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梦》作者不详。书前有道光戊申(二十八年)邗上蒙人自序。三十二回。清光绪十年甲申上海江左书林校刻小字本,光绪十二年丙戌刊小本,上海申报馆活字本。
江南扬州府江都县袁猷因聚赌嫖娼,放债讹诈,交结狐群狗党无恶不作,被官府发配苏州府常熟县,三年后刑满释放,回到扬州,旧习仍不改。有一天,袁猷在茶馆巧遇他问罪在常熟期间结盟交好的陆书。陆书携重金到扬州买妾,住在姑母家中。袁猷设宴款待陆书,邀好友吴珍、贾铭、魏璧作陪。次日,魏璧又邀诸人聚会游湖。在游船上五人结为兄弟,到近玉楼接取新来的妓女月香,一同游湖,饮酒赏曲。陆书与月香眉目传情,彼此有意。吴珍应陆书之请,答允慢慢为二人撮合。五兄弟择日来到九巷强大妓院,吴珍与桂林、袁猷与双林、贾铭与凤林、魏璧与巧云分别交好,特地将月香接来陪伴陆书。从此,五人在妓院中朝朝摆酒、夜夜笙歌。
一天晚上,袁猷留宿双林房中。夜间,双林梦见她与袁猷同登“风月楼”,见楼下池塘内一对戏水鸳鸯突然被飞弹打死。清晨,双林赴庵中求签,得上上签,首句云:“不是姻缘也是缘。”双林想到袁猷姓袁,与“缘”谐音,梦中一对鸳鸯戏水,似指自己与袁猷有姻缘之分。如从良得成,终身有托,即使后来与袁猷象那对鸳鸯双双而死也心甘情愿。于是双林伺机向袁猷表明心迹。
陆书与月香在交往中情好日密,难以割舍,花费了带来的大部分银两,才得以梳拢月香。情浓之际,陆书要月香跟他从良。月香赌咒发誓,说等她叔父来扬,讲明身价,就跟陆书回去。陆书信以为真,在月香和鸨儿萧老妈妈身上大把大把地花钱。端阳节雇船游湖观赏龙舟,为月香庆贺生辰摆酒设宴,请杂耍班子。月香小病痊愈后院中做平安喜乐会;六月十八日众人陪月香到观音山烧香,顺便游湖赏景,全部开销都是陆书包下来。甚至不惜典当,沉溺在近玉楼中,与月香厮混。月香与鸨母设计探清陆书已囊空如洗之后,开始疏远陆书。贾铭等人劝陆书及早抽身,陆书方如梦初醒,但仍不死心。他姑母姑父察知他来扬州后的所作所为语含责备。他一怒之下,搬出姑母家,寄宿旅店,又向袁猷借银,还想找月香再续旧情。袁猷回家向妻子杜氏索取银两借给陆书。杜氏本已对丈夫耿耿于怀,此事更如火上浇油,夫妇间打得不亦乐乎。袁猷愤怒之中来到强大妓院,将自己对杜氏的旧怨新恨和盘托出,发誓要另择知己,别宅居住。一席话勾起双林满腹心思,她想到自己的身世,妓女日后的下场,开始试探袁猷,继而直陈心思。袁猷一听,欣然应允,开始筹划此事。
陆书未曾向袁猷借到银子,硬着头皮再进近玉楼,月香与鸨母待之如同陌路。想起当初情热之时,如今绝情之态,陆书不禁心灰意冷。再与众弟兄聚会时,请大家帮忙凑盘缠回乡。除袁猷尽力相助外,其他三人不过敷衍而已。陆书赎回典当的衣物,辞别众人返常熟。后来有消息传来,陆书回家后,被父亲严加训斥,又身患毒疮,性命尚不知道如何。
陆书离开扬州后,吴珍、贾铭、魏璧、袁猷不时仍到强大妓院消遣。有一天,与桂林旧日有染的嫖客吴耕雨向吴珍商借银钱,被吴珍回绝,怀恨在心,抓住吴珍吸食鸦片的把柄,串通差役,夜捉吴珍。袁猷得知吴珍入狱后,前往探监,代为打点周旋,未能奏效,吴珍被判流徙。案件发生过程中,差役们趁机勒索强大妓院,桂林首当其冲,无奈求借无门,于是便设计逃出强大妓院,回盐城老家去了。
官府禁娼,强大为了避风头,要院中姐妹各人设法出去住几天。袁猷趁机将双林接出,赁宅同居,巧云被送往她干娘家。凤林求助于贾铭,说她情愿随贾铭从良,贾铭信以为真,赁屋购物,安置凤林。官府禁娼禁烟都是虎头蛇尾,不久一切照旧,巧云被接回强大妓院,魏璧仍常去走动。
