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是按行年考述人物一生的活动。人物的活动，又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但历来的年谱，只注重编年，从时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经历，而不在意系地，从空间维度考述谱主的活动地点场所，以至于我们利用前贤的年谱来考察古代文学的人地关系和作家的活动空间时，赫然发现传统年谱从观念意识到撰述实践，都存在严重偏失。随着数字人文对人的各种空间关系的特别关注和文学空间、文学地理研究的深入，有必要重建作家年谱的新理念、新范式，以满足数字时代对作家作品研究的新需求。

本文将在探讨编年、系地观念来源的基础上，弄清传统的年谱为什么重编年而轻系地，然后结合我们学术团队撰写《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的实践［2］，建构作家年谱的新范式。

一 编年、系地观念探源

编年和系地，历来被分隔在两个学科。编年是史学的任务，系地则是地理学的职责。中国史学，一向重编年而轻系地，编年的传统要比系地的观念早得多。编年体史书，始于《春秋》；“编年”的概念，《春秋公羊传·隐公六年》《春秋谷梁传·桓公元年》就已明确提出：

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秋，七月，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3］

冬，十月，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4］

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中国史书的两种基本体式。唐刘知几《史通·六家》说：

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5］

班、马，指班固《汉书》和司马迁《史记》，荀、袁指荀悦《汉纪》和袁宏《后汉纪》。除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类编年体史书之外，《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体史书和《唐会要》《宋会要辑稿》等会要体史书，也带有编年性质，只是分类分事编年而已。甚至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也是编年叙事。因我国编年史盛行，编年观念深入人心，因而编撰以个体生平行实为中心的年谱，也往往以编年为主。

相较于“编年”的观念和实践，人物事迹的“系地”观念，要滞后很多。就管见所及，直到中唐时期才产生系地意识。白居易赠元稹诗《十年三月三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6］，所言“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体现出一种比较自觉的系地编年意识。诗题中明确记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目的是作为人生历程的记忆，以便“他年会话”时有所依凭。虽然白居易是就创作而言，但对后来作家年谱的编撰和诗文别集的编纂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和实质性影响。

到了北宋，人们已意识到编诗文集应该编年又系地。苏轼就有这样的编年系地意识。元丰四年（1081年），陈师道之兄陈传道（字师仲）写信告知谪居黄州的苏轼，说在为他编次《超然》《黄楼》二集，苏轼回信时特地叮嘱，编诗集不必按古体、律诗分类编次，而应以时间为先后，“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7］。行记，即行程日记。诗集按年月先后编次，多年之后，就可以当作行记来看。苏轼虽然只是说按时间月日编次，但其中也隐含空间定位之意。因为诗人行迹所至，也包含相关地点区域，只是他没有特别强调系地而已。从诗集题作《超然集》《黄楼集》来看，实已隐含系地之意。在苏轼的观念里，诗歌可以当作“行记”来阅读，编年系地之后，能反映诗人一生或某个阶段的活动轨迹和心路历程。这与白居易“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的编年系地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也常把诗歌当行记来写。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早年在凤翔所作《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题目既将所行之时与所行之地记述得清清楚楚，诗作更是逐日记所“经历”之地与见闻［8］。此诗俨然是一周“行记”，诗与注相互印证，沿途所历之地，每日所见之景与所遇之事，巨细无遗。苏轼“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与白居易“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寄元稹，如出一辙。

苏轼这类诗作并非个案。他同期在凤翔所作《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间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9］，也是逐日记述游历之地，无不体现出以诗为“行记”的意识。

如果说苏轼是在创作上记时记地，隐含编年系地的意识，那么，贺铸在整理编次自己的诗集时，就表现出明确而自觉的编年与系地并重的观念。绍圣三年（1096年），45岁的贺铸“裒拾”平生所为诗歌，自编成《庆湖遗老诗集》，并给每首诗加上题注，标明创作的时间、地点和创作缘由，以记录人生轨迹、留下生命印记。他在自序中宣称：

