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反对宗教传播的唯一办法，为屠杀传教士，焚毁教堂，其失之也愚；今日抵制宗教侵略唯一的方法为组织非基督教大同盟，其失之也鲁，均非抵制宗教传播的善法。因屠杀教士适足以启武力侵略的衅端，而为外国割据我土地的借口，岂非愚乎？教会虽有黑暗的一面，但宗教自有其不灭的价值；教徒虽有缺点错误，而基督自是救世的哲人。不分青红皂白，而概“非”之，岂非鲁乎？故余尝谓非宗教同盟之举实足以张耶教徒的气焰，固耶教徒的团结，而表示国人宗教观念之浅薄耳。

故居今日而言反对宗教传播，非另辟蹊径不为功。据余管见所及，以为反对外来宗教传播之最和平、最公正、最有效的根本方法厥为研究基督教。读者疑吾言乎，请毕吾词：

夫研究的对象，即非信仰的对象，稍有常识者，类能言之。故信耶教者多，则研究耶教者自少；而研究耶教者多，则信耶教者亦自必减矣。且也先研究，而后信仰，方得谓之真信仰；先研究而后信仰，方不致发生流弊。某先生与余谈其信教的经过，谓彼“先怀疑耶教，继研究耶教，最后方信仰耶教”。故如某先生者可谓之真基督徒矣。

近人对于中国的旧学问、旧思想、旧制度多谓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不可墨守，不可盲从，此说固甚是。但我们对于外国的学说、主义、宗教，亦须用科学眼光重新估定价值，精研而慎择之，亦不可墨守，亦不可盲从也。盖前者因时间不同，后者因空间不同，两者均有重新估定价值之必要。余之主张研究耶教，即不以耶教在外国的利害为准，而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

研究耶教可从下列五方面着手：

（一）耶稣个人的研究，如：

1．耶稣的生平传略（朱执信谓耶稣系一私生子，此亦有趣而值得研究之事）；

2．耶稣的十二个弟子是真有，抑系后人臆造。十二个弟子中有一个叛徒，何故？

3．耶稣是否死在十字架上（英人Samuel Butler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说不确）。

（二）对于新旧约的研究：

1.新旧约的文学价值及其神话的研究；

2．新旧约的伦理学价值；

3.天主教与新教的沿革和异同；

4.中译新旧约的研究（新旧约译成中文或各省方言者，不下三四十种，颇值得研究）。

（三）教会及教会学校的研究：

1．教会与帝国主义；

2．教会与资本家；

3．教会与男女社交；

4．教会与旅馆宿舍或游艺场。

（四）教徒的研究：

1．教徒的操行；

2．教徒与罪犯（据美国心理学家麦独孤的调查，谓教徒之犯罪者，比常人多）；

3．外国传教士与拓地者（explorers）；

4．外国教徒欺压中国平民、包揽词讼的调查。

（五）教义的研究：

1．基督教义与国家主义；

2．基督教义与社会主义（意大利社会学家Lorin谓基督教者，资本家之宗教也，教贫人忍受资本家的压迫，接交上帝，以企图天堂的快乐）；

3．基督教义与进化论及科学；

4．基督教义与回教及佛教教义的比较。

以上不过余一时所想到的研究大纲而已，挂一漏万，自所难免。总之我们须知基督教既成研究的对象，则乃是学者之事，无须强人人以信之；研究基督教乃中国开明人士的责任，则教会诸君更可不必大力招徕征求会员，使得无论智愚贤不肖，尽皆变成教徒而后快。

抵制宗教传播的方法甚多，余非谓研究宗教即抵制宗教传播惟一无二的良法，但此法或许是比较和平切实的一法，无论反对耶教，或信仰耶教者，均不妨平心一试行之。因抵制外来宗教的传播，实爱国的真教徒，与普通中国人民所应一致携手，共同努力的使命。

