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与洛学同为理学的创建者、奠基者。程颢智慧创新理学的新思维、新观念、新学风、新称谓；张载则阐明理学的宗旨和方向，是指导理学为学思辨和笃行的纲领，也是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的宣示。其《西铭》以天地为人类父母及民胞与物与的思想，以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天下确立共同体文化价值，并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孝亲、仁民、爱物的共同体的本根与“太虚即气”的形而上学相融合，构成体用一源的共同体核心观念和理论思维体系。
发扬关学共同体智慧，对体认当今的时代核心价值将有所裨益。
“仇必和而解”的智慧。张载绍承《周易》和儒、道、墨等家思想，著《正蒙》和《横渠易说》。他在注《周易·乾·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时说：“万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惟君子为能与时消息，顺性命、躬天德而诚行之也。精义时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贞。”君子只有从“与时消息”“精义时措”、性命顺、天德躬这三个维度上真诚笃行，才能保合太和。张载又和合儒家的“和为贵”“君子和而同”，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以及墨子的和合思想，智能创造为《正蒙·太和》篇：“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把太和作动态的、辩证的形而上学的诠释，又把气本作形而下的交感而生聚有象的阐发。作为客形客感有象的事物，便会产生对待或矛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现代价值。在当前世界不太平，各种冲突危机多发，局部战争、动乱、恐怖袭击屡发不断的情况下，唯有以“仇必和而解”的精神和智慧，以和化解仇恨。之所以有仇恨，张载认为都是出于“爱恶之情”和争夺物欲之利的结果，只有转爱恶之情为仁爱，转物欲之私利为公利，才能使世界和谐，人人安居乐业。
“为生民立命”的智慧。仇若不化解，生民的性命就不能保障。关学的人生抱负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为万世开太平”，是为国为民为天下百姓。张载及关学学人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天下的视野、崇高的价值理想、高尚的伦理道德，处处事事以民为本，本固才能邦宁。然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破产，即使丧失土地，却照样纳税，农民苦不堪言。为化解农民疾苦，张载试行“井田制”。他认为“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有得平”。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限制大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特权，企图解决当时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使农民能够生活下去。因此，他主张革新变法，“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变而通之以尽利，理势既变，不能与时顺通，非尽利之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法为民为国谋利，民与国通达而长久。通与久的有力措施是使民得到土地，这是“养民之本”。吕大钧提出：“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如何保民存恤，张载主张改革赋税，“取之不如是之尽，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间有山陵林麓不在数”。行什一税法，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生民立命。
“民胞物与”的智慧。“为生民立命”的精神支撑是“民胞物与”，这也是其共同体思维的基础。《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禀气于天，赋形于地，妙合而凝成人身。人体与万物之体虽各异而分殊，人性与万物之性亦分殊，但都禀天地之气与理而理一，故解为“理一分殊”。既然人人皆禀天地的理气，全人类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人的体、性与天下万物的体、性均本于天地而无不同，所以天地万物，若动若植，有情无情，都是我的伙伴朋友。这是“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博大情怀，人文悲愿。王夫之说：“由吾同胞之必友爱，交与之必信睦，则与民必仁，于物必爱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这便是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传承。张载“民胞物与”的共同体智慧影响了两大哲学家。朱熹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我的心正气顺，天地的心气亦正与顺。王守仁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在当今人与自然发生严重冲突、生态危机危害人类之际，民胞物与是古人顶层设计，启发今人觉解，对天地间草木禽兽、水土山川都应该像爱护人类自己一样爱护它们，与人类共生、共存、共立、共达。
