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 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 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 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 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 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 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 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 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 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 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 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 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 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 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 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 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M、嵇康、陆 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 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I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 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 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 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 《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 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 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 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 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 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 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 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 《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 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 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 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 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 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 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 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 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 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 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 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 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 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 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 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 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 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 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 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 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