此外尤有一言所应声明者，即本人之草此文，乃欲趁耶稣诞日的机会，聊述所感，以供商榷。并非有意对某一教堂或某一基督教青年会作局部的批评，或对于一小团体作无谓的政击；区区此心，当能见谅。

（按：1925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很多，此文表示当时清华周刊编者的意见。现在我感到，我十多年后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的《基督教与政治》一文，就是根据这一想法，在美国所做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它表明我当时对宗教与政治问题的一些重要看法。）

基督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确是一种革命运动，不应当把它与沙文主义式的和法西斯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相混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外观上是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其内在意义是反抗保守的军阀和封建主；文化理智方面，它是对过去的传统和习俗的反抗。这场运动，在一种意义上，是民族主义的运动，因为中国要通过这场运动得到完全的独立和统一，而且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超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因为它鼓舞和激励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信心，它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国际关系。

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中期（1850—1864）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继续。太平天国起义有三重动机：政治方面，它是要推翻满清王朝；社会方面，它是要使中国社会化，也就是要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宗教方面，它是要把中国基督教化。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们力图推翻满族统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欢迎的，但他们的欠妥当的社会主义措施和他们的假基督教的狂热实践，却使得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高兴。因此，打了十五年内战，死了差不多两千万人，三分之二的中国领土受到践踏破坏，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最后失败了。

现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已迅速取得了成功。它推翻了满族的君主，于1910年建立了共和国。它成功的秘密就在于革命者放弃了宗教和社会主义方面的反叛，而集中其精力于推翻衰落的满族王朝之单一的较低的任务。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既没有宗教的争端，也不带明显的基督教的动机。但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即作为中国共和国之父和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在反对满清的起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中）领袖的孙逸仙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没有人否认，孙逸仙是中国前所未有过的最像基督人格的人；注1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把政治口号和基督教的口号相混淆了，他们对基督教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理解。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基督教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有些人甚至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也就是现代基督运动在中国的开端。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追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分析基督教为什么和在哪些方面有助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什么和在哪些方面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工作怀有某些敌意。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天主教的基督教为代表，开始于公元七世纪。公元635年，一个叫阿洛彭的基督教僧侣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得到皇帝允许在中国传布福音的人。阿洛彭被皇帝授与精神之主的称号，他的宗教叫做光明教。从那以后，基督教在中国有过二百多年的受欢迎时间。由于某些还不清楚的原因，基督教传教士在九世纪的时候消失不见了，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基督教在中国无影无踪也还是一团疑云。对这种消失，唯一较好些的解释，是认为在公元945年，中国对佛教徒有过一次大迫害，以抵制其势不可挡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教士可能不幸地分担了佛教徒的同样命运。但佛教很快地恢复了，而基督教则完全被清除了。

第二阶段的代表是天主教的圣方济会信徒和新景教的传教士。这个阶段开始于十三世纪，当时是忽必烈时代，他征服了欧、亚两洲许多地方，其母亲是一个基督徒。 1265年，马可·波罗打开了通道，他为基督教的普及作了极大的努力。后来方济会传教士随之而来，成千上万的人信奉此教，学校和教堂建立起来了。但到了十四世纪中叶，随着蒙古皇帝的垮台，基督教也变得非常微弱，近于灭绝，基督教传教士又都消失了。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他们的“外国习俗”，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没有能够使自己适应中国人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没有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积极的配合。

由利玛窦（Mattca Ricci 1552—1610）领导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开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阶段，时间上是从1552年到1774年。这些耶稣会士采用了宣教的新办法。他们学说中国话，穿中国人的衣服，注意观察中国人的习俗，通过讲授科学及同中国人真正交朋友，从而逐渐达到了宣传福音的目的。他们成功地和中国学者合作，把欧几里德几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翻译成了中文。此外，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一些耶稣会士被中国政府任命为观象局的官员，还有一些人被聘用制造战争的枪炮，中国皇帝给了他们很高的荣誉。据说，一个叫施卡尔的耶稣会士，在他的一生中，曾使一万二千人皈依基督教。

