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宋代对外关系

中国汉、唐、宋、明四代，每一代统一时即富强，但宋统一时贫弱，因并非真统一。五代很黑暗。五代末年，后周周世宗是能干之君，姓柴，非郭威之子，只是养子，当时赵匡胤、赵光义均在他手下，为宋打好了基础。

北方有北汉、契丹，南方是长江流域，建都开封的宋夹在中间。最大问题是先打北方还是南方。北是强敌，先打强呢，抑先打较易的南方？结果打平南方诸国时，宋太祖已死，而南方之吴越尚未打下，其弟继位因儿子年幼，即为宋太宗。

吴越降后，再打下北汉，只剩下契丹了，宋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第二次作战在高梁河，此地即北京西直门之万寿山区域，仍是失败。当时有杨四郎、杨六郎在山西，据说宋太宗被契丹击中剑伤而死。正史未讲此事。

幽蓟十六州一直在契丹之手。契丹始为鲜卑宇文下之一支，耕牧并营。

中国北方的敌人可分几种，游牧的如蒙古、匈奴、突厥，在大草原及沙漠两面，来得可怕，可一击而破。另一种是耕牧并营，较有坚韧性，流动与坚韧配合。大强国一定要有农民、土著。

中国土地看似散漫，但一城即一大堡垒，攻城不易。金融在城中，物资在农村，两者并存，城可武装。农业社会区小即弱，区大即强。新疆是一区一区的水草地，有数十区之多，不能统一掌管，故班超带了三十六人，即征服西域。

可怕的是辽河、热河东北省区，是大耕地，天气冷，文化低，故同时为牧地，是坚韧的农民、剽悍的牧人互相配合，故契丹难以对付。

第一，契丹兼有城圈和邑小城，都即省邑，邑即土圈墙，是农业社会的武装。

第二，契丹人中有逃亡的中原人，契丹中特别有一汉城可耕田。契丹建国是胡汉同居，早就汉化。尚有渤海国，即东三省吉林一带，有一百零三城，即是文化相当高的城邑之邦。

契丹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是汉化已很深的国家，有二三百年历史，完全汉化了，今日仍有注意及研究其历史的，很重视，但材料很少。

契丹吞并渤海是在五代开始时，到石敬瑭奉送十六州，地区极大，加上经济、武力配合，故契丹这异邦已很像样。中国在二十六年中已更换了三朝，均建都于开封，南方仍不统一，而石敬瑭每年仍送契丹银三十万两，帛三十万匹，故契丹较匈奴、突厥、蒙古为强。宋太祖开国时，辽（契丹）已有五京，是胡化兼汉化。大辽之五京为：

（一）上京热河

（二）中京热河

（三）东京辽阳

（四）南京北京

（五）西京大同

第二十七章 宋代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二十二年。

当时宋辽对峙，有西夏兴起。太宗时有三国，即宋、辽与夏。太宗子真宗时，契丹打到南方，宋与契丹两军已到黄河边，两军在南北两岸均各占有澶渊城。中国天然国防线是居庸关与山海关，山西有两条国防线，大同在二线之间。

宋都汴京即开封，无屏障，四面敞开。长安在三山之间，向东出路是潼关，地势高于洛阳，形势亦好。

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洛阳不如长安，洛阳只能以德治，但不能作要塞，开封更不行。但五代除后唐外，有四代建都开封，故宋亦建都开封。

唐代时当时欧洲为中古黑暗时期，扬州为全世界最大之都市，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为当时交通枢纽之重要中心。汴渠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之工程。运河两旁栽垂柳，堤称隋堤。

宋太祖早死，太宗平北汉，但未平契丹，仍不能迁往洛阳。北京建都比南京好，因其北已平北汉，西有太行山与居庸关，南面是海，但要自南京去北京很远。

八国联军时，大沽不准有炮台，北宁铁路是国际线，故无国防线，外国军队可直达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可有英法军，这极不合理，欺人太甚。所以西方之所谓文明文化，上帝、公道、法律、科学……不能使人佩服。列宁发明“打倒帝国主义”，人人响应，但有时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不易做到。

