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下半叶起，大批简帛资料的出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神秘的古代书库的大门，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成就。这些简帛文献，其内容涵盖了先秦文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对楚辞赋研究的影响尤其明显。为此，本文拟作一比较完整的概述，以供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回想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对楚文化与楚文学的所知所闻，还是较为贫乏和肤浅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所能依据的史料，除先秦时代的《国语·楚语》《左传》中的相关内容和《战国策·楚策》外，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等传世文献；而文学方面，则是一部《楚辞》。而这些传世的文献资料，因20世纪初大煽的“疑古”风，被认为是大有后人作伪嫌疑的未必可靠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先秦史与先秦文学研究，还能依靠什么？楚史、楚文化与楚文学，又从何研究起？实在令人迷茫。也正因为如此，直至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楚学界还在就楚人的族裔，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楚文学的渊源等问题争论不休，奇论百出却莫衷一是。

但仅仅过了数十年，我们今日却可以有信心地说，我们已掌握了可靠的资料，能够对楚史、楚文化及楚文学研究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有了比较扎实的资料作为依据，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推测或想象来作为讨论和判断的基础。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受赐于大量楚文物与各种文献资料的出土。

我们确实很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看到一批又一批先秦简帛的出土，而这些先秦简帛，竟然都出土于古楚国的地域。

20世纪初，当国学大师王国维为甲骨文、西北汉简和敦煌遗书的出现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楚地的文物和文献还只是零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那就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如楚公逆镈等。直至20世纪40年代(1942)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楚帛文字。那是一幅带彩绘图像的帛书，四周有12尊神像，中间有墨书文字900余字，据考证应为战国中期楚国数术家所使用的佚书。

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一批竹简，被称为“最早的战国楚竹书”，其中有28支“遣策”(即记载随葬品的竹简)和数十支写有“周公”与“申徒狄”对话的佚文。关于这些佚文，李学勤以为是《墨子》的佚篇，而廖名春认为其中还有属思孟学派的儒家著作，李零则认为是周公与申徒狄问对中的一种。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虽数量有限，但却开启了此后半个世纪大批楚简出土之先河。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迄今，已先后出土了30多批先秦竹简，总字数达10万字以上。有意思的是，它们均属楚简，尤以湖北这一原楚国核心区为多，湖南次之，河南又次之。

出土的这些楚简中，从其内容来区分，最重要的有3类。

(一)古代书籍

目前竹简所见先秦古书主要出土有4批。

1.郭店简

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804支竹简，其中有字简730支，共13000余字，后经整理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为《郭店楚墓竹简》。此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300年左右，其中既有道家著作也有儒家著作。道家著作4篇，为《老子》甲乙丙3种摘抄本，字数约为传世《老子》的2/5(2046字)，并有一篇阐释道家学说的《太一生水》。其余有儒家著作11种14篇，它们是《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语丛》4篇。

2.上博简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先后购入两批(1700余枚)竹简。经研究应为楚简，可能出自湖北荆州。简存字数35000余字。其内容十分丰富，保存有先秦古籍多达80余种。经整理，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辑。这9辑共有文章58篇，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文字、军事、音乐等多方面。数量最多的是儒家著作，但也有如《恒先》《彭祖》《凡物流形》之类道家著作。其中有一部分记载内容与楚国有关，如《昭王毁室》《柬大王泊旱》《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王居》等。而第四辑的两首佚诗和《采风曲目》，第八辑的《有皇将起》《李颂》《鹠鷅》《兰赋》并皆为楚文学艺术作品内容。

从上博简第一辑出版后引起热议的《孔子诗论》起，十几年来，其每一辑的出版均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3.清华简

清华简于2008年7月由清华校友捐赠入藏清华大学，并由该校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进行保护和整理。该批竹简总数为2388枚(包括残断)，时代为战国中晚期(前305±30年)。清华简的简文大多具有楚文字特点，内容则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古书。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近20篇古文《尚书》，其中既有与传世本篇题相同的，也有传世本中所没有的篇目。但即使有传世篇题的，其文句也多有不同。《尚书》的出现，意义十分重大。据专家目前研究发现，清华简中至少有75至80篇著作。除《尚书》外，还有诗、史、乐等方面篇章，尤其是清华简中还有一部类似《竹书纪年》的编年史，时间从西周初年至战国时代，其中记载了许多过去古籍中未曾记载的史事，对上古史研究意义重大。