随篇叙其岁月与所赋之地者，异时开卷，回想陈迹，喟然而叹，莞尔而笑，犹足以起予狂也。［10］

“随篇叙其岁月与所赋之地”，就是在每篇诗歌题下标注创作时间和地点，如《彭城三咏》题注：

元丰甲子，余与彭城张仲连谋父、东莱寇昌朝元弼、彭城陈师仲传道、临城王适子立、宋城王羾文举，采徐方陈迹分咏之。余得戏马台、斩蛇泽、歌风台三题，既赋焉。戏马台在郡城之南，斩蛇泽在丰县西二十里，歌风台在沛县郭中。［11］

这仿佛是自编的诗歌年谱。诗作的时间、地点、写作背景，叙述得一清二楚。贺铸编诗集时“随篇叙其岁月与所赋之地”，与白居易“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苏轼“记凡所经历者”的观念，也是一脉相承、先后呼应的。

至于“系地”概念，到南宋初才正式出现。郑樵（1104—1162年）著有《集古系时录》10卷、《系地录》11卷，首次将“系时”与“系地”并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此二书“大抵因《集古》之旧，详考其时与地而系之，二书相为表里”［12］。郑樵将欧阳修的《集古录》，重新按时间先后和地区分布编成《集古系时录》《系地录》二书，相互参证，体现出明确的编年与系地并重的理念。虽然郑氏是编次金石目录，但与诗文别集的编次是相通的。其后，陈思《宝刻丛编》、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也沿例“系地”编次碑目［13］。人物事迹和作品系地的理念，到南宋已完全确立。

二 年谱的源流和传统观念

年谱的起源，据现有考古发掘的文献，最早可追溯至秦始皇时期。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简。经整理，第一篇《编年记》记载一位名“喜”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墓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卷首《出版说明》据《编年记》考明，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在秦始皇时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狱吏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编年记》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是年喜46岁。根据医学部门对墓主人骨的鉴定，死者刚好是四十多岁的男子［14］。由于《编年记》有喜的行年事迹，谢巍先生在追溯年谱的起源时将《编年记》径称《喜之谱》，说：“春秋至秦代间出现了士大夫自编的年谱，以睡虎地的秦简《喜之谱》来说，其编谱的目的是为了记述国家、家庭、个人的大事，它的作用类似后世的墓文。自汉代以后，它逐渐变为专记个人历史的一种体裁。”［15］谓《编年记》具有年谱的雏形尚可，直接称之为《喜之谱》则依据不足。任何一种文体，从起源发展到定型，都有一个漫长的分合过程。后世的多种文体和诗体，都可以在《尚书》《诗经》中找到端倪，但不能直接说起源于《尚书》《诗经》。就《编年记》而言，后世的年谱、墓志、传记、行状等文体样式，都可以从中找到端倪，但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将此定名为《编年记》，是比较客观、合适的，名实相副。

至于“年谱”之名，始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古来帝王年谱》五卷”。《古来帝王年谱》前有《黄帝五家历》《颛顼历》《夏殷周鲁历》《律历数法》《帝王诸侯世谱》等，《汉志》归属于“历谱十八家”。小序说：“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16］循名责实，与后世通常所说的“年谱”完全不同。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一《十国世家年谱》，其实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纪年表。《十国世家年谱》的写作原委是：“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其称帝改元与不，未足较其得失，故并列之，作《十国世家年谱》。”［17］此“年谱”为年表、图表，所列纵为年份，横为十国之名，是“年世图谱”之意。

作家年谱，始于北宋中叶。现存最早的年谱，应是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吕大防所作《杜工部年谱》和《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这是作家年谱的两部开山之作。吕大防在《杜工部年谱后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后记》说：

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18］

注重谱主的活动编年和作品编年，即“出处之岁月”和“为文之时”，成为后来作家年谱的基本范式。现存宋人所撰作家年谱，都是注重考实谱主的活动岁月，而不注重考明谱主的行止地理。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文安礼《柳文年谱后序》也说：

