然而，寇党操之过急了。就在寇准与真宗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他们打算进行一次反扑，一举打垮丁谓集团。《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事泄，准罢相。丁谓等因疏斥（周）怀政，使不得亲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显加黜责。怀政忧惧不自安，阴谋杀谓等，复相准，奉帝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而废皇后。与其弟礼宾副使怀信潜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閤门祗候杨怀玉议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窃发。前是一夕，崇勋、怀吉夕诣谓第告变。谓中夜微服乘妇人车，过曹利用计之。及明，利用入奏于崇政殿。怀政时在殿东庑，即令卫士执之。

这是一次真正的有计划的未遂的武力政变。政变的主谋竟是以宋朝防范甚严的宦官为主，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连宦官也卷入到了朝廷的党争之中。在这次未遂政变中出面的宦官，既有寇党，又有丁党。最终是由于丁党势大，也是由于丁党的出色的情报系统，使寇准集团的最后一次挣扎归于失败。这次未遂政变，真宗及寇准都未必知情，但却给丁谓集团彻底清除寇党找到了借口，并且使真宗即使是有心袒护也无能为力了，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使寇准等人不致被迫害得太过分而已。

从前引史料中“使不得亲近”这句话中，已反映出当寇准的第一次未遂政变之后，在丁谓集团的严密监视下，包括真宗的亲信在内，一般人已不能随便接触真宗。这反过来也表明，真宗已处于半软禁的行动不自由状态之中了。这次未遂政变促使皇权加速了向刘皇后转移，并且与朝廷中大权在握的丁谓走向合流，形成了丁谓左右一切的局面。

尽管寇准对这次事件未必知情，但他被视为罪魁祸首，在事发的第二天杀死周怀政之后，又过了两天，首先整肃了寇准。以与周怀政勾结的罪名，把寇准降知相州。丁谓觉得寇准即使是贬到了地方，但离都城很近也很危险，就决定对寇准进一步向远方贬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六“天禧四年八月甲申”条记载：

徙知相州、太常卿寇准知安州。初，李迪与准同在中书，事之甚谨。及准罢，丁谓意颇轻迪。于是谓等不欲准居内郡，白上欲远徙之。上命与小州。谓退而署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圣旨以庇准耶？”

真宗竭力保护寇准，在丁谓提出远徙的要求时，真宗去掉了“远”字，只同意给寇准换一个小一点的州当知州。但丁谓从真宗那里出来后，公然在“小”的前面，按他的意志加上了“远”字。对此，当时也在场的李迪提出了抗议，说真宗没提“远”字。这时，丁谓霸道地反诬李迪想篡改圣旨。如果说一件事只有两个人在场，过后谁也说不清楚。但当时至少是三个人在场，而丁谓公然信口雌黄，可见其十分嚣张。丁谓凭借他的权势和在刘皇后那里的信任，已经不把几乎不能视事的真宗放在眼里了。他知道在当时的局势下李迪不敢去找真宗对质。即使对质，真宗也可能装糊涂，甚至是顺从丁谓的说法。

紧接着，当清洗到永兴军时，寇准的亲信，伪造天书的朱能率兵拒捕，最后兵败自杀。这件事更给丁谓进一步迫害寇准提供了借口，使寇准再贬为道州司马。在这件事之后，已经处于半软禁状态的真宗，在实际上彻底地失去了权力。在刘氏独裁的形式下，朝政实际上是由与刘氏关系密切的丁谓独裁。

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与寇准关系密切的一般官员被清洗，就连执政大臣，丁谓也开始下手了。枢密副使周起、签书枢密院事曹玮一起被罢。在执政集团内的清洗，很快就波及到了宰相李迪。因为李迪是寇准党在朝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代理人。既是为了保护自己，又是不满丁谓专权，李迪同丁谓的斗争很快表面化了。

