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著。1934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45年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全书共十节,收作者、丁玲、丁玲友人及孩子的照片八幅。全书从1923年春天作者同丁玲在北京首次见面写起,先介绍了丁玲的家世,解释了她由于兵乱而成为湖南常德人的经历。丁玲的父亲是一个曾留学日本,颇为大方洒脱的人,虽然他在丁玲十岁上就去世了,但他对丁玲的性格仍有影响。丁玲在可以读中学的年龄时,先在桃源县读师范,因受新思潮的影响,结同女伴到长沙、上海、南京求学,显示出丁玲早期的女性解放意识。丁玲十八岁时到了北京,她边工作边学习,也正在此时由 “海军学生”(胡也频)介绍,作者认识了丁玲。全书重点写了丁玲同胡也频的爱情生活,他们的恋情是热烈真诚的,他们在贫困中享受着温馨,作者正是在困难的境地中同快乐的丁玲夫妇结下了深挚的友谊。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分析时局,发表对创作的意见,他们甚至还准备过出一种文学刊物。在创作上,作者全面介绍了丁玲的创作从起步到逐步成功的过程,作者以朋友的身份,赞扬了丁玲夫妇的恩爱,对丁玲的自强表示出了极大的敬佩。作者还特别以丁玲的小说《在黑暗中》为例,指出成功的婚姻和外国作品对丁玲创作的影响。作者在介绍丁玲的创作时,还介绍了丁玲曾试图成为一名电影明星的计划。丁玲有着一种使人惊叹的勇敢精神,实际上她对任何事物都表现出了一种天然的自信和非凡的勇气。作者在记叙丁玲生活的同时,也记叙了时代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对丁玲生活的影响。作者写了《无顺社》的由来,写了丁玲与《小说月报》的关系,也写了日常生活中丁玲夫妇的矛盾,而他们夫妇间的争吵在作者看来是孩子式的,莫不是爱情的另一种表现。丁玲夫妇的物质生活一直是较为清贫的,远没有他们的精神生活那么丰富充实,但当胡也频出任上海《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后,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好转,此后三人编辑出版了《红与黑》、《红黑月刊》、《人间月刊》等杂志以及单行本的小说七种。丁玲的《韦护》也在这时完成。作者介绍了这时他们三人同胡适、徐志摩等人的交往。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左翼作家及其主张提出了非难,对胡也频的参加左联活动,也表现出了困惑。作者认为丁玲夫妇的山东之行改变了他们的信仰。至于如何改变的,在作者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在本书末尾附有一则《编者语》,说《记丁玲》尚有未发表的文字。这些文字后来成了《记丁玲续集》。《记丁玲续集》1939年9月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后又于1940年5月再版普及本,被列入赵家壁编辑的“良友文学丛书”第十种。全书不分节,内容上紧跟《记丁玲》。作者坦率地表现出了他与丁玲夫妇在思想认识上产生的差距,丁玲的“为了导引一个民族理想,于一个新的方式中寻觅出路”的思想,在作者看来是大胆、新鲜的,但也是为作者所不甚理解的。对胡也频等人的革命活动作者也以旁观者的身份详细地写了下来。作者对政治的态度是冷漠的,对朋友的行为也是怀疑的,这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徘徊心理,作者正是抱着这种心理来记叙丁玲的生活的。但作者并不一味迷茫,他有时仍不失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作家,他还时与胡也频等人相议建立一个作家协会,为无辜的死难者写挽联。在本书中,作者十分详尽地记叙了胡也频被捕前后丁玲的情况,以及作者为营救朋友所作的努力。作者对胡也频的最终被害,忧愤交加,表现出了对当局强烈的愤恨。丁玲在爱人被杀害的惨痛现实面前,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冷静,她从不当着安慰者痛哭,她只对睡在摇篮中的孩子说:“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丁玲在白色恐怖下的斗争精神无疑是异常英勇的,她沉着地应付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胡也频去逝后一年左右,她又寻找了一个伴侣,重新开始创作,并参加社会活动。编辑刊物,进行演说,在作者眼中,丁玲仍不失激情,她始终相信:“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她依然在斗争,作者虽不甚理解,但他敬佩丁玲的勇气,认为她是现代中国女性的光荣。《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如果说仅是丁玲个人传记,并不十分准确,实际上应该说是记叙现代文学史上的三个著名作家友谊交往的传记。作者是站在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写丁玲和胡也频的。他讴歌丁玲作为女性作家的伟大,他尚不理解丁玲夫妇的革命活动,可对他们及他们的事业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而书中记载的大量有关三位作家思想创作的史料,无疑对研究这些作家具有重大价值。另外,单从文学创作角度上来看,这两本书创造出了一个勇于向前、不向恶运屈服的新女性形象,在传记文学创作上也是成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