凤林跟从贾铭后,彼此俨然夫妇。贾铭患眼疾,脓肿如桃,请医生治疗,均无效验。凤林连续几夜用舌尖为贾铭舔咂脓包之脓血,竟使贾铭眼疾痊愈。如此情谊,使贾铭十分感动。逢时过节,贾铭百般讨凤林欢心。某日,卢姓官员着人邀凤林到寓所唱曲陪酒,所予甚丰,又劝凤林随他从良,凤林最终允诺,贾铭百般悔恨却无可奈何。此事传入巧云耳中,巧云在魏璧面前百般责怪凤林无情无义,并表示愿随魏璧从良,请魏璧出资赎身,钱骗到手后,还清欠债,溜之大吉。
再说双林随袁猷从良后,自喜脱却烟花生涯。中秋对月,二人相约,如月常圆,白头偕老。如此山盟海誓,谁知乐极生悲。中秋节后,袁猷一病不起,双林多方延医诊治,均不见效。为挽救夫君,双林夜里祷告苍天,愿以身代夫,白天忍泪含悲侍候袁猷。弥留之际,袁猷哀怜自己死后双林孤苦无依,劝双林收回欠债,另嫁他人。双林表示决不独生。袁猷将断气之时,双林写诗追忆一生惨痛,恨苍天无眼,不能容自己重新生活,而后吞食鸦片,与袁猷同时死去,袁猷父感慨双林虽出于烟花而才思敏捷、情痴可嘉,特地呈表官府,请求旌表。朝廷准予旌表,袁猷父为双林立牌坊。满城赞誉,盛况空前。
在以娼妓生活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中,《风月梦》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部。它出现在同题材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之前,敷演情节、描摹人物从而针砭世情、揭露丑恶的手笔也颇有特色。
小说反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扬州妓女的生活。
扬州,由于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唐代以来,封建商业经济几度繁荣,发展成典型的消费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富有者来扬州寻欢享乐也刺激了扬州娼妓的盛行,“花街柳巷、楚馆秦楼不亚苏杭江宁也”。清代乾隆以后,尽管封建经济逐渐萧条,但娼妓现象作为剥削阶级社会的锢疾,不可能因此而消失。恰恰相反,伴随着封建社会病入膏肓,娼妓制度更成为滋生各种罪恶的温床。在历代文人笔下,与扬州妓女交往更多地被表现为一种风流韵事。而《风月梦》反映的却是扬州娼妓生活的真实面貌。作者既不加掩饰,又绝无秽目的文字,冷峻的描写与解剖使得这部小说成为清代后期扬州娼妓生活的一面镜子。
这部小说有浓厚的自我忏悔和垂戒后人的色彩,作者自述“撰书却是过来人”,曾因“幼年无知,性耽游荡,在这些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余年”,才醒悟秦楼楚馆不过是“销金窟”,“陷人坑”,于是“寄语青年佳子弟”:“风月须知莫认真”。作者不可能认识娼妓制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实质,于是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既被人损害又损害人的妓女身上。但是由于作者对烟花生涯十分熟悉,并且在小说中作了相当真实的描绘,就使得作品呈现出作者所始料未及的客观意义:表现烟花妓女凄苦的身世遭遇和她们对正常人的生活的追求,揭示被肉欲,金钱扭曲了的人们,相互间畸型病态、丑恶而可怕的关系,甚至透露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刻划来实现的。