在丁谓在执政集团中说一不二的形势下，处于劣势的宰相李迪，孤注一掷，当着真宗的面，对丁谓及其党羽进行了总声讨。本来已处于不管事状态的真宗，为何又出面了呢？我想这是出于李迪的要求。因为他与丁谓等人之间的纠纷，他是不会让同自己有宿怨并支持丁谓的刘皇后去裁决的。而真宗毕竟还是皇帝，只要健康状况许可，谁也没有理由拒绝和阻止真宗出面。

既然已经闹到了真宗那里，李迪索性就来个鱼死网破，当着丁谓的面，直斥丁谓奸邪弄权，并具体揭发了丁谓包庇林特之子罚人致死一事。然后就说寇准无罪被罢，而寇准的亲信朱能也不应当公开杀戮，替寇准翻案。同时他一一指出丁谓与钱惟演有联姻关系，曹利用与冯拯也是互相勾结的朋党。在这种情况下，真宗作为皇帝也不能随意裁决是非。首先，试探着问，中书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因为处于微妙地位的真宗要根据大臣们的态度与力量对比来做决定。对此，已经在中书是一手遮天的丁谓自己不直接回答，以免引起李迪的反弹。他十分自信地说，问我的同僚吧。结果真宗问了任中正与王曾。但任中正是丁谓的死党，自然不会说丁谓的坏话，而王曾则出于策略的考虑，也站在丁谓的立场上做了回答。这就使李迪陷于了孤立状态。被争吵闹得很烦心的真宗，索性把丁谓和李迪两个宰相都罢免了。

在罢相的制书未公布之前，丁、李二人都加紧活动，试图恢复相位。李迪前后找了真宗和皇太子。而丁谓不仅自己活动，担心唇亡齿寒的钱惟演也为丁谓活动。最后，丁谓当着真宗的面，很霸道地硬是留了下来，而李迪却被罢免，出知郓州。《宋史·丁谓传》载：

罢谓为户部尚书，迪为户部侍郎。寻以谓知河南府，迪知郓州。明日，入谢。帝诘所争状，谓对曰：“非臣敢争，乃迪忿詈臣尔，愿复留。”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即入中书视事如故。仍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太师。

丁谓之所以敢于当着真宗的面，公然假传圣旨，说他已经被恢复了宰相职位，极有可能是他通过钱惟演的活动，得到了刘皇后的许诺。他命令内侍给他拿来只有宰相才能坐的凳子。

乾兴元年（1022）二月，一切都被人架空了的真宗驾崩，从此他不再有作为皇帝的一切烦恼了，然而作为真宗时代还尚未结束，朝廷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皇权以“权处分军国事”的形式真正转移到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手中。十年后仁宗亲政，才给真宗时代打上了终止符。

三、传说背后的真实：后真宗时代的权力博弈

1.与皇太后联手，丁谓专权

就在真宗驾崩的当月，寇准被丁谓再贬为当时的烟瘴之地雷州司户参军。而李迪则被“坐以朋党附会”的罪名，贬为衡州团练副使。轮到值班的知制诰宋绶起草二人的责词，“谓嫌其不切，顾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绶逊谢，乞加笔削，谓因己意改定。诏所称‘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皇违豫之初，罹此惊惧，遂致沉剧’”。丁谓的确满腹才华，改订的制词相当工整，但却是用来整人。他把制词改成这样，无疑是想把真宗之死的责任推给寇准、李迪二人。对寇、李二人的贬谪，参知政事王曾认为过重。因为王曾借给过寇准房子，丁谓狠狠地盯住王曾说：“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这等于是威胁王曾，说你恐怕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听了丁谓的话，“曾踧然惧，遂不复争”。

