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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曹操与曹丕的文学成就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组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在这个时期,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190)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锺惺《古诗归》卷七)

曹操乐府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前者如《度关山》,提出“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贵尚节俭。如《对酒》描绘了他理想中太平盛世的图景:“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后者如《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写出了大海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歌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沧海的形象。大海那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也正是诗人博大襟怀的影写。

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接连用“神龟”、“腾蛇”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情怀慷慨,真气回荡。宋敖器之《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是对曹操诗歌风格的确切评价。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中,刘桢、阮r、应、陈琳、徐干、王粲,都是建安年间先后归附曹操的。其馀如女诗人蔡琰、书法家梁鹄、音乐家杜夔、李坚,学者邯郸淳、仲长统,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这些文人以饱满的热情,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与曹氏父子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给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改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丕留守邺城时,常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了文人集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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