开封并无形势，宋朝准备攻打辽，故不能建都开封，宋是为养兵，经济条件不得已，此为大错。

宋代大人物寇准说，不可逃避，主张御驾亲征，到澶渊渡黄河北，后双方讲和，叫澶渊之盟，自此不再打仗。宋为兄，辽为弟，辽之萧太后算是真宗之教母大人真宗无母。双方平等，此亲远不如汉之与匈奴，宋当时亦不如汉之嫁女，时辽区早有汉人。宋年送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和好历一百二十年。宋无力攻打辽，为防辽计，在黄河之北挖沟种田栽树，以阻对方之马队，名义上是种田，但辽不许，等秋收时节，大掠一番，烧屋抢粮，不让农村人口繁荣集中，称“打草谷”。

宋辽两国在一百二十年中，一直是处于冷战状态，后来又出了西夏。宋真宗信道教以后是宋仁宗，是位好皇帝，在位四十一年之久。

仁宗登位时，宋已六十三年了。当时西夏崛起，因此，宋有两个敌对异族，都是难对付的，于是宋与西夏和，年给白银十万两，绢十五万匹。后来辽不满，又增给十万两银，十万匹绢。

宋那时候没有人才，因人才均出在黄河流域，当时长江流域无文化。唐以前之大人物均出于北方，当时长江流域经济虽好，但文化条件则甚差。汉高祖时有张良、韩信，光武时用的不少是他大学的同学，都是读书的知识分子。但青年人年轻，能力差，所以必须多读书，前途才远大，不读书则没有出息矣。

唐太宗时，用的也都是读书人，唐末就差了。

宋太祖时，手下只有一位读书人，即宰相赵普。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平天下。”宋代可说没有什么读书人。太祖奖励读书，但一两天短期内无法造就人才，要到仁宗一百年后才有人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故任何朝代出的人才均极少，只一两位而已，如梅兰芳只有一位。

宋代后来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他助仁宗变法，年号庆历，故名“庆历变法”。当时大家反对，仁宗主张不变，仲淹退休后，仁宗子英宗即位四年而死。英宗后是神宗，王安石助其变革，历史称为第二次熙宁变法。当时仍有人反对。

宋自仁宗以后，人才大盛，文学、艺术、思想、哲学大为兴旺，但军权与国家统一方面则不理想，学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汉唐。

王安石新党主变，司马光是旧党，反对变，遂成为党争。

哲宗在位十五年后，为徽宗，他能诗善书画，其画堪称国宝，但其为人则甚糊涂，实非一政治家，他在位二十五年，当时国内紊乱，国外亦生问题。辽以后又出金国，金灭辽后，又攻打宋，徽宗传位钦宗，父子为金所虏，称为靖康之变，即二帝蒙尘。宋共历一百六十八年而亡，但只亡了一半，尚有泥马渡康王，有南宋兴起。

有时历史只能讲时代的局部与形势，有时只能讲人物，人物改造形势，形势限制人物。

讲到人物的历史是光明的，讲到形势局面的历史是黑暗的。今天是黑暗的，因今天的世界没有人物。今日的英、美、俄诸国都没有出什么大人物。

从历史上看，有没有出人物，即谈历史要有眼光与识见。否则不懂历史，不识评论。

历史不在乎是否时代有乱，是否打仗也没有关系。战国时各种人才极多，是有意义的时代。三国与唐代初年人才亦多，到安史之乱后，只讲局面而没有人物可讲了。局面是死的，人物是活的。

宋代自范仲淹以后没有人才出来，但时代更乱了，人物之造成是由于风气或学术。人物是指能跑上历史舞台的人，如香港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下，绝不会有人物出来。香港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份的，不然，跳舞看电影，我们都变历史人物了。香港是个炉，一入即毁，虽然香港山明水秀，一百年来无战事，全球来往，宛如代都，但风气不好。

北京可出人才，民国以来，中国出的人才，均与北京有关。这是风气所趋。上海的圣约翰、交通大学不过是能讲英语、能赚钱而已，无法与北京比。

自唐以下至五代，风气极坏。读历史只懂人物，但不易懂局面形势，能懂局面后面的风气更不易。能明白香港生活，但不易了解其风气。至于懂学术，则是难中之难矣。

人物自学问中间来，故不易懂人物。

我们不知汉武帝之高矮肥瘦，但可知其脾气、理想、性格……在座之同学不会知道我是如何之人，何况历史上的人物？没有读过王安石和范仲淹的作品，如何会认识他们呢？如何可提出打倒历史呢？真是无聊。