在当时的执政集团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值得注意，即前面曾出场的王曾。王曾在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就已经成为参知政事，后来被时任枢密使的王钦若陷害而罢政。当时担任宰相的王旦对王曾的评价和期待很高。王曾也的确没有辜负王旦的评价和期待，在丁谓专权的时期，他审时度势，相当注意策略，尽可能不同丁谓发生正面冲突。如前面提到的李迪与丁谓争吵之时，他看出了李迪败局已定，就站在了丁谓一边。而在贬黜寇准时，他提出的不同意见被丁谓顶回后，也就没有再坚持。

然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在不致同丁谓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王曾还是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的。如真宗驾崩之际，遵遗诏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但丁谓为了讨好刘太后，想去掉“权”字。权是权宜临时之意，意即在仁宗年幼尚未亲征之时暂时由刘太后代理。如果去掉了“权”字，就意味着刘太后的权力被无限扩大。这件事如果成为现实，不仅仁宗的亲政会遥遥无期，而且刘太后也有可能成为宋代的武则天。所以在这样的原则大事面前，作为士大夫的王曾对丁谓说：“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称‘权’犹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

王曾从两方面驳斥了丁谓的意见。第一，军国事由太后兼权已经是出于不得已的不正常状态了，有个“权”字表示是临时性质还对后世交待得过去。第二，加“权”字是真宗的遗诏，真宗刚刚去世，怎么就能改变呢？这是相当有力的反驳。

丁谓毕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员，不管正邪与否，在总体上他还是要维护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即维护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营，而皇权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的工具。刘太后如果因此而发展为宋代的武则天，那么丁谓也难辞其始作俑者之咎。另外即使丁谓再专权，也不敢冒篡改皇帝遗诏的罪名。如果背上了这样罪名，就会断送其如日中天的政治生命。我想丁谓是认真考虑了王曾的这种并不算是冒犯他个人的意见，而未再坚持去掉“权”字。

然而当王曾接着提出不必把尊淑妃杨氏为皇太妃之事载入遗诏时，本来就对王曾反对他去掉皇太后的“权”字有些恼火的丁谓，反咬一口说：“参政却欲擅改遗制乎？”王曾在得不到同僚的支持的情况下，也不再同丁谓对抗了。但王曾当时的表现，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所言：“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独立，朝廷赖以为重。”

这件事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即皇帝拟定的遗诏，在公布之前往往经过了大臣们的改动。这种改动无疑是从一定的利益原则出发的。

2.与皇权分离，丁谓政治结束此时的丁谓，可谓是肃清了所有的政敌。人在大敌当前时，大多会警觉性很高，一旦没有了威胁，处于大权独揽的“一览众山小”的地位时，则容易得意忘形，为所欲为。而此时，就正如老子所说的“福兮祸所倚”，新的危机开始萌发了。

真宗驾崩后，“得志便猖狂”的丁谓，在朝廷政敌一扫，有时甚至就连刘太后也不大放在眼里。比如，本来平时是仁宗和刘太后一起接受群臣例行朝拜，但因为仁宗年幼，早晨起不来，刘太后就同中书的大臣商量，想独自一个人接受群臣朝拜。刘太后提出这一要求时，恰好丁谓告假不在，冯拯等大臣不敢做主，就把事情拖到丁谓来时才商量。丁谓断然拒绝了刘太后的要求，并且责怪冯拯等人没有立即向他报告。

在刘太后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大臣以及官僚们看来，皇帝受朝，这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即使是小孩子的仁宗同在，刘太后单独是没有资格受朝的。一旦受朝，就改变了性质。刘太后可以在实际上执掌皇权，但在名分上却不能代替皇帝。“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中国不分古今，名分这种具有精神意义的事情要重于许多具体的实际事情。不仅皇帝如此，士大夫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精神名分重于生命的士人理念。正因为如此，冯拯等大臣对刘太后的要求明知不妥，不敢答应，推到了喜欢专权的宰相丁谓那里。

