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牢房托付
　　
　　一半是治疗及时调理得当，一半是青春活力蓬勃旺盛，程丽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不到二十天，她便慢慢地下地了。周末，吃过午饭，习冲用轮椅把程丽推到医院草坪上晒太阳。闲谈中程丽告诉习冲，她的老家毗邻海边，在一个叫“牛尾镇”的地方。爷爷程忠石是市经济开发区的退休干部。谈着谈着，天性爽直的程丽突然问他：“习经理，明人不做暗事，我发现你挺关注我身边的这块玉佩，对吧？”习冲笑了笑，也毫不掩饰地说：“是呀，程小姐，我很想知道它的来历，你能告诉我吗？”
　　
　　程丽仰起头说可以。不过，她只知道一鳞半爪，那是爷爷告诉她的———
　　
　　事情得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是个动荡不安的特殊年代。一天，身为牛尾镇镇政府小秘书的程忠石竟然被当成走资派抓了起来。当晚，造反派头头“一只眼”放出话来，说程忠石不仅是走资派，还是台湾特务的同伙！这下子麻烦大了。他们弄来一辆大卡车，车帮上贴满造反标语，十几个人荷枪实弹立在车厢两边，而后把程忠石五花大绑架在车上，说是去捉特务。
　　
　　夜空中没星没月黑漆漆的，卡车出了镇进了山，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半夜时分开进一个叫柴树庄的地方。柴树庄掩蔽在杂树丛中，民房低矮而破旧。“一只眼”恶狠狠地踹开一扇破门，“啪”地朝天开了一枪，拽出一名女子，不由分说把她推上车。上了车，车上的人便高呼：“把台湾来的女特务揪出来示众！”一呼百应，村子里的狗也一齐吼叫起来。一刻钟过后，车子又往回开，那女人的丈夫跟着车子紧追，两条腿哪里撵得上四个轱辘，追不上车子，整个人倒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打滚……天快亮时，卡车回到牛尾镇。两个人被押进一个杂草丛生的大院，那儿有造反派私设的牢房，牢房里关押着十多名无辜百姓。
　　
　　经过三天重刑审讯，两个人被折磨得变了人形。经过核查，那名妇女的确是从台湾过来的。不过，程忠石早先就认识她，也知道她平头百姓一个，想当特务没那么容易！一天后半夜，那女子推醒程忠石，说：“老程呀，这座牢房看来我是进得来，出不去了。”程忠石劝她要顶住，还说当心隔墙有耳。她把声音压得很低，继续说：“今天过堂，‘一只眼’下了命令，把我塞进麻袋，扎紧袋口，往死里打。且不说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骨架散了，眼下我的心已经死了。”说着，她掏出一块玉佩递给程忠石，话说得更悲伤了：“人死如灯灭，我死了算了，只是我有个小儿子在台湾让我牵肠挂肚。我们母子俩曾约定用一对玉佩作见面团聚的物证。现在我一只脚跨进了鬼门关，在人世间的时间不长了，我想把这块玉佩托付给您，有朝一日遇上我儿，程大哥，您把它交给我儿吧。”说罢，嘤嘤地埋头痛哭。果真，第二天她被拉去批斗，被当作潜伏特务押进死囚牢，再也没回来。
　　
　　说到这儿，程丽告诉习冲，可惜那位妇女姓什么，叫什么，爷爷没对她说，她也没多问。因为爷爷把这块玉佩当作“宝”，一直精心保管在自己身边。前年才对她说：“小丽，光阴似箭，我年事已高，与外界渐渐断了往来，而你们剧团经常在各地巡回演出，你把这块玉佩带在胸前，说不准能碰上那位生死不明的老奶奶。要是真碰上了，你对她说，不论儿子找没找到，也请到我们家来作客，彼此会会面吧。”
　　
　　习冲如实地把程丽的一番话转告父亲。习文隆一掂量，玉佩吻合，那位受难的妇女又是台湾人，极有可能就是阿妈了。然而，一细想，其中的疑点又太多：一是那位妇女既不姓蔡，也不叫月琴；其次，这件事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阿妈她老人家恐怕也不在人世了。
　　
　　四不忘父仇
　　
　　怎么办？习总认定当前最重要的是表达对程丽及其家人的感激之情，决不能为了寻母主次不分。
　　
　　习文隆向程丽一家发出邀请，小程浅浅一笑说：“受伤的事我没有告诉家里，不想让他们担心受怕。谁知方才来了电话说，家中已经得知我受伤的消息，除了骂我一顿，决定立即来看望我，车子正在路途中。”于是，习文隆吩咐习冲赶紧挑一家上等酒店张罗接待。
　　
　　傍晚，程丽的爷爷、父母、姨妈包一辆面包车过来了，习文隆、习冲热情地欢迎。寒暄过后，他们并肩走进彩灯高挂、音乐袅袅的包厢，台湾风味的酒席已安排停当。席间，两家人推杯换盏亲密无间，程家人自谦“小丽这样做是应该的”，习家人对程家出了这等文武兼备的闺秀夸奖不已。
　　
　　酒席到了尾声，习文隆才提起玉佩的事。他把地龙玉佩递给满头银丝的程忠石。程忠石接过玉佩，眼睛一亮，十分惊讶。他又从程丽手里接过天龙玉佩，把两片玉佩背对背相靠，沿着一条小小的凹凸槽口，轻轻一插，就严丝合缝成一个腾龙伴神蛇浑然天成的双面玉佩。程忠石心想：“难道说姚玉凤她苦苦寻找的儿子，就在眼前？”
　　