可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会也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仪式的论争。多米尼加教派和方济会指控耶稣会对佛教、儒教和当地习俗的妥协态度。罗马教皇命令耶稣会不得允许中国的基督教徒祭奠祖宗和儒教。康熙皇帝为此对大主教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祭孔，以为我们的师表；我们祭祖，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在孔夫子和祖先的香案前并不为荣誉和幸福而祷告。如果这些意见不合你的口味，那你就考虑离开我的帝国吧。”他又补充说，“照我看，你们这些人来中国，不是要建立你们自己的宗教，而是要毁掉它”。

不管怎样，康熙皇帝还是很宽容的，他没有采取任何极端的行动来驱逐传教士。但他的后继人雍正皇帝就采取了铁的手腕来镇压传教士。1724年，他发出了一道圣旨，在全国禁止基督教，没收教会的财产，还谴责传教士是公众思想与和平的狂热扰乱者。由于科学知识的原因，北京的传教士算是保留了下来，其他的传教士则皆遭流放驱逐。在这以后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在迫害之下衰落了，而且蒙受了极大的苦难，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前三个阶段都完全失败了，它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基督教在中国的第四阶段的命运。

第四阶段是由现代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来体现的。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罗伯特·莫里逊博士到达广东，是这一阶段的开端，莫里逊的工作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开拓性的工作是把《新约》翻译成中文，而且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他编的词典的第一卷于1817年印出，整个词典是四开本，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版，费用达12000英镑。

1842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首次战胜了中国。在这以后，法国星象学家狄拉格林（M．De Lagrene 1749—1822）于1844年得到满清皇帝信仰自由的圣旨。同时，尽管是在迫害和驱逐的情况下，早在1830年，估计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里，还有四个主教，十九个欧洲的牧师，他们散布于各处传教，甚至在四川省里，他们还拥有二十万信徒。从这以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信仰的自由宣传就不再干预了（偶然发生的反抗和敌对状态表明，传教士对愚昧的群众是无效的，除非是派来更多的军舰及签订另外的条约来保证宗教宣传的自由和安全）。这样，基督教在中国的控制就越来越强，传教士的人数也逐渐增加。1918年，在中国的传教士人数为6395人，1922年增加到7500人，1925年达到8158人，他们代表着西方200个不同的教会团体和组织。注2

圣经被翻译成中国的文言、白话及方言，总共有42个不同的版本（圣经的标准译本完成于1912年，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半组成的一个12人翻译委员会经过25年劳作的结果），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译本是纯粹由中国的基督教徒自己翻译的。据报道，在过去的114年里，在中国的三个外国圣经会共分发了164，963，395本《圣经》，也就是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每年都平均分发l，500，000本《圣经》。注3据最近的报道，在1928年的11个月里，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外国圣经会及民族圣经会共分发11，453，783本《圣经》、《圣约书》和分册本。注4

上面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作了一般性的探索，下面我们进而看一看中国人民对基督教运动的反应，以及基督教在中国是如何影响政治秩序的，特别是如何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影响的。实际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存在着很大分歧，下面我用原话摘录的办法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或许这样会使我们对真正的形势有较好的洞察。

李鸿章的观点可能是最宽容的观点的代表。李鸿章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大政治家，有本他的传略引证过他在1886年给皇帝的奏章，他说：“孔夫子的教导和耶稣的教义看来都是建立在规劝的基础上的，他们的教义被表达和传播是为了整个人类——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改善。我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的生命是被抛在英国、法国或美国的话，那么我也要称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是这些国家的宗教，一个人如这样安排他的生活，那他就会免遭麻烦且受到尊敬。他不会想到孔夫子，因为对孔夫子及其教导他是一点也不需要的。在中国也是同样道理，只是情况相反”。“他（传教士）现在一点也不可怕，因为他可能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或者是那个伟大人物的追随者；作为国家政治和工业独立可能的敌人，他才是可怕的”。注5