正是基于上述的理念，丁谓无法答应刘太后。在这件事上，丁谓并没有错，但却“由是稍失太后之意”。即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也意味着同皇权开始分离。后来，丁谓“又尝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这等于是在经济上对宫廷开支加以限制。长期担任三司使的丁谓，这样做自有其理由，但却因此让刘太后非常不满。对这件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记载说“太后滋不悦”。不管行为正确与否，一旦与皇权发生分离，执政的政治家在派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在丁谓的地位发生动摇之时，“朝廷赖以为重”的王曾开始了他的夺权行动。《东轩笔录》卷三载：

真宗初上仙，丁晋公、王沂公同在中书。沂公独入札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内降文字，中外并不得施行。又乞今后凡两府行下文字，中书须宰臣、参政，密院须枢密使、副、签书员同在，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晋公闻之，谔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矣。

王曾的奏疏，无异是要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取代在执政集团内丁谓一人的独断专行。而“两宫可其奏”，即对王曾奏疏的认可，则等于是结束了丁谓的专权局面。无怪乎丁谓要“谔然自失”了。或许从这时起，丁谓才意识到他身边的这个参知政事的厉害，而“由是深惮”。从逻辑上推理，王曾上奏一定是发生在丁谓与刘太后的关系发生裂痕之后。

或许是丁谓厄运的开始，就在这时，发生了负责建筑真宗陵墓的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变陵墓位置的事件。兼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谓，当时处于“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的状态，因此要包庇雷允恭。但纸包不住火，“当时以为移在绝地，于是朝论大喧”。在这种形势下，权知开封府吕夷简悄悄开始了调查。因为在京畿发生的事情归开封府处理。《东轩笔录》卷三载：

是时吕夷简权知开封府，推鞫此狱，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众咸目为不轨，以至取彼头颅置之郊社云云。狱既起，丁犹秉政，许公雅知丁多智数，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无及丁之语。狱具，欲上闻，丁信以为无疑，遂令许公奏对。公至上前，方暴其绝地之事。谓竟以此投海外，许公遂参知政事矣。

《东轩笔录》记载的是来自下面的调查。那么，执政集团内部是如何动作的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八“乾兴元年六月癸亥”条虽然有所记载，但过于简略，我想引用基本事实相同而生动具体的《默记》卷上的记载：

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引王沂公为参知政事，谄事谓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闲暇与谓款，必涕泣作可怜之色。晋公问之数十次矣。一日，因问，闵然对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甥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言迄又涕下。谓亦恻然，因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沂公曰：“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甥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谓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耳。”

自后谓数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岂不知军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终自羞赧尔。”晋公每催之，且谓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陈。”沂公犹不欲，谓又自陈之。一日，且责沂公：“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候于閤门。”沂公不得已，遂留身。

既留身逾时，至将进膳犹不退，尽言谓之盗权奸私，且言：“丁谓阴谋，诡谲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许之，乃退。

晋公候于閤门，见其甚久，即顿足捩耳云：“无及矣。”方悟知其令谓自为己谋，不使之觉，欲适当山陵之事而发故也。沂公既出，遇谓于閤门，含怒不揖而出。晋公始悟见卖，含毒而己不觉也。

是日，既至都堂，召两府入议，而不召谓。谓知得罪，祈哀于冯拯、钱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谓家族在诸公矣。”太后欲诛谓，拯申理之。沂公奏请召知制诰，就殿卢草制罢之，不复宣麻。太后从之。责太子太保、分司西京，俄窜崖州。向使谓防闲沂公，则岂有此祸？故知权数在谓之上也。

这段记载虽然在描写王曾哀求丁谓方面有些夸张，但比较《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应当说是可信的。读了这段记载，倒教人对丁谓生出一丝怜悯，而觉得王曾有些过分。然而，大约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都是如此残酷无情。在对付丁谓这样曾把寇准、李迪、王钦若等所有政敌都打得落花流水的狡猾而凶狠的敌人，王曾不讲究策略，不利用偶发事件，不借助皇权，是无法打倒的。