作品刻划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对同一类型的人物尽量揭示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避免雷同。第一类人物是眠花卧柳的嫖客,主要是吴珍、陆书、袁猷、贾铭、魏璧五个结义兄弟。五人不事生产,“终日迷恋烟花”。每天清晨在教场方来茶馆聚头,吃茶闲谈,你言我语,“总是谈的花柳场中”。吃了早茶后,五人按照前一天晚上商量好的去吃喝玩乐。扬州城里的好去处没一处不到,各种玩乐没一种不享受。除了吃喝嫖赌之外,吸鸦片也成会这些浮浪子弟的嗜好:到了妓院中,“不论有瘾没瘾,会吃不会吃,总要开张烟灯,喊个粉头,睡下来代火”。特别是吴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出现。都是“在腰间取出烟盒,便睡下去”,然后妓女“过去代他开烟”。甚至入狱后,烟瘾仍不断。一旦来瘾,“这一夜哪里是人过的日子,心如火焚,不消三五日,就没有命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腐朽靡烂,从这些浮浪子弟身上很可以窥见一斑。
同样都是为追欢买笑而任意挥霍,在风月场中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的纨裤子弟的形象,由于出身、年龄、经历、地位不同,面貌又各有别。
吴珍是扬关差役,在衙门里混,在市面上走,阅历丰富,手段老辣。连对自己的结义弟兄,他也不放过搜刮钱财的机会。陆书请他同袁猷去雇龙舟,他向袁猷提出:“多算他几两银子,我们两人贴补过节。”仅这一次,他就尅扣了十多块洋钱和近十两银子。事后反而要陆书见他的情,说要不是他,陆书还不知要多花多少冤枉钱。陆书向众人借盘缠回乡,吴珍出手竟是区区两块钱,连袁猷也感到寒心:“酒食朋友朝朝有,急难之中无一人。”确实,五人名为结义兄弟,实际上是酒肉朋友,对吴珍来说尤其是如此。
与吴珍相反,陆书虽绸缪多情却不谙世事。家资饶裕,父母溺爱,“年尚未足二十岁”,因此缺乏社会阅历,不免稚嫩单纯。通过这个形象,作者揭示了一个纨裤子弟是怎样一步步堕入风月场中的。陆书本是奉父命到扬州投奔姑母,托姑爹代自己买妾的,除了父亲给的五百几十两银子之外,又将母亲私蓄窃出千两银子、三四百块钱。结交袁猷等人是他走向深渊的第一步;结识月香,贾铭等人教他“以薄饵钩之”,是第二步;梳栊月香后,进而谋取月香随他从良是第三步。在这认钱不认人的销金窟中,稚嫩单纯的陆书不堪一击。他淌水般地花费钱财,激起的是更大的贪欲。到扬州半载,贾铭、吴珍为他办事中饱私囊,他不仅浑然不觉,还千恩万谢。为了实现月香随他从良的梦,他甚至“将带的金镯、金戒指、金牙枝、许多衣服总当了银子,在那里花用。”即使面对月香的冷遇,乃至于发现明显的欺诈,仍痴迷如故,直至身无分文,类似被逐出近玉楼。最后与袁猷分手回常熟时,他还对袁猷说起月香:“至于我同她说的那句话。待我来扬州定办,叫她不必焦虑。”可见到最后,他仍未识破月香随他从良的谎言。
如果说小说着重刻划吴珍和陆书的主要性格特征,那么对于袁猷,则充分揭示其面目的复杂性。袁猷“为人生得刁滑”,倚仗祖父威势,“惯放火债,总是九折加二,八折加一”的利息,就是因为“捉赌挤娼、搭台讹诈、无恶不作”吃了官司。第四回“闹面馆袁猷讨私债”就很能看出他那种刁滑无赖的味儿。吴珍下狱后,家中无人到衙门打点调停,袁猷往来于狱内和吴珍家中,替吴珍花钱,时而贿赂禁卒私松刑具,时而诱使经办书吏翻改口供,甚至没有忘记吴珍的烟瘾,使吴珍感激涕零。但是,如此为结义兄弟周旋并非毫无代价,事后他“将代吴珍料理各事所赚的银子拿了出来,凑着换了一百块洋钱”,真是卑鄙之极。然而社会中的人毕竟是复杂的,并没有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脸谱化人物。袁猷放高利贷,却又不是任何时候都不讲交友之道,发结义弟兄的昧心财。吴珍向陆书虚报雇龙舟的费用,袁猷就大不以为然。