所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胡适博士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注意。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不同意胡适的观点和他的大胆假设的方法，但胡适的观点毕竟是当今中国知识阶层的代表，所以我不嫌冗长，还是把他的话摘录如下：

“基督教信仰的宣传，在这个新中国看来是不会被许可而有多少光明前途的。恰恰相反，基督教到处都面临反对。基督教占领中国之梦看来很快就破灭了——可能是永远破灭了，这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解释了”。

“确实，有一些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攻击所作的论证，把基督教的传教士看作帝国主义侵略的代理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正是民族主义——一种与过去文化割裂的民族自我意识——曾经在中国扼杀过景教——最早期的基督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正是这同一个民族主义，曾四次对佛教进行迫害，把已完全征服中国逾千年的佛教最后也扼杀了。这同一个民族的意识现在又反抗外来的基督教”。

“比民族主义更难对付的，是理性主义的升起。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哲学开始于两千五百年以前，老子教人一种自然的宇宙观，孔子则是一个坦率的不可知者。这种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传统，在每一个时代，当民族受到迷信和狂热的宗教影响时，它总是要起救星的作用。这种中国原有的文化背景，由于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结论的增援现在又复活了，而且成为知识阶层反对任何宗教体系欺骗的真正难对付的安全措施，因为宗教的基本教义，尽管加以种种辩解，但总不能经受理性和科学的考验”。注6

胡适博士对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的评论也非常有影响，给人以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有帝国主义盼精神，它竭尽全力去愚弄一般民众。传教士们是有不少缺陷的。教会给许多不能对宗教作出选择的婴儿洗礼；教会不应该强迫人们信仰，传教士学校不应该突出哪一种宗教；靠宏伟华丽的建筑物来吸引外面的人是教会犯的一个错误；学校不应该是基督教的布道中心；教师对基督教学生和非基督教学生不一样看待也是不合理的。传教学校更不应该限制学生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教师也不需要总是基督教徒”。注7

现在我们从中国基督教徒自己进行的客观观察的角度，考察一下中国学生和受过教育的人对基督教的一般态度。下面是两个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徒的看法。吴先生（Y．K．Woo）在其《现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的文章里说，“这就是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和那些高度尊重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和中国文明的成就的著名中国学者的态度（轻蔑的态度）。这种类型的人认为，基督教在思想上是粗糙的，形式上是迷信的，方法上是矫揉造作的，结果是贫乏无聊的，因此是不值得他们研究和注意的。有时候，他们从《圣经》里摘录某些论述，或从基督教徒的思想里摘录某些观念，然后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哲学武器对之进行嘲弄。由于基督教在中国很少产生或没有产生出著名学者，普通基督徒大都是智力上平庸的人，他们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基督教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心灵。当他们看到作为个人的基督徒和作为组织的基督教会做与他们所信奉的教导相背之事时，他们对基督教的憎恶便变得绝对了。确实，他们与基督教的对立不是一种寻衅放肆的行为，但在他们眼里，基督教是把人类生活的一切意义都剥夺了。”注8

另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徒顾子仁博士，在他的《教育的条件和学生生活》的文章里，坦率地指出了中国学生的不同的态度。“第一，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学生反对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同外国相联系的。第二，持理性主义观点的学生反对基督教的教条式的假定。第三，持无神论观点的学生自然认为基督教是毫无用处的”。“除上面提到的三种态度以外，我看还得加上两种态度，现在很多学生都表现出这样的态度：一种是对基督教麻木冷漠的态度，这在基督徒学生和非基督徒学生那里都有表现。第二种是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徒完全蔑视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学生在增加。在他们看来，我们既然为基督的事业献出了我们的一切，那么对基督的名称进行蔑视和责难而不是对他进行颂扬实际上正是为我们所应严肃考虑的问题”。注9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极端民族主义宣传鼓动者的态度。1925年12月26日，《北方中国每日新闻》刊登一则湖南长沙反基督教活动的报道。据称举行了游行，有恐吓，有辱骂，还散发了传单，下面就摘录一份重要而且有趣的传单：