予以先生文集与唐史参考，为时年谱，庶可知其出处，与夫作文之岁月，得以究其辞力之如何也。［19］

文安礼所说“作文之岁月”，与吕大防所言“次第其出处之岁月”，以见其“为文之时”，是一样的意思，都只重视作品编年，而不大顾及系地。

早在吕大防撰杜甫年谱之前的二十年，曾巩在宋敏求编次的李白诗集基础上为李白诗编年，也只强调考其诗作年月之先后，而未提及考明创作地点。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曾巩作《李白诗集后序》说：

《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20］

所谓“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就是考明诗作的岁月，按创作年代的先后来编次诗集。其后薛仲邕在曾巩等人编年的基础上，“取唐史诸纪传与李阳冰、魏灏、乐史、宋敏求、曾巩所序述，参校文集”，撰为《李翰林年谱》，也是注重谱主李白的行踪及其创作的岁月，所谓“先生遍游宇内，篇什最多，然往往不著岁月，故可考者少”［21］，而不大留意李白的行经之地和写作之地。

元明清人作年谱，也大多是承传宋人所作年谱的范式，重时而轻地。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

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22］

清沈峻《沈存圃自订年谱》也强调年谱是“详叙世系，诠次岁月”［23］。近人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序》亦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24］都是强调时间维度的编年，而忽略空间维度的系地。

唐宋时代在诗歌创作和别集编次上已形成的编年系地并重的观念，并没有被年谱所吸收采纳。自北宋以来形成的作家年谱体例和观念，都只重编年，而不注重系地。虽然历来的年谱并非完全忽视谱主活动的地点，但编年意识自觉强烈，而系地意识相对淡薄。加之年谱作者，大多不熟悉历史地理，连翁方纲这样的大学者，也“于史学地理，实非所长”［25］，以至所编《元遗山年谱》不无缺失。一般学者对历史地理就更加生疏。历来年谱的作者重编年而轻系地，与知识结构的局限不无关系。

三 “编年系地谱”的理念与范式

鉴于历代年谱重时间编年而轻空间系地的缺失，我们梳理了史上编年与系地的学理资源，在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的招标书中，明确标举“系地”概念，并在结项成果《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中坚持编年与系地并重的理念，力图改变传统作家年谱重时轻地的观念和以时间为中心的“时间+人物+事件（活动）+作品”的四要素范式，而转变为时地并重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活动）+作品”五要素范式。作家活动和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信息一并考实。丛刊体制上与年谱相同，但特别注重系地，既编年又系地。体例上，在每年年份、年岁的纲目之下，首先标明谱主“在某地”活动或“居某地”，以突显系地的宗旨。地点信息，也不满足于落实到州县级行政区，而是尽可能细化到具体的地点、场所，以便读者深入了解谱主创作地点、场所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考察不同地理环境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

我们力图构建年谱的新观念、新范式，强调编年与系地并重，并非空无依傍，而是有先例可循。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所辑宋吕大防《杜工部年谱》、蔡兴宗《杜工部年谱》、鲁訔《杜工部草堂诗年谱》三家年谱，虽简略疏陋，理念上也是注重谱主“出处之岁月”和“为文之时”，但在写作实践中还是偶有系地。如吕大防《杜工部年谱》：“乾元二年庚子，是年弃官之秦州，自秦适同谷，自同谷入蜀。时有遣兴三百首”，“大历三年己酉，离峡中，之荆南，至湘潭。大历五年辛亥，有《追酬高适人日》诗。是年夏甫还襄、汉。卒于岳阳”。蔡兴宗、鲁訔也援例跟进。蔡兴宗《杜工部年谱》：乾元“二年已亥，春三月，回自东都。有《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诗”；“上元元年庚子，是岁春，卜居成都浣花溪上，赋诗至多”；大历“四年己酉，春，初发岳阳，泛洞庭，至潭州”。鲁訔《杜工部草堂诗年谱》：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史云公少不自振，客游吴、越、齐、赵”；大历“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去潭，至衡……秋已还潭，暮秋北首。其卒当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26］。