陆书回乡,袁猷一人就赠送了八两银子。他对双林前后情感的变化也很复杂。最初赏识双林,自然是色相的吸引。后来接纳双林从良,却主要是因为与妻子杜氏不和,开始钟情于双林。最后与双林山盟海誓,相约“朝夕相聚、白头偕老”,这时两者之间更多的是高层次的情感的交流。对这个形象,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揭露他对金钱的贪欲,又肯定他良心并未全然泯灭;既对他与双林山盟海誓却一病不起表示同情,又认为他贪恋烟花、混迹风月场中,“将身体劳碌,染患痨病吐血而死”,乃罪有应得。
贾铭和魏璧,或老成持重,或颐指气使,形象也都塑造得丰满鲜明。五人中吴珍、陆书、袁猷固然不善终,贾铭、魏璧最后也都陷入十分狼狈的处境。作者以他们的不同结局表明眠花卧柳“有这许多损处,却没有一件益处”。但是,无意之中作者又揭示了这样的事实:象吴珍、贾铭、袁猷、魏璧、陆书这样的人,正是娼妓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他们既是损人者,同时又是受害者,尽管下场千差万别,却无一不是追欢买笑的纨裤子弟的必然结果。
第二类人物是献艺卖身、供人玩弄的风尘妓女。形象比较鲜明的是双林、凤林、桂林、月香和巧云。她们有相似的身世遭遇:由于天灾人祸和其它种种原因,被父母或叔叔、公婆,乃至于自己的丈夫卖入娼门,流落到扬州。在妓院中,她们“酸甜苦辣,哪样没有经历过。”日里应付,晚上还要留客,“不拘那人老少好歹,总不能不留”。“留个坏客,他哪里顾你生死,累下许多暗病”。二十二岁的双林被嫖客们“灌了几大碗的酒,过后,那一吐,险些儿醉死了”。这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少女,被迫以姿容歌舞,取悦于好色之徒,迎新送旧,强作欢颜,眼泪却往肚里流。
然而,这些泡在苦水中的女子,竟被家人视为摇钱树。凤林的丈夫“每日要凤林把二百文与他在外面吃鸦片烟,住下处”,用妻子卖身的钱混日子。婆婆和大伯的生活来源也出在凤林身上。至于她们要赎身从良,家人就更不放过这榨取钱财的机会。双林父母俱亡,就在她跟袁猷从良时,母舅王八突然杀出来要身价,得到一百块才罢休,真是恬不知耻的“王八”。
尽管妓女作为家人、妓院老板、鸨母的摇钱树和嫖客们的娱乐品,是被利用、被作践的工具,但她们之中确也有灵魂麻木的损人者。为了增益私囊积蓄,与鸨母的妓院中各种帮闲串通起来施诡计,设圈套,使得妓院成为流连忘返者的“陷人坑”。眼泪是这些妓女的迷魂汤,山盟海誓是她们的家常便饭。她们失去了人的正常情感,能够根据所得金钱的多少,随时调遣自己的喜怒哀乐,制造情感的假象。凤林负贾铭、巧云骗魏璧即属此类,登峰造极者则推月香。为了勾引陆书,月香耍尽了手腕。初次结识她就对陆书频送秋波,又冒充处女诱使陆书出重金梳拢。陆书要她从良,她说等叔父来扬,讲明身价即可,分明是放长线钓大鱼。为了使陆书死心塌地在她身上花钱,便自称已有身孕。直到测得陆书床头金尽,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其间一句接一句谎言,一个接一个骗局,从热情到冷淡,再到冷酷,罪恶的娼妓制度扭曲了她的人格。
