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选是词学批评方式之一，是词作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向来是词学研究不容轻忽的对象。当代词学界对历代词选的研究日渐兴盛，这里选择近作一组，以供窥斑见豹。《一座绕不开的地标——朱祖谋〈词莂〉的词学价值》一文，介绍了近代词学大家朱祖谋的清词选，认定其选目精严、视野宏通，且“透露出编选者顺变求新的词学审美品格与新期待”；《南图藏本〈宋词十九首〉》一文，介绍了晚清词坛祖灯端木埰精选宋词十九首的特色，尤其是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刊行时诸名家题跋的词学史意义，认定其“是当时词学家词学观念的集中体现”，“是近现代南京词派的见证”，“更是近现代词选学及词选评点的重要文献”；《〈清花间集〉与清词的经典化》一文，介绍了当代词学家施蛰存先生对清代词人继承花间传统作品的遴选，认定其具有别出手眼、多元取向与类比批评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清词小令的统序建构。这些论断是否得当，读者自可见仁见智。（钟振振）
朱祖谋《词莂》是一部近距离审察整个清代典型词人词作的精悍选本。全编共选词人十五家，词作一百三十七阕。这是一部由清代末期词人领袖亲自操刀选政、斟酌考量的选本，他们对于清词史程及其典型的体认显然比后来任何人都要亲切熟稔。后学如欲了解有清一代词史，尤其是清词人心目中的清词史，这是一座绕不开的地标。然而，此选本迄今尚未得到应有重视。
该选本由朱祖谋与张尔田共同厘定，完成于一九二一年季夏，距清王朝灭亡已逾整整十年。此前，“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呼吁桴鼓相应。此时新文学运动正如火如荼，而坚守传统的词坛正唯朱祖谋马首是瞻，在苏、沪一带结社吟唱（详见拙著《朱祖谋年谱考略》）。《词莂》之选，正欲在新文学云蒸霞蔚的形势下，为本属于传统文学的词体寻求出路。所谓“莂者，内典记莂之取也”（张尔田《词莂序》），指佛为弟子预记死后生处及未来成佛因果等事。《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卷中：“尔时那罗延菩萨语浄威力士：‘汝住何法得无生忍而受记莂？’浄威答言：‘我以生起诸凡夫法得受记莂。’”《宋高僧传》卷十九《唐京兆抱玉传》：“释抱玉者，行业高奇，人事罕接，每言来事，如目击焉。见释子大光而诲之曰：‘汝诵经宜高揭法音，彻诸天倾听，必得神人辅翼。’后皆符其记莂。”词莂者，顾名思义，即通过该选本，探本溯源，继往开来，为岌岌可危的词运谋划未来。
据朱祖谋的词学传人龙榆生先生介绍，“《词莂》一卷，原出彊邨翁手。当选辑时，翁与张君孟劬同寓吴下，恒共商略去取。翁旋至沪，与况蕙风踪迹日密，复以况词入选。孟劬则力主录翁所自为词，卒乃托名孟劬，以避标榜”（《词莂序补记》）。很显然，《词莂》的选辑者主要是朱祖谋，张尔田只是襄理。朱氏原辑十四家，张尔田最后将朱祖谋本人也添补进去。朱祖谋《词莂》显示出其对待清词价值的独特认知。这份独家体认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朱氏认为，有清一代的小令之作有自家的面目。《词莂》一百三十七阕，小令计六十二阕，几近其半。可见其对清词小令的垂青。另一方面，他认为，清词超越元、明之处在于其脱去“淫哇嘌唱，转摺怪异”，整体上雅化。再一方面，易代之际词人的成就分量最重。十五位入选词人，属于明末清初与近代者八、九位，逾半数以上。这是一个颇堪玩味的现象。大约易代之际的词人思致尤为窈眇，寄托格外深沉，故而特别容易引起同属易代遗民之朱祖谋的强烈共鸣。其论吴文英词时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读梦窗词当如此低徊”，于铨选清词时殆亦同一机杼，正是如此低徊的结果。基于以上诸价值判断，《词莂》呈现出鲜明的甄选个性。初步观察，至少以下几方面堪称特色：
其一，选目精严。从入选词人的分布、每位词人入选词的数量，体现出彊村对清词核心价值的认识：纳兰性德（字容若）十二阕；毛奇龄（字大可）、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王鹏运（字幼霞，号半塘）三人，皆为十一阕；其次为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蒋春霖（字鹿潭）、朱祖谋，皆十阕；再次为厉鹗（字太鸿，号樊榭）、项廷纪（字莲生，著《忆云词》）、郑文焯（字俊臣，号叔问）、况周颐（字夔笙），皆九阕；复次为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周之琦（字稚圭），皆八阕；又次为曹贞吉（字升六，号实盦，著《珂雪词》），六阕，最后为张惠言（字皋文），四阕。这份名录，乃彊村本人习词取资对象的真诚奉告。正如况周颐入室弟子陈运彰（字蒙盦）所言：“以上诸家，并彊丈得力之所由。