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卷首《发凡》更明确强调系地：“编杜者，编年为上，古近分体次之，分门为类者乃最劣。盖杜诗非循年贯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余此本则寓编年于分体之中。”［27］卷首又有《少陵编年诗目谱》，年份之下，均有“系地”。如“玄宗开元间”注：“二十四年后，公年二十五，下第游齐、赵。”“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三载”下注：“此四年，俱在东都。”“天宝四载”下注：“是年，再游齐州。”“天宝五载至十三载”下注：“此九年，俱在长安。”“大历四年”下注：“是年，自岳之潭州，寻之衡州，又回潭州。”“大历五年”下注：“春，在潭州”，“夏，潭有臧玠之乱，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伟，至耒阳，不果”，“秋冬之间，回湖，欲北还，未遂，竟以旅卒，年五十九”［28］。浦起龙认为，如果不是“以地系年，以事系地”，会影响对杜诗的准确理解，故《发凡》之后，作《少陵编年诗目谱》示范。职是之故，后人在研究杜诗过程中，很注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杜万里行”。诗、地互证，书、路结合，是杜诗研究的一大特点。

清同治五年（1866年），李光廷在翁方纲《元遗山年谱》基础上作《广元遗山年谱》，也是时地并重。陈澧序说：

读遗山诗文，辞章之学也，为之年谱，则史学也。史学岂可不明地理哉？李君明地理，故于元兵伐金所至之地，了如指掌。由是遗山奔走流寓之地，皆了如指掌。而凡遗山之诗文，皆可因其地而知其时。遗山诗千三百六十一首，李君考得时地者，千二百七十九首。其不可知者，八十二首而已。［29］

李光廷兼擅史学与地理学，对元好问奔走流寓之地及行走路线，了如指掌，故对其诗文，皆能“因其地而知其时”，时地并重，时地互证。李光廷在《自叙》中更明确标举“系年”与“系地”并重的理念：

尝取先生文集读之，见其流移所寓，道里所经，以月系年，以人系地。始知先生年谱，自作已竟。而歌谣慷慨，唱吟遥俯，即境见心，标旨斯在。爰乃以文为经，以诗为纬，考之舆图，以求其踪迹；博之史集，以证其交游。［30］

“以月系年，以人系地”正是贺铸编诗集时“随篇叙其岁月与所赋之地”的观念和郑樵“系时”“系地”并重理念在年谱中的实践与发展。只是这类年谱如空谷足音，鲜有回响。

综观年谱、别集编年的历史，古人虽有“系地”的实践，但一直没有确立“系地”意识，或者说，没有“系地”的著述意识；现当代的作家作品研究和年谱著作，未能很好地继承前人“系地”的方法，也几乎没有“系地”的著述实践。

我们在总结前贤撰述年谱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希望改变年谱原有的传统观念，重建年谱的新范式，期待今后的作家年谱，能“编年”与“系地”并重，不仅编次谱主的“出处之岁月”和“作文之岁月”，还要“考之舆图，以求其踪迹”，博之方志，以明其地理环境。为求名实相副，我们将“年谱”之名，改为“编年系地谱”和“行年系地谱”，以凸显编年系地并重的新观念和新范式。