清华简经专家整理，已于2010年12月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到2017年4月共出版七辑，内容十分丰富，如第一辑共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九篇，其中《尹至》《尹诰》记述夏末商初事，《程寤》《保训》《耆夜》记述商末之事，《金縢》《皇门》《祭公》则为周朝史事。《楚居》则是记述楚人从季连至楚悼王(前401-前381)迁徙及国都变化的历史，已引起这方面专家的极大关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收录史书类的《系年》，填补先秦史空白的部分内容。全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计划分十五辑出版。

4.安大简

安大简是近几年来继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之后有关先秦的又一批珍贵文献。2015年1月入藏安徽大学。书简共有1167编号，字迹清晰，总体状况良好。时代为战国早中期(前400-前350年)。安大简的简文也具有楚文字特点，内容则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哲、文学及文字学类古书。

安大简中，记述楚史内容的简数量多达440余支，其内容记述从楚先祖原初历史“颛顼生老童”起，直到春秋时代的楚惠王时的“白公起祸”止，整个过程中各王的终立更替和其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内容解开了长期以来困惑我们研究工作的诸多问题。

安大简中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近60篇《诗经·国风》诗作，共有101枚简。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文本。这些诗作中有诸多与传世《毛诗》本的排序、章次不尽相同，且存在大量异文。据相关报道，安大简的文学作品中，竟然还有楚辞作品，这一消息震撼了我们这些楚辞研究者。因为既然此简时代为战国早中期(前400-前350年)，那就是说，在屈原尚未出生前就已有楚辞作品存在，那么关于楚辞的历史就只能重写。[1]

上述4批书简，虽然上博简、清华简和安大简因系回购的竹简而出处不明，但从简文的文字风格及其相关内容中多有与楚国相关的篇章这两点，不难看出其与楚国的密切关系。

除以上最重要的4批先秦书简出土外，楚地墓葬中出土有先秦书简的还有以下几批：1957年河南长台关楚墓竹简中的《申徒狄》残简(前已介绍)；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36号墓出土的《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宁越子》等；1981-1989年，湖北江陵九店56号墓、621号墓分别出土的《日书》《季子女训》等。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两汉墓葬中出土的古竹书，也有许多与楚地、楚文化相关的内容。例如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10多种古书残片，其中便有《楚辞·离骚》和《涉江》的残片。有的虽非楚地，但也有此类内容，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便出土了《唐勒赋》残简。而近年来回归的西汉竹书北大简，有3346支竹简，17种文献，其中如《老子》等，便是先秦文献(《老子》与楚辞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自明的)。特别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北大简第四卷中有两篇文学作品，其中之一的《反淫》为七体文，结构与枚乘的《七发》相似，在魂与魄的对话中，其第七事谈起用要道妙说为之治病时，列举了先秦诸子中的孟轲、杨朱、墨子等6人后，又列出屈原、宋玉、唐革(勒)、景差4位作家。这是继《史记》后又一次同时提及这四位楚辞作家，说明这几位作家在西汉是有很高知名度的，这也再次给屈原否定论一个明确的回答。当然，在其他一些篇章中，也有许多方面涉及楚国历史背景的诸多问题，都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帛书方面，除了前面提到了20世纪40年代出土的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国术数家使用的楚帛书外，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有帛书28种，总字数达12万余字，主要有《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均在原楚地，且这些墓葬时间皆为西汉早期，我们也可看出是楚文化在这些地域的自然延续。其实，作为楚人的汉朝廷，从刘邦开始便“乐楚声”，楚文化成为汉代的一种风尚，其影响就更加深远了。

以上为战国及汉代简帛古书在楚地发现的大致状况。

(二)文书方面的资料

出土文献中有关文书方面的资料包括各种律令、政务文书、狱讼记录和占卜祭祀竹简。

有关律令的资料，目前出现最多的竟是秦简，睡虎地秦律与龙岗秦律都是，还有岳麓简也是如此。这说明秦国确实实行法家的一套治国方略，诸事一定于法。楚地却未见法律文书出土，只有包山楚简有怀王时期左尹邵方它的处理狱讼的记录，可以从中了解到楚人断狱的一些情况。