其晚年手定清词为《词莂》，以继《宋词三百首》者，仍此志也。凡所愿学，于两宋之外，辅以上述诸家别集，涵咏而玩索之，神明变化，终身以之可也。”（陈运彰《双白龛词话》，见《茶话》1948年第23期）可见彊村是通过《词莂》，把自己从王鹏运那里继承且一直秉持的对清词名家的确认，和盘托出，与读者分享，并进一步深化、细化。在数以千计的清词作者中，彊村只取典型十五家，足见其要求之严。在仅有的十五位词人中，每位筛选其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之代表作仅只十来阕，甚至只有四阕，足见其择取之精。《词莂》之前之各种清词选无此精严者，《词莂》之后迄今之各种清词选亦无此精严者。龙榆生先生尝致慨：“有清一代，号称词学中兴……一时选本，亦不下数十百种之多。而选录最精，又最晚出者，当推仁和谭复堂先生（献）之《箧中词》，及归安朱彊村先生孝臧之《词莂》。谭选犹有以词存人之意，朱选则仅取能独立门户者十余家，特为精严，足资模楷。”（龙榆生《读词随笔·清词之选本》，载《同声月刊》1941年第2期）
其二，视野宏通。当代学者傅宇斌指出，“朱祖谋词学服膺常州词派固无疑义，其整个清词史观的建构也是在常州词派视野下的观照”（傅宇斌《论朱祖谋的清词观》，载《词学》第十九辑）。但是，尽管如此，《词莂》所选十五家，却基本涵概了清词各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迈往逸驾，自开户牖”的各重要词家。其实不惟如此，如有“词史”（刘德成《词学概论》）之誉的蒋春霖、“近代词史之先兆巨擘”（严迪昌《近代词钞》第一册）的项廷纪、“极驱使控纵之能事”（沈轶刘《清词菁华》）的周之琦，彊村均给予足够的重视。胡山源称《词莂》与成肇麐编《唐五代词选》一样，皆“兼收并蓄，蔚为大观。较之分门别户，专选所嗜者，不可同日而语。学者得此，既可取精用宏，有所矜式，亦足含英咀华，怡悦情性”（胡山源《词准·凡例》，世界书局1937年版），确是事实，并非溢美。
其三，《词莂》透露出编选者顺变求新的词学审美品格与新期待。这份期待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崇朴素自然。萧鹏曾指出：“晚近以来，西方文化观念影响到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越来越尊重民间草野、贬抑文人士大夫主流的新文化价值观……朱祖谋当初读到唐人最俚俗粗鄙的《云谣集》后，没有一点鄙夷看不起，相反却兴奋地说：‘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中之椎轮大辂。’表现出一种开明的现代的新学术眼光。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其实，朱祖谋这种“开明的现代的新学术眼光”在早于《云谣集跋》三年完成的《词莂》甄选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只是尚未明说而已。例如其特别重视毛奇龄词，不仅因为其擅为小令体裁，更重要的当因为其风格“胎息于齐梁乐府，独成一格”（饶宗颐《朱彊村论清词〈望江南〉笺》，载《文辙》，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学《花间》，兼有南朝乐府风味，在清初诸作者，又为生面独开也”（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其选朱彝尊令词，亦因其“以六朝民歌手法作词，遂觉别有风味”（吴世昌《词林新话》卷五）。如是等等，在在显示其对素朴词风的格外尊重。二是追求疏快隽逸。清季四大词人倡导词学吴文英，在晚清词坛兴起“梦窗热”，朱祖谋尤著。偏激论者于是将热衷梦窗词的负面影响统统归咎于朱祖谋，讥其“没有情感，没有意境，只在套语和古典中讨生活”（胡适《词选序》）。殊不解朱祖谋早期固曾醉心梦窗，而其后来意识到一味学梦窗易致晦涩后，便努力以东坡之旷放疏宕、稼轩之雄逸豪健词风济之。“晚亦颇取东坡以疏其气”（夏敬观《风雨龙吟室词序》，载《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八号）、“晚更肆力于苏轼、辛弃疾二家，此世所共知也”（万云骏《读彊村词》，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乃析彊村词持平知音之论。其转变的标志，亦即所谓“晚”的上限，窃以为即是《词莂》的编选完成。《词莂》所选诸作，风格多晓畅，甚或偏近豪放，语言多明白，甚至散文化，绝无典型的梦窗词那样深涩奥衍类作品。彊村本人作词，自《词莂》选成后，随即似东坡、肖稼轩。如辛酉（1921）秋之《金缕曲·寿闰生弟六十》，酷肖稼轩《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壬戌（1922）春之《摸鱼子·龙华看桃花》，极类东坡《沁园春·赴密州早行》，皆此前所未曾有。其为清词乃至千年词记莂或正以此为重心。
一部蕴含如此丰富的词选，一部由杰出词人慎重斟酌的词选，一部清末人选全清词，绝不应该被轻忽。