宋代，“天地闭，贤人隐”。宋太祖倡学术转移风气。当时有个人叫戚同文五代末时人，希望黑暗时代过去，世界恢复为读书人来统治。当时有位小军人姓赵，捐钱在睢阳造讲堂、书室、宿舍，名为睢阳书院，请戚同文教书。

书院有一种精神。书院者，藏书楼也。书院开始是私家藏书，用来招宾接客，客走了，再来第二位，这种书院影响不大，于是有赵出来办书院。新亚书院即希望将来有大图书馆，每个人均可自由阅读，一百年前，英、法亦有如此风气。

睢阳在徐州与开封之间，戚同文在宋太祖之前，到范仲淹时已过六十年，书院仍在。范之祖为唐代宰相，父穷困早死，母改嫁朱姓，范仲淹为拖油瓶。范在僧寺刻苦攻读，断齑画粥，终成为宋代第一人，死后称范文正公。

第二十八章 宋代之文艺复兴

宋与唐比，唐强宋弱，若拿人物与文化比，则宋在唐之上。唐虽伟大，但末年局面不可收拾。无宋代即无此后一千年之历史，这要由社会转变讲起。

唐后是门第社会，与贵族封建不同。宋有统一政府，而无世袭贵族。唐之宰相可有世系，一个家族可出十多位宰相。此乃表示门第社会，今日已没有了。

南北朝至隋唐有佛教传入，出家是最高第一等人，簪缨是仕宦之家，此非人生真理，但做官不算高，不出家即做居士，皇帝入佛教，封为国师。唐僧即自大门第出家，很伟大。唐僧取经回国，太宗亲迎。社会上和尚称师，社会上之先生，一种是教小孩子，一种是大人在家受学，平民无资格入学，读了书可以做官，做大了官，再跟和尚研究佛法或做居士。

送儿子出家尚须出大部分家产，故和尚寺很像样。西方中古时期以主教最阔绰，唐代时最阔是宗教与门第，唐末已无门第了。

后来，黄河北岸藩镇区无人读书。

长江以南少读书人，只是为了经济。

大门第多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区。到五代时已无大门第，也无正式读书人，剩下和尚寺为学习的环境。当时政治日坏一日，社会经济亦日差一日。

唐代韩愈作《原道》《师说》诸文，认为读了孔子之书应该作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可以做三种先生：

“解惑”即启蒙先生，学生是童蒙。

“授业”即有职业，如医科、法科、文科……西洋有医生、律师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传道”，是最高的。 [1]

韩愈说，孔子亦是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如柳宗元，当时已有人请他做先生，柳说：“我不作师，蜀犬吠日，但很少有太阳。只有佛教有道。”

五代时，和尚看世界有变，劝人读韩愈的书。因修齐治平之后，平了天下，和尚才有办法。

去美国等于鸡犬登天，变成了仙鸡，牡丹虽好，尚需绿叶扶持，故和尚寺要好，先要使国家有办法。

今日是耶稣与马克思在争一日之短长，孔子与释迦是差了，因国家没有办法。

五代时和尚不但写作经典，而且也作散文、古文了，也提倡韩愈了，因而宋代出了读书人。

范仲淹是在寺院读书。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秀才便是有资格考大学之学生。

今日之人，“忧者一身，乐者一身”。范读好书，去睢阳书院教书，后来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读书，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苏买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儿子收了租回家，说那里荒年。父责骂道：“粮租何不济贫民？”子答：“已济贫民矣。”范仲淹从此设立义庄，穷苦的均可受供养。此制度一直传下来。 [2]

义庄是宋代范仲淹、钱 [3] 二人开始，称“范朱遗风”。中国如今日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有此制度，便不至于如此。

与范同时的尚有苏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读书，去泰山栖真观 [4] 道士所居读书。当时带信与物件很难，因交通不便，山路又远，信面写“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内之书而紧张，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胡瑗见封面“平安”两字，便投信入山涧中不拆看了，后来称为“投书涧”。

胡瑗在栖真观十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请胡到苏州教书。胡在苏州教书达二十年。后来朝廷知道，请他办国立大学。由此，全中国都办了学校，分为国学、州学、县学及私立书院。先是公立的称学，私立的称书院，后来均称为书院。

胡瑗是书院的大师，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书院是由僧寺而来，故每年每一书院必供养一或两位大师，如濂溪书院即为纪念周濂溪。今日中国人不争气，不知道办学院。日本人为纪念王阳明，在台湾草山办阳明学会，建房叫阳明山庄，作为讲学、游憩之所。台湾报纸竟说王阳明来过台湾。世界总要讲个道理，不信耶稣便信马克思。实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穷，办书院是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广东有广雅书院，后变为广东省立一中。不要旧的，实在是糊涂。