官府的政务与档案文字资料应是数量最多的，不过楚简中发现得不多，只有包山楚简有部分内容。而里耶秦简、西北汉简、三国吴简等，动辄以万计。

占卜类竹简在楚地已发现多批，最重要的有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天星观一号墓、包山楚墓、河南新蔡葛陵楚墓等4种，记录的是墓主生前因各种事情(如疾病、仕途等)而向各类神祇或其祖先占卜并举行相关祭祀的情况，是了解墓主生前状况的重要资料，也从而让我们对楚人的占卜、祭祀对象、仪式、种类、祭品等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

(三)遣册

竹简中出土批次最多的当属遣册。遣册是记载墓葬中的殉葬品，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竹简文字便是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中的遣册，为战国早期墓葬，属于楚国文字系统。遣册虽和一般文书不同，但其中也有许多可资研究的内容。

除简帛文字外，金文也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数十年来，楚地出土了数量可观的两周青铜器，这些器物上往往刻有铭文，多者一次发现即有数千字。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巨型编钟，钟上刻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各国相互对照的乐律，文字达3000余字；河南淅川下寺王子午墓地出土的编钟、编镈，也有许多铭文。

目前已知出土的先秦楚地竹简，估计当在10万字以上；帛书数方(主要是长沙子弹库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可视为楚地文化延续，且其中出土的多为反映楚地学术的古书，如《老子》《黄帝四经》等，这批帛书相当可观，字数超过了10万；而金文，据笔者统计目前的字数也超过万字。

上述三者合计，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先秦楚国文字资料有数十万字。而大量战国楚国文物的出土，更从方方面面丰富了我们的识见，全方位地展示了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因此，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复原古代民众的生活场景，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从而拉近了与我们祖先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更具备了相互对话的各种条件。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今天来重新学习和认识楚辞及楚赋作品，毫无疑义，其理解问题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也就非往常之可比。

那么，出土文献在哪些方面提供给我们新的认识呢？笔者以为，其最突出的莫过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楚文化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另一方面楚文化是如何具体影响有关楚辞作品的？

楚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过去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尽管《史记·楚世家》曾有一段比较明确的记载，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甚至人类学家，往往各自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一些资料进行推论，摒弃旧说，另立新论。于是北来说被否定，而有西来说、东来说、土著说等等的提出。楚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包涵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其族属、迁徙经过、社会政治结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等。既然传世文献资料受到种种质疑，那就需要有新的资料来加以证实，而出土文献资料，尤其是当时的文献或距离事件发生年代较近的新资料就是最宝贵也最有说服力的。这些年来的出土文献有说服力地解决了众多的历史难题。

一是关于楚人的族属，这些年来这一问题已经愈辩愈明。出土文献资料中，无论金文还是竹简，均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人世系是正确的，楚人属于华夏集团颛顼一系的后裔，而非所谓的土著少数民族。此前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就这一问题列举过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的种种记载，例如出土的《楚公逆钟》关于“吴回”的记载，江陵望山一号荆门包山楚墓等出土的卜筮简所祭祀的“楚先”有祝融——鬻熊——熊绎等，都是明证。而河南新蔡葛陵墓卜筮简直接写有“昔我先出自颛顼，宅兹沮漳，以选迁处”(葛陵楚简甲三11+24简文)。尤其是已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有《楚居》一篇，较详细载录了楚人先祖从季连起至战国前期楚悼王时的国都迁徙情况，实则也是记载了楚民族的迁徙史，其中有关楚历代国君，大抵与《史记·楚世家》相合。至于国都迁徙情况，多数研究者认为与《史记》中记载的楚人自北向南迁徙的历史也是相一致的。这样，长期困扰研究者的这一重要问题，可说已有了立论的坚实基础。而安大简中记述楚史内容的出现，必能更进一步解开长期以来困惑我们研究工作的诸多问题。

二是楚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文化传统问题。过去研究中，可说对此问题也是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日本学者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说传入中国后，有些人并不详细考察研究或认真进行分析梳理，而热心于将一些未曾开化的国内外特殊民族的风俗拿来强加比附，并以此来分析楚国社会，判断楚辞作品的性质，甚至连屈原也被说成是楚国的大巫。笔者为此曾连续写过两篇文章批评这一倾向(《评楚辞研究中的“巫化”倾向》与《关于楚辞研究中的“错位”问题》)，遗憾的是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因此，已故的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褚斌杰先生在总结20世纪的楚辞研究状况时，特地将这个问题列为存在的三个不足之一。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些年来数量众多的出土文献对我们有何启示？