在打倒丁谓后，如同丁谓在打倒寇准之后一样，一报还一报，王曾同样是在朝野内外清洗丁谓党羽。首先，把在执政集团中的参知政事任中正罢免了，然后把丁谓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弟弟均行贬黜，继而贬黜了一大批丁谓党羽，最后贬黜了丁谓党中的首恶枢密使钱惟演。

贬黜钱惟演时，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冯拯也说了话：“惟演以妹妻刘美，实太后姻家，不可与政，请出之。”本来，这种话在刘太后摄政时期是会惹恼她的，但在当时由于对丁谓一党是朝野共愤的气氛，刘太后尽管不满也无可奈何。

历来，人们往往仅注意到元祐党争的残酷，而且人们还总是把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后的活动视为开宋代党争之端绪，实际上，丁谓贬黜寇准党，王曾贬黜丁谓党，一点也不比元祐党争逊色。可以说开启宋代大规模党争的正是真宗朝后期的政治斗争。从此，宋代政治史上，大小党争连绵不断，怨怨相报，愈演愈烈。

3.宋世已无武则天

真宗驾崩，使“渐预朝政”的刘氏不再有真宗偶尔掣肘之忧。而专横的丁谓垮台，又使刘氏不再有权臣牵制之虑。这种政治形势，或许让刘氏轻松地舒了口气，从此可以安心做她的皇太后，临朝称制了。的确，丁谓垮台之后，朝廷政治走向了相对安定。不过，在业已形成的士大夫政治之下，连皇帝都不可为所欲为，摄政的皇太后就更难以颐指气使了。

群臣士大夫所抵制的，只是刘太后及其随从者明显的有违士大夫理念和损害王朝长远利益的行为，对于与这些关涉不大的人事任免以及正常政务，群臣士大夫并不是一概加以抵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刘太后这个生活在传统中国的女性，体味到了享受权力的愉悦。这种体味愈久，便愈不愿放弃权力。本来皇太后临朝，在士大夫看来，不过是君主制政体下的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因此，随着少年仁宗的年龄增长，让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刘太后对此极为反感，予以了坚决的压制。

刘太后是宋代第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因此，于她于群臣，相去不远的唐代的武则天，便成为一个最近的参照系。对于刘太后来说，最高权力的执掌，必然让她野心膨胀，内心里时时浮现出那曾经的唯一的女皇。而这也成为士大夫的一块心病，时时防微杜渐，防止武则天在宋朝重现。在《宋史·鲁宗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章献太后临朝，问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默然。”刘太后试探地发问，显得有几分心虚。鲁宗道果决地回答，痛贬武则天。“后默然”三个字，是对听到鲁宗道激烈反应后刘太后的逼真描述。鲁宗道性格耿直，被人称作“鱼头参政”。他的回答，让刘太后清楚地意识到，通向武则天的路途是何等的遥远。

士大夫政治的表述，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就是说会被看成为正面意义的表述。其实，无论德政还是恶政，只要是士大夫主宰的政治，都可以称之为士大夫政治。并且，士大夫阶层亦并非铁板一块。固然有多数秉持儒学理念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士大夫，也有为数不少贪权营私的无耻士大夫。在刘太后临朝时期，程琳居然向刘太后献上了《武后临朝图》。对于程琳的这种行为，《宋史·程琳传》在两处分别记载说“人以此薄之”，“君子鄙之”，可见士大夫舆论之一斑。

《宋史·后妃传》记载小臣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这实在是让梦想成为宋朝武则天的刘太后高兴的举动。但面对强大的士大夫势力，她只好将提案交给执政大臣讨论。这件事在《宋史·鲁宗道传》中也有记载。在其他人态度暧昧的情况下，又是鲁宗道断然反问道：“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听到如此发问，刘太后只有断念，并且故作姿态进行了一番表演：“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太后生不逢时，具有武则天的能力，拥有武则天的权势，但生活在士大夫阶层空前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主宰的时代，便注定她无法成为武则天。