然而,苦水中也有美好的灵魂,双林就是作者笔下一个不同于众人的妓女形象。尽管在她身上也少不了青楼女子的种种习性,但她却是全书中唯一的一个作者予以肯定、并且能激起读者深刻同情的形象。她诗才出众,聪颖过人,身为下贱却容不得轻薄之流对她人格的玷污。她对烟花生涯的厌弃,对正常人的生活的向往,比其他姐妹都更为强烈。心惊恶梦,在观音庵求签时她吐露了这样的心声:“女弟子生长名门,自怜薄命,堕落烟花,年已十八,飘泊无偶”,“如若应派女弟子终老烟花,则从此死心实意,削发为尼,断不在这风月场中久恋。”双林知道:“易求无价宝,难觅有情郎”。经过细心的观察,也虔诚地相信天意,她选择了袁猷作为终生伴侣。她的选择是否准确姑且置之勿论,只就她一心想脱离苦海,恢复做人的尊严这一点而言,我们足以把她同其他“吃相饭的人”区别开来。跟袁猷从良后,双林脱尽烟花气息。贾铭、魏璧拜访袁猷,双林与他们见了面,不过互相请教一声,“并不多说一句话。”这个形象的感人之处更鲜明地表现在她从良后的中秋节晚上。她与袁猷“满酌香醪庆团圆”,想起往岁“中秋尽说团圆节,独妾团圆不是圆”,禁不住悲从中来,与袁猷坚约:“如月常圆,白头到老”。正因为来之不易,所以双林无限珍视自己从良后的生活。当袁猷病入膏盲之际,她煎药捧汤,昼夜无宁,泣血求天,愿以身代死。一切都不能奏效后,她又殉夫而死。这种做法固然包含封建节烈的成分,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其实质乃是殉情而死,是追求生活的理想破灭后的必然行动。她在死前所作的《永诀行》中写道:“任人笑我太情痴,惟我痴情不是痴。世人痴情痴不尽,我今痴尽无所遗。已效鸳鸯同日死,来生愿作连理枝。”数语表达出对美好情缘的无限向往。确实,对于双林来说,袁猷死后,大妇不能相容,她又绝不会去重操烟花旧业。另嫁他人吧,人海茫茫,世情险恶,何处能觅知音?一死殉情“岂不胜似在世间受罪吗”?尽管她死后受到旌表,立起贞节牌坊,但是高高耸立而阴冷森严的贞节牌坊之下,压着一个被黑暗社会吞噬而死不瞑目的灵魂。
第三类人物是嫖客和妓女以外,妓院里外的其它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以写实的态度、犀利的笔锋揭示出旧中国妓院作为“烟花寨”“销金窟”同样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鸨母或妓院当家是妓院的所有者。小说中的萧老妈妈和强大都是这一类丑恶的角色。尤其是萧老妈妈,其人察言观色,势利奸诈,见风使舵,贪得无厌,是月香勾引陆书直至将陆书榨干油水,然后,一脚踢出门外全部行为的总导演。
内外场是鸨母和妓院当家的帮衬。内场指嫖客与妓女结识的引见者,以风姿色相诱惑来客,以般勤的迎风款留来客,然后根据来客衣着举止判断其根基厚薄,决定如何接待,以何人接待。外场指接引来客进入妓院,对外打交道的男性,务必世故圆滑,历练老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随时应付各类突发事件。近玉楼的外场名花打鼓。当月香因陆书与内场张妈有染而与陆书、张妈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及时找来贾铭、吴珍等,平息了这场风波。强大妓院的外场名三子,当地痞尤德寿等人到院中寻衅闹事、大打出手时,他立即唤来妓院的保护人,调停了矛盾。
妓院乃是非之地,极其肮脏的角落。嫖客之间争风吃醋的事自然不免,一些社会渣滓也趁机麇集在这里,或凭权势敲竹杠,或耍无赖打秋风,或炫耀武力吃白食,因而鸨母和妓院东家必须寻找保护人,以抵制各种骚扰。强大妓院的保护人庚嘉福便是这等角色。他“在府里当门户官,代强大家照应,每月送他月钱,节下送礼,平时还要放差,很有出息”。所以院中出了事,外场去唤他,一请就到。
