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题“落魄道人编”,四卷十六回,成于清嘉庆九年(1804)前。存嘉庆甲戌十九年刊本与光绪乙亥年袖珍本。
本书写士人时伯济外出游历,带着子钱寻觅母钱,不幸失足落海,飘流至小人国,在没逃城中受到当地财主钱士命的侮辱后,逃向道德高尚的大人国,才得安身立命。钱士命钱大势大,便向大人国索取时伯济,讨战骂娘,为大人踩死。他的儿子钱百锡挥金如土,家败身亡。时伯济时来运转,大人把他送归本土,渡海得钱,合家团聚,安好欢乐。
本书是一部专以金钱为题材,概括世情的小说,它在古代小说中是少见的。大家知道,自明历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为了满足穷奢极欲之需,疯狂地追逐货币的社会风气有了蔓延。到了乾嘉时期,“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的观念,更是进一步地渗入各阶层特别是官僚缙绅和地主老财的头脑。这种新的历史特征,在《常言道》里得到了鲜明而别致的反映。它通篇以金银钱为线索,串引出无数人事来,人们为金钱团团转,可谓摹尽世态,写足人情,展现了一幅封建末世的风俗图。“言之无罪,不过巷议街谈;闻者足戒,无不家喻户晓。虽属不可为训,亦复聊以解嘲,所谓常言道俗情也云尔。”(嘉庆甲子西土痴人序)其讽世意图显而易见。
大凡讽刺文学都是作者对黑暗现实怀有愤激感情的反映:表面上嘻嘻哈哈,骨子里恨恨戚戚,不如此不足以泄其愤。这就决定了他塑造的形象必然要打上自己感情的烙印。象本书作者的“以善恶报应”劝世,“善”必体现在他塑造的正面形象身上,“恶”也一定渗透于他刻画的反面人物身上。诚如马克思所说:“人类也是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形的”。十九世纪法国的雨果按照美丑对照的原则从事创作,中国古代小说作者也有他的朴素的美丑观念。尽管美丑的内涵不同,作者一般都用对立的方式,通过自己笔下的理想人物和批判人物反映出来,从中寄托着自己对生活的独到的观察和特有的理解。尤其是在小说创作高度发达的明清时期,较为可取的作品大多基于劝世、讽世或救世,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规律,反映人生世事,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与爱憎感情的。这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由于明清小说界“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而这些贫士从小又浸润儒家典籍,其后投向社会,复受三教九流的影响,他们的人生哲理可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大杂烩,跳不出儒释道理论的束缚。当他们的世界观受到现实的匡正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冲击有所突破时,他们的笔下便会跃出虽然还有一些陈颜旧色却是新鲜动人的真、善、美形象来。一般来说,由于他们受旧的思想羁绊较紧,正面形象不少是苍白无力、干瘪乏味的,往往成了他们的观念的化身。而对那些上自官僚,中及财主,下至帮闲、土棍、僧尼、娼优、隶卒等一批混迹于衙门、闾巷、市井的反面人物却描摹得动若彼身,言如其人,令人过目难忘。象本书的时伯济,“是当时第一个有名秀才”,这个贯穿首尾的正面形象即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他和钱士命一廉一贪,是全书构成矛盾冲突的对立面,体现了“为善者自然得福,贪财者立见乖张”的创作意图,故而最后时伯济得双钱,福缘善庆,一家欢乐,而钱士命却“到今无几时,一家化为乌有”。时伯济这个人物的最高境界,正如作者借他的“大人”说的:“古人原说圣贤学问,只在义利两途。蹈义则为君子,趋利则为小人。”如此而已。因而他和新时代文学的正反面人物在作品中的关系相反,只有为了暴露黑暗而作陪衬的结构上的意义,而无美学上的价值,反映了作者动机与效果、主观与客观的不尽一致。在作品里,时伯济是一个连缀全书情节的人物,他踏入小人国,进了没逃城,历尽艰险,受到凌辱;来到大人国,走上正行道路,出入礼门,凭天降福。“引你到小人国去并非恶意,不过要你见见此等人,可以惩创逸志;既复遇见大人,即可感发善心,要使你得性情之正而已”(第十六回燧人道),这就是作者的构思所在。最后,时伯济与大人同至小人国,“偏处填高,小人灭迹”,“小人不出,自然君子道长矣”。这里的大人国和李汝珍《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即作者的理想国,与小人国有对比意义。《镜花缘》成书之时,正是《常言道》写定之日,两书的大人国均取自《山海经》。《常言道》的主要成功之处是作为全书主干与现实社会息息相通的,描写小人国的那一部分,特别是体现在它所塑造的柴(财)主钱士(似)命以及围绕着他亦即围绕着金银钱而转的一群卑微委琐的形象上。
