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三十五年前七十二烈士殉难于广州黄花冈的纪念日。这次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是黄克强，约集有各省革命党员数百人，得华侨经济的援助，经多日的策划，方有辛亥年3月29日的壮举。因当时水师提督李准，及两广总督张鸣岐，事先有了准备，致使此役未能成功，而七十二烈士遂遭了他们的毒手。中山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此后不过半年，武昌起义，满清遂被推翻，民国因以成立。足见此次运动实助产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为民国成立前之最大亦最后的一次流血革命。这足令我们感到革命运动最惨烈的失败和牺牲，也许正是促进革命成功最大的勋绩。

我们认为这次运动实足以代表典型的戏剧式的流血革命运动。这些先烈们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表现专一，动机单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勇气，实在是刹那千秋争光日月，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国魂，永远足以作革命青年的示范。大概对现状表示不满，精神感到烦闷的青年，不是走入颓废消沉自暴自弃之途，即是寻刺激，找兴奋，徒求顷刻的痛快满足，而置个人利害生死于度外。这两种青年都有忘掉自我，不知小己私利的特点。而对于后一类的青年，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尤其有兴感和示范的作用，足以使我们油然生向往追踪之念。

我们试想一想，当时的青年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安心读书？为什么不结婚生子在家庭享乐？为什么不奔走权门，谋取富贵？而一定要牺牲一切，与清室和满清的官吏流血拼命？这岂不是由于他们鉴于清室政治的腐败，专制的压迫，和对外的丧权辱国，使他们对于民族的危机有了先觉式的敏感，他们纯洁的热情，清明的良知，不容许他们不挺身而起，攘臂以从吗？因为丧权辱国违反民族主义；专制政体，压制人民的自由，违反民权主义；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无能，违反民生主义。所以他们真正是为打倒三民主义的仇敌而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而流血。当然，他们单纯的目标，唯一的对象，只是推翻满清，打倒异族统制，主要的只是民族主义的革命。然而直接对于民族主义有了真实的贡献，也就间接扫除了民权和民生的障碍，促进了民权和民生。因此，我们一面感念到革命先烈缔造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实属不易，我们要深加珍惜，信守主义，才对得起这些革命先烈。一面令人警惕，无论任何政府，只要政治腐败贪污，摧残民生；执政者专制压迫，使人透不过气，并且残杀革命青年，抹煞民权；又复对外丧权辱国，损害民族的利益，自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不能立脚。如何使实行主义刷新政治的真诚和绩业能为七十二烈士在天的英灵所嘉许呵护，而不致遭他们怒目指责，还望承继这些先烈的政党和政府，深自警惕和奋勉。

不过，话又说回来，于崇拜讴歌革命先烈的伟绩之时，我们还须注意一个极富深意而又最易为人所忽视的真理，就是：“为主义而死难，为主义而生更难。”因为根据主义，牺牲性命，以破坏一个腐朽的旧机构，固然甚难。而信守主义，数十年如一日，终生努力，鞠躬尽瘁，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自属更为困难。受了恶势力的刺激，因一时的义愤，得同志群众的鼓舞，奋不顾身，遽尔作成仁的烈士，固非有血性的青年豪杰之士，不克臻此，自甚难能可贵。但究属出于一时的情感作用和良心的驱使，较之需要长期的坚定的努力和深厚的理智的学术修养，方可完成的积极建树，似又有难易的差别。先烈们凭热情，凭良心，凭义愤，已经作了千古不朽轰轰烈烈的牺牲，为主义而死了，后死的同志们的责任，贵在凭理智，凭学养，凭坚贞，积年累月，持久不懈，一点一滴，平实无华地为主义而生。换言之，有了热情义愤的革命在先，还需要辅以基于理智与学养的建设于后。有了一时壮烈的拼命在先，还需要辅以长期的奋斗于后。有了“为主义而死”的难得的革命先烈在先，还需要继起的同志担负起“为主义而生”的更难的工作于后。我们这种说法，并不是妄敢苛求先烈们，说他们尚有不足之处。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志节，履行了他们的义务，尽了他们应尽的使命，绝无丝毫遗憾。我们所感得痛心，且亦表示严厉指斥的，就是有许多玷污了三民主义的官僚政客们，他们不惟说不上“为主义而生”，更说不上“为主义而死”。他们不惟不能为主义而牺牲性命，且亦不能为主义而牺牲个人的既得利益。缅怀缔造党国的革命先烈之高洁忠勇，更令人痛恨危害党国的官僚政客之卑劣无耻，真该愧死。

（写于194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