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以来，学界提及明代改革，主要讲的都是张居正改革。事实上，忽略嘉靖革新而仅谈隆庆、万历时期的变革，有明显的局限性。作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张璁与明世宗一道开创了嘉隆万改革，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君臣齐心协力来共同推动变革的模式。要真正认知明代改革的特点，必须正视张璁的改革精神，充分肯定张璁时代变革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
张璁，成化十一年（1475年）出生，明代浙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市龙湾区）人，字秉用，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年），因“璁”与朱厚熜之音同，世宗赐改孚敬，赐字茂恭，变罗峰为罗山，并赐“永嘉张茂恭印”。弘治十一年（1498年）中举，历经八次会试，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第，时年47岁，可谓大器晚成。期间在瑶溪创办罗峰书院（后来世宗赐名贞义书院），设馆授徒，讲论经史。
张璁中第入仕之际，正是武宗暴亡和其堂弟世宗登基的特殊时刻，张璁因在“大礼议”中反对杨廷和的主张脱颖而出，为世宗所倚重。他从中第到入阁，才短短六年，两年后担任首辅，是明代自内阁创建以来从入仕到入阁时间最短的人。史称张璁“新进议礼，立谈拜相”（《张璁集·徐栻序》）。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国家治理变革和政治革新的集中反映。钦定“大礼议”之后，张璁协助世宗实施全面的革新，开创了嘉隆万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是明代改革第一臣。张璁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去世之后，因能“危身奉上”而获谥“文忠”。43年后，张居正也得到此谥。“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八册），学界提及明代改革，主要讲的都是张居正改革。实际上，张璁的改革精神也影响深远，颇值得注意和研究。
敢为人先的精神。要领导改革，首先必须要有创新意识。所以，对改革家基本素质的考察，首先就看其能否实事求是且敢为人先，是否具有冲破旧例的胆识和勇气。刚入仕的张璁正好遇到“大礼议”，其与众不同的见识和胆略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因此成为正德、嘉靖之际的弄潮儿。在杨廷和等老臣不顾世宗即位的新情况而试图参照汉宋旧例迫使皇帝改换父母之时，张璁迅速抓住机会，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反对杨廷和违背武宗遗诏的主张，合理地诠释了武宗遗诏的逻辑与内涵，为世宗确保与其父母的固有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与论证，使世宗在困境中得到有力支持，避免了使新皇帝陷入见利忘义而无孝亲之情的尴尬处境。
面对杨廷和将反对者斥为“奸邪”加以封杀和其追随者的群起围攻，处于绝对劣势和弱势的张璁毫不畏惧，以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自信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士人在寡不敌众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险境中敢于担当和为追求信念而百折不回的强烈责任感。在“大礼议”中，张璁能够以弱小的力量和坚韧的毅力击败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引导“大礼议”的走向，并赢得最终的胜利，结束了纷争，稳定了局势，功绩卓著。正如明人徐栻所言：张璁“以孤踪抗群呶，发明伦之伟辩，扩不匮之大孝，其功卓矣。”（《张璁集·徐栻序》）所以说，“大礼议”其实就是张璁主导下的特殊廷议，杨廷和的僵化思想和偏颇主张在这一廷议中被一步步地否定，使前朝旧势力因“大礼议”而迅速失势，被世宗乘机清除，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王朝中期人事全面、成功更迭的独特案例。
“大礼议”为张璁及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提供了出人头地的绝佳机会。而他也以良好的全面素质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顺应了历史潮流。张璁在“大礼议”中敢言敢为的独特行为，使刚从湖北来京即位而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世宗看到了希望，并对不怕杨廷和打击报复的张璁寄予厚望，使他成为取代前朝旧势力的新生力量。新臣与新君相知相依，相互支持，张璁因此成为嘉靖前期迅速崛起的耀眼的政治明星。
自律除弊的精神。要真正领导改革并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者必须要自身清正，否则，就无权领导改革或将改革带入歧途。相比于反对杨廷和的“大礼议”主张，随之而来的政治变革更为艰难，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承受的压力更大，对张璁的要求也更高。毋庸置疑，“大礼议”使经过八次会试而在临近知命之年中第且无行政经历的张璁经受住了强大的考验和磨炼，为其从事比议礼更为艰难的政治变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坚强的意志，树立了政治改革的自信。