如马来 [5] 的遗迹已毁灭了，只有土地，没有历史。这就是唯物史观，只知有甘蔗、米……

香港的宋王台、车公庙，都是中古大历史，历史应与教育配合，各地应设书院，如博物馆、图书馆应与古代历史遗物配合。书院内有学田、祠堂、藏书，有无师生，则不在乎，大学毕业只是反面价值，消极而已。

范仲淹开创好的政治风气，负责任，有人格。

胡瑗创办新的学术，分经义斋与治事斋，其内包含文、史、哲、法、政、经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产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后有人才起来。起初只是社会安定，而非觉醒，仁宗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

第二十九章 宋太祖与仁宗

唐代士子学诗赋，为了考试要用。做官是一种经验，要有高的理想主义。唐人的观念只是建功立业而已，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出家，似不及宋代士大夫之有自觉心。

东辽西夏，中国每年要送白锦丝帛无数，实在不是好办法，但对外必先安内，故先要对内变法图强，然后对外雪耻。因此先得有变法。

宋代开国六十年，先讨论其弊端，是什么法，应先知道才好。

宋代之法接自唐及五代，就是骄兵悍卒。由于唐之藩镇拥兵割据而起，起初藩镇反抗政府，后来握大权，自举节度使。

宋太祖得天下是黄袍加身，称为陈桥驿兵变，这是坏的历史，宋太祖以前，黄袍加身已有两次 [6] 。

宋太祖在汴京，不能迁洛阳的原因是要养军队。五代之军队能战是柴世荣之功，宋之能统一南北，也是由于有此基础。但这军队亦非理想。军队除吃饷外，还须随时有赏赐，如有郊赉，每逢祭天时，全军要赏赐，不祭就会兵变，目的是要额外的钱。

中央派军队镇边，是轮流调派兵丁，将不动，使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使割据，但不能战。军队是每年动员，等于年年打仗，要开拔费，如买草鞋等。故宋代奖励文风，因军队太坏，便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之谚语，使社会可维持和平无事。

宋代皇帝还规定，决不杀读书人，士人犯法不杀，也是为了奖励文风。

宋太祖尚有杯酒释兵权。当时节度使很多。一日帝请诸使饮。太祖说：“不知明日何人作皇，曾有黄袍加身之例在。”如此公开地说，众节度使说不想如此做，太祖劝众使信任中央，有优厚的子孙俸禄，可永远富贵。大家赞成。除去兵权，政府供给大屋，发放最高薪俸，每年照常赠送，不必做事管军队，外边的将无所谓，兵是轮番的。节度使如此厚待，故文官亦同时加薪俸。三年期满，政府给官的儿子上报，有机会让其做事；再过三年可再报一个。兵则三年一祭一赉。因此人心仍愿读书，为了做官及子孙有出路，此乃中央政府之苦心。如范仲淹、胡瑗乃内心自发，非勉强。读书有了成果，宋已历时六十至八十年。此时中国已极穷极弱，而宋之军队已由十余万而增至百余万，但素质却极坏，读书人亦糊涂。

宋仁宗登位时，请了正宰相韩琦，副相为范仲淹。某日，仁宗上朝，说：“国家如此，应如何改革？”众大臣不肯讲，用纸笔写，其中两人回说“回去再考虑”。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以改革政事。仁宗便照范所提十条文改革，谓之“庆历变法”。范之“十事疏”如下：

（一）明黜陟

（二）抑侥幸

（三）精贡举

（四）择官长

（五）均公田

（六）厚农桑

（七）修武备

（八）减徭役

（九）覃恩信

（十）重命令

以上可谓是名臣奏议。

第三十章 王安石变法

至于王安石荆公之新法，则包括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法、免役法、保甲法及保马法等。

中国古时有乡村自治，汉代即有，长官称“三老”，地方如有重要事情便咨询三老，三老可贡献意见，且可见皇帝。

三老之下有两种官员：一是啬夫，助政府收取钱粮；另一是游徼，助政府治安。

三老管教化，代表民意，汉时已有此制，后来至隋唐时失去此法。在晚唐时则到处有打仗，但该地区须供应军队之食宿诸问题，今日亦是同样情形。而在唐末至宋时，不是由地方自治，而是成为政府的当差，由衙前办事，在地方上举一有钱人当差，一当三年，便可破产，实很妨害社会。衙前之下有里正帮助收租，如收不足则由自己赔足填数。