鸨母、内场、外场、妓院保护人形成妓院独特的组织结构。受苦受难的妓女既要出卖肉体,满足嫖客的淫欲,又要接受鸨母、妓院保护人的盘剥,还时时受到地痞无赖、流氓恶棍的欺凌。轻烟缭绕,模糊了妓女们在生活重压下凄切惨淡的面容;弦歌悠扬,掩盖了妓女们心灵深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作者则将轻烟背后惨淡的面容与弦歌声中沉重的叹息直示读者。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能借助妓院中发生的事件透视当时的扬州社会,勾勒出三教九流人物的无耻嘴脸。衙门差役公人趁禁烟之机搜刮钱财,中饱私囊。禁卒葛爱听说拘捕了吴珍,认定是个大鱼头,“将前年的当票总查了出来”,而他自己就是个大烟鬼子。不仅是禁卒,“连捕衙老爷总想他的钱”,其它还有“上下管监爷们、笼头、水兵、更夫、三班上宿的朋友,以及头二门巡风那些行当”,无不想从此案中分肥。清代官府衙门之腐朽与黑暗于此揭露无遗。小说中描写的是1848年的扬州,仅仅两年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风雷就在全国震响了。
小说在刻划人物形象时,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或浓墨渲染,或淡笔勾勒。对妓女形象的刻划注意调动多种技巧。每一位妓女出场,都从贾铭、陆书等人的眼里看出来,对衣着、装饰、体态、外貌,无不加以精细的介绍。这种出场显然很切合妓女的职业特征。必要时又使用大段的心理描写。如双林听到袁猷向她诉说与妻子杜氏斗气的经过后,不禁心潮起伏,想起与袁猷相聚时的梦境,白衣观音庵求签的结果,四年烟花生涯的辛酸,继续沉沦的结局,对袁猷的印象等等,洋洋洒洒,竟写了九百字左右。这段心理活动成为塑造双林形象的有力一笔。细腻的动作描写也使读者对人物形象留下深刻印象。如对月香,往往择取她细微的动作,写出她对陆书前后态度的变化。
在结构上,这部小说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开头写作者梦中来到“自迷山、无底潭”,遇到二位对奕的老叟,其一名“过来仁”(过来人),自称“将向日所见之事,撰了一部书籍,名曰《风月梦》。”“非比那些稗官野史,皆系假借汉唐”,“千部一腔”,不过“要卖弄自己几首淫词艳赋”。所述与《红楼梦》开头颇多相通之处。然后正式展示《风月梦》的情节。结尾则是过来仁“拍着手掌,高声作歌”,歌即以《红楼梦》中“好了歌”的形式演唱迷恋烟花的恶果。回目联语也有模仿《红楼梦》之处,好的是贴切自如,并无生拉硬扯、牵强附会之弊。正式进入情节叙述时,结构紧凑,颇具匠心。先写袁猷、陆书五位结义兄弟,进而引出月香、双林等五位妓女,再穿插叙述五对人物的活动和各自的结局。脉络分明,头绪清楚。每个场面都写妓院中人物觥筹交错,轻歌细语,未免千篇一律,使人感到单调。作者便转换角度,或“走出去”,或“请进来”。端阳节众人游湖看龙舟,月香到观音山烧香了愿,这是“走出去”。月香过生日邀来“一班杂耍:八角鼓、隔壁像声、冰盘球棒、大小戏法、扇子戏”,做平安喜乐会唤来香火开坛请神,这是“请进来”。由于有这些穿插,既写出妓女和嫖客呼奴使婢、花天酒地的靡烂生活,又调剂了场面,同时点染出一幅幅扬州风俗画。且看书中描写端阳节看龙舟的风俗画面:
今日是端阳佳节,扬州风俗,八蛮聚齐。两岸游人,男男女女,有搀着男孩,有肩着女孩。那些村庄妇女,头上带着菖蒲、海艾、石榴花、荞麦、吊挂,打的黑蜡,搽的铅粉,在那河岸上,靸着一双红布滚红叶拔倩五彩花新青布鞋子乱跑。呼嫂唤姑,推姐拉妹,又被太阳晒得黑汗流流。还有些醉汉,吃得酒气熏熏,在那些妇女丛中乱挤乱碰。各种小本生意人趁市买卖,热闹非常。
其它如描写魔术杂技、口技相声的表演,进香求神、卖艺斗法的仪式,都有相当浓厚的生活气息,颇可窥知当时扬州民间各种伎艺的盛行,民风民俗的丰富多彩。
作者自称邗上蒙人,小说所使用的语言纯粹是扬州方言,充满方言土语的对话尤其精彩。由此也可肯定作者是扬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