张璁头脑清楚，严于律己，以“修身”“齐家”规范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为追求的目标。他始终认为，中第为官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议礼”更不是为了升官敛财。他始终认为“臣子委质于君，则身固君之所有而不敢自私者也”《张璁集·再请给假》，即清正无私是“公义”和“忠臣”的首要和必然体现。由于是新进之臣，张璁与以往弊政没有瓜葛，其“清操峻节，屹然砥柱，莹然冰雪，世纷外慕，举不足以动其中，殆超立于埃壒表矣。”（《张璁集·徐栻序》）作为重臣特别是改革家，自身廉洁是首要必备的条件。只有如此，才能轻装上阵，没有后顾之忧；也才能有效地击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既能保全自己，又能保护改革，使改革局面能够平稳发展，不因改革者自身贪腐问题而发生逆转。张璁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持身特廉”，做到了公而忘私，“守洁以卓”，而非“半真半假”之人，是一位言行一致的“真君子”，表现出了一位真正的改革家所应有的廉正素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自信，张璁才敢于向150多年来的明朝积弊挑战。为了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和明朝的长治久安，面对险恶的政治情势和强大攻击，张璁无所畏惧，逆势而上，敢于揭露，勇于革新，全力协助世宗打破旧势力控制的权力格局，清除陋习，打击“害政”官员，建立新规，严明纪律，推行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革，使除旧与布新同步进行，由此开启了明代真正的改革。《明世宗实录》的作者对张璁给予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赞誉其“刚明峻洁，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明世宗实录》卷221）。张璁用自己的清正带来了官风的好转，史称张璁时代“百吏奉法，苞苴路绝，而海内称治矣。”张璁用自己的廉能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改革家的全新形象，“终嘉靖朝之世，语相者，迄无若孚敬云。”（《明世宗实录》卷221）
忍辱负重的精神。在钦定“大礼议”之后，年轻的世宗基本掌握了权力，有能力驾驭政局。为了清除旧势力，巩固皇权，消除腐败，解除民困，世宗必须依靠张璁等新生力量推行改革。而要进行触动多方私利的全面改革，必然会产生诸多杂音。面对反对势力的各种攻击，张璁信念坚定，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背负着由杨廷和“奸邪”翻版而来的“迎合”“奸佞”“小人”等污蔑谩骂之名。他胆识过人，既能攻人之过，又能受人之攻，理性而又坦然地面对反对者的强大冲击，蔑视官场中瞧不起新人的顽疾，没有被流言蜚语所吓倒和击退，而是冲破种种阻力，勇往直前。
由于张璁的快速崛起和改革的雷厉风行，反对者必然纷纷把矛头对准他，对其吹毛求疵，借此兴风作浪。为了回击反对者的攻击和指责，张璁根据政情的变化，顾全大局，多方维护皇帝的尊严与权威，正确处理个人的进与退，多次离开内阁，绝不贪恋权位。在嘉靖八年（1529年）至十四年（1535年）之间，张璁三次被罢免，但很快又被召复，进退自如。世宗从张璁反复被罢免和起复中“察其诚”，对他愈加“重信”，“常以少师罗山呼之而不名”，进一步密切了君臣关系，“眷顾之厚，始终不替”（《国朝典故》卷36），彼此“知无不言，密谋庙议，即同事诸臣不与闻者。”（《明世宗实录》卷221）即使君臣关系如此密切，但张璁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能够严守臣子的本分。如对世宗的赐印，张璁恪守人臣不能在君主面前“称字”的规矩而“奏缴不听”（《浪迹续谈》卷5），避免反对者借机攻击。而张璁多次离职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化解了舆论压力，减少了纷争，确保嘉靖政治的稳定与良性运行，使艰难的变革得以曲折前行。正如明人何乔远所言：“知臣莫若君，使其三揖以进，一辞而退，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岂不赫然名臣哉！”（《国榷》卷57）
总之，张璁既发扬了永嘉学派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又顺应了心学知行合一的时代潮流，使传统士人所追求的立德、立言和立功“三不朽”的人生价值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大礼议”中，他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强烈的求实精神；在明代重要的变革之时，他又充分显示其能够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和驾驭政治改革的突出能力。张璁言行一致，廉能兼备，敢于担责，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并予以践行，产生了极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年长张居正50岁的张璁是明代改革第一臣，他与世宗一道开创了嘉隆万改革，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君臣齐心协力来共同推动变革的模式，使明代改革得以持续60余年之久。要真正认知明代改革的特点，必须正视张璁的改革精神，充分肯定张璁时代变革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张居正是张璁改革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在万历前期所推行的“新政”是在效法嘉靖革新的前提下进行的，学界一味凸显的所谓“张居正改革”成就其实是嘉靖、隆庆长期改革的积淀，而绝不是万历前期张居正个人独自主导下的短暂而又孤立的辉煌。离开了张璁，离开了嘉靖、隆庆时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万历前期张居正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更不可能理性认知张居正时期的政治特点。而与张璁相比，张居正在个人廉洁、个人去留、对待权力、应对舆论和处理君臣关系等方面皆相形见绌，生前未能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积累的怨恨既深又多，无法确保身后的政局平稳，故在身死之后迅速掀起了必然而又巨大的反对浪潮，张居正被轻易地全盘否定，使其个人、家族和万历政治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