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1880～1942）

弘一，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平，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旁及音乐、戏曲，造诣甚深。1907年，他与曾孝谷等创“春柳社”于东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编《音乐小杂志》。1910年回国，初任上海《太平洋报画报》编辑，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常往来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并闭关著述。1928年入闽，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开元等寺。弘扬南山戒律，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音乐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宝歌》、《清凉歌》等。

虚云大师（1873～1959）

虚云，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

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西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

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

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

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破败不堪。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

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赞颂国民党反动统治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当时，广州六塔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为其保释，受到当地部份僧众反对，未能成功。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对虚云以礼相待，但虚对在虚门、华南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华寺住持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虚云曾为其叫屈。（注：1943年，虚云曾推荐在五台山当过汉奸的本焕和尚任南华寺住持）同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由于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使虚云摆脱同华南反动残余势力的纠葛，并为其从事正常宗教活动创造条件。同年，虚云应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茸一新。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圆寂。虚云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太虚大师（1890～1947）

太虚大师，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别号悲华。清光绪三十年（1904），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同年礼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光绪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1911年出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地住持，并组织僧侣教育会，自编讲我，进行讲授。1913年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太虚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的抵制“庙产兴学”风潮。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败。寄禅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后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历游英、法、德、比、美等国，弘扬佛教。还分赴鄂、川、闽、晋、苏、浙、赣、粤、黔等地宣扬佛法；并从事撰述。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借以联络同教感情，共同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于镇江焦山筹设会务人员训练班，以全国佛教进行整顿。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无不包含在内。

太虚大师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与唯识学阐扬而卓然名家。《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体现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1915年至1947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革新重整中国佛教制度所作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经过“金山寺事件”使变革佛教的运动一开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否则只能流于空谈。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佛教的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119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条》，给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现实，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准蝇，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的最后说法，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接下来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正当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了，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续习八戒，转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

印光大师，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孔孟之道为自任。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便往亲近善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名誉会长。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前后三、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著名专修道场。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西逝。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国二十九年（1941），世寿八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世间之慈航。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