尚有地方耆长，是专治盗贼之人员，这些均由乡间人民产生，是从汉代的乡村自治变来。

乡官来管，是地方自治。

讲说中国古代制度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一本是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称衙前、里正、耆长为“役”即当差。他又说汉代的三老、啬夫、游徼，是官，是自治，与役不同。故役与官不同。有人将汉之官当成职役，也是根据《文献通考》，这是抄错了书。

王荆公就不要民间当差，称免役，叫民间出免役钱，由政府自己办事，使官民两利。

一、保甲法

汉代已全国皆兵。西洋之全国皆兵，自普鲁士开始，未足二百年，而中国早有此制了。但中国人口太多，不必全国皆兵，故唐代改为府兵制，只从部分地区挑选出精壮的才当兵。全国设若干府，谓之兵府，府兵是国民的义务兵，是荣誉的。

至宋代成为募兵，即成为雇佣的职业兵，这种兵的缺点是国家要出养兵费。这种兵不认为荣誉，故不能打仗。

宋有大敌辽当前，义务兵有兵役年龄，过了时间就不用，故一直是精兵；但职业兵不然，老了仍在军中当兵，成了老弱残兵。王荆公想改，故定为保甲制，乡村中十家为一保，每家报出壮丁，二丁出一，四丁出二，编成队伍，每年冬季训练打仗，练后回家，国家要用时就召集。“保”即保护，“甲”是武装。

二、保马法

当时打仗非马不可，马有战马，要有种，宋代无法之原因：

（一）出马地不在宋国境内，而在西夏、在辽。马必出于冷的高地，低湿之地不出马，马要用栈，用小木片搭成，免马脚受潮气，且要有跑马场，养一匹马之经费可养二十五人，可见其费用之昂。牛油与炮弹，其价孰轻孰重，不问可知矣。

（二）买了马后，因地盘小，黄河以南无养马地，王荆公将马分配到农村，要用时再集合。但保马法可说是最坏之法，因农兵领得了马，不懂养马，食住不好，还要马工作，因此老了，瘦了，死了要赔，且不死之马已无用矣！

故此乃两害之策，书生不懂，其用心是好的。

这些政策均好，但当时反对者却很多。

欧阳修是王安石前辈，有一天他对王说：“你可做韩文公。”王答说：“我想做孟子。”王推出的新政，欧阳修都反对，我想欧阳修说他可做韩愈，主要是说他文章写得好，但搞政治变革则不妥当。 [7] 与王安石同时的是司马光山西人，与王齐名。司马光亦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在洛阳编《资治通鉴》，用了十九年才完成，十分伟大。仁宗不能留他。一日，苏轼去看司马光，开门老头说：“相公没有。”原来是司马君实不在家，后来司马光对苏说：“我这老佣人几十年来给你一句话教坏了。”本来老佣人只知他叫君实，不知相公。可见司马光之伟大，今日落野部长仍自夸大。司马光的人格是从中国文化中陶冶出来的。司马光童年时有破石缸出水的故事，可见他有智有勇。

梁任公把王安石看得太高，把司马光压低了，造成后辈要打倒孔家店，实无民主风度。

程颢先帮王安石，做八特派员之一，后来亦反对王安石了。至少当时之君子均反对王之新法。梁任公认为法是好的，君子不来帮忙，却用小人而失败。其实不能如此说。何以欧阳修、司马光、程颢他们都不帮王安石？我们应平心静气地说，不可一笔抹杀。其理由是：“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须有行法的人，这是人治，即法治也要人去推行。

当时推行青苗法的人，光借钱给富人，不借给穷人，王安石并不知道。

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是：

（一）反对与民争利。

（二）社会上圣人、恶人少，多的是中间人，故由政府放债收利易生流弊，当时光靠听君子是不够的。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等不主张由政府来经营这事，因易生流弊也。

王安石变法之根本毛病是易有流弊，因为这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只在法上想，而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连推行的人也想进去了。总之，政府不应权太大。