我们的编年系地谱，不轻忽编年，尤力为系地。系地考证，我们最为着力的是六个方面：出生地、任职地、经行地、寓居地、创作地和终老地。

谱主的出生地，以前的年谱不太在意。有些作家的出生地确实不可考，有些则是可考而未考。比如宋南渡之际葛胜仲的出生地，我的旧作《葛胜仲年谱》就阙而未考，因史无明载，当时也没有特别留意。如今明确了系地观念、重建年谱新范式之后，重新检阅有关文献，发现葛胜仲的出生地其实可考。葛胜仲生于熙宁五年（1072年），乃父葛书思熙宁六年（1073年）中进士第。葛书思进士及第前，居家乡江阴（今属江苏）。进士及第后，为侍养父母，也未曾出仕，而居乡养亲。葛胜仲为乃父撰写的《朝奉郎累赠少师特谥清孝葛公行状》载：“中六年进士第，调睦州建德县主簿。方是时，通议公（按，胜仲祖父葛密）以清节高尚，退老于家”，“遂投劾侍养，自尔居亲侧十余年”［31］。葛胜仲之父因侍养之需，熙宁六年中进士前后均在家乡居家养亲，而葛胜仲在乃父进士及第前一年出生，自当生于家乡江阴。这次修订《葛胜仲行年系地谱》，即将葛胜仲出生地考定在家乡江阴。又如秦桧是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但并非生于故里。陈思晗《秦桧行年系地谱》据范成大《吴船录》和祝穆《方舆胜览》的记载，将其出生地考定在黄州（今湖北黄冈）临皋亭。

谱主的任职地，以往的年谱也时常缺乏应有的交代说明。古人做官，如果是朝官，任职地自然是在京城；如果是在地方州县任职，其地自然就在当地州县，似乎不言自明。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任职地可以默认职官所在地。但有些路级官司，如宋代的安抚司、常平司、提点刑狱司、转运司等治所，并不一定在同一地方。如南宋江南西路安抚司在隆兴府（今江西南昌），而提刑司在赣州（今属江西）；南宋荆湖北路安抚司在江陵府（今湖北荆州），转运司则在鄂州（今湖北武汉），而常平司在鼎州（今湖南常德）。后人所作宋人年谱，常常没有注明这些官司所在地。比如，邓广铭先生的《辛稼轩年谱》，载述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十二日“稼轩出为江西提点刑狱”，但未言明江西提刑司在何地，好在接叙“秋七月初，离临安，至江西赣州就提刑任”［32］，读者尚可明白辛弃疾是去江西赣州任江西提刑。然而该谱续述淳熙三年（1176年）辛弃疾“调京西转运判官”［33］，却没有注明京西转运司在何地，以至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录入数据时，无法给辛弃疾的这段行程进行空间定位，不得不自行查考有关著述予以补明。

这提醒我们，谱主的任职地，撰写年谱时必须一一考明或标注，而不能依传统年谱的惯例，只是依相关职官而“默认”其地。特别是宋高宗建炎年间，金兵南侵，政局不定，高宗行朝，先后流转于建康、平江、越州、明州、温州、台州等地［34］。当时扈从行在的大臣，也随朝转徙，当时的任职地自不能默认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或临安（今浙江杭州），而须严密考证，力求准确系地。

作家的经行地，指行迹过往之地。诗人因迁徙、远游、贬谪、赴任，常常从此地到彼地。以前的年谱，只关注目的地，而不重视经行地点和经行路线。我以前做年谱，就是如此。比如拙撰《邓肃年谱》，述邓肃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罢职后，就直接说回到福建沙县故里：“十月，罢左正言，回乡里。有《亦骥轩记》和《偶题》诸诗。”［35］而没交代从哪里出发，途经哪些地方，沿途走的是什么路线。这次修订，有了明确的系地意识，注意其经行地和经行路线，就发现他途中经过徽州，而将纲目改为：“十月，罢左正言，从南京回乡里。途经徽州，有七言、五言《偶成》诗。”并参考李常生所作苏辙从绩溪至杭州的路线图［36］，推知邓肃离南京后，当是乘船沿运河南下到杭州，再逆浙江、新安江经桐庐、建德、青溪抵徽州，然后过婺源、越玉山，穿浦城、建阳，回到沙县。有了系地意识，关注谱主的经行地，就豁然发现以前未编年的邓肃两首五、七言律诗《偶成》，原来就作于此次过徽州途中，从而为这两首诗作了相应的编年和系地。