它展示了一个繁荣强大的楚国。出土的文献资料仅仅是出土文物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楚文物的丰富多彩及其艺术之精美，只要参观过荆州博物馆、湖北博物馆的人都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据蔡德贵先生在《出土文献的贡献和学术史改写的困难》一文中说：

20世纪90年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很大的震动。1994年10月23日，他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四年后，他发表了《中国历史必须重写》一文，重申应该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中。[2]

事实上，过去的历史教材中，有关中国古史的描述，都让人觉得除了中原地区最早进入文明阶段外，其余周边地区则还处于蒙昧状态。说起南楚，也就如此，似乎到处是群巫乱舞的迷信国度，所谓北方为“史官文化”，而南方为“巫觋文化”，不是处于同一文明阶段。他们置传世文献记载于不顾，以为学术创新就是另编新说，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出土文物从物质创造的角度让今日的人们看到了当时楚国的文明程度，它显示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成就。而出土文献资料则深层次地揭示了那个时代楚国的上层建筑方面的各种状况。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出土的楚地古代书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涵也十分丰富，凡是当时北方各种学派的学说，大都可在出土的古籍中找到。尤其是儒家的学说，出土数量最多，保存了从《孔子诗论》到孟子时代各孔学门人诸多已失传的论著。当然，作为道家的发源地之一，楚地出土的各种道家著作，从郭店楚简的《老子》甲乙丙三组简、《太一生水》等到马王堆西汉墓的两种《老子》帛书、《黄帝四经》等，也都让人兴奋不已。此外，还有纵横家、兵家、阴阳家、方术、历法等著作。这些众多学派的著作，让我们清楚地看出，楚国的学术也是和中原各国一样，百家争鸣，各逞其说。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总潮流，也显示出国家统一前的各种思潮既论争又融合的必然趋势。

在对这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了比较清楚的判断之后，我们再来学习楚辞与楚赋，我们的认识与理解就应当更能切合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观念，而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前辈学者是见不到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过或讲得不准确的问题，能够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说法，这并不表明我们比前人高明，而只是说，时代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从而可能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纠正旧的失误。

下面，我们将讨论出土文献对楚辞具体篇章的影响问题。

出土文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楚文化的丰富的社会背景资料，而且也为各类作品从创作时地、思想内容的认识到字句含义的解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下面我们将分别予以说明。

(一)《离骚》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重要的诗篇，同时又被认为其内容具有自传的性质，其中提供了关于楚族的源流、作者的身世等问题。但过去关于作者生年、创作动因、其中所涉及的人物、艺术表现手法等诸多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近年来的楚出土文物及文献，从多个方面解决了相关的问题或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于《离骚》的作者，曾经喧嚣一时的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奇谈怪论，因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墓中出土《离骚》和《九章·涉江》残片而宣告终结。因为此墓主人入葬时，刘安仅十三岁，与《离骚》之创作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楚族的渊源，多种楚墓祭祀竹简中对楚先人祭祀的记载证实了传世文献的可靠性。

屈原出生时间的推算以及“摄提”“摄提格”的争论，因简帛中有关先秦历法知识的出现，使这一推算方法显得更可靠。

楚帛画的出土，为《离骚》中后半部分主人公的“三求女”、上天入地的云游四方提供思考和解释的空间。

《离骚》中的争议问题仍有许多，如《离骚》题义、彭咸其人、屈子为何要“从彭咸之所居”等，这些问题仍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九歌》《卜居》和“二招”

最能与巫文化联系起来的《楚辞》作品，莫过于《九歌》《卜居》和“二招”。

这些年来，关于楚地巫卜活动的出土文物、文献资料数量十分丰富，例如文物方面，19世纪40年代出土的长沙郊外陈家大山的“龙凤仕女图”与70年代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御龙人物图”，均反映楚人死后灵魂升天的观念。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分别出土的招魂幡上的图画等，也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至于形态千奇百怪的镇墓兽，让我们可以直接和《招魂》《大招》(简称“二招”)中有关地下怪物的描写相联系。

古籍资料方面，则楚墓中出土的多批墓主人生前的卜筮简让我们了解了战国时代楚国上层人士举行祭祀活动的原因和各种祭祀礼仪、形式、祭祀对象、物品等等。由于多批卜筮简的墓主生活年代与屈原大体同期，因而这些资料最具说服力。这些年，许多学者根据上述出土文献资料，从多角度对《九歌》的创作时地、性质、成因、祭祀神祇、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成果喜人。