　　停了一会儿，程忠石拿定主意，把两块玉佩都交给习文隆，说：“我想，姚玉凤半个世纪的寻子梦，现在该划上句号了。我天天打听、月月打听，多少年了，你们该是玉佩的主人。”习冲推开程爷爷的手，说：“不对，那婆婆分明姓姚，叫姚玉凤。而我奶奶姓蔡，叫蔡月琴，不是一个人哪！”玉佩在两个人手里传来传去，最后习文隆接过玉佩，把它们戴在程丽的脖子上说：“还是程丽保存，是她福星高照，开了个好兆头。我们要找的人，会找到的。”
　　
　　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大家提议，是姚玉凤也好，是蔡月琴也好，还是先请程爷爷讲一讲当年是怎样遇到那位台湾来的女同胞的。
　　
　　习冲给他满上酒，程忠石点点头，讲起当年往事———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夏日上午，几名渔家大嫂簇拥着一名妇女，到镇政府寻求帮助。大嫂们求助秘书程忠石，说这名女子在大海上遇到狂风，船沉海底，丈夫儿子和一船的人都死了，唯独她命大，遇上我们乡里的渔轮，水手们放下小舢板把她救了起来。大嫂们恳求说：“程秘书你发发善心，把她安置下来，找个糊口的工作。”程忠石边听边翻开往来人员登记簿，问她姓名、年龄。她回答，她叫姚玉凤，24岁，孤身一人无家可归。程秘书一笔一划登记在本子上。程秘书皱皱眉头说，这里的工作不易找，是不是政府出钱送她回娘家？不说回家也罢，一说，姚玉凤“呜呜”大哭，她说夫家、娘家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了，你哪里知道我们的船是如何失事的？不是风暴，不是触礁，而是遇上杀人越货的海盗！随后她把海上遇盗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程秘书最不愿意听别人说这类杀人抢劫的事情，一听到这类事，他的心就滴血、就心软。
　　
　　原来，程忠石6岁那年，父亲与二叔在一艘海运货船上做苦工。一天顺风顺水，船走得很顺畅。但是，太阳西下的时候，没料到一群海匪冲上船，要了一船人的性命。父亲、叔叔被残忍的歹徒用斧头劈杀，踢尸下海。母亲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上吊自杀身亡。从此，程忠石成了孤儿，小小年纪流落街头，日子过得非常凄苦。1948年他投身革命队伍，渐渐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国家干部。他处理日常公务时，但凡遇上受过盗贼匪徒伤害的人，都尽力帮助，一是同病相怜，二是用实际行动怀念父亲，借此抚平受伤的心灵。
　　
　　同是天涯沦落人，姚玉凤一个懦弱女子，程秘书当然更要拉她一把。程忠石告诉她，户口的事他会去公安部门替她办理，眼下先办个临时户口，解决粮油问题。再后来，他撮合姚玉凤成了家，嫁给镇政府食堂里的炊事员———柴来喜。不久，人员精简，夫妻二人回到山区老家柴树庄，种田养蚕为生。
　　
　　说到这里，老程一拧眉，抬头问习文隆：“玉佩如此吻合，但她却叫姚玉凤，而你们要找的人叫蔡月琴。这样吧，你有你母亲的照片吗？”习文隆立即从公文包中取出蔡月琴年轻时的照片交给程忠石。老程仔细端详：丹凤眼，鹅蛋脸，嘴边有一颗福痣。他蛮有把握地说：“除了服饰、打扮不一样，脸形轮廓没错，我认定蔡月琴就是姚玉凤！”大伙儿听完都议论纷纷。
　　
　　当晚，文隆和忠石两人一合计，柴树庄距离福清200华里，明天由程丽的父母和习冲继续照顾程丽吃药调理，他们俩一起去探访柴树庄。
　　
　　五疯院认母
　　
　　第二天一早，习文隆和程忠石驱车前往柴树庄，两人恨不得一步赶到目的地，见到照片中人。他们加大油门，提早20分钟赶到了柴树庄。柴树庄今非昔比了，二层楼房的农舍整齐划一。然而岁月沧桑，进村一打听，才知道人事已经大变迁。
　　
　　在宽敞的村委会里，村主任告诉习文隆：1961年，姚玉凤和柴来喜夫妇回到村里，一年后生了个儿子叫旺儿，夫妻俩挺高兴。可旺儿来的不是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家户户吃糠咽菜，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稀粥，姚玉凤哪来的奶水？“屋漏偏逢连阴雨”，后来玉凤又被造反派抓去坐了死牢，是中级法院否定了莫须有的罪名，才放她回家，可旺儿早已死了。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了，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偏不巧，柴来喜得了急病过了世。姚玉凤孤苦伶仃，这一年她50岁。从此她以泪洗面，逢人便说：“我苦命的旺儿呢？”“我苦命的聋儿呢？”大家明白，旺儿是她和柴来喜生的孩子，至于“聋儿”又是谁？村里人猜测，大概老人是在埋怨自己耳朵聋了，人老了不中用了吧？后来，村委会商量，如今村民安居乐业，姚玉凤应该老有所养，于是送她进了敬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