“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商人们！一切受压迫的人！我们不怕摆弄机关枪、列强的海关会议及不平等条约的帝国主义，令我们害怕的倒是基督教的狡猾的、看不见的文化上的侵略，因为它带着温情和慈善的说教工具。正是这些活动，毁坏了我们国家，削弱了我们在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使得我们麻木不仁，以至于我们会认贼作父！在上海的十万外国兵不能消灭我们的爱国主义，厦门的暗杀也不能破灭我们拯救中国的决心。但这种狡猾的基督教，它的帝国主义的、文化的侵略却使我们千百万青年受到了感染。我们的心先死了，我们的身体也要接着死去。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它杀了我们的心，但它又杀人不见血。我们当然害怕它！……”

“学校是文化侵略的营地，教会是制造奴隶的工厂，医院也是侵略的中心。在你的眼前，罪恶到处可见！什么学校会省略不读圣经，不搞宗教仪式，不祷告，不施行洗礼，不进行一切教会的事务呀，但就内在本质来说，所有那些进行颂扬和祷告的传教士都是在愚弄国民，在传播资产阶级的影响，在为结伙的匪徒效力，在秘密地输入机关枪！在一些地方，如在湖北省，他们每天都在侵掠土地，都在玩弄我们的善男信女。”

“同胞们！如果我们都变成基督徒，如果中国都基督化了，那么，帝国主义也就成了遍布全国的刽子手的快刀利斧。它就要掠夺我们的田园家舍，就要把我们斩成碎块。我们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尽我们的最大力量来反对这股势力。”

“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文化侵略；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拯救受压迫的人——教会学校的学生；教会学校的学生们：离开使你们遭受罪恶的学校吧！”注10

不管是对是错，极端民族主义民众在上述充满情感的传单里的说法，代表着中国政治家、知识界头面人物和广大学生对基督教的一般态度。这里不需要争辩，也不需要评论，因为这些话语正是反基督教的主观天真的表达。我感到很遗憾的只是，中国广大人民不能够从基督教的崇高理想以及耶稣基督的生活与教导里获得教益。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基督教在中国受到如此的误解，它已经被某些传教士歪曲了。

基督教在中国，事实上仍面临着危机，因此作些新的调整是必须的。很多乐观主义的人认为，这种危机和反基督教的活动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有助于教会工作和传教政策的改革，也有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纯化。因为这种危机将淘汰掉基督教的假信徒，而基督的真正追随者的信仰将由于受到苦难和迫害的检验而愈益增强。一些悲观主义的人，特别是引人瞩目的胡适博士，预言基督教在下一个阶段将再次被灭除。在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前景进行推测的时候，我们须注意两个重要的因素：

首先，我们须明白，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同外来宗教的宣传相敌对的；传教组织，不管它抱有如何无私和慈善的动机，一般都被看作是与民族发展不相容的。例如在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时期，日本政府甚至会颁布一道法律，使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处于被迫害甚或被杀害的地位。但日本一获得独立，反基督教的情绪马上就消失了。现在基督教在日本平稳发展，一点麻烦也没有了。我相信，一旦中华民族的危机克服了，那么基督教所面临的危机，会像在日本一样，也会得到克服。而且基督教会越是不受任何政治集团的影响，那就越不会引起怀疑和不友好的反应。

再者，我们必须记住，如我前面所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质上是革命的，它不只是以基督教作为自己整个的攻击目标，儒教和佛教也摊上了同样的命运。受过现代教育的激进的学生很久以前就已宣告了儒教的破产。很多佛教的庙宇已经变成了现代的学校，不可计数的佛教神灵偶像被毫不留情地毁成碎片。简言之，最近两个世纪在西方流行的无神论和爱国主义现在已经传到了中国，因此，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场普遍的宗教危机，不独基督教如此。