《招魂》与《大招》也是直接与巫觋活动密切相关的，招魂辞应当是一种带宗教性质的文辞，或称祝祷文，祝祷即祈祷。《楚辞》中之《招魂》和《大招》，从其文体性质而言，即属于古代的祝祷文之一类。因为祝祷文有很多种类，主要根据祝祷的原因和目的而定。《招魂》是专用于招回人的灵魂所用的祈祷文辞，所以文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3]，冀魂之归来。

在出土的多批卜筮简文中，往往提及卜筮的原因，祭祀的神祇和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这些部分应是祝祷文的内容。其中最明显的如新蔡葛陵平夜君墓的卜筮简，有学者认为其中至少有两篇祝祷文，一篇是他人为平夜君祭告神祇的，另一篇则是以墓主平夜君的口气向神祭告的。[4]九店楚简中保存有一篇被研究者称为《告武夷》的祝祷文，文辞保存较为完整。据研究者认为，它是一篇兵死者家属向主管兵死者灵魂的武夷神祝告的文辞，为《日书》中的一部分。《日书》为古代从事数术者使用的书籍，此类书中常有祝祷词的记载，如睡地虎秦简中的《日书》，便有关于祭祀各类不同神祇所使用的不同祝祷辞，有祈祷出行平安，禳解恶梦、梦魇，祈求马禖使马匹健壮等各有不同的祝祷辞。周家台秦简及西汉早期湖南长沙马王堆墓葬中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也载有数量不少的祝祷辞。近年发现的《秦骃祷病玉版》(秦骃即秦王骃。这位秦王有秦惠文王和秦庄襄王两说，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为战国后期人，是先秦的文献)，玉版上刻的内容是秦王骃因病向华山神祈祷，希望病愈的祈祷文。而秦代的《日书》以及西汉长沙马王堆的《五十二病方》帛书，都被认为是先秦的直接承传，或本身即为先秦的文献。

这些祝祷文辞，对于研究《招魂》和《大招》显然具有直接的启迪意义。这些祝祷文虽有雅俗之分，但都有共同特点，即句式比较整齐，注意韵脚的齐整，读之朗朗上口。这当然与它在实际运用中便于诵读有关。那些巫祝在作法诵读时，还会配以悠长的声调，形成独特的动听的韵律。

由于这些卜筮简多出于楚地，且多为战国之文辞，对于我们研究楚辞中之《九歌》《招魂》《大招》以及其他作品中有关巫卜的内容和文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系。

至于《卜居》，它虽题名如此，却是作者假借问卜于郑詹尹，而畅所欲言其内心的愤懑，它与真正的巫卜并不相干。

除上述出土文献及文物与《九歌》、“二招”关系直接外，还必须指出，由于“二招”在“内崇楚国之美”时，用大量的篇幅铺写了楚国宫室之美，歌舞之盛以及饮食、游猎、游戏等众多日常生活与习俗的场面，因而涉及范围广泛。这些年大量出土的楚文物与文献资料，包括许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为其提供了数量可观之实证资料，这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与古代楚国的实际社会生活状况，应当是有很大帮助的。

(三)《九章》

《九章》中的9篇作品，可视为围绕《离骚》的系列组诗。现代楚辞学者均认为该组诗篇的创作，贯穿了屈原的一生，当然，其中某篇作品作于何时，可能尚有争议，如《橘颂》，虽说是以咏橘写人，但有屈原年轻时创作和流放后创作两种不同的说法，因为作品本身是咏物，未透露出明确的创作时地。不过，其余8篇，则多数学者是有共识的，大多认为《惜诵》《抽思》和《思美人》为怀王时期的作品，而其余5篇皆为流放江南的后期之作。

由于《九章》中多数诗篇都写到一些具体地名，因而楚辞地理学的研究成为这组诗研究的热点。

1957年、1960年两次在安徽寿县南邱家花园分别出土了鄂君启节的车节3件，舟节2件，合成一个完整的竹筒形。据节铭文载，楚国“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颁发的，即楚怀王6年(前323)，鄂君是楚之封君，怀王之子，名启。怀王给鄂君启颁发舟节和车节，允许他在水路和陆路运输货物进行贸易，但限定其使用的船只(150艘，每年1次)、车(50乘)，都是每年往返一次，并规定了其行程路线。如其车节路线为：