作家的寓居地，指在他乡异县的寄寓之地。古代方志中的人物志，常有“流寓”或“寓贤”一类，专门介绍非本籍而在本地居住的名贤胜士，如《嘉靖清苑县志》卷五，在“名宦志”“人物志”之外专设“寓贤志”，录“寓居”本地的“贤人君子”［37］；《崇祯吴县志》卷五一《人物·寓贤》也是收录“寓迹”本地的“历世高贤”［38］。古人离家至他乡寓居的原因有很多，或因任职，或因贬谪，或因依附，或因侍亲，或因避难。我们既重视编年系地，要求考实谱主每年的行止及其所在地，就必须考订谱主每年的寓居地，而无论寓居期间谱主有无事件可述可载。比如，葛胜仲19岁时曾随父居楚州涟水县，47岁罢官后，又侨居涟水两年。19岁时尚未及第，本无事可载，47岁罢官后也无要事可述。过往的年谱可能会付之阙如，而拙撰《葛胜仲行年系地谱》则予以考实。葛胜仲《题佛本行经》自述：“元祐庚午岁，侍先君官此邑。丁内艰，尝诵万寿经藏。后二十有八年自大司成出领宫祠寓居，再阅大藏。”［39］又据葛胜仲《朝奉郎累赠少师特谥清孝葛公行状》所载“知楚州涟水县丞”［40］，知其父葛书思当时为涟水县丞。“此邑”，即涟水县（今属江苏）。葛胜仲先是侍居此地，28年后再寓居此地两年。

作品创作地，是我们编年系地谱特别用力的部分。古人给作家诗人编年谱，只注重行事出处的编年，虽然也给作品编年，但不太着意。今人做的年谱，注重作品编年，但又忽略系地。比如，欧阳修的名作《朝中措·送刘仲原父出守维扬》，刘德清先生《欧阳修纪年录》据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考定此词作于嘉祐元年（1056年）闰三月九日［41］，但没说作于何地。其后，胡可先、徐迈《欧阳修词校注》所定此词作年相同，也同样没有考证其创作地点。其实，此词“辑评”中录有傅干《注坡词》一则记载：“公在翰林，金华刘原父出守维扬，公出家乐饮饯，亲作《朝中措》词。”［42］明确说明《朝中措》词是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时在汴京的家宴上所作。弄清此词是在家中私宴上所作，对理解词人的创作心态和词作主旨大有助益［43］。欧阳修此词本可系地而未系地，不是没有相关文献史料，而是受年谱和别集笺注长期形成的重编年轻系地的传统观念所限，没有想到应该为作品系地。

终老地，指作家晚年的养老或去世地。宋代文士，叶落归根的意识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有的退休后不住家乡，而选择在他乡终老。苏轼平生对故乡眉山念兹在兹［44］，晚年却没有回乡终老的打算，最后是在常州买房终老并病逝。友人张剑教授曾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做了合乎情理的分析：“宋代的两个大文豪庐陵欧阳修和眉山苏洵开创了宋以降的家谱体例（欧苏谱式），强调敬宗收族，但是，欧阳修晚年退居于安徽颍州（今阜阳），苏洵的儿子苏辙晚年也退居于河南许州（今许昌）。他们为什么不回到各自的故乡居住？也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敬宗收族的观念，使宋代官员一旦入仕，照顾族人似乎成为一种义务，有的甚至为之入不敷出，负担过重，故不得不有所逃避。清代于此，似过之而无不及。常见达官显宦，因食指浩繁，而负债累累者。对于他们，家乡既是乐土的象征，又是烦恼的渊薮。”［45］叶烨所著《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第三章《北宋文官的开支状况》第一节《北宋文官的家庭、家族成员赡养开支》，也专门探讨过宋代官员入仕后有照顾族人义务从而增加经济负担的问题［46］。宋代作家，究竟是选择在他乡终老的多，还是在故乡终老的多，不在家乡终老的原因是否与避免人情困扰、减轻经济负担有关，只有在切实弄清宋代作家的终老情况之后，才能作出具体的统计分析。所以我们对作家的养老地和去世地，也颇为留意，能考证清楚的都会尽量考证。比如，葛胜仲、葛立方父子，本是江苏江阴人，晚年却定居湖州，最后都在湖州去世；叶梦得是江苏苏州人，也同样是在湖州终老；福建邵武人李纲，早年生长在江苏无锡，晚年却退居福建福州；王之望出生于故乡湖北谷城，晚年则定居浙江台州，并终老于斯。当然，也有在故乡终老的，如刘一止生于湖州归安，致仕后还乡居归安养老，直到去世。