现在我来分析一下，基督教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基督教在哪些方面被误解了。

首先，基督教被误认作物质发展的障碍。民族主义者认为，目前中国最为需要的是物质运用、技术装备和工业发展。我们要解救我们的身体，甚于基督教所宣称的对我们灵魂的解救。但实际上，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基督教在中国所做之事，既是精神的传教，也是物质的传送。传教士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建造医院、教堂和西方类型的学校。从传教士学校出来的学生最为适合在银行、邮局和许多其他企业里做事，中国外交界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传教士学校的产物。此外，基督教在中国的慈善组织，对遭受战祸和水旱灾害的穷苦人民也提供直接的物质帮助。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基督教在物质发展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想过，基督教在中国的物质基础比它的精神基础更为牢固。

第二，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意识对于中国的复兴是必须的，而基督教关于博爱的世界主义学说会冲淡我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确实，有少数几个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的英语知识甚于汉语知识，他们身上的外国人成分要比中国人成分多。但从总体上来看，现在外国的传教士一般都意识到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大多数的基督教学生也像非基督教学生一样，积极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和爱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基督教是推动普及教育的一股重要力量，而那些受过普及教育的工农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爱国主义运动的基本力量。再者，基督教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有益影响也可用我上面已提到过的事实来说明，就是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孙中山，也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且曾经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还有，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也曾受到基督教信仰的鼓舞。

第三，一些人指控基督教教人的是谦卑的德行和奴隶式的服从，而中国需要的是战斗的精神；任何形式的宗教一般说来都是一种保守力量，而中国极为需要的是革命精神。我们应该看到，基督教是一种复兴的宗教，它在中国造成的效果实际上也是革命的。因为，在基督教国家，旨在价值保存的例行公事的基督教可能是保守的，但它在中国，无疑已是一种生气勃勃的、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就如佛教和儒教在中国可能是很保守的，但当它初被引入西方国家的时候，确也产生了新的或革命的影响一样。不是谦卑之教，而是一些冒险传教士的献身和耶稣基督的不妥协的精神与生活的典范，将永远是鼓舞中国青年的精神力量。甚至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也曾说过，“我们不要基督教，但每一个青年都应有耶稣基督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所持的最重要的反驳意见是认为基督教与科学相对立。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夸大了在西方世界里宗教与科学的表面上的冲突及他们对迫害异端的憎恶。他们由此认为，中国最为缺乏的是科学和科学精神，而不是宗教的或神学的教条。但实际上，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传教士是第一批最早把科学知识传送到中国来的，是耶稣教徒教给了我们欧几里德几何和哥白尼的天文学。但对基督教作科学意义上的考察，它是有难以理解的怪事，对此我们要引起注意。由于对科学家的迫害，基督教使科学变成了宗教，即把科学变成了精神上献身的对象，把科学家变成了精神上的殉道士；靠这些与科学正相矛盾的神秘和教条的信念，基督教成了激起科学想象，引起科学的兴趣和研究科学最好的能动之源。对科学家的迫害也说明了教会对科学问题的关注。而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以宗教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去研究科学或反对科学。我们没有科学，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殉道者。我们之所以研究科学，是因为它有用；西方人对科学的研究是为其无私利的内在价值及其宗教的意义（毕达戈拉斯第一个把科学看作献身的对象）。这些稍有离题的话意在说明，在一种怪论的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是科学的庇护者，那些认为基督教与科学相冲突而反对基督教的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基督教在中国决不会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

总之，我这里所要阐明的是，基督教或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第一，它是有助于中国的物质发展的；第二，它有助于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第三，它鼓舞了中国青年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成了中国现代化和充满生机的能动之源，它有助于中国的改革者打破旧的习俗；第四，它鼓励了科学的研究和对技术的追求。换句话说，正如我在别处也已指出过的，自文艺复兴以来，基督教已是这个世界的方向，它把现代西方世界最优秀的科学成果、民主和民族主义，都作为组成部分而吸收于自身之内。这样，基督教的影响在中国的反映本质上是科学的、民主的和民族主义的。