自鄂往：庚阳丘，庚方城，庚象禾，庚畐焚，庚緐阳，庚高丘，庚下蔡，庚居巢，庚郢。[5]181

其舟节经行路线为：

自鄂往：逾湖，上汉，庚，庚芑阳，逾汉，庚黄，逾夏，入内邔。逾江，庚彭，庚松阳，入瀘江，庚爰陵。上江，入湘，庚，庚阳；入，庚鄙；入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5]171

鄂君启节的出土，引起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并纷纷进行研究，如郭沫若、于省吾、谭其骧、商承祚等，其中涉及的诸多古代楚地名，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两节中所提及的水陆两种交通线路，正是楚国的重要交通要道。《九章》中《涉江》和《哀郢》都直接写到屈原离开郢都后“遵江夏以流亡”的路线，曲宗瑜、周建中先生经研究后认为，屈原流亡涉江的线路、郢都沦陷后东迁路线都与鄂君启节的记载一致，是可信的。

楚国故都江陵纪南城的考古发掘成果，从另一方面证实这个楚人历时最长的国都之规模、设施，以及陷落于秦的时间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关系。《九章》中多次提到“故都”“故乡”，作者愤慨地责问“孰两东门之可芜”。

屈原为什么在《九章》中有到汉北所写的诗篇(主要指《抽思》和《思美人》两篇)，这个问题过去有许多研究者作过探讨，比较倾向于汉北之地原为楚人初始立国之地，所谓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五十里，居丹阳。那么这个丹阳究竟在何方？自清代宋翔凤提出是在丹水之阳，今河南南阳的淅川一带之后，即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而淅川下寺龙城遗址的发掘，楚令尹王子午家族墓地的发现，都让人对汉北之地的丹阳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而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还认为，《天问》也是在楚国祖先的宗庙祠堂见到大量壁画后呵壁而作，那么这个宗庙祠堂是否也在汉北？此时，汉北已是对秦作战的前线地区，屈原到汉北之地并非被流放，那么他有别的什么政治意图吗？这些均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九章》中有多篇作品提到伍子胥，并且是以赞扬的口吻写进诗篇，涉及《涉江》《惜往日》和《悲回风》。自宋代魏了翁起，便以为伍子胥引吴兵入郢以报父兄之仇，鞭平王之尸，以理为楚之罪人，屈原既为楚之王族，自不应在作品中赞扬伍子胥。于是后来人也继而怀疑这几篇作品非屈作。黄灵庚先生在《楚辞与简帛文献》一书之第八章《屈原咏叹伍子胥及〈九章〉作品真伪问题》中，列举了郭店楚简之《穷达以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之《鬼神之明》篇中均写到伍子胥并加以赞美，可知那个时代的楚人并不将伍子胥作为楚之罪人看待。[6]284-297黄氏还从战国时代的伦理方面进行探究，批驳了以“伍子胥”作为断定作品真伪的依据是不妥当的。应当说其立论还是颇有依据的。

《九章》中，《橘颂》是一篇比较独特的咏物之作。它已经从《诗经》的比兴创作方法发展成为非常明显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创作手法，从而被视为咏物诗或咏物赋之祖。此类作品后代数量甚众，自成一个系列，但在先秦时期的诗作中，我们能看到的不多。可喜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中，出现了4篇楚辞类作品。它们分别是《李颂》《兰赋》《鹠鷅》《有皇将起》，这4篇作品中，《李颂》是赞美梧桐树的：

相乎棺树，桐且治兮。抟外疏中，众木之治兮。晋冬之祁寒，叶其方落兮。凤鸟之所集，竢时而作兮。木斯独生，榛棘之间兮。……

《兰赋》是赞美兰草的，也写得很有特色：

居在幽中……摇落而犹不失厥芳，馨谧迡而达闻于四方……亲众秉志，绰远行道，不躳有折，斯兰秉德。①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屈原生活的时代，咏物辞作已很受人喜爱并成为了创作中的重要题材。