在此以前的历代小说,都曾描绘过财主老爷的形象。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汉世老人》就曾选择“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这一典型情节,表现这位大地主“性俭啬”的特征;宋元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也写过开当铺的张员外惜财如命,“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杆做磬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对其悭吝贪婪的本性剖析入微;明拟话本《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弄冤家主》虽涉及财主形象,却宣扬“贫与富一定不可移”的天命观;等等。他们都出现在略具梗概、质朴无华的早期小说,或处于从属地位的话本小说里,而本书却以地主老财作为体现作者创作意图的主要人物,以淋漓酣畅的笔墨,恢诡奇谲的手法,深恶痛绝的感情,警世骇俗的命意,极众态之形容,寓赏罚于嬉笑,铺就了专刺贪戾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中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清代小说丛林的一条新枝。
讽刺文学常用夸张。然而夸张手法的运用,却因题材的不同,作者的爱好而有所不同。如有的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有的以人物的自相矛盾进行揶揄,有的通过细节描写,有的借助虚实相映,有的让人物互相调侃,有的每杂以解颐之言,或旨微而语婉,或浮露无芒锋,或雅谐而善谑,或冷眼堕恶趣,形成了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讽刺艺术。发展到明清,讽刺小说更呈缤纷。除了前期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晚期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尚有刘璋撰的《第九才子书斩鬼传》(四卷十回)、张南庄作(原题“过路人编定”)的《何典》(又名《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十回),以及包括本书在内的一批作品。其中以钟馗为主角的小说(包括明刊四卷本《钟馗全传》、乾隆刊八卷十六回本《唐钟馗平鬼传》以及可能是明末清初的十回本《钟馗传》等)和《何典》,均借鬼人鬼语鬼事,描写官吏豪绅贪婪巧诈、虚伪丑恶,反映人间世态。它们缀合诸事、排列群丑以逞其趣,而《常言道》却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以小人国诸小人特别是那个已有敌国之富还要百般搜刮的财主钱士命为主角,写他追索金银钱的“子钱”和“母钱”的全过程。作者把现实的人事加以幻化,驱神弄鬼,凭借超现实情节纵横驰聘,虽蹈虚附会,却谐噱有味,把嘲讽的对象置于尴尬可笑的境地,从而揭示出地主阶级的立身之道和处世哲学:人生就是为钱,除了快快发财,不知还有别的乐趣;除了丢失金钱,不知还有别的痛苦。
本书记言叙行,图貌绘形,处处扣住钱士命“一钱似命”的本性展开,这是画眼睛的手法。当钱士命听到时伯济提起金银钱,“身儿虽在炕上,一心想着这金银钱,那里还睡得着,翻来复去一夜无眠。”作者撷拾民间通行的“五更调”让他唱道:“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心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此爹娘与祖子个也先,我的钱呵,称买命,是古谚!……”(以上引文均见第三回)把天下财主的心眼描摹得维妙维肖,真可谓剖腹挖心、剔肤见骨了。接着他拿自己的母钱到海中去引那子钱,谁知他的那枚母钱“也飞起空中,隐隐也落在水里,顿时起了车海心,要把海水车干”。“钱士命独自一个在海滩,心忙意乱如热石头上蚂蚁一般,又如金屎头苍蝇相似。一时情极,将身跳入海中,掏摸金银钱。那里白浪滔天,钱士命身不由主,又要性命,连叫几声救命,无人答应。逞势游至海边,慌忙爬上岸来,满身是水,宛如落水稻柴无二。才到岸上,心中到底舍不得,又在那里想这两个金银钱。欲要再下海去,跨大步将一只脚跨至水内,想着了性命要紧,又只好缩脚上岸……”这一段描述,把这个财主的心理揣摩得多么逼真!小说就这样随着情节步步推移,有层次有节奏地从各个侧面迤逦写来,宛如画家手里的彩笔,东加一笔,西添一色,人物的面貌便渐渐清晰起来。