“心统性情”的智慧。民胞物与，体现一种伟大的爱心，“仇必和而解”，也必须有一种和爱之心，才能和解。心如何统摄性情？就关联心与性、性与情、心与情的问题。张载面对以往形形色色的性恶论、性善论、善恶混、性三品说等观点，度越前人，独辟蹊径地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既坚持了性善论，又诠释了恶的来源与善恶统一论。后来朱熹赞扬说：“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故此“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气质之性既是性，又包含了情。所以张载逻辑地提出“心统性情者也。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凡有形体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性，有性便有情，两者互相存有，而不分离。情是性的发动，形色是情的发动。情是心理的情感活动，如喜怒哀乐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情则是实事，喜怒哀乐之谓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乐者如此乐之哀之，莫非性中发出实事也。”喜怒哀乐情感活动行为的发生，便成为事实，即情感活动的物事化，此物事化的情感行为未必是恶，如果“皆中节谓之和，不中节则为恶”。善恶的标准是发而中节与否。不中节是因为“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杂以伪也”。由于情与伪互相感应和掺杂，使情昏蔽为恶。若以爱心、善心来统摄性情，性与情皆为善。张载认为：“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今如此是性，动处是情，主宰是心。横渠云‘心统性情者也’，此语极佳。”心之所以是主宰，是因为“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尽管“心统性情”引起宋明理学家的不同诠释与论争，但以“仁义礼智根于心”，心具四德之善，以四德之心统摄性情，性情亦为善而非恶。张载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凸显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髓，从心这个根底上构建道德的本然和应然。
“为往圣继学”的智慧。关学不仅有自强不息的求道精神，而且有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蓝田吕氏生活在“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有鉴于此，吕大临叹道：“呜呼！去圣远矣，斯文丧矣，先王之流风善政，泯没而不可见；明师贤弟子传授之学，断绝而不得闻。”为求索未明的大道，去对待圣人之学的疑惑，纠轻义之学，使往圣的斯文大明于世，恢复先王的流风善政，普泽天下。蓝田六兄弟间废寝忘食，“相切磋论道考礼”。他们从礼契入，多层面诠释大道和考索礼义。吕大临认为，礼之本在于“修身正心貌言”；礼的效用在于“节文乎仁义者也”，“使强弱寡众群而不乱”，“修小过小不及”；礼的规范在于“今人之所备所能，并不在于贵贱”；礼的体则“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加于乡射”。从礼的本、用、体和规范等方面，弘扬往圣礼的内涵。张载志道精思，以礼教化培养人性。“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礼义立也”。这就是发孔子“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从礼的行为规范、伦理规则到形而上的继绝学之道的探索。吕大临说：“中者，道之所出，天道天德降而在人，谓之性，性无内外，皆一体。”中不仅是道之所由出，而且是性和天道。吕大临揭出“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把中升华为形而上本体。从中为形而上的大根本出发，逻辑地认为中为道之所由出。尽管程颐认为“此语有病”。但吕大临依其对《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的体认和觉解，坚持他的观点，这是程、吕两人之别，也是其独具匠心的创新，这是关学共同体智慧的源头活水。
经世致用的智慧。如果说《正蒙》《西铭》是以形而上学为主而不废形而下的话，那么，其道与礼融合，道与器相兼，是关学精神智慧的实践特色。关学注重研究天文、兵法、医学等实践，在探讨自然科学中，张载发展了西汉以来的地动说。他少时喜谈兵，时因宋西部常受西夏侵扰，人民的生命财产常遭杀戮和掠夺，他曾写信给时任陕西招讨副使的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他曾计划联络一些人，组织武装力量夺回洮西地方。他试图进行军事变革，化解北宋积弱局面。吕大钧作《世守边郡议》，主张“使边郡略法古意，慎选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调收入，一切不问”。以使边防“安静不扰”，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关心黎民疾苦，为民办好事。在吕大防与范纯仁共相时，事事关心人民之利。吕大防在任永寿县令时，力排众议，将远处的涧水引入县城，解决百姓无井缺水问题，百姓感其恩而称“吕公泉”。他在任青城知县时，一改利用“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的刻剥百姓输租之法，化解了百姓“虽病而不敢诉”的不合理制度。他认为治国方略应以“养民、教士、重谷为国家之本”。其《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聚会应事等，是关学经世致用共同体智慧的具体体现。
关学共同体的精神智慧，既是化解北宋时诸多冲突危机之道，体现了当时时代精神，亦是理学核心话题的共同阐发。即使随历史的车轮，已过去千年，然其精神智慧却是中华民族文化哲学宝库中一朵璀璨的鲜花，在当今仍然发出其灿烂的光辉，若化作化解错综复杂冲突危机的利器，则大益于振兴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