(四)《天问》

《天问》为屈作中较为独特的一篇，其前部分内容自“遂古之初”的宇宙天地形成问起，提出种种有关自然界的问题，而后的超过2/3篇幅就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的兴亡史事发问。全诗以“曰”字起头，一问到底，提出170多个问题。这种形式过去未见，故而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兴趣，却不知其之所由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出现了一篇《凡物流行》，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由于这篇作品主要探讨的是哲学上的问题，所以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也较多。但是，从整理者开始，也已注意到此文的形式与《天问》的形式之异同。其同者表现在大量使用发问的形式。《凡物流行》以“闻之曰”起首发问，连续提出43个问题，虽少于《天问》的170多个问题，但在迄今可以见到的各种文献中，却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如有的学者提出：

经整理后，可以发现简文虽以疑问开端，但是最后归结于论道，尤其是论一(马王堆帛书《经·成法》中，力牧指出：“一者，道其本也”，《道原》亦论道曰：“一者其号也”)，故与《天问》不类，而和《庄子·天运》等篇章相近，有问有答。简文虽有大量押韵现象，某些或属楚方言特点(如东、冬不分，东阳合韵)，但是尚不完全具备《楚辞》的特点，恐怕不能算作《楚辞》。[7]

虽然如上所言，从文体上说，《凡物流形》与《天问》不能等同。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它们之间在思想内容方面倒有很密切的亲缘关系。姜亮夫先生在《楚辞今绎讲录》中就已明确指出，《天问》篇反映了屈原的学术思想。[8]这些年来，出土文献中的众多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由于错简，由于内容的丰富，也由于传抄中的讹误，因此利用出土文献来释读《天问》中的疑难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中占卜辞的研究，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考证了商代世系中王亥、王恒、上甲微之间的关系，从而得以清楚地解读了《天问》中有关先商史的内容：“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9]。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商族与有易氏(原文中有扈为有易之误)之间的这场战争，河伯族在其中的作用等，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的《保训》篇中有提到。其写到商族与有易发生纠纷，商人首领上甲微(即《天问》中的“昏微”)“假中于河”(即从河伯那里借到“中”)，从而取得胜利。由此可知，《天问》中的许多问题，在大量出土文献中，能够找到相关的证据和资料，补充和增进对古史的理解。

(五)《远游》

屈原作品中，《远游》可称为是备受争议的一篇，质疑者列举了众多理由来否定此文为屈原之作。过去因文献资料不足，所以有些问题的讨论显得难以深入，说服力也不强。这些年来，由于楚地大批文献资料的出土，使得相关问题的解决有了比较可靠的依据。笔者在《出土文献释〈远游〉》中根据所找到的各种证据，就这一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相信已对过去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比较充分和令人信服的回答。

以上我们对近百年来出土文献与楚辞、楚文化的关系作了粗线条的描述。更具体的内容可阅读笔者近些年来撰写的各专题的有关文章，有关宋玉辞赋的部分已另有专文，因此不在这里重复。

楚辞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老一辈的楚辞学家，一向十分重视运用出土文献、文物来解释楚辞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这些年来，新一代的楚辞学者也一直十分关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及时跟踪研究。尤其21世纪以来，在每年申报的各级社科规划项目中，在许多博士、硕士论文选题中，在出版的学术成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相关选题和研究成果，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运用出土文献资料对楚辞赋作品中的文字诗句进行新的解说的成果也十分喜人，如黄灵庚先生的《楚辞与简帛文献》[6]中有从屈原《离骚》至王逸《九思》各篇与简帛文献举例，便是在承继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新材料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几年前，我们有幸读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中的4篇辞赋，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这是我们首次读到与屈宋并世的楚人之辞赋作品，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它们的作者是谁，但作品所提供的丰富的学术信息，依然令人激动不已。而2016年有关安大简报道中透露的发现屈原出生前就已有楚辞作品产生的消息，更让我们充满期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这一代的楚辞学者，一定不会辜负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在楚辞学研究中，作出超越前人的成就来，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注释：

①以上文字据“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2011年7月17日于简帛网首发。

参考文献：

[1]李陈续，蔡丽丽.“安大简”：先秦文献又一重大发现[N].光明日报，2016-05-17(1).

[2]蔡德贵.出土文献的贡献和学术史改写的困难[J].中州学刊，2010(1)：187-188.

[3]王逸.楚辞章句[M].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02.

[4]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5]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M]//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李锐.《凡物流形》释文新编(稿)[EB/OL].(2011-03-09)[2018-02-10].

[8]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