小说还仿照宋元话本以来的艺术手法,每个人物出场都给他绘一幅“但见他”的肖像画,配上简练的叙述介绍,从中显示人物特征,勾勒形象个性,避免了一般章回小说那种公式化的陈套。试看钱士命的尊容:
那钱士命自己年交六十九岁,头是劣个,不比别个,不是凡人,原是天上串头神下降,容貌异常,比众不同。生得来:
头大额角阔,面仰髭须跷。黑眼乌珠一双,火烧眉毛两道。骨头没有四两重,说话压得泰山倒。臀凸肚跷,头轻脚摇。两腿大,肚皮小,天生一个大卵脬。
丑恶顽劣,令在厌恶。
利用谐音凑趣,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岂止人名物名,连世情事理也都借此“聊以解嘲”。那意在言外的笔法,把作者所看到的“花花世界,碌碌红尘”,写得那么淋漓,骂得如此痛快。它以人们生活经验为桥梁,把人们“深有此感”的直觉形象化,表现了作家对社会心理的注重。这种批判方式如果同塑造形象的鲜明性、反映现实的真实性相一致,而不流于表现浮露的话,无疑也是讽刺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如人名,除钱士命外,有钱百锡(钱不惜)、施利仁(势利人)、万弗着(犯不着)、邛诡(穷鬼)、无齿(无耻)、眭炎(趋炎)、冯世(附势)等,地名如钱士命家的第四进房屋“是一所自室(自私)”,物名如邛诡去罪隔轩(罪该死)拜见祖师,只见祖师坐在一顶混帐之中。世情事理如钱士命的绋车放上金银钱,即可“不用牛马不用人推,随人的心里要到那他自己会行……这叫做无钱而不行”,这正是世风日下、人心浇薄的封建社会所习见的。从本书运用的俗词谐语,大致可以推断作者约为江苏南部近海人。
如果说上述这些含意还比较浅率,那么,比较深刻一些的是表现在对钱士命本质性格的描摹刻画上。第十一回写金银钱福神将子钱暂付钱士命执管,钱士命“把子钱细看,心中暗想:那得这个金银钱再大些好了。心未想定,忽见那金银钱登时大了,立起宛如月洞一般,这钱眼之内竟可容身。钱士命看见欢天喜地,手舞足蹈,在这钱眼中钻来钻去迁筋斗耍子。身子正在眼中,不觉渐渐收小,忙将身跳出,那金银钱已变小了如故”,这便是化用“铜钱眼里翻筋斗”的意思了。
这一回写钱士命得了金银钱,自然财多身弱,发起病来,自觉“腹内的心好象不在中间,隐隐地在左边腋下”,请到一个熊医,问钱士命一向调理用何药物,钱士命拿出一个丸方递与熊医看。
那熊医接过手中,冷眼斜视,但见那丸方上开着:烂肚肠一条欺心一片鄙吝十分老面皮一副
右五(疑误刻)掂斤估两,用蜜煎砒霜为丸如鸡肉腤子,大完时空汤送下。
那熊医看完,问钱士命道:“此方叫做一定滋生丸,将军这病就从平素调养上得来,日积月累,病根已深。医家治病从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将军的病在心里。自古道:心病还将心药医。我有个老方法可以治得此病,但恐将军胃口不对,喉咙中一时咽不下去,要用:
好肚肠一条慈心一片和气一团情义十分
忍耐二百廿个方便不拘多少
再用莺计一大碗,煎至五分。
这叫做一帖平稳散……”
这位“不去人的病,不伤人的命”的熊医(谐“庸医”)因找不到病根,所以开的方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治标而不治本。试看钱士命咽它不下,仍“将旧存丸药吃了一服,喉咙中便觉滋润,因此仍服旧药。又服了几天,初时腹内的心尚在左边腋下,渐渐地落将下去,忽然一日霎时泄泻,良心从大便而出,其色比炭团更黑……”连天神脱空祖师也无法挽转颓势,可见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了。这时军师强词献方,用安心丸、软口汤同黑心服下,眭炎、冯世建议将那颗黑心洗一洗,强词道:“不可,若是洗了,将军就咽不下了。”把一个财主的阶级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剖露,在笑谑中隐藏着鄙薄与愤激,难怪有人谓这类世情小说“以刻毒之笔出之”了,它实在是比较尖刻辛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