按照传统的政治思想说，王安石这种做法是越职，不应去经商与民争利也。

第三十一章 女真族金国兴起

历史的性格不同，故可浅讲深讲。如人然，有喜活动，或喜稳重，国家或民族亦有此性格。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和国家均有如此情形。项羽即可用此两句话来讲，他二十四岁兴起，三十岁结束。西方之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均如此。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刘邦之兴起无此省力，因性格八字命运不同故。中国则慢慢兴，但也亡不掉，老命一条。

北宋二百年，南宋一百多年，有金国起。金为小民族，称靺鞨，在长白山与混同江之间，很早就有。北魏时分七部落，唐时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黑龙江边；一曰粟末靺鞨，在松花江边。

粟末靺鞨建渤海国，后为辽灭。黑水靺鞨至辽时，叫女真，分生女真与熟女真。金即生女真，过去建过国，后为辽灭，属于辽契丹，到明时称满珠人满洲人，造成清朝，当时不从辽，成金国。此民族造成三个国，即渤海国、金国及清代。故东三省不能都称为满洲。

金国之兴起也是突然起来，当初壮丁不满一万人，辽天祚帝荒淫无道，常去该处打猎，捕海东青鹰，途经生女真时，虐待生女真的人，因而遭到反抗。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联金胜辽，十一月又联金胜辽。翌年生女真人自称帝，为金国，故其兴也骤。当时辽国之版图，与宋同样大，腐化了，怕金国，辽欲与金和，金不允。辽主率兵亲征，途中内乱而返。金在背后追上，又打胜了辽。此时金军有两万，有附近部队归附。自政和四年至十三年，历九年半，金灭辽五个京城而辽亡。

金此时拥有吉、辽、热、冀、察、晋六省之地不完全，前后只用了十一年时间，非中国的历史性格表现。

世上似中国之民族国家性格的只有一个。俄是暴发户，只有中国迈步而稳全，其中有大道理。后来辽国向西逃走，成西辽帝国，到了西方，仍是一百年之久的国家，还可欺侮洋人。

中国人道德高于西人，智慧亦不差，但忍耐。后来禁止华工黑奴可卖，一个人从轮船偷偷上美国，无依无靠，然后成家立业。西人并没有如此能力，故中国人仍有办法，只是浮在上层的没有办法。

今日在美之华侨，仍是依照中国道德文化做人。苏俄人始终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直到明代。辽国经历九主，二百一十九年而亡，也是其亡也速，但建西辽国，仍有八十多年，曾带了中土人去帮忙。

金国兴起，与中国接界，起初是中国联合金灭辽，条件是打到燕京北京，女子、玉帛归金，地方归中国。北京自辽、金、元、明、清均为国都，中华民国不在此建都，改称北平。

当时金败辽，辽败宋，金为初生之虎，其势不可挡。与宋闹翻而战，金分两路攻打宋国，一支入河北，一支入山西，分两路攻宋。山西有一雁门关，过太原后，尚有险可守，进山海关、居庸关者可直入开封，遂攻入宋，徽宗引咎退位，子钦宗继位。

但金渡黄河无船，在黄河边用小船渡河，先来的骑兵步兵在后，每船所载有限，渡了五天完了，步兵仍未到。本来是宋灭金之最好机会，但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真是国之将亡，其崩也速。于是金包围开封。宋讲和，宋要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丝绸百万匹及牛马万头。金为伯父，宋为侄儿，并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府与金，以一相一亲王作抵押。

当时金军在开封有六万之众，此时宋之勤王之师由各处去开封有二十多万。金未拿足金银，正月渡河，二月回去，当时宋要私家捐款，连唱戏的、做妓女的亦要捐。

后来宋不服，反悔不给三镇，金军又再回来。外国人吞中国实在不可能，由于中国自信及政治搞得好。由于此时宋之勤王军已回，又与金讲和，由钦宗亲去金京讲和，条件更厉害。讲后送钦宗回宋，当时有太学生、士人迎接，钦宗哭了，说：“蔡京宰相害我。”

金人怕宋不守约，第二年再叫钦宗去金，且不放其回国。皇族中人就到吉林省去。有《三朝北盟会编》 [8] 这部史书，很伟大，汇集有徽宗、钦宗两个帝王的日记，是两位宋皇在北方在辽、金等国受侮辱的记载，写得很详细。但中国今日国未亡，历史已先亡，这是国耻史。