4.未可厚非吕夷简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历史的一面是丰碑，另一面又是耻辱柱？作为历史人物，最倒霉的莫过于成为正面人物的对立面？一旦如此，便被钉上了耻辱柱，万劫不复，难以翻身。而后世的历史家们所喜欢做的，又往往是锦上添花，或是雪上加霜。结果是，崇高的愈加崇高，丑恶的愈加丑恶。”吕夷简其人，由于在仁宗朝与名臣范仲淹的恩怨纠葛，便很不幸地成为了日后成为士大夫精神楷模的范仲淹的对立面。尽管他还没有被视为奸臣佞臣，但至少被看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权臣，并且还老奸巨滑。

这样看吕夷简，实在有些偏颇。在真宗去世后担任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在粉碎丁谓集团的战役中担任了侧翼进攻手。丁谓当时尽管已与临朝的刘太后在结盟方面出现裂痕，相比较寇准、李迪，还处于同一战壕。打垮丁谓集团，是以擅自移动真宗山陵这样同样是神道设教的迷信理由，作为丈夫并且是权力根源的真宗，刘太后无法拒绝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王曾和吕夷简提出的这种理由，尚且当时她与丁谓的关系已有龃龉，也乐得藉此除掉。不过，除掉丁谓，从政治策略上看，刘太后势力无异于断掉一臂。从此，朝廷政治重归正轨，刘太后尽管名义上掌控朝政，但已处于士大夫政治的全面制约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粉碎丁谓集团的战役上，吕夷简厥功至伟。

乾兴元年（1022），粉碎丁谓集团之后，权知开封府的吕夷简进入执政集团，担任了参知政事。七年后的天圣七年（1029），吕夷简升任宰相，直至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此后，不过半年，又重新担任宰相到景祐四年（1037），四年后的康定元年（1040），又被再度起用任相，一直到四年后庆历三年（1043）致仕退休。断断续续担任宰相的世间长达十余年。

我以为除了粉碎丁谓集团，吕夷简主要功绩应当是在刘太后临朝时期。诚如《宋史·吕夷简传》所评价的那样：“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载有这段话，想必是同出宋朝国史。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太后临朝十余年”与“天下晏然”两句之间，有“内外无间”一句。《宋史》本传脱落的这四个字十分重要。这主要是指仁宗与刘太后之间的关系。

《宋史》的《仁宗纪》记载仁宗出生后，“章献皇后无子，取为己子养之”。《后妃传·李宸妃传》也记载说：“初，仁宗在襁褓，章献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影子。幼年的仁宗作为真宗唯一存活的子嗣，尽管生而不知其母，但也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他称呼刘皇后为“大娘娘”，杨淑妃为“小娘娘”，教人感觉不到他的可怜。这种状况一直到仁宗即位后还持续着。可怜的是仁宗的生母这一普通的宫女，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为皇帝后，依然如《李宸妃传》所云“妃嘿处先朝嫔妃御中，未尝自异”。“未尝自异”，实际上是不敢声张。而“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所以，“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

就这样，在明道元年（1032），四十六岁的李氏默默地死去了。尽管在去世前李氏的地位略有提高，“进位宸妃”，但刘太后依然打算把李氏按宫人草草发送了。这时，知道内情的宰相吕夷简出面了。他启奏刘太后，希望厚葬李氏。吕夷简说这番话的时候，刘太后和已经二十二岁的仁宗都在场。《李宸妃传》载：

