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市委书记和副市长要到农场检查工作。场领导非常重视，在哪里听汇报，在哪里看现场，准备走访哪个场工家庭，都一一作了周密的安排，只怕有什么疏漏会让领导不满意。当农场书记汇报到当前镇反运动的进展时，举“三开人物”吴春山为例，讲他如何如何的不老实。市委书记听了，眉头一皱说：“你们把要革命的起义投诚人员和反革命混为一谈，这是违反政策的，要马上停止这种审查。”张副市长说：“要抓住运动的大方向，不能做违反政策的事。你说吴春山是‘三开’人物，他在台湾是被迫当上日本兵，投降后当了国军，以后又起义参加解放军，每一步都清清楚楚，他只是个不拿枪的伙头军。你说他‘三开’那么我更是大大的‘二开’人物，我当过国民党的团长、师长，解放后当上副军长、副市长，比起吴春山来官职要高得多、大得多，现在我不是学习、工作、生活得很好嘛。吴春山是我的老部下，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市委书记接着说：“你们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扩大化，不要再让吴春山这样的好人受委屈，让他赶快上岗工作吧！”农场书记见市领导发了话，马上答应立即落实。
　　
　　吴春山劫后重生，他觉得共产党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要加倍努力工作，为农场增光添彩。张副市长后来又专门找吴春山谈过，说春山若在农场干得不开心，他可帮助调整一下他的工作。吴春山说谢谢领导好意，我还是在农场干吧！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吴春山曾收到过妻子陆秋花的一封平安信，说她和儿子在台湾生活安顺，千盼万盼只盼一家早日团圆。吴春山想尽各种办法，求亲靠友，给妻儿寄过一封信，什么都不说，只在纸上写了八个字：日夜想念，平安是福。
　　
　　吴春山真正的厄运发生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但“三开人物”的旧事又被重提，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大问号一个又一个，被关入牛棚，边劳动边交代。举目无亲的吴春山想到了老领导张副市长，他对农场造反派说：“我是怎样一个人，张副市长很清楚，你们可以去问他。”造反派说：“张副市长已经被打倒了，他自身难保，还能来保你？你不要做梦，‘三开’、‘二开’人物在这次运动中都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吴春山想不到连副市长都被打倒了，这样的革命他没有经历过，最后结果如何他也搞不清楚，既然张副市长也难逃一劫，吴春山这个他麾下的伙头军还有什么可说的。他苦苦一笑，心想一切听天由命吧！
　　
　　闹轰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还是一派掌权，不久，相互间为权力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分裂成两派，先打派仗，后搞武斗，连民兵的枪支都抢出来武装自己，打得血肉横飞。到这个时期，吴春山这个“三开人物”再也无人管了，农场里良田无人种，作物无人收，连食堂也关了门，场工都各自开火做饭。吴春山是多年的伙头军，自己烧点吃吃没有什么困难，他当逍遥派，不参加也不支持什么山头、派别，反而过上了一段安稳日子。“醉海鲜”的绝活他已停做多年，此时他悄悄地买来小虾、小蟹，加上白酒、姜葱，关起门来美美地吃过几次。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武斗被解放军制止，两派不能再打派仗，生产在逐渐恢复，大乱得到大治。特别让吴春山高兴的是他听说张副市长复出后官复原职，他觉得希望来了，他再不用没完没了地交代问题，可以为农场员工服务。
　　
　　张副市长得知吴春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遇后，认为把这样一个好人丢在农场里受不白之冤是不公道的。于是他出面协调，将吴春山调到自己身边的工作单位，在市政府机关事务局小食堂当伙头军，下厨为机关干部员工烧饭、做菜。吴春山如鱼得水，心中暗暗感谢老领导的关照。
　　
　　四、我是中国人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得民心，对台工作也大有新意，一些当年释放的“战犯”回到台湾探亲访友，台湾当局也开放大陆赴台的老兵回大陆探亲。这种良性互动使陆秋花、吴春山盼到了夫妻团圆的机会，陆秋花携子先访大陆，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丈夫吴春山，久旱逢甘霖，两人欣喜万分。陆秋花告诉丈夫，当年她回到高雄老家后，先是种田，后开杂货铺，从贫困一步步走向富足。有一年高雄遭受强台风袭击，她不忘乡亲，连续施粥三天，让数千人得到温饱，一个女人有如此义举，当地百姓都对她赞不绝口。以后她用积蓄扩大生意，开了一个超市，生意相当红火。秋花教子有方，把儿子培养成材，儿子台大毕业后在高雄一个计算机研究所工作，成果卓著，现在她期盼春山早日回台湾，共度幸福晚年。对妻子这一要求也是他心中的愿望，于是他当即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返回台湾故乡定居。张副市长对他们夫妻的这一愿望，十分支持，出面为吴春山回台之事进行协调。
　　
　　不久吴春山返台之事得到批准，人民政府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还特别批给他一笔丰厚的安家费，吴春山十分感动。在妻子陪同下，他经广州到深圳，转道香港回到台湾。临离大陆时，张副市长对吴春山夫妇说：“我今天还特地把广西北海必明庵主慧心师太也请来了，她是你们的老朋友，与你们有特殊的情义，让她来送你们，给你们一个惊喜。”当久别重逢的春山、秋花与慧心相见时，师太和秋花紧紧拥抱，久久没有分开。
　　
　　时代在不断进步，吴春山看到家乡高雄的变化也很高兴。他和妻子商量，把人民政府发给他的安家费全部投入超市，扩大营业面积和经营品种，惠及千家万户。
　　
　　经过春山夫妻几年的打拼，超市生意越来越好，吴家已在当地小有名望。一天，三个日本人登门造访吴家。春山问其来由，为首的野田一郎说：“我是野田的大儿子，是日本广岛人。反对日本再发动战争，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几个社团经商量后，为了对当年参加日本战争和生还的日本士兵表示关切之意，在民间筹集到一笔资金，打算用来慰问当年的老兵。经查阅当年日军的花名册，看到吴春山和陆秋花的名字，得知你们二人均还健在，故特地上门慰问。按慰问金发放规定，战死沙场的每人可得慰问金300万日元，由家属领取，至今健在者可得100万日元。你们夫妻都健康在世，所以应得200万日元。希望你们在收款单据上签名领款。”
　　
　　对这三位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吴春山和陆秋花均感到十分意外。他们一时不明白日本人发慰问金是什么用意，是真的关心还是别有用心，于是吴春山请日方野田先生等先品茶小坐，叫妻子到内房商量。两人经仔细分析，认为日本老兵既是战争的加害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慰问老兵也算是件好事，但这几个日本人把他们两位台湾人当成日本人了，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当年他们和许多台湾年轻人一样被强征入伍，本来就不愿意，何况他们在日军中是被当作下等公民使唤当炮灰，甚至要献出贞操和生命，绝不是真正的日军士兵，更不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回到客厅后，由吴春山向来客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结论只有两句话：“我不是日本兵，我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
　　
　　野田一郎等人听了很吃惊，说：“给你们慰问金你们竟然不要，太让人意外了。”陆秋花说：“一点也不值得意外，因为我们不是日本兵，更不是日本人。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三位日本人听了这对夫妻的表态，茫茫然呆坐在沙发上，都感到奇怪，天下还有不爱钱的人。秋花给他们续水，补充了一句：“你们如果一定要送钱慰问，还是把钱送给在战场上被日军害死的台湾籍老兵家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