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笔名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1926年11月17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1928年6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 (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 ”[钱杏 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载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 ×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1929年11月10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9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1933年9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1934年4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2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16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1937年3月1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1966年11月7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此外,“文革”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神州大地还不时传来一些“骂鲁 ”声音。如有人说,“鲁迅是骂人专家”、鲁迅作品是“鲁货”,鲁迅会“闹地震”,是一块“反动的老石头”,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于是,要与鲁迅“断裂”。最近,又从某大报听来另一类声音:鲁迅是学生的“公敌 ”,中学生最讨厌最怨恨鲁迅云云。
呜呼,鲁迅九泉有知,尚能“宽恕”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