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 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侍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从这段很生动的记事，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压根没想告诉仁宗李氏是其生母的刘太后，看到吕夷简讲这些话，吓得要命，忙把仁宗引开，单独同吕夷简谈话。开始她还想打马虎眼，问道，一个宫女死了，值得你宰相这么操心吗？吕夷简说，我是宰相，宫内宫外得事情我都要管。确认吕夷简已知实情的刘太后发怒道，你是不是要离间我们母子？吕夷简说，你要是不考虑你自己，那我什么话说都不说，如果考虑，那就要厚葬。这句话等于是提醒了刘太后，让她知道，纸包不住火，早晚仁宗会知道真相的，你不厚葬，到那时你就难办了。

尽管刘太后领悟了吕夷简的意思，但又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难题，就是李氏的地位很低，厚葬也不自然。后来还是吕夷简出了主意，以一品的礼节，葬在洪福院。埋葬时，吕夷简又个别嘱托内侍罗崇勋以皇后服入殓，并且用水银实棺。最后，吕夷简还威胁罗崇勋，你若不照办，将来你别说我没告诉你。罗崇勋按吕夷简所说的做了，以后，避免了朝廷的一次大的动荡。

第二年的明道二年，六十五岁的刘太后也离开了人世。据《宋史·后妃传》记载，在刘太后病重时，一直以为刘太后是自己生母的仁宗，又是大赦，又是召集天下名医入京，又是召回被刘太后流放之人，死者也恢复名誉。总之都是为刘太后祈福。在刘太后死后，仁宗的叔叔，“狸猫换太子”传说中出现的“八大王”元俨才将真相告诉仁宗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宋史·后妃传》记载，得知真相的仁宗，“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简直是悲痛欲绝，愤怒欲绝。仁宗“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还亲赴洪福院祭奠。

在更换棺木时，仁宗一定是想看看完全没有印象的自己生母的面容。看到之后，棺内的状况让哭泣着的仁宗安静了下来：“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见到生母的面容冠服，对刘太后的愤怒开始减弱。仁宗慨叹道：“人言其可信哉！”从而“遇刘氏加厚”。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吕夷简的劝说和布置，当仁宗得知真相后，朝廷肯定会有一次极大的动荡。由此应当感谢吕夷简的远见。

四、狸猫换太子：荒诞与真实之间

如果简单地说“狸猫换太子”真实，会立刻遭到专家的非议，我也没有资格作为宋史学者在学界立足。不过，我一向以为，空穴来风必是因为有穴，捕风捉影也是由于有影。学者应当比一般非专业的人更能够洞察到荒唐无稽背后的真实。我给学生讲通史，说大禹治水时化为一头熊而不是别的动物的原因，是因为熊是黄帝一族的图腾。一个女人吞下燕子蛋而生下殷商始祖契的神话背后，反映的是当时殷商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而另一个女人因踩上巨人脚印而生下周人始祖后来又多次抛弃的神话，则反映的是当时周族正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那么，在“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背后，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真实呢？

有人说，史书记载的事情是真的，但事实是假的，而小说诉说的事情是假的，但事实是真的。这句话颇有辩证意味。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出于载笔者的立场和考量，史书所记载的东西有些会与事实拉开差距。小说虚构的只是具体情节事件，而小说家心目中的时代则不是虚构的，至少反映的是小说家的历史认识。这句话适用于对“狸猫换太子”传说的分析。撇去表面荒唐无稽的浮沫，洞察到的将是一个时代历史的大真实。

此后的北宋与南宋，在非常时期，又有过几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临朝，刘太后临朝时期，在士大夫规制下的种种言行，都成为了祖宗法，成为效法和遵守的规范。在那些时期的诏书中，我们常能看到“如章献太后故事”“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的字样。

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刘太后临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经历了正常时期，经历了非正常时期。其间还伴随着党争的风起云涌，惊涛骇浪。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全经历，短短几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后几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习了一遍。于是，宋代的真宗时代与后真宗时代，便成为此后历史的故事与先例。那一时代仅仅一两代人士大夫的短期作为，引导了此后的长时段的历史走向。这一切，都是“狸猫换太子”传说背后所潜藏的真实。

（原文36000字，刊于《文史哲》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