既然基督教对新中国是有裨益的，而且也与新中国的要求是相容的，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决不应极为愚蠢地采取反基督教的敌意态度。再者说，中国人民本来就是对宗教的东西取容忍态度的。既然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很早以前就已传入中国，且根植于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那么基督教也是能够使自己适应这块新的土壤的，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基督教。偶然发生的反基督教的暴乱，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是由于一些无知的民众对传教士和基督徒的外国生活习俗看不惯。所有这些要清除基督教出中国的理由都是外在和无根据的。与此恰恰相反，我相信，就基督教不受政治或帝国主义集团的影响来说，就传教士是以善良意志为动机，他们的传教也被证明确实是精神上和宗教上的传教来说，基督教在中国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为中国人民对真正的友谊和精神价值是很容易感受的。我们过去曾有过佛教的时代，既然基督教一点也不比佛教差，那么我们就有各种理由，想着在中国的未来会有一个基督教的新时代。佛教曾丰富了道教和儒教，它的影响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每一种生活方式，如艺术、文学、哲学、社会和政治秩序、家庭及各地习俗等。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佛教已经紧紧地吸引了最优秀的中国人的头脑，它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千多册佛教文献被译成中文，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的文学里也增添了新的写作风格。佛教对中国所做之事，基督教现在同样也可以做到。我常想，如果基督教与道教的玄学及佛教相融合，且由儒教的实践伦理学来补充，那么，在中国产生的新基督教将比它过去的历史更加光辉灿烂。

附释：此文作于1929年，完全根据英文材料写成。曾应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并在校外某地区任牧师职务的莎提斯特朗君之邀，在他的牧区晚会上宣读过，那年暑假期间我又在芝加哥附近的东方学生会议上宣读过。今加以校订，请杨君游同志译成中文。作者识。

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

纳粹主义试分析起来大约不外三个主要成分构成的：一是种族偏见，一是政治独裁，一是武力征服。种族偏见是违反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同思想的，政治独裁是违反民主政治的大潮流的，武力征服是扰乱世界和平的。而这三个成分在纳粹的德国都发展到最猛烈、最极端的发狂程度。因此纳粹主义便成为全世界所深恶痛绝的恶势力，所须竭力隔离消灭的疫菌。

自从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国土地被盟军占领后，纳粹主义的德国总算毁灭了。不过我们所最关心的是德国文化的前途究竟如何？纳粹的毁灭，德国的被占领征服，是否即是德国文化的毁灭？

要答复刚才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单就种族偏见、政治独裁、武力征服三种特征而论，不仅德国有之，亦不仅法西斯的意大利及日本有之，其他国家或民族，在某一时期内，或在某种方式下，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难免不潜伏着一些这三种成分的病菌。不过纳粹的德国，特别病症深重罢了。我们打倒了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之后，尚须不时提防变相的潜伏的纳粹病菌的复发，才足以确保战后世界的永久和平。

日耳曼人是一个比较新兴而富于野气的民族，正到了“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的壮年阶段。他们对于自己优秀的种族和灿烂的民族文化，素有骄傲的优越感，对于国内的犹太人素有厌恶憎恨的情绪。他们的民族和儿童故事中充满了讴歌战争、崇拜英雄的武勇精神。再加以传统的容克世家培育作战人才，参谋本部筹划作战机构，所以，他们具有种族优越感，反对犹太人，服从独裁的领袖，喜欢战争，是很自然而无足怪的。但是将种族偏见、政治独裁、武力征服发挥到了极端不合理、凶恶毒狠，甚至发狂而自趋毁灭的程度，这却不是日耳曼民族性的自然发展，而是有了病态，走入歧途了。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乃是日耳曼民族不肖的子孙。他们没有正当地合理地发挥他们民族性中的优良成分。不单是政治外交上，没有俾斯麦治国的明智作风，军事上未作到避免两面作战、加强右翼的祖宗遗训，尤其在文化方面，他们是德国文化的罪人。我们万想不到至中至正、大贤大圣如康德、歌德的后人，会横蛮无理、发狂失性到希特勒及其党徒的地步。