出生地、任职地、经行地、寓居地、创作地、终老地，是系地的六大构成要素，也是 《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系地的六大着力点。

跟作家年谱一样，历来别集编年笺注，也是只重视作品编年，而不留意作品系地。我们希望今后别集的注释体例，除了传统的“编年”“校勘”“笺注”等项之外，还应加上“系地”一项，以完善注释体系，增加学术容量，拓展文献视野［47］，让别集编年笺注转型为别集编年系地笺注，跟作家行年系地谱一样，适应新时代文学研究的深度需求。

注释：

［1］本文写作，承蒙陈冠明先生指教和惠赐有关资料，谨此志谢。

［2］《唐宋文学编年系地谱丛刊》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结项成果，2018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19年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3］《春秋公羊传注疏》，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第91—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4］《春秋谷梁传注疏》，范宁注，杨士勋疏，黄侃经文句读，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刘知几：《史通通释》上册，浦起龙释，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42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7］“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从来不曾编次，纵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为家人妇女辈焚毁尽矣。不知今乃在足下处。” 苏轼：《答陈师仲主簿书》，《苏轼文集》第4册，孔凡礼点校，第1428—142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8］［9］《苏轼诗集》第1册，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第122页，第173—17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序》，《庆湖遗老诗集》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23册，第19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1］《庆湖遗老诗集校注》王梦隐、张家顺校注，第5—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第237页，第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是书搜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案各路编纂。” 《宝刻丛编提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第73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卷首，第1—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5］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卷首《论年谱的作用和价值（代序）》，第1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班固：《汉书》第6册，颜师古注，第1766—176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欧阳修：《新五代史》第3册，徐无党注，第87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8］［26］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年谱》，页二b、页三a，页七a、页七b、页十一a、页十三a、页二十八a、页二十八b，《四部丛刊》本。

［19］童宗阅：《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附录，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页十二b、页十三a，《四部丛刊》本。

［20］曾巩：《曾巩集》卷十二，陈杏珍、晁继周点校，第19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文编年，参见李震《曾巩年谱》，第15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1］薛仲邕：《李翰林年谱·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册，第42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22］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学诚遗书》，第7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3］沈峻：《沈丹厓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0册，第48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24］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卷首，李士涛编纂，第1页，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25］［29］［30］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卷首，《辽金元名人年谱》 中，第8页，第7—8页，第9—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27］［28］浦起龙：《读杜心解》，第8页，第19—60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31］［39］［40］葛胜仲：《丹阳集》，《宋集珍本丛刊》第32册，第641页，第590页，第642页，线装书局2004年版。

［32］［33］邓广铭：《辛稼轩年谱》，第42—43页，第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4］参见王明清《挥麈录》，第176—17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5］王兆鹏、王可喜、方星移:《两宋词人丛考》，第268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36］李常生：《苏辙行踪考》，第510页，台湾新北市城乡风貌工作室2020年版。

［37］李廷宝：《嘉靖清苑县志》卷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册，第232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38］王焕如：《崇祯吴县志》卷五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9册，第365页，上海书店1990年版。

［41］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第2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2］欧阳修：《欧阳修词校注》，胡可先、徐迈校注，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43］参见肖鹏、王兆鹏《欧阳修〈朝中措〉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44］参见王兆鹏、陈朝鲜《苏轼的乡思情结与化解方式》，《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45］张剑:《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第57页，中华书局2020年版。

［46］参见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第9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47］参见王兆鹏、邵大为《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