第三十二章 金灭北宋

辽为金所灭后，金遂日趋威逼宋。宣和七年，金分两路侵宋。徽宗让位给钦宗，前已有述。

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黄河，围京师。议和条件，前章已说明。二月，金退兵离京师。由于宋悔约不给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于是金再渡河围京师，并要钦宗再议和，索银两绢匹更多。二年正月，金人再邀钦宗去金谈判，又由宋付给更多币帛。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四月，劫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金国，北宋遂亡。

金灭辽后再灭宋，前后不足两年，从金兴起扰宋开始，多次需索钱币绢帛，最后至灭宋，亦不过共计十四年而已。

第三十三章 南宋与金之交往

金灭北宋后，自己统管黄河以北，而黄河以南之地，金不欲赵姓为帝统治，故立张邦昌为帝。

高宗到南京 [9] 立国，是为南宋。金不让赵姓主宋，张邦昌以后，仍欲立刘豫为帝，以为金、宋之缓冲，但金一面仍与南宋进行和议，因此建炎二年九月立刘豫为齐帝后，而于十月将秦桧放归南宋。桧因靖康二年反对金人议立张邦昌被执。时南宋高宗亦畏金，亦意欲议和。其合约内容如下：

（一）许宋称臣。

（二）将河南、陕西之地给予宋。

（三）送还高宗生母韦太后及已故宗亲梓宫。

秦桧并说：不和则韦太后不送还宋，金且会拥立钦宗。当时宋臣均反对和议。只有秦桧愿主和，遂再为相。南臣反和之气氛为秦桧所压抑。至绍兴九年，金兀术毁和约，捉执宋使节，分兵南侵，再侵入河南、陕西之州郡。宋亦出兵。宋军在此多次战役中，获多次胜利，于是使金国主战派屈服，重新和议。其条约内容如下：

（一）宋臣服于金国。

（二）宋年输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其实当时宋并非不能抗金，此时，宋国战将比前强大，且金国在北方以骑兵胜，但宋处今之江淮流域，地形于宋有利，宋之心理气势已比前为盛大，且地方之财力亦富于从前，此时宋能上下齐心抗金，金则未必能渡长江来战。

宋高宗先前不愿冒险，岳飞亦见杀，元气已大伤，金人得此和议，一面整理北方，一面在中原屯兵耕种，并迁都燕京，休养生息达二十年之久，因此金人又破约南侵南宋。高宗不愿再出丑认败，于是让位孝宗。但此时宋有相无将。

此时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为文治，人称“小尧舜”。但此时宋多乱民，仍未达强盛，仅能稍改和约。其大旨为：

（一）宋主称金主为叔父。

（二）岁捐减银五万两、绢五万匹。

（三）界域同绍兴时。

宋孝宗之心仍感屈辱，遂让位给光宗，光宗让位宁宗。虽有韩侂胄之北伐，结果宋败求和，杀侂胄自解。又订新约如下：

（一）宋金为伯侄。

（二）岁捐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三）其他如前约。

此时宋、金均最衰，而蒙古铁木真称帝逞强，只得坐待蒙古军之来临。

秦桧以下之南宋，相臣均不济事，国力不振如旧。时女真金国已衰，至成吉思汗伐金，宋亦甚为弱势。金、宋已同趋弱势，已无力抗蒙矣！

* * *

【注释】

[1] 叶按：钱先生还是劝人信耶稣，不然，可做牧师，要讲道理。总之，以上三种先生都不做，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那么信基督教做牧师也好。

[2] 叶按：钱先生家乡无锡，当年仍有延续。穷民受惠无穷。此义庄要派人管理，钱宾四先生读书时曾拿过庄米。

[3] 编按：据《钱氏宗谱》记载，吴越王钱镠六世孙钱进在北宋年间迁于无锡，至十八世孙钱正德建七房桥，最初为七房桥村族人聚会的地方，后改为义庄，即怀海义庄。钱穆、钱伟长均受过义庄资助。

[4] 叶按：有一年，钱宾四先生去栖真观，因有冯玉祥在观内，故没有进去观看。

[5] 编按：应指马来西亚。

[6] 编按：钱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及宋太祖是第四个黄袍加身做皇帝的。一般认为历史上黄袍加身发生两次，一为宋太祖，另一为五代后汉时，郭威黄袍加身，后周建立。

[7] 叶按：钱宾四先生曾说，他对唐宋八大家，最喜欢的是王安石。

[8] 编按：南宋徐梦莘撰。二百五十卷，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编成。起自政和七年（1117年），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引用官私著述二百余种，专叙宋金交涉史事。

[9] 编按：今河南商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