康德的“三大理性批判”，发挥人类理性的光辉，永为人类文化进步的明灯。康德强调理性的立法作用，认理性之自立法度、自己遵守为自由的精义。歌德完美健全的人格，是近代完人的典型（当拿破仑晤见歌德时，他不禁高叫一声道：“这才是真正的人”）。歌德以老虎保卫其巢穴，形容人应保持其自由。费希特以自由观念为其全部哲学的中心思想，他的告德意志国民演讲，为被压迫的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的自由复兴，奠定精神的基础。黑格尔以人类整个历史为理性或自由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黑格尔批评黩武主义的拿破仑道：“拿破仑以盖世的天才来争取武力的胜利，实正所以表示徒恃武力之究竟不值一文钱。”总之，德国的先哲蔑视拿破仑的武力，认为一文不值，而希特勒反去模仿拿破仑。德国的先哲尊重人类自由，教人自立法度，自己遵守，而希特勒抹煞人类自由，奴役人民。德国的先哲崇尚理性，发扬文化，而希特勒摧残理性，毁灭文化。德国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败家子，闯下滔天大祸，真是德国文化的不幸。凡是爱好德国文化的人，都应同感悲伤。只有一些无知浅见的人，才会由于见得纳粹的失败，因而根本怀疑德国灿烂时期的文化和哲学本身。

康德和歌德时期典型的纯真的德国文化，早已普遍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时期的哲学，其响应早已遍及了全世界，在英、法、美、意各国，皆已有新康德学派或新黑格尔学派的兴起。歌德和席勒、海涅的文艺、诗歌，不仅成为人类欣赏歌诵的公共遗产，且已在各文明国家里掀起新的文艺思潮。贝多芬、巴赫、莫扎特、瓦格勒的音乐，亦早已普遍地震撼了世界各地爱好音乐人士的心弦。至于德国的科学家们对于各部门纯粹科学的贡献，早已为举世各国科学界所共同接受之处，更是不胜缕举。所以，谁也看得出来，纳粹尽管毁灭，而德国纯真的文化决不会毁灭。在当时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也许无法发扬德国典型文化的优点，我们相信，德国文化的火炬也会在别的地方或在后几代的德国人里继续燃烧着的。德国的哲人素来注重精神价值，轻蔑商业文明。文化、学养、内心生活、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是他们所特别追求爱慕的对象。使人在物质文明的世界中，而仍能保持性灵的高洁。德国的先哲对于纯真文化的贡献，已成为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宝藏。即以德国思想家中最偏激，最富病态，最为世所诟病，提倡超人的哲学家尼采而论，谁也不能找出尼采的思想与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有什么直接关系。然而尼采的著作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也都有热烈爱好的读者，而尼采对于文艺诗歌，在世界各国，亦都有其相当深远的影响。

现在盟军占领德国后，其改造德国人民思想的教育文化政策，当然不外乎是把种族偏见、政治独裁、歌颂战事等纳粹主义的要素予以扫除廓清，而重新灌输以民主主义及自由和平的思想。在我们看来，除了一面灌输新的民主和平思想外，另一面促使德国人回复到他们纯真的典型的康德、歌德时期的重理性、重自由、重文化学养和内心生活的健康正常的思想，使他们鉴于纳粹主义之走入歧途，而回复到原有的正道，鉴于纳粹主义之陷于病态，而恢复其原有的平正健全的思想，亦是使今后德国人在文化上走入新途径，以期将来有新贡献的一个办法。

（1943年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