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从汉末大乱到隋的统一，历经东汉末年建安时期、魏、蜀、吴三国、西晋短期统一、东晋与十六国、南朝宋、齐、梁、陈与北朝魏、齐、周，约400年。这个时期，我国社会长期分裂，战乱频仍，动荡不安，文学也发生了许多工作变化。 编辑：每天学国学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史上光辉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r、徐 、应场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景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使之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在艺术表现上由质朴转向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影响了文学。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籍、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诗中往往多用比喻象征。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即为代表。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当时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钟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谈，以老庄哲理入诗的玄言诗流行一时。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诗人陶渊明。他的诗可分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咏怀诗，继承了阮籍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莫测是山水诗的兴趣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 ，但成就不大。谢灵运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究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诗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鲍照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著名诗人沈约、谢I等。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永明体诗人谢I的山水诗，吸取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其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与特长。
梁陈时代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作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さ热顺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
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崇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为《咏怀》诗二十七首。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也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面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联阶段。这一时期的散文，不仅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对作品的表现形式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汉魏之际，儒学衰微，名法家、道家、纵横家等不同程度地重起活动，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学风和士风渐趋通脱。在审美领域，因为人性的觉醒，导致新的审美观的产生，并由此影响到文风的转变。建安时期的散文，开始摆脱汉代散文引经据典的风气，改变其板滞凝重的面目，一变为“清峻、通脱、华美、壮大”之文。如曹操的文章，清峻简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曹丕、曹植的散文富有抒情性，语言也渐趋华美。而孔融、陈琳、阮r文章则文气充沛，辞彩壮丽，颇具战国纵横家之遗风。
魏末，受司马氏集团大肆杀戮的影响，士大夫为全身避祸崇尚清谈，行为放达，文风趋向玄远。而嵇康、阮籍的作品激烈批判现实，不仅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使气骋辞，以情被除数文。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可为代表。
西晋时期，文学创作日薄西山益丰富，作家们越来越注意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写作技巧。陆机的《文赋》便代表了这一文学发展的新倾向。散文和诗歌一样。更讲究辞藻的华美、典故 的运用和对偶的工整。如陆机《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并序》，偶句很多 ，语气已趋凝重，显示出着意锤炼的痕迹。
东晋散文受风流名士的清谈和隐逸之风的影响，一般般清新流畅，自然朴素，大都着意于真实性情的流露。《兰亭集序》，情旨高妙，风格清淡，，为后世所称道。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同他的诗歌一样，表现出独立的艺术风貌。他的作品语言平淡自然，感情真挚动人，境界淡泊高远，是作者人格和志趣的生动写照。
南北朝时期，散文逐渐被骈文所取代。文章骈化的趋向早在东汉便已开始。经过魏晋，到齐梁时期，出现了成就的骈文。文人在用事、对偶、辞藻上下功夫，不少骈文内容贫乏。但是，孔稚的《北山移文》，对“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假隐士作了辛辣的讽刺，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境地。此外，描写山水景物的短小书札，如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文辞清丽，细致传神，历来传诵。
北朝时出现了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f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两部散文著作。《水经注》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作者以简洁隽永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山川景物的鲜明图画，这对后代山水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洛阳伽蓝记》则真实地记录了北魏都城洛阳佛寺的兴衰，同时也记载了许多类似志怪小说的神话和传说。此外，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语言质朴，风格平易亲切，也表现出与南朝文学不同的鲜明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赋的题材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抒情、说理、叙事、登临、伤别等，无一不可入赋。长篇巨制的赋减少，形式短小的赋成为主体。其次，抒情成分的加强，也是魏晋辞赋演变的重要方面。优秀作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向秀和《思旧赋》以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等。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骈文极大地影响了辞赋的写作，使赋家更讲究形式技巧的完美，形成了骈赋。在这偏重形式的时风中， 些作家写出了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特别是庚信，集南北文学之精华，其所作《衰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感慨悲凉，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
魏晋南北朝又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道教、佛教的广泛传布，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孕育并产生了众多的志怪小说。其中以干宝的《搜神记》最为有名。同时，没末以一盛行的士大夫的清谈和品评人物之风，也为轶事小说的编纂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此书笔墨简约、冷峻，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人物的鲜明形象和精神面貌，对后世的笔记小说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更有崇高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指出了文体的区分：“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提出了“文气论”，探讨了作家个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西晋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的专论。在曹丕文体区分的基础上，论述了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他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对寺歌向抒情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文赋》还描述了创作过程，总结了创作经验，对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由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组成，对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主张在历史现实的变化中理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创作中说明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提出质先于文，文质并重，应该“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另外，《文心雕龙》全面地总结了创作经验，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五言诗的专论，旗帜鲜明地反对用典，反对“四声八病”论对诗歌创作的束缚。《诗品》还注意诗人独特的风格，对赋比兴与诗味也有深入的探讨。《